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的中國刑法裏，具體的「法律」源於戰國末年的法家思想，主張「法」為君主所立，是用以統治、震懾百性的工具，為君王樹立權威，執行由人。君令即王法，君王和百官的詮釋對法律的執行起著關鍵作用，故有「人治」之稱，認為「法理亦不外乎人情」。而西方社會的法律則源於宗教典藉(如基督教世界的《聖經》、伊斯蘭世界的《可蘭經》)，或指其法律是上天的神明所賜與(如古埃及和古巴比倫的《法典》，以及《聖經》的「十誡」)，目的是勸誡百姓行善。由於他們認為法律是神和人之間的約，故不可輕言更改，更不容君主與官長的自由詮釋，因此形成了日後「法治」的傳統，認為「法理無私」。
因為對法理根本的理解不同，在傳統中國歷代的法例中，最大的罪是對君王的「大不敬」，即如謀反、叛逆等；而在西方的傳統律法中，最大的罪莫過於對神明的不敬和褻瀆，故此在中世紀的歐洲，宗教法庭能大行其道。
由於中國傳統的刑法著重的是監察和防範的作用，因此自秦以降大都奉行「連坐法」，即「一人做事，旁人亦承擔其責」，故有慘無人道、在今天的標準看來不合理的「誅九族」刑罰。在統治者奉行以法治國的同時，他們又主張要以儒家的「仁」和「禮」來教化百姓，使之從道德上自我約束。西方世界裏，宗教是傳統的核心，而神明與人之間的契約除了是與所有人所立之外，同時也是與個人所定下的，因此刑法上主張「一人做事一人當」。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宗教典籍，都主張「以牙還牙」的刑罰，這便是個人主義與「一人做事一個當」的法制精神所本。
在傳統中國的法律中，重視的是罪犯本身甘願伏法與否，而客觀的証人和証物反而是其次，故常有「屈打成招」的故事，而犯人即使在判案以先已被假定為「有罪」；而西方社會則較重視客觀的証人和証物，如《聖經•利末記》即有「非有兩三個人作証，不可以定人罪」的規定，若無確切証據則寧可放人，以免屈枉正直。在執法者判案以先，所有犯人都只是「嫌疑犯」，都是清白的。
在古代中國人的觀念中，公堂(法庭)被認為是申冤之所，復仇是其中一個興訴訟的原因。當其中一方對法庭的判決不滿，又或法庭拒不受理時，較多的結果是「受屈者」以「替天行道」的名義執行私刑，這也是傳統中國的俠義小說和公案小說的故事主題。西方人則認為法律是為了制裁不法者，法庭的作用在判明是非，當敗訴者對法庭的裁決不滿時，上訴是最常見的結果，較少以私刑解決問題。
黃穎聰
2000年8月17日
〔學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