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工学院
报考唐山工学院是我爸爸的主意，我爸爸说唐山工学院属铁道系统，是铁饭碗，名牌老校。开始发榜时，我看了几遍，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急得不得了，陈春槐笑眯眯地叫我再看一遍，从头看。啊！头一个名字就是陶德坚，我竟好几遍都没有看见。
唐院在北京市交道口设了个迎新站，陈春槐家的小车把我送到那里，我和他们互相道别。这次来北京多承这家人的大力相助，我欠下他们的不是几十元、几百元人民币的事，用金钱无法衡量，还钱也还不了这份情，对这家人，我只有永远怀着最深的感激。
在交道口住了一夜，第二天迎新工作队带着上百个新生上了火车，傍晚时分在锣鼓声中我们进入了唐山工学院开始了我们的大学生活。
唐院一千多名学生中，只有十几个女生，女生院里只有两间房，一间住着化工系的几个女生，一间住建筑土木系的女生，土木系三年级的王鉴芬是老大姐，建筑系二年级的潘诞鞠是二姐(也是广东人，我的同乡)大一的新生有沈天行、周文贤、王懋正和我(开学后又从美国回来一个新同学陈撷英)，一个班里有这麽多女生在唐院来说是破天荒的。迎新舞会一连开了两晚，因为这里男女生不成比例，而且女生中有的人如王大姐是从来不跳舞的，潘诞鞠又有固定的舞伴，所以能被邀请的就更少了。我在中央大学晚会上学过一点点交谊舞，现在跳来还不致于踩别人的脚，我真高兴，以前还未有人把我当成大人对待，自己也总是自动归入小孩一类，居然，我发现自己长大了，来约我跳舞的首先都要向我鞠一躬。接着是学生会改选，学生会由全校学生直接提名后举手表决，我被多数选为文娱部长。
在我们这一届新生入学以前，唐院所有的功课都是用英文教授的，我们这一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招收的第一批新生，大概是要去掉崇洋媚外的坏传统，虽然教材还有用英文原本的，但讲课一律用中文了。这样一来从我们这个班开始，英语水平大大低于以前的班级，中学读了六年的英语也因不使用而逐渐淡忘了，现在想来，真是太遗憾了。
当时我们最喜欢上的是建筑初步这门课程，通过它我们学到了建筑绘画的基本功。有一次学习用彩色来渲染出唐山采用得很普遍的虎皮石外墙的小别墅，在图上画出一颗颗石头红的黄的，活像我们吃的高梁米，所以我们乾脆把这课称为画高梁米。以前我从来没吃过高梁米，粘粘的，还很好吃，每餐我都要吃一大缸(是一种大型的漱口缸，缸口直径十五厘米左右，约二十厘米高，唐院的学生喜欢用这大陶瓷缸来吃饭)。先去饭桶盛上两勺高梁米饭，然后再拿到菜捅前，炊事员给你舀上满满的一勺菜，我和沈天行两人在班上最要好，吃饭时每人抱着一大缸，边走边吃，又说又笑，直到吃得干干净净为止。
抗美援朝
平静的学生生活只过了一两个月，中国就卷入朝鲜战争了。我是文娱部长，每天都要组织活报剧在唐山市街头演出。我演一个朝鲜阿妈妮，向群众哭诉自己房屋被炸毁，孩子被炸死的悲惨故事。我演一场哭一场，也不知那里来的那麽多眼泪，同学们说我是天生的演员，怎麽说哭就能真哭出来？我想也许是朝鲜人的遭遇，和我小时候的经历有相同之处吧。
那时，我经常写些反映学校抗美援朝活动的稿件寄给唐山日报，时常被刊用，得点稿费对我也是一大帮补，因为继妈妈后三姨还寄过两次钱来，在这里看来，时有外汇是很富有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没有理由去申请助学金，节省一点，这些钱够我一年的伙食费及书籍等杂费了，现在再靠自己挣点稿费，可以改善一下生活，真是太好了。后来我又写了报道唐院家属参加抗美援朝活动的稿子，被唐山日报评为优秀通讯，唐山日报还聘我为该报特约通讯员。
抗美援朝活动开展至高潮，开始了参军参运动(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到军事部学校学习)，我们许多同学都报了名。这时接到德逑的信，她在广州市二中也报名参干并得到批准，不过她不是到军事干部学校，而是被吸收到广州市公安局作户籍工作。德逑说这事她没有和父母商量，是自己决定的。她遗憾地说忠孝不能两全，在国家危难之时只有先顾国家这一头了。我回信说我也报名参军了，但是看来不大可能让我们去，没想到妹妹已走在我的前面了，我相信她一定能干得很出色。不过我对德逑说现在并不存在忠孝不能两全的问题，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我让她还是要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妈妈，她永远都是支持我们的。我真没想到，我印象中老是长不大，老是拉着祖母衣襟的妹妹居然一下子长大，当了公安干警了。人都是在风浪中成长的啊。
这时学校领导决定，抽调土木系五年级的全部学生去朝鲜参加工程兵，其他学生一律不参军参，在校好好学习和参加抗美援朝的工作，为了欢送土老五上战场，热闹了好多天就转入为抗美援朝捐钱捐物，写慰问信，送慰问品等活动。
