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在現代漢語的定義是﹕「具有一定意義和固定的語音形式﹐能夠獨文運用的最小的語言單位」 。故此﹐它既是語法單位﹐又是詞匯單位。漢語的詞雖然很多﹐但仍可以按意義來分作「實詞」和「虛詞」兩大類。實詞可再按意義分為名詞､代詞､動詞和形容詞四類﹐虛詞則可分為副詞､介詞､連詞､助詞和嘆詞五類。漢語和西方的印歐語系､拉丁語系等不同﹐是屬於「意合法」(parataxis)的組織形式﹐較少形態變化(morphological change)﹐多依賴語序(word order)來表達句子的意義 。因為漢語的形態不完備﹐故此它在區別詞類的問題上存在很大的困難﹔加上漢語詞類之間有所謂「兼類」和「活用」的現象﹐使詞類的運用和劃分問題變得較西方語文複雜得多。本文將討論現代漢語中的「兼類」和「活用」現象和如何劃分二者的問題﹐其中的詞類的例子﹐為便於敘述的原因則偏重於實詞方面。
高更生對兼類詞的定義﹐是它要具備四個條件﹕首先﹐它必須是同一個詞兼有兩類或幾類詞的詞性﹐而不是幾個詞﹔其次﹐該詞必須經常地具備兩類或以上詞類的語法特點﹔第三﹐這些兼類詞必須在意義上要有一定的聯繫﹐而不是意義毫無聯繫的兩個詞﹔最後﹐兼類必須是少量詞範圍內的問題﹐否則詞類的劃分便毫無意義。簡單來說﹐兼類詞是「經常兼有兩類或三類詞的結構上語法特性﹐而詞匯意義上又有明顯聯繫」的單一詞 。這並不是說一個詞在同一場合同時具備兩類或以上詞的語法特徵﹐而是指在某一個場合具備甲類詞的特性﹐在另一場合具備乙類詞的特性。詞的兼類是屬於語法上的東西﹐是詞靜態的變化(即詞在詞組中發生的轉變) 。這定義看似簡單﹐但是應用在區分一個詞應否算作兼類的問題上卻不然。學術界對一些同音同形詞是否兼類詞的看法也不一致﹐試看以下的例子﹕
例一﹕「鎖」﹕
i.把門鎖上。
ii.他買了一把鎖。
例二﹕「代表」﹕
i.他代表我們發言。
ii.他是我們的代表。
例三﹕「報告」﹕
i.現在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
ii.他聽了一個報告。
例四﹕「死」﹕
i.祖父死了。
ii.這個人的腦筋很死。
例五﹕「白」﹕
i.那墻刷得很白。
ii.我白跑了一趟。
例六﹕「方便」﹕
i.這兒交通很方便。
ii.大大方便了顧客。
例七﹕「正式」﹕
i.他是正式代表。
ii.我正式提出申請。
例八﹕「研究」﹕
i.他研究中國歷史。
ii.他從事語法研究。
以上的八組詞在i和ii的句子裏都分屬於不同詞類的用法﹐意義上都有些聯繫。它們是不是都可以算作是兼類詞的現象呢？學術界對此有不同的意見。比如說例一的「鎖」字﹐張志公和陳均周認為「鎖」的兩種用法都是詞的兼類現象﹐是名詞兼動詞﹔朱德熙和徐樞則認為這裏「沒有兼類問題」﹐是「兩個不同的詞」(指例一i的「鎖」是行為動詞﹐ii的「鎖」是事物名詞)﹔呂叔湘的看法則有點矛盾﹐他一方面認為「鎖」字「是真正的一詞多類」﹐接着又說「是兩個詞也不為過分﹐也許更好」。這顯示了界定兼類詞的複雜和分歧
。
語文中千千萬萬個詞各自的語法性質是錯綜複雜的﹐這使例一至例八所出現的同音同形詞應否算為兼類詞的例子的問題顯得更為複雜。有學者認為例一至例八都是兼類詞的例子﹐但也有學者認為例一至例五中的詞組是兩個詞(如例二的「代表」﹐i所指的是行為動作﹐ii是指事物﹐屬於兩類東西)﹐故不屬兼類詞﹐只有例六至例八的三組詞可算作兼類(如例六的「方便」﹐i和ii都是指「便利」的意思﹐是一個詞)﹔也有認為以上例子只有「方便」和「正式」才能算作兼類詞的﹐眾說紛紜
。
