文=gna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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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kiosk © 2004

 
　　「沒想到在台灣還可以看到蘇聯電影，真難得！」──在真善美戲院售票口旁，隱約飄來這樣的一句話傳入我的左耳，它緩緩經過我的腦中某某不知名的葉片側梢，大概是負責傳導十年以上的記憶迴路區塊的腦組織，在空氣與那個器官振動之下，產生了一種交互刺激，讓我想起自己初次在電影院看到俄國電影的時候，依稀也講過類似的話。不，我那部才是真正的蘇聯製電影，是大約十五年前在台放映的舊片子《戰爭與和平》，也就是台灣解嚴後的一兩年。蘇聯或俄國電影在台灣放映的情況從這個脈絡下一路過來，印象中我親自到電影院看過的俄國電影並不多，很多是窩在家裡看錄影帶、光碟，這稱不上是扎實的「看電影行為」；而這部《春天的杜鵑》儘管全台灣只有一院一廳放映，但我卻被吸引去了電影院。

衝突檢驗人生態度

　　最初，這部電影吸引我的主要原因是拉普人的生活。想像一下，冰原上的異國風情，加上三角戀情，我直覺就很有意思。然而，看完之後，電影給我的感覺超乎了原先的預想。

　　《春天的杜鵑》同時兼顧了電影藝術及商業市場的趣味，諷寓的對白與獨白製造滿場笑聲之餘，電影訴求的人道思想也發人省思。影片主要談的是，一時的對立仇恨終將被「永恆的價值」消弭於無形。什麼是「永恆的價值」？──在此片中大抵就是「人要活著，有所愛，以及被愛」，諸如此類的博愛價值觀。它的格局夠大，雖然以二次大戰為背景，但不著眼於戰役本身，而著墨在人性掙扎，用各式各樣的衝突來檢視個人的人生態度。

　　電影的時間背景在二戰末期德軍節節敗退之際，蘇軍正全面整裝反攻，故事地點發生在俄國北方與芬蘭交界的戰線。電影的主要角色──芬蘭士兵維可、蘇聯軍官伊凡、拉普族女人安妮，三人三種民族各自詮釋不同的人生觀。樂觀的芬蘭人會去突破現有束縛，漸漸往理想中的人生道路趨近；相對宿命的蘇聯人呈現出一個僵化的人生，渴望夢想卻伸手不可及；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拉普族女人則是體現一種和諧，她根本不用煩心尋找什麼，理想生活便已存在了。儘管這三人皆是主要角色，但我認為，整體焦點還是落在蘇聯軍官身上，他是集諸多矛盾於一身的蘇維埃人，相較於其他兩個角色，他的困惑最多、觀念最固執，因而產生的衝突也最激烈，從另一個角度看，心靈獲得解放後的自由應會遼闊些。換句話說，俄國導演賦予他的期待也最大。

　　芬蘭當時是德軍盟友，實為俎中肉，德軍從俄國前線撤回歐洲時，抓來芬蘭士兵充當人肉盾牌。德軍這樣的殘忍手段，一則作為阻敵的防禦措施，二則懲罰低忠誠度的芬蘭士兵。忠心愛國的蘇聯軍官所面對的窘境更顯荒謬，戰爭快結束前卻遭莫須有的罪名指控，被押送軍審。導演以此進退維谷、不知為何而戰的孤獨軍人們作為電影開場，藉此點出戰爭泯滅人性，而以兩位軍人對比強烈的人生態度敲開了議論的空間。

命運的鎖鏈

　　電影的情節發展從德軍鎖銬芬蘭狙擊手及蘇維埃軍官被後送軍審兩線展開，他們各自遭受不平的待遇。德軍將反戰的維可用鐵鍊釘在撤退路線制高點的巨石上，留下少許糧食及彈藥，充當狙擊手，讓他自生自滅，並強迫他穿德軍制服，以免投降。蘇聯軍官則是被自己視如己出的政戰官告密，指控思想及忠誠度有問題，而被押解回後方軍法審判。

　　這兩人即將走向死亡之途，然而，他們面對困境卻有不同的態度，芬蘭士兵維可樂觀進取，蘇聯軍官伊凡卻束手認命。維可被鐵鍊銬住後，他努力尋求掙脫之道；他不服輸，硬是絞盡腦汁解開鎖鏈──拆開眼鏡，利用陽光透射鏡片燃燒乾草，再用冷水澆熄，如此反覆為之，熱漲冷縮效應下，巨石和鐵釘接合處逐漸龜裂，芬蘭士兵花了一天終於解開鎖鏈。他自由了。的確，要解開有形的鎖鏈並非太難。