捐钱？我的钱仅够这一年的伙食费；捐物？我打开箱子，除了几件日常衣服外只有三姨送的皮毛大衣是不穿的，我怕同学看见这皮毛大衣笑我是资产阶级小姐，所以一直拿灰布床单包着压在箱底，我伸手进去摸摸，暖暖的很舒服，但是这样的皮毛大衣捐出去有什麽用呢？能卖得出钱吗？现在全中国还有谁愿穿这样的资产阶级臭美大衣呢！慰问信自然要写，慰问品呢？我又伸手去摸摸那软绵绵的毛皮，暖暖地特别舒服，突然，我灵机一动，为什麽不可以把这皮子剪成一块块做成好多手套，让软软的毛皮向里，外面絮上棉花，用灰布做面子，我为自己这想法激动起来，就去找唐院负责家属抗美援朝工作的大妈，是上次我替她们写报道时认识的。那大妈很支持，当即找了几位大嫂，把皮大衣和床单剪裁了，他们又找了些棉花来，分头带去做了，不几天十来双毛皮手套就做好了，除了灰布的还有大嫂们添加的花布的，手戴进去暖暖的。我们大家高高兴兴地把这筐手套送到了抗美援朝办公室。没想到这批手套送到市捐献办公室后，经他们一宣传，据说还使捐献工作出现了高潮。后来还让我参加了全市优秀妇女代表会。在大会上一定要我发言，我心中感到惭愧，我只不过拿出了我最没有用的东西，也可以说是甩掉了一个包袱，过去我老怕别人看见这大衣要取笑我。所以我说：“这一针一线缝进多少爱心是唐院的那些大妈大嫂们应该表扬的是她们，她们才是真正的优秀唐山市妇女。”
傻丫头
开学后班上来了个新同学陈撷英，她是在美国读完中学后，和弟弟一起回国升学的，她的衣着时髦，头发烫着卷发，一跳一蹦的人很开朗，没几天，班上的同学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跳蚤，她有一种能飞快地织毛衣的技能，看电影时织，看书时也照织不误，一两天就能织成一件毛衣，班上许多男同学得到实惠。原来，她在美国读书要靠自己打工挣钱，织毛衣是她挣钱的一种手段，我对她了解后有了好感。
一天晚上，在路上碰到一个男同学，说是有些事情要找我谈谈。我知道这人叫罗磷，是学校几个年纪较大的学生，他们原是地下党员，现在都在学生党支部里负责学生工作。我就跟他溜弯，他问我对班上来的新同学有什麽看法，我就把上述的看法告诉了他，他说：“你对从国外来的人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吗？”我反问他说：“我也是从外面回来的呀！”他没想到我会这样问，想了一会儿对我说：“我们对你早已调查过了，香港有我们很多的人，你写的家庭情况和我们掌握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才同意你入团和当“党的宣传员”。你知道什麽是“党的宣传员”吗？宣传员是党选的培养对象，你要好好锻炼自己，关键是提高阶级斗争意识，争取早日入党。如对陈撷英就要提高阶级警惕性。”
设置“党的宣传员”，是共产党在党员少地方，让那些不是党员的人也能为他们经常作宣传工作和反映情况，给这些人一个名义，用以保持固定联系的一种办法，只实行过一段时间。听他这样说，我才知道我还已经是“党的宣传员”，以前从来没有人通知过我，我更不知道这宣传员还是党的培养对象；那时我刚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对加入共产党的事还从未作过考虑，我认为那是非常遥远的事，没想到党已经在了解我，培养我了，我听了很高兴也很惶恐，阶级斗争意识到是什麽？怎麽才能有阶级警惕性，我好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就这样隔两三天，罗磷又来找我去溜弯，总是问对陈撷英有什麽新发现，我什麽发现也说不出，他又启发我说：“她有没有收到什麽信？有没有人给她汇款？”我想起来了，好像是她父亲在上海的老朋友又给她寄钱来了。罗磷问那人的名字我不知道，他叫我去想办法抄了来。我好像做贼一样，心都快蹦出来了，好在房间里没人，那信还在桌上，我就赶快抄下寄信人的姓名地址，拿去给罗磷，他大大鼓励我一番，说我的阶级警惕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这样一来二去，我们就经常溜弯，还有点神秘色彩，过两三天，我好像就等着他来找我似的。我们之间谈话的内容也广泛了，谈相互的家庭，谈学校里的事，也谈些同学之间的新闻，无非是谁和谁又谈朋友了之类，我把他当成老大哥，觉得离开了家，有这老大哥的呵护真好，上课的教室挂有毛刘朱周领袖像，我还觉得罗磷和朱德一样有个塌鼻子，也很威武，所以，当有一晚罗磷说别人都在背后议论我们在谈朋友呢，我没有言语。回想起来我真是个傻丫头，当时还以为这就是恋爱了呢。因为女生少，入学不久班上的女同学差不多都已有人追求或已在谈朋友了，只有陈撷英因为来得晚，还在一群追求者中蹦蹦跳跳。过了些日子罗磷又对我说谁谁谁和谁谁谁交朋友可过瘾了，又抱又亲嘴呢。我说那有什麽好，咱们的电影上交朋友顶多手拉手，只有外国电影才又抱又亲嘴的，我可不喜欢那些。他也就再没有说什麽，我们之间只保持着两三天溜一次弯的习惯。
在热烈欢送土老五上战场时，罗磷跑来对我说领导决定让他随土老五一起去朝鲜，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两人去照相馆照个像留念，我同意了，过了两天他把照片拿了回来，我们两人之间至少隔着一尺的距离，像个老大哥领着个正在赌着气的小妹妹。他把那照片拿给别人看说是我们的订婚照。我把罗磷拉到一边问他：我们什麽时候订婚了？怎麽是订婚照？他说我们两人交朋友的关系不是已经定了吗，现在照个像就是订婚了嘛。我想他都要上前线了，让他放心地去吧，所以也就没再说什麽，可是过了两天，土老五都要出发了，罗磷又说领导临时又决定不让他去了。