如何判定一個詞是否屬於兼類﹐不同學者有不同的標準﹐大概可歸納為三個基本準則﹕考察詞的「同一性」問題(指同音同義詞在共時平面上的兩個以上用法是否相同)､使用範圍的情況(指該詞是否廣為大眾接受﹐而不是局限於有限地區)和使用的頻率(指使用情況的穩定性) 。這些原則和標準在實際應用上仍存在一些困難﹐特別是「使用頻率」一項﹐不少學者的統計數據其實都只是以數本字典或詞典中對該詞的「主要語法功」能為對象(當然﹐要例舉一個詞的全部語法功能是不大可能的)﹐而「主要」的定義本身也有着不少的分歧 。不過﹐以上的原則也可以把一些詞如例五的「白」字摒除於兼類之外(因為例五i和ii是兩個意義上無關連的詞)､「花錢」的「花」和「花草」的「花」分別為兩類詞﹐也使譯音詞如「米」(meter)和「米飯」的「米」等相區別﹐不作為兼類詞的考慮之列 。
另外一個判定一個詞應否算作兼類的方法是按照約定俗成的標準。李家樹教授認為﹐一個詞能否轉類成功要看它有沒有群眾基礎﹐即兼類的用法是否廣為大眾接受 。這個標準較上述的三個準則有彈性﹐因為漢語的語法一如世界上其他的語文一樣﹐是不斷轉換和成長的。兼類詞的出現是隨着社會生活發展﹐而現成詞的更替趕不上轉變而來﹐因此我們在決定一個詞應否算作兼類詞時不能一成不變﹐約定俗成的標準是要加入考慮之列的。上述八個例子的詞應否算作兼類﹐五十年代的分析和今天的分析可能已有不同。不過在學術界至今仍未有一致的結論時﹐較「保守」地只承認例六的「方便」和例七的「正式」是兼類詞是比較穩當的。
隨着中國與西方各國的交往越來越頻繁﹐外國語文對漢語的影響也日趨明顯﹐其中翻譯外文的新造詞使兼類現象在現代漢語中更為普遍。正如王力所說﹐因為外文有「動名詞」(action-nouns)而中文沒有﹐因此當它們譯成中文時便變成了動詞或動詞性仂語 。例如英語的administ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譯作「工商管理」﹐藉用「管理」由動詞兼作名詞而省卻複雜的翻譯﹔capital investment譯作「資金投入」﹐藉用「投入」由動詞兼作名詞而使意義更為簡單明確等。他如「吻」､「愛」､「屬」等詞受到英語kiss､love､belong to等的影響﹐在現代漢語裏都成了動詞兼名詞 。外語語法的翻譯可說是現在漢語中大量的詞由一單純詞類轉為兼類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詞的活用現象比詞的兼類更加複雜。詞類的活用是指某一原屬某一類的詞在它的基本用法以外﹐亦可當作另一類的意義和特性使用﹐是詞的動態變化(指詞在句子中發生的轉變) 。詞在活用後與原詞比較﹐有了新的語法功能和新的搭配關係﹐詞義也有了變化﹐產生了一些新的意義。這種新的意義與詞的原義既有密切的聯繫﹐又有一定的區別。這些變化都是活用詞在進入特定的句子後﹐在特定的句法關係中實現的﹐當它們離開這種句子後﹐這些新的意義便會隨之消失 。
詞的活用在古代漢語十分普遍﹐幾乎所有的詞都可以任意活用。如「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後漢書˙鄭玄傳》。「東」是方位名詞﹔這裏用作動詞﹐指「傳到東方」)､「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莊子˙齊物論》。「美」是形容詞﹐作美麗解﹔這裏用作動詞﹐有讚美之意)､「逐寇如追逃」(《左傳˙文公七年》。「逃」是動詞﹐指「逃奔」﹔這裏用作名詞﹐指「逃奔的人」)等等。現代漢語也有活用詞的情形﹐但我們要留意﹐古代漢語裏的詞類體系跟現代漢語的詞類體系不完全相同 ﹔而且古代漢語的書面語中的詞類「活」得有點沒邊 ﹐以現代漢語的詞性標準來衡量古代漢語的詞是不妥當的﹐反之亦然。