　　伊凡的表現相對是宿命的，知道軍審的結果很明顯逃不開槍決或重刑，他沒有積極為自己的生命尋求出路，只是靜觀其變。其實，銬住伊凡的不是有形的鎖鏈，而是無形的愛國主義意識型態，以及軍中政戰特務體系所產生的那種「難以承受之輕」的恐怖平衡機制，使他半癱瘓似地面對詭譎不安的命運。他全心全意地愛國，卻得不到國家的信任，讓他心灰意冷。伊凡的問題可以說是預期過當，以為一生認真打拼便有完好結局，沒有料到人性醜陋的變數；事實上，對個性耿直的伊凡而言，也真的很難預料。

　　蘇聯軍官伊凡的性格缺陷，其實已經跟了他一輩子，政戰官告密事件不過是壓死他的最後一根稻草。他的耿直，在複雜的人際關係間成了迂腐；他的過度愛國心，在敵對時模糊了人心應有的善良；他的禮儀，在追求女人時成了被動的膽怯。他的天真，在期待成果時成了妄想。

　　無論從外部到內裡，蘇聯軍官都是不成功的個體。他在內心情感上沒有得到滿足（寫詩被巫賴為思想有問題；遇到心儀的女人時猶豫不前，在情敵捷足先登後，只能暗自咒罵），而在外部行為上又無法稱職表現（他在戰爭勝利前夕被密告不忠無法完成戰功；在安妮住處遇到敵軍的芬蘭士兵維可，因有傷在身無法殺敵，只能逞口舌之快，純為莽勇）。這個蘇聯人的確需要調整一下心理，重新學習如何思索、如何給予、如何收穫，以及如何去愛與被愛。因此，導演安排了一位角色去達成解開伊凡鎖鏈的任務。這就輪到拉普族女人安妮出場了，她是一位為生活而生活的原始社會的人，由單純的她來解決俄國軍官的複雜鎖鏈最適當不過了。

杜鵑的生存之道

　　兩個倒楣的軍人遇到拉普族女子安妮後，三方講不同的語言，靠肢體語言共同生活在一起；心地善良的安妮讓三人彼此間的心防逐漸散開。其間對話精采幽默，說學逗唱樣樣來，是電影劇本值得稱讚之處。

　　女主角本族名為杜鵑，是北歐的少數民族，一般通稱拉普人，這個民族自稱薩米族，過著自由自在半遊牧的生活（拉普是衣服補丁之意，是外族給他們的渾名）。安妮的丈夫被徵去當兵，杳無音信，她獨自在大自然中奮鬥過生活，可以說是戰爭的無辜受害者。安妮在每日例行採集途中，遇到被炸得厭厭一息的伊凡，她帶他回家並救活了這位陌生的異族男人；隨後，掙脫鐵鍊的維可也找上安妮家，為了要找工具弄開身上的鐐銬。這兩個健壯男人對安妮來說，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因為她已經四年沒碰男人了，她想從這兩個男人身上得到的不外乎是這兩項──首先是田野工作所缺乏的人力，其次是滿足自己身心匱乏已久的愛慾（還有一項事先無法預測，但確實發生了──兩個男人離開後，杜鵑懷孕生子，而且是一胞雙胎，杜鵑的家族因此壯大了起來）。多麼單純、直接又真實的生活觀！電影中最令人難忘的一幕大概是男女親熱的場景，導演別出心裁地不以肉體觸碰的畫面來表現，而是技巧地使用女人的叫春聲來傳達出原始野性慾望之美──杜鵑在北歐的冰原夜景中呼嘯出春天的滋味，吟唱得漫迢迢而曲折折，鏗鏘有致地撩撥著每位觀眾內心的情弦。

　　的確，杜鵑就像是一把鑰匙，指引蘇聯軍官伊凡開啟一扇扇通往平和生活的門，啟發他拋棄敵我成見，敞開心胸接納與自己意識型態相違的人。伊凡經過一次次的內心衝突，心結漸開，重新活了起來。

　　電影在三人共同生活一陣再各自分開後結束，最後杜鵑帶著一對雙胞胎坐在苔原上眺望無邊無際的極圈景致，眼前的世界儘管冰冷嚴酷，但生機處處，她們母子三人必須努力團結在一起生活，人與人之間相處的麻煩、意識形態的差異……諸如此類的藩籬對她們來說根本微不足道。

(2004-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