这时，我正在组织舞蹈队的男同学跳红军舞，是文工团来人教的，我自己也跟着学，没想到这舞的活动量太大，我的右小腿骨疼痛难忍，当时唐山市的医疗条件差，都劝我赶紧去北京医治。罗磷的哥哥罗红，在新乡地委工作，这时正巧在北京开会，罗磷替我买好去北京的火车票，要我到北京后顺便去看看他的哥哥，并说他哥哥在地委工作，没有手表很不方便，要我把我的手表给他哥哥用。我到北京后，先去前门黄金收购站把项链卖了，金链加十字架一共只卖了四十几元(可能当时是四十几万)我用这钱到协和医院骨科检查，拍了三张X光片，医生诊断为骨膜炎，要我回校后躺在床上，把脚吊高，再每天擦几次药。我又去招待所找到了罗红，将罗磷的信及手表交给他，简单谈了几句就出来了。这趟跑北京，把妈妈、二姨给我以备万一的金项链也花掉了，我想，反正我是不会回香港了，只是这事不能告诉妈妈，否则她会伤心的。回到唐山，我老老实实地吊了大约十天脚，还按时擦药水，果然好多了，我又用左脚一跳一蹦地去上课了。
一年级下学期快结束时，学校组织一年级学生到北京市防痨协会去透视肺部，我被查出患有轻度肺结核，那医生说，你要感谢我，因为你的病灶在肩锁骨后，稍不注意就会漏掉。回到学校，我搬到单独的房间去住，吃营养食堂，每天早上有牛奶鸡蛋，午晚餐菜中都有肉(在大食堂每年只有两次加餐才有肉吃)我吃得高兴极了，伙食费仍收大食堂的那样多，其馀是学校补贴的。
这年暑假，同学们都到外地去认识实习了，我们班只有我和李友三两人因患肺病没有去，正好因为抗美援朝各种活动我的功课拉下了，尤其是建筑初步许多作业都没有做，我就利用这时间每天和李友三在教室里补功课。早上罗磷在窗外敲玻璃，我穿好衣服和他一起去吃早饭，然后去教室，过了一些天，罗磷说铁道团工委调他到北京去集训，集训后要分配其他工作，我送走了他。
暑假过后不久，我们整个建筑系都搬到了北京铁道学院，据说是教授们(当时徐中教授任系主任)在北京都有事务所，每次上课再乘火车去唐山太费时间。
到北京后，我给罗磷织了一件毛背心，送到王府井铁道团工委集体宿舍，他们几十个人睡在一个大房间里，他的朋友都开玩笑说罗磷的小朋友来啦。罗磷买了一管钢笔，刻上他的名字送给我，他那时有薪水发，每月送十元钱来让我交伙食费，不让我申请助学金，但是过了没多久，全国的高等学校都免费供给学生的伙食，也就没要这钱了。
三反运动
北京铁道学院原是一所以培养铁道部门的管理人员为主的学校，知名度没有唐山工学院高，在唐山工学院改名为唐山铁道学院后，这京、唐两院合组成北方交通大学，算是一个学校，所以我们建筑系很方便地就搬了过去。
因为原来的校舍狭小陈旧，北京铁道学院在西直门外得到一大块地皮建设新校园，和北京动物园隔河相望，我们搬去时已盖起了一批红砖楼房，但环境还很差，名为红果园，其实一株红果树也见不到，别的树木也很稀少。我因肺病的关系，和经济管理系的郑玺合住一间宿舍。我一来就去党支部部转宣传员的关系，当时北京铁道学院的党员不多，只建有一个支部，因为人少，所以很快和他们就熟了。果然他们是把宣传员作为培养对象，不久就让刘文霞和彭准今作我的入党介绍人。
仅仅上了两个月的课，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简称三反运动)开始了，高等学校也不例外，不过主要在职工中进行，部分教师和学生被抽调出来组成清查贪污案件的专案组，人称“打虎队”。在教师中虽未大搞反贪污，但稍后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波及面更大，老师们几乎是人人检查，叫做“洗澡”；学生组成“搓澡队”帮助他们的老师“洗澡”，整个学校一时沸沸扬扬，搞运动压倒上课了。
开头我因为有病，没有分配我去做这些搞运动的工作，经过向党支部要求，参加了张振武的专案组，此时这个人已被隔离审查，实际上就是软禁起来了；陆乃震通知我到这个专案组工作时对我说，让我参加三反运动，是党对我的培养，希望我能通过斗争提高阶级觉悟，争取火线入党。我想，我以前认为只有参加过解放战争、地下工作等才算是参加过革命，自己后悔都没有赶上，我一定努力干，不辜负党的培养。
但是，怎麽斗争法？我真是不知从何着手，这张振武是个中年人，老於世故，在学校庶务科工作，主要是采购和管理学校的家具和烟筒炉子这类用品，有问题就该出在这面。於是我们组织了同学去查这些东西的账，查出这些年他多次经手买了许多取暖用的铁皮烟筒，还购置过好多批家具；便又发动更多的同学去清点现有的家具和烟筒。啊！数额相差很大，烟筒只有账上的几分之一，家具也少了很多。我找张振武谈话，要他交代在购置家具烟筒上的贪污行为。张振武对我说：“小妹妹，那铁皮烟筒一般用一两年就损坏了，要是这样给我算账，我就太冤枉了。那家具也是每年都有损坏，还有家属借出去的，可复杂了，我相信共产党不会冤枉好人的。”我想他说的也有道理，便又说：“那你自己好好想想，到底在什麽地方搞了贪污了，我们是掌握了证据之后才给你立案审查的。”他说：“什麽地方贪污了，你能提醒一下吗？我什麽也想不起来呀！”我说：“你不要摸底，反正只有交代清楚了，才能得到宽大处理。”其实我也不知道张振武究竟在什麽地方贪污了，只是听领导说有几百元的证据，所以他不能从我这摸到什麽底。张振武还可怜兮兮的对我说：“小妹妹，我两天没抽烟了，抽烟可以帮助思考问题呀。”我说：“那可以，我去给你买烟，你抽了好好交代问题。”我一蹦一跳去小卖部买香烟。
大概是替张振武买烟的事被汇报上去了，市派来参加领导学校三反运动的陶世龙找我们组的成员去谈话，批评我不该在审问过程中去替他买香烟，他说“对待审查对象要义正词严，要让他们惧怕无产阶级专政，老老实实地检查交代。”我说我就是不会，张振武叫我小妹妹，我也不好意思说他。陶世龙也笑了，鼓励我说，不要紧，你在斗争中学本领，慢慢就会了。我看他一点也没有领导的架子，批评人也是笑眯眯的很亲切。他操一口变了调的四川话，说话时抑扬顿挫，声音十分好听，虽然挨了批评，但对这个大眼睛、高鼻梁、皮肤白晰的他印象好极了。后来别人告诉我，陶世龙是从北大的学生中抽调到团市委的干部，这次是被统一调配下来搞运动的，原来他也是一个才从学校出来不久的大学生。
张振武每天都和我磨来磨去，我们用尽办法把账已查了几遍，没有查出还有什麽漏洞，这时别的专案组都有进展，据说是开展了政策攻心的结果。只有张振武专案组还没有突破。我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政策，对张振武宣讲恐怕百多遍都有了，张振武也背得溜熟，每次对他宣讲完政策张振武就说：“我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有老婆孩子，我当然是要走坦白从宽的道路，但是，我想来想去，我的确没有贪污的事实，拿什麽来交代呢？”我说：“那你有没有受贿？有没有得过别人的的什麽东西？”其实我也是随便一说，没想到张振武一下子就变了脸色，说：“这也算？别人送的礼也算？”我说：“反正拿了不正当的钱和物就是贪污受贿。”张振武说：“我该死，我坦白，我接受过别人送的礼，我现在坦白还算我坦白的吗？”我说：“当然算，只要你老老实实地把所有的贪污受贿的事实都交代出来，就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张振武终於写了交代材料，交代了商人送礼给他及请他吃饭等情况。我们专案组终於有了成果，不再是零蛋了。
在审查过程中，在已改成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故宫太庙里面，召开了北京市所有高等学校都参加的反贪污现场大会，会上处理了一批从宽从严的典型，在这种肃煞的气氛中，各个学校的“打虎队”分别对各自的对象展开政策攻心，大喇叭不时报道：某某人又交代了问题，某某大案有了突破……但张振武自那次写了收礼吃请的材料后，一直不肯再交代问题，在这次会上，仍不动声色，只是闭目前养神。我急了，让他唱政策歌：
贪污分子你睁开眼，
两条道路由你挑。
一条活路，一条死路；
一条光明，一条黑暗。
想想吧，你要走向那一条！
这个张振武是你叫唱我就唱，但还是没有新的问题交代出来，这次现场会我们组是无功而回。好在上面也未要求我们一定得交出什麽样的战果。后来我们这个专案组还有其他许多专案组都撤销了，留下的事情，移交给北京市高等学校为集中处理这种未了案件，临时组建的，俗称“老虎学校”的机构中去解决。这个“老虎学校”设在什刹海后海北岸一座原为大酒店的建筑物内，陶世龙也去干了大约三个多月，把铁道学院的案子都结了案。张振武最后被查清也就是收受商人礼物是属於受贿性质，但所收物品折合人民币的数额，还不到定为贪污分子的底线，因此作个检查就完事了。
入党
在三反运动开展得正紧张的时候，一天，共产党北京市委的组织员来校找我谈话，这种组织员是专门做发展党员工作的。他问我，通过三反运动，对阶级斗争的认识有什麽提高？那时我脑子里整天想的都是张振武不肯交代怎麽办，对阶级斗争的认识还没去想过，真是一点也讲不清楚。他又问我对反动家庭的认识，我说：“我父母和姨都是国民党，但是他们现在都不愿再跟国民党跑了，我老想让他们再回来，和我们站在一边。在知道我们将在学满三年就提前毕业时，我曾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说：亲爱的爸爸妈妈，再有一年多我就毕业了，你们带着永辉弟回来吧，到时候我就可以奉养你们了。现在许多留用人员都工作得很好。”
我对组织员说：“我父亲从不贪污，别人送礼他也总是不收的。我父亲回来了一定会工作得很好的。”组织员说：“你这完全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替他们考虑，你怎麽才能和这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呢？”我说：“我过去老想让他们回来和我们站在同一个立场上，我想他们回来了，反动阵营不就缩小了吗？至于我自己怎麽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这个问题，以前没有考虑过，我再想想好吗？”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自己也觉得回答得很糟，但我实际的思想就是这样，只能老实承认，我想我再好好锻炼等以后思想觉悟提高了再入党吧。没想到，过了一些时候，党支部通知我，我的入党申请已批准了。我看到那组织员的批语是：有革命热情，但阶级觉悟很低，入党后要抓紧提高阶级觉悟。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我和铁道学院中同时被批准入党的一批人，在共产党的党旗下举手宣誓：永远忠于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候补党员。
这时我是把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一个人人都幸福的天堂来想像的，真心实意愿意为之献身，但有些事情并未弄清楚，和家庭划不清界限，就是一个最大的思想包袱。我一直不明白为什麽我想他们拉回人民这一边来是错的，我想他们过去是因为生活才为国民党做事，现在他们已经不去台湾脱离国民党了，我们把他们拉回来不就是削弱了国民党吗？为什麽有阶级觉悟就一定是把他们划到国民党那边，才算是划清了界限呢？但是组织员已明确说我的想法是错的，也许阶级觉悟提高了就会想通这个问题了，只是在现在的情况下，我已经是个共产党员，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写信叫他们亲爱的爸爸妈妈了，如何写信就成了一个难题，我想只好先放一放，我知道他们收不到信会很难过，但我又没有别的办法，为了对不住他们，我躲在被子哭过多次。
想不到的是，事隔多年后，我所在的党组织又要我和家里联系，并通过我父亲打听陈庆云的下落，他们是希望把陈也拉过来，这是后话了。
和罗磷分手
就在我挨陶世龙批评后的星期天，罗磷来找我，我们就顺着从红果园到动物园的马路溜弯，有好一阵他没有来了，我兴奋地告诉他，我已参加三反运动中的工作，市派来的陶世龙同志如何有水平，对我的批评帮助很大等等，还没有说完，他不耐烦听下去，说：“我今天来找你是有重要的事和你商量，你这样说过没完，把我的心情都弄坏了。”我说：“我又不知道你有重要的事，那你就快说嘛。”他告诉我他已分配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厂当团委书记，有自己单独的卧室了。又说：“以后星期天你就到长辛店来，我们可以先同居，先发生关系，然后等你毕了业就结婚。”我还没等他说完就急了，我说：“什麽？同居？发生关系？你怎麽会有这麽没羞的想法！怎麽可以。”我气得往回就跑，他一把抓住了我说：“我都三十岁了，再也不能等了，就是考虑到你正在学习，不适宜现在就结婚，都是为你打算才想出这个办法。”我说：“那你也不想想我还不到二十岁，还在读书，怎麽可以不结婚就那些事？我一直把你当大哥哥，你对我好，原想毕业后就和你结婚，没想我看错了人，原来你去长辛店就是为了分间房来干这种事，怎麽你这麽不要脸，我不跟你好了。”他抓住我不放说：“过去你说什麽我都依你，这次我主意已定，你非得听我不可，你不肯就说明你变心了，你把那领导说得那样好，你是不是又看上别人了？不行，我已经等了你这这麽久，今天非得跟我去长辛店不可。”他抓住我，从来没有那麽凶过，我害怕极了，这时一些路人围过来看热闹，他才撒了手。我赶快跑，一口气跑回学校，一直跑到党支部办公室，张绪潭和赵锐在那里，赵锐是铁道学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书记，和罗磷认识，也知道我和他之间在谈朋友。我哭着把刚才罗磷那些要求都告诉了他们，赵锐说：“你们的年龄相差太大，不合适就吹了吧，哭它干什麽。”张绪潭也说：“他那样做是不对的，你不用怕，有组织在这里呢。”这天我一直躲在党支部办公室不敢出来，晚上回到宿舍，郑玺告诉我，罗磷一直等在这里，才走不久。第二天中午，我正在党支部办公室对面的房间整理材料，又听见罗磷的声音，他找着赵锐，问我是不是又新搞了对象，并气势汹汹地拿出那“订婚照”说：“你看，这是我们的订婚照，领导要批评教育他不能再去和别人乱搞。”赵锐说：“我们了解她现在并没有另外交什麽朋友，过去你们交朋友是自愿的，现在也可以自愿不再和你交朋友，这照片并不能作为婚姻关系的依据，你也是太急了，你年龄确实也不小了，作为朋友，我劝你还是找一个合适的对象早点结婚吧。”这些话我在对面的房间里都听得清楚。过了一阵，罗磷终於走了，我才松了一口大气，出门看到陶世龙正在支部办公室隔壁的办公室里，我想他一定也听到了，真不好意思。后来罗磷把一堆撕碎了的“订婚照”及我给罗红的手表送到宿舍，让郑玺转交我；我因过去收过他的钱和物，赶紧找陈撷英借了一百元，汇到长辛店还给他，这就什麽都两清了。
我真真的恋爱了
在罗磷找过赵锐几天后，我送一份经过全面核查的张振武交代材料给陶世龙，这时校内的反贪污群众运动已经结束，专案组的人多已转入思想改造运动去了，我因整理这份材料，还留在组内，等这材料交出去，也要转到学校的广播台去工作。陶世龙所在的办公室，已不像往日那样热闹，只有他一人在那，他也将要离开我校到“老虎学校”去，继续解决这些遗留的问题。
