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場中傳教 – 戊戌變法的經過及意義
在現代孔教的創會及傳播之前，戊戌變法可說延續實施了二千多年的帝制的最後機會，孔教論亦在此時萌芽。此時儒家學說雖然人人都知，但已到了一個疆化的地步。在戊戌變法中，儒家知識份子試圖將儒家對士大夫的道德規範重新灌輸到腐敗的晚清群臣的心中，即是在官場中傳播儒家教化。清末國力落後有其歷史因素，不能完全責怪當時的君臣；但是，當時作為社會棟樑的君主群臣表面上掛著儒家中保皇的概念，但內裏則沒有儒家學說中君主士大夫應有的道德規範，則是清朝走向滅亡的主因，責無旁貸。
戊戌變法是由康有為鼓吹的。康有為 (1858 – 1927)，字廣夏，一字廣廈，號長素，一號更生，丁巳復辟失敗後改號更甡，廣東南海縣西樵山北，銀塘鄉人。
康有為在其自編年譜上記述，他對孔教的頓悟和熱誠來自十八歲開始跟從朱九江 (名次琦，字雅 圭，一字子襄，1807 – 1881) 學習‘四行五學’ (敦行孝悌、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為四行；經、史、掌故、義理、詞章為五學) 。在1888年之前，康有為一直過著以修業、寫作、旅行為主的生活。
1888年11月 (按：1912年以前都用農曆) ，康有為第一次向清光緒帝 (愛新覺羅載湉，1871 - 1908) 上書，時年31歲。內容主要是向清帝伸明危局，請求變法；可惜書文最終因代為呈交的官員臨時請病假而不能上達。
1895年2月21日，清廷與日本簽定《馬關條約》，割讓遼東本島及台 灣，並賠款二億兩。此不平等條約激起在京城應考的士子的憤慨，康有為和他的學生梁啟超 (1873 - 1929) 於是聯合全國18省在京舉人，聚集於松筠庵，討論上書請願，參與人數達千餘人。書文由康有為起草，提出拒和、遷都、變法三項建議。書文在同年4月8日提交都察院，惜不被接受；這就是有名的‘公車上書’。同年閏四月六日，康有為把拒和部分刪除，把變法部分加強，再次上書都察院，這次終於順利讓光緒帝閱讀。同年五月，康有為再為變法一事上書，惜又未被接受。
1897年冬，德國強佔膠州灣，民族危機空前嚴重，變法聲浪日高。康有為從廣東趕到北京上書，提出速行變法的具體建議。1898年正月7日，康有為上疏《統籌全局》，建議倣傚日本，全面變法，內容大致有三：一、大誓群臣以定國事，二、立對策所以徵賢才，三、開制定局以定新制。同年6月11日，光緒帝接受康有為建議，下詔開始變法，在此後的103天，實際地推出開言路、裁冗員、倡實業、改教育、強國防等新政，可惜變法未成，在同年9月21日，慈禧太后 (葉赫那拉氏 ，1835 - 1908) 為首的封建派發動政變，慈禧重新‘訓政’，光緒帝被幽禁譚嗣同等6位維新志士慘遭殺害（這6位為譚嗣同 (1865 - 1898) 、康廣仁 (1867 - 1898) 、林旭 (1875 - 1898) 、楊深秀 (1849 - 1898) 、楊銳 (1857 - 1898) 、劉光第 (1859 - 1898) ，史稱‘戊戌六君子’）。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日本，新政全部被推翻，變法運動徹底失敗。這就是戊戌變法，或稱百日維新。
戊戌變法是儒家政治體制內部的改革運動，可說是孔教與偽儒的角力。以康有為為首的儒生希望促請變法圖強，目標是在大清朝的內部重建以傳統且正統的道德為主軸的新秩序，重建儒家對君主士大夫的要求，重建大清朝的國力，以取代既有的腐敗，說到底，是為著保護和鞏固大清朝，重建國人對政府的信心。可惜的是，既得利益者為了眼前的利益而將最後最後的機會都斷送，偽儒的暫時勝利令革命黨及新文化運動有更大的原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