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南大普遍上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尤其是南大校友更加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 所以“复校”在校友之间成了普遍的诉求。韩素英教授在1992年多伦多举 行第一次南大校友联谊会时，呼吁南大校友复办南大，虽然激起强烈共鸣，但由于种 种客观因素，包括全球南大校友之间并无可以担当统筹策划的组织中心，同时办校 经费动轧数以亿计，多年来不仅毫无建树，偶而还造成校友之间的相互攻讦。

南大关闭是个事实，南大复校是个诉求。但建立大学又岂属等闲？廿多年来南大校友 连共识都难以达成，又如何奢谈涉及巨大人力物力的“复办南大”？郑奋兴教授在 “网上南上--梦幻抑真实”中有段纪实：

参加了1992多伦多第一次南大校友联谊会后，当时还是马来西亚公民的郑教授对自 己说：

“何不将新南大建在温哥华，因为温哥华是世上最好居住的城市。”

为此他开始在温哥华Peachland附近寻找地段。 地产经纪很快替他找到一块534英亩 的土地，距离Peachland只有十分钟的路程，只值价加币50万元。“事情似乎顺利得 令人难以置信。”

看了那块土地。发现“这有两个湖泊，一个小的湖泊在进口处，一个大一点的湖泊 在中央。土地面积，山坡和低谷都跟新加坡的南大校园很相像。我们在这里拍了很 多张照片，毫无疑问这里将是新南大最理想的校园。 ”

但进一步探询这片土地可否重新规划为大学校园时，“Peachland工程师说，只要我 们允许公众到这里野餐，这该不成问题。不过他提醒我们说，我们必须建造自己的 公路，自己拉电缆，造下水道跟建造自己的水供系统等等。”约略一算就超过了一 亿元加币 。 。 。 。 。 。

相信一定还有其他学长也会有过如郑教授类似的经历。办大学须要社群支持，要政 府支助，同时也受限于各国的政府条例。真要坐下来重办一间大学，其牵涉之广恐 怕会大出意料之外。而且对许多南大校友来说，不在云南园的南大，在感情上恐 怕也难以全面接受。

2002年，理大前校长詹道存教授在应届毕业典礼上说：“归根结底，南大的改变 （恢复南洋大学的原称）不能只是基于情绪。改换名称有如在改换一种品牌，改变 一定要走到众所认同的高价位上。”换句话说，“南洋大学”要不是一个高价位的 品牌，恐怕也就没有复名的必要了。 ”

现任校长徐冠林教授更进一步给理工大学复名为南洋大学订下时间表，同时自已先 立下条件：“新南大再度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这时，恢复正名南洋大学，是很自 然而且可能的事 。 。 。 。只是我认为必须先搞好精神教育，如果新南大不能注 入旧南大“自强不息、力争上游、自力更生”的精神，虽然称为南洋大学，但是还 会像一所冒牌学校，得不到旧南大人的认同。”

这一新发展又在校友之间引发争论。两任校长盛意拳拳地请校友们支持，将云南园 改回原来的名称：南洋大学，有校友们将这一意愿看成是“盗名”，是要澈底摧毁陈 六使先生手创的南洋大学，推出一间假南大以让真南大“神形俱灭”。这些看法是基于 过去新加坡政府对南洋大学的作为而推论。但也有校友们认为将云南重名为南洋大学， 恢复南大的学科，并且将南大精神引回校园，虽非“复校”，但却可由此往“复校” 的方向展。

一间大学在关闭廿多年之后仍能历久弥新的长存在人们的内心，经过了漫长的时日不 仅不曾过时，反而随着世局的发展更加显现其时代意义。我们认为徐校长主导下， 名实兼顾的复名运动是对南洋大学，是对陈六使先生等创校先贤由衷的肯定与最崇高的敬 意。南洋大学过去跟政府之间的关系因当时的政治环境与政治因素渗入而使到情况 复杂化，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今后更应将教育与政治清楚划分。南大课题关系后 代子孙的前途，两任校长都是学者而非政治人物，我们坚信他们推动复名是本着知 识份子的良知，他们要对政府负责，但更要对民众同胞负责，对历史负责。对此我 们也该排除政治徵结，纯从教育的角度看待整个事件。

为此我们也认为身为南大校友没有理由不给予徐冠林校长全力的支持，因为这一支持也意味着支持一个协助我们将南大带回云南园的学者，支持陈六使先生等创校先贤的遗愿在云南园延继，支持新加坡政府对南洋大学的最后肯定，支持徐校长完成他的使命，使得南洋大学 的使命重生，在新世纪作出更伟大的贡献。

但另一个问题也因而产生：南大复名不是复校，南大校友复校的诉求难道只止于复名？ 当然不应如此，我们还要从另一些层面作出探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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