在交这份材料的时候，无意中，我的手碰到了他的手，只觉得有一股强烈的电流袭来似的，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你的手指这麽细，还是双小孩子的手。”我看他的手指很粗，而且上下一般粗，每一跟手指比我两根还粗……，我们谁也没有再说话，就这样手拉着手好象再也分不开了。过了好久，我问他说：“那天你是不是听见了？”他赶紧否认说：“没有，我什麽都没有听见。”我说：“那你就是撒谎了。”他问我根据什麽这样说，我说：“如果你什麽都没有听见，你一定会问我那天是什麽时间，听见关於什麽方面的事情，你现在一听就断然否认，可见你一定是听到了。”他笑着承认了。又说：“我一来就注意到你了，后来发现你好象有了朋友，就要求自己要约束自己，那天听了他们的谈话后，才知道原来是这麽回事。”他一下子把我搂在怀里说：“现在我们之间再没有阻碍了，你愿意吗？”我依偎在他怀，浑身都软绵绵的，那麽舒服，点点头表示愿意。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才突然意识到现在还是上班时间，在他的办公室里，这样太不象话了，我推开了他，一溜烟地跑了。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搅得坐不住，站不宁，不知什麽好。啊！我这才是真真的恋爱了，原来恋爱的滋味这麽好！
傍晚，我又去了世龙的办公室，他晚上就睡在这屋里的大会议桌上。这天晚上月亮特别好，照得室内通明，我们一直没有开灯，依偎在窗前看着天上的月亮和星星。他告诉我曾经和北大数学系的一位女同学好过，但没多久，这位女同学的参谋认为他是地质系的，所学专业与数学不能互补，不利於她将来事业的发展，而她也同意这个看法，这自然就不可能继续下去了。我的这一段他已经知道，不必再费口舌。突然，他象想起什麽重要的事情，转而严肃地对我说：“我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你了解后再决定是否要跟我好。”我也急了，催他快讲。原来他父亲去了台湾，现在是台湾大学史学系的教授，同时还是青年党的国大代表；正因为有这样的家庭关系，他虽然被调到团市委工作，入党的问题仍很难解决，他说：“别人常常以为我是党员，有时自己解释说不是，别人还不相信，在有些场合，还使我十分尴尬。”这我倒是真未想到的，不过我对他说：“我们相好，和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没有关系，我也有一大堆家庭关系的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倒是容易相互理解的。”他高兴得把我抱了起来，后来他突然说：“不好了，你快走吧！已经很晚了，你快回宿舍去吧！”就把我赶了出来。
这以后没几天的一个晚上，他要回团市委去了，我送他出校门，他突然飞快地吻了我。我说：“我的肺结核帽子还没有摘呢。”他说：“不怕，我过去也得过肺病。”我突然想起我关於中国电影外国电影的说法，但没有告诉他就和他告别了。我想什麽电影不电影的，我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他吻在我嘴上的感觉久久都没消失，多麽美好的夜晚啊，我跑回宿舍，心里满溢着爱的波涛。
世龙这次回去后没多久，就搬到“老虎学校”住下，没日没夜，全力以赴解决那些遗留问题，我们很难挤出时间会面，而且那时从红果园去什刹海交通不便，容易因道路阻塞不能准时赶到约会的地点，每次他都因我迟到而生气，我反而要象老大姐一样耐心地安抚他才能使他平静下来，但是时间又很快过去了。我想，这麽大的北京却很难找到一个我们两人能自由地放松地会面的地方，要是有一个仅属於我们两人的房间多好，他问我在想什麽，我没好意思告诉他 。
一天，世龙在会面后塞给我一个小包，让我回校后才许打开来看。我匆匆赶回学校，打开来原来是一条蓝布长裤。我从香港回来时有三条蓝布长裤，后来每条裤子的屁股及两膝均已磨破，我就请家属缝纫部的大嫂将一条裤子拆来补在另外两条上，屁股后补了两个半圆形大疤，活像个猴子屁股，同学们都取笑我管我叫猴子；他见我来回替换穿的都是这样的裤子，就把一台快门已坏又无钱去修的相机拿去卖得几块钱，给我买了这条新裤子。他当时在团市委工作是供给制，吃穿是不用愁，但只有很少的零用钱。这条裤子我就十分珍惜地穿上了。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后不久，全国的高等学校进行了大调整，是学习苏联的教育体制进行的。我们这个建筑系与天津的津沽大学建筑系、北洋大学土木系合并成天津大学的土木建筑系。一九五二年八月底我们就搬到天津去了，那时世龙他们那个“老虎学校”虽已结束，但又被调去参加北京地质学院的筹建工作，忙得没有时间送我。在“老虎学校”，铁道学院审查对象的结案都是他经手，最后的结果是只有一人定为贪污分子，这人接受了营造商的贿赂，让这个商人偷工减料，造成损失，受贿数额又达到一千多元(当时是一千多万)，已超过划为贪污分子底线，因他交代清楚了愿意悔改，没判刑而是留在学校监督改造两年。那时世龙还很年轻，但在铁道学院的工作中很稳重，别人都称他老陶，而总是把我叫做小陶，其实他只比我大三岁，他确实比我成熟得多。
北京地质学院以原北大、清华、北洋和唐山铁道学院的地质系科为基础，以苏联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的模式建立的，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新学院建成了，新生就招收了一千二百人，他在那里担任团委副书记。
当时的北京地质学院设在原北京大学工学院旧址，这最初是清朝端王的王府，在西直门内，离北京铁道学院较近，可惜我又去了天津。地质学院是地质部的重点学校，经费是地质部发给，工作人员都实行薪金制，但世龙开头仍是由团市委供给，不过几个月后也和地质学院其他人一样从地质部拿薪金了。他得到薪金后第一件事就是寄钱来要我把借陈撷英的钱还了。不久大学生吃饭又要钱了，便又每月寄来生活费；按当时的情况，他的薪金不算低，但在有了薪金后他每月都寄钱回老家供弟妹上学，所以陈撷英的钱是分成好几次才还清的。
结婚
在天津大学这一年，是毕业前最后的一年了，由於我们是从四年提前为三年毕业，许多重头课都要在这一年中学完，这时我的精力都集中在学习上，寒假也在赶功课。幸好春节期间世龙因应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之邀，来天津作一个向青少年介绍地质科学的广播讲演，我们才又短暂地见了一次面。
我在读大学的三个年头中，前两年大部分时间都用於参加政治运动去了，惟有这一年，算是踏踏实实地学了些东西，当时提出学生的基本任务就是学习，在学校中不搞运动了，因此管到天津大学后我被选为校团委的委员，没有花去太多的时间。
过了寒假，离课程结束只有三、四个月，毕业后的工作如何分配的事，已提到日程上来了。前些年大学生偶尔还有自找工作接受受私人企业聘用的情况，这时已改为全部由国家统一分配。
世龙知道我们快要进行毕业分配后，怕我不能实事求是对待，不去请求照顾我们的恋爱关系将我分配到北京。因为一般人都是希望到大城市，尤其是到北京去工作，所以在当时上面常常总是号召大家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他怕我在这种情况下一时热情冲动，又要不顾一切去起带头作用，於是提出我们应在此时申请结婚。我也知道，如果毕业分配不到北京，将来两地分居的问题就很难解决，我向他保证一定实事求是向组织提出照顾恋爱关系的申请，但他还是不厌其烦地每封信必写结婚的事，我只好依他了。我向党组织申请后，被告知，党员结婚，要等到对结婚对象进行审查，认为合格后才能批准，我们就等着，大约等了两个月还没有答覆，世龙不耐烦了，写了封信给天津大学党委，批评办这件事的人有官僚主义，并说北京同样有共产党的组织，他也是经过审查才担任现在的工作的，为什麽和一个党员结婚的审查比对部的审查还难办，这麽长的时间还批不下来。过了不久，是四月下旬，天津大学党委组织部管这件事的部找我去谈话，说是已批准我和陶世龙结婚，接着拿出世龙那封信说：“党要对党员的政治生命负责的，党员结婚必须经过批准，你们对组织有情绪是不对的，是你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陶世龙批评天津大学党委有官僚主义是错误的。你这次结婚，将这封信转给地院的党组织，让他们对陶世龙进行教育。”虽然有些不是滋味，总算可以结婚了。我赶快打长途电话告诉了世龙，因为要结婚了，他才可以向学校申请分配一间住房，当时地质学院新建，住房很少，必需提前申请才有可能安排。
一九五三年四月三十日下午，我抱着从香港带来的苹果绿色的大被子，上身穿一件自己用两尺布做的苹果绿底色加白点的无袖圆领衫，下身穿着一条白色短裤，到北京来结婚了。
在北京地质学院大门对面端王府夹道的学生宿舍区，世龙分到一间很小的平房，用两张单人床拼成一张大床，床上铺着新买的蓝绿花床单，白绿相间的新枕套，加上我从天津抱来的大被子，还有一张办公桌上面放着两个画有喜鹊闹梅图案的橙色茶杯，和一个有双喜字的糖缸，新房就这样布置好了。这茶杯和糖缸是地院团委书记刘普仑送的，他是在延安学习过的老干部，和世龙合作得很好。
新房布置好了，我们终於有自己的小天地了！世龙换上浅蓝色的新衬衫，我们带上学校办公室开出的介绍信和医院的健康检查合格的证明材料，一起到西城区人民政府登记结婚，那时已是傍晚，人不多，很快就拿到两张结婚证书。结婚证书上要申请人签字，不知怎的，我签字时把世龙的也代签了，也许因为觉得这两个人就是一个人吧。
第二天是五一劳动节，我跟世龙参加了大游行，晚上在天安门广场有联欢会，地质学院的青年在广场上规定的区域内组织歌舞联欢，我们一起来到这里，捧了一大包喜糖，将糖果分给大家，他们抢着接糖果，并向我们表示祝贺。刘普仑也在那里向我们祝贺，我后悔当时没把那封信带在身上，可以交给他就完事了，只好约他明天再次见面。回到我们的新房后，我怕明天忘了信的事，特意将信从书包拿出来放在桌上，还埋怨世龙不该写这封信，世龙说，我就是对这种官僚主义反感，结婚只要符合婚姻法，有什麽可审来审去的，随手就把信塞到抽屉里。我本来也觉得他们作得有些过分，尤其是新婚之夜，我不愿被这事破坏了我们的好情绪，就再也没有说什麽。谁知第二天竟忘了约了刘普仑的事，我们新婚相聚的时间太短了，不知怎样一下子就到了晚上，我得赶晚班火车回天津去了，明天早上还有课呢。
回到学校没多久，组织部那个干部又找我谈话，问我那信是否已交到地院党组织，我无言以对，只有做检查，为了这个问题我做过多次检讨，他们最后决定延长我的候补期。此时我们班上的四个候补党员，除我外，其他三人都顺利转成正式党员了。我的候补期则一直延长到一九五六年才结束。
新婚之后，尽管北京天津之间乘火车几个小时就可往返，但我们仍少有时间相聚，等到毕业分配完成我正好有一段空闲时间，他又带学生到野外实习去了；在我被宣布分到北京清华大学并前往报到时，他仍未回来，我仅匆匆回家中照看了一下，又到清华去上班并住在那里的集体宿舍。而就在这前不久，我发现自己生理上出现了一些不大正常的事，经过医生检查，这才知道我已经怀了孕，她是来得太早太突然了。
春华的诞生
一九五三年八月，我和吴永福、何重义、曹昌彬、廖景生、李风顺、林贤光、顾岱琳共八人分配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当助教。还有宋元谨和沈天行(他们俩这时也已结婚)是作为天津大学的助教派来清华建筑系进修和当研究生，邓林翰等八人则是到清华当研究生。这样我们班近二分之一的同学，在毕业后又聚集到清华建筑系来了。
清华大学建筑系在国内外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当时的系主任是建筑大师梁思成，还有一批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近二十名中青年教师也是建筑学各个方面的尖子。相对来说，我们缩短了大学学习时间，花在参加政治运动的时间又多，加上一年级时师资缺乏，基本功训练不足，业务能力显然比他们差，需要加倍努力。当时我被安排在工业建筑设计教学研究组，而过去在学校中没开过这样的课程，一切得从头学起，就格外困难。而就在这种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就快出生了，预产期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中旬，仅仅还有半年的时间，我必需为这即将到来的小生命筑巢了，端王府夹道那房既小又远，不能去那里生养。於是我到清华的房屋管理科去申请住房，不久分得北院一号小楼楼下的一个房间。我向清华家具科借了两张单人床，一张四方桌和两张方凳；世龙又从地院借来一张双人床，两张书桌，两把靠背椅和一个书架。我们这个小家就布置得蛮象样了。北院是没有暖气的，我又去海掂买了炉子烟筒拐脖这些取暖用具雇车运回；在清华门口的煤店买回煤球，生起火来，屋子里也就暖烘烘的了。此外，还购置了一些起码的厨房用具……等等。总算小家伙出世也能对付了。
春节快到了，在清华的同班同学十多人，约好春节在我家聚餐。为了让这次聚会过得热热闹闹，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开始了大扫除，然后劈柴生火，炖上鸡汤，还备了几样菜，买了些肉馅，准备包饺子，忙活了好半天，终於一切就绪。没想到这大运动量起了催生的作用，半夜里就感到肚子痛，我意识到可能会提前生产了，但是看到很晚才从地质学院走回来的世龙睡得正酣，不忍心叫醒他。那时地质学院已在距清华约三公里的地方建设新的校园，他和学校大部分师生已搬到新址。由於他总是要求自己要和地质学院的青年(主要是大学生)打成一片，学生放假不上课时，正是他参与到他们中间活动的好时候，因此到了假日他反而更忙，但只要活动一结束，他总是赶着回家的，那怕已是午夜。
因此，我试着用医生教我的无痛分娩控制呼吸法，果然疼痛减轻了许多，我想大概可以拖到天明吧，就自己忍着，直到我突然觉得小孩在向外冲，好象就要生出来了，这才急忙推醒他。他匆匆跑向校医院(幸好相距不远)，找到值班人，借来担架，邻居闻声出来，还有两个早起作体育运动的学生也赶来帮忙，他们七手八脚地把我用担架送到医院的产科病房。
由於是春节期间，产妇们都已出院回家过年，管接生的医生也回家去了，病房里空无一人，炉火也没有生，冻得我发抖。等找来医生，生着炉火，孩子也呱呱坠地了。当时推广的无痛分娩法还真灵，我并没有多大痛苦就当了妈妈。
这天原来同班的这些老同学仍如约在我家过年，他们嫌包饺子的馅不够，就把我做的菜炖的鸡一股脑地都剁成馅，包出了怪味饺子，送来一碗让我尝鲜。听说他们还喝了酒，尽情地欢乐，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红楼梦中的元春，就是正月初一生的。世龙说正月初一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开端，是个好日子，一年之计在於春，她的名字应该有一个春字，就叫永春吧。我觉得不妥，因为她的舅舅们是永字辈的，我说：“她春节生在清华，就叫春华吧。”但是我的好朋友郭白蘅(她从香港回来后考入清华建筑系，他们没有提前毕业，所以还是学生)和其他不少人都不赞成用这个名字。认为太俗气了，象个丫头的名字。但我和世龙不这样看，还是用这个名字去报了户口。
妈妈是从德逑处知道我怀孕了的，她并没有恼我这