呂叔湘對活用詞在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分別﹐是認為「古漢語裏的詞類活用似乎是文章家的一種修辭手法﹐口語裏未必常用…現代則相反﹐正經文字裏很少見﹐口語裏相當常見﹐有的是出於無知﹐更多的是帶點俏皮。」 ﹐而李家樹教授認為在現代漢語中「詞活用是語法現象﹐也是一種修辭手法。」 活用詞在現代漢語中可以分作口語和書面語兩個層次來討論。在口語的情況下﹐因為規範沒有書面語般嚴緊﹐我們在日常交談中也許不會太注意說話時所用的詞類是否符合語法規範﹐因此詞類的活用情況便較為普遍。例如我們說﹕「你就是誤在你這份聰明上」或「我們全組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你這一次的研究上了」的時候不會覺得有甚麼不妥﹐但其實我們是把形容詞「聰明」和動詞「研究」轉變成為名詞的用法﹐也就是活用了漢語詞。在書面語的層面裏﹐因為有了較口語嚴緊的語法規範﹐詞類活用的情況則較少見(至少不如古代漢語般普遍)﹐但仍可以找到一些例子﹕
例九﹕「兩岸的豆麥和河底的水草所散發出來的清香﹐夾雜在水氣中﹐撲面的吹來﹔月色便朦朧在這水氣裏。」(魯迅《吶喊˙社戲》)
「朦朧」是形容詞﹐但在例九當作動詞用﹐可算為詞的活用﹐其效果使句子添上了文藝色彩﹐更有詩意。
詞類活用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詞義﹐而這種改變往往和語言的模糊性有密切的關係。因為詞只是代表一個概念﹐而這個概念的准確界限是模糊的﹐這就是「詞的模糊性」 。詞的活用正是利用這種模糊性而產生出特殊的修辭效果。這效果在古代的文學作品裏比較顯著﹐例如在北宋王安石的名句「春風又綠江南岸」中﹐詩人活用名詞「綠」為動詞之舉遠較用其他動詞如「到」､「滿」､「過」等為佳﹐因為這一活用使這首詩的意景大為提高﹐產生特殊的修辭效果。「綠」的界限模糊﹐既可指嫩葉的黃綠﹐亦可指小草的翠錄﹔既可包括過冬青松的墨綠﹐也可包括解凍江水的藍綠﹔此外﹐「綠」的視覺效果能和「春風」的觸角效果混淆﹐制造了一種朦朧和可神味而不可明言的美﹐達到「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境界。現代漢語裏的活用現象也能增加文句的活潑性﹐達到一定程度的修辭效果。例如以上兩個口語的例子﹐「聰明」和「研究」在句子中的使用雖然不符合語法的規範﹐但卻顯得活潑。例九的書面語的朦朧也使句子添上文藝色采﹐令到意境較用其他動詞更為高遠。如此則見詞的活用不單是語法的問題﹐也是修辭手法的一種。
雖然活用詞有修辭的作用﹐但並不是在所有的情況下都可以胡亂活用詞類的。試看以下的例子﹕
例十﹕「國寶曰﹕『將曹爽我乎？』」(《資治通鑒˙晉紀˙安帝隆安元年》。「曹爽」在這裏是指「像(司馬懿)對待曹爽那樣對待(我)」的意思)
例十一﹕「這一切等等﹐確是十分堂˙吉訶德的了。」(魯迅《二心集˙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堂˙吉訶德」在這裏是指「像堂˙吉訶德的樣子」的意思)
以上的兩個例子都是把名詞「曹爽」和「堂˙吉訶德」活用成為形容詞﹔如是者﹐我們可否倣作成﹕「他這個人比某某(任何一專有名詞)更某某」之類的活用詞類呢？這裏牽涉到一個問題﹕現代漢語使用活用詞的標準。張伯江認為若一些專有名詞「被說話人賦予了新的意義」便可以活用 ﹐李家樹教授則進一步作補充﹐認為這「要看是否能引起共鳴﹐並且產生出很好的藝術效果來」 。「能否引起共鳴」說的是群眾對該活用的專有名詞的接受程度﹐因此若該專有名詞是家傳戶曉的﹐它所引起的共鳴便會較大﹐例如「這艘船真夠鐵達尼號的！」(「鐵達尼號」本是名詞﹐這裏活用成形容詞﹐指該艘船「有如鐵達尼號般龐大和豪華」)和「這個人可真是諸葛亮！」(「諸葛亮」是名詞﹐這裏活用成形容詞﹐指那人「有如諸葛亮般聰明」)等﹐因為「鐵達尼號」和「諸葛亮」所代表的意象廣為大眾熟悉﹐故此它們得出來的活用效果便會較佳。可是﹐「家傳戶曉」其實是有地域限制的﹐例如「他真夠雷鋒的！」之類的話﹐國內居民都會明白所指的是甚麼﹐但在中國大陸以外的華語地區﹐對「雷鋒」是誰也許不大了了﹐更遑論「雷鋒」所代表的意象。這類詞活用的效果可能較難引起廣泛的共鳴,變得不太成功。
由於現代漢語的詞有兼類和活用的存在﹐這使我們在用詞是否準確的問題上產生一定的困難。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每一個詞只應屬於一個詞類﹔那些廣被社會大眾接納且用得純熟﹐兼有兩類或以上語法特徵的詞我們才把它們算作是兼類詞﹐否則那些只是臨時「借用」的詞我們只能歸納為活用詞。胡亂誇類使用語詞﹐只會破壞漢語內部的發展規律﹐徒然把漢語污染 。
此外﹐因為兼類和活用的存在﹐詞可以誇類使用﹐這令不少漢語語法學家自五十年代起對詞究竟有沒有定類而作出熱烈的討論。他們主要分為兩派﹕主張「詞無定類」的學者﹐認為漢語的詞類是從句子的結構中顯示出來﹐當它離開了句子獨立存在時﹐所屬的詞類便無從分辨清楚 ﹔支持「詞有定類﹐類有定詞」的學者則認為當某一個詞透過兼類或活用作為另一類詞使用的時候﹐它並沒有喪失原來詞類的語法特性 。如今學術界對這問題的意見仍然有分歧。上文也曾提到﹐由於漢語有別於西方語文﹐沒有明確的時態化﹐詞類的區分因此不太明確﹐故引起對漢語詞類劃分問題的討論。這其實是因為兩派學者從兩個不同的原則和標準去探討的結果﹕「詞無定類」一派的專家是純粹從形態學的觀點去看漢語的語類﹐故認為詞類必須從詞的本身形態的物質外殼上加以區分﹔「詞有定類」一派的專家則純粹從功能說的觀點去研究﹐故認為詞類必須從詞的組織關係中的語法功能上加以區分 。
究竟詞有沒有定類的呢？李家樹教授認為﹐這「要由約定俗成的標準」來決定 。呂叔湘和張嘉賓也認為詞是「基本上有定類﹐類有定詞」的 。我們若承認漢語有兼類和活用現象的話﹐那「詞有定類」便是它的前提。因為詞若是沒有定類﹐那詞便不可能「兼」有其他「類」﹐「活用」詞類也就無從說起。約定俗成的標準在兼類和活用二者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為詞是在有了群眾基礎以後才能轉類成功﹐否則只是胡亂誇類而已。在文藝修辭方面﹐我們也要兼及這種轉類能否引起讀者的共鳴﹐否則只是失敗的轉類。
總的來說﹐詞的活用和兼類是現代漢語中特殊的語法現象﹐它們都容許詞從一類轉變為另一類﹐其中的差別只是活用是臨時的用法﹐而兼類是較固定的用法。這種轉變詞類的用法並不是容許一個詞在同一場合同時具備兩類或以上詞的語法特徵﹐而是指在某一個場合具備甲類詞的特性﹐在另一場合具備乙類詞的特性﹔而決定一個詞是屬於活用還是兼類則取決於約定俗成的標準。當二者應用在文藝創作上時﹐除了約定俗成的標準外也要顧及其效果能否引起讀者的共鳴﹐否則只是胡亂誇類而已。
黃穎聰
１９９９年４月
〔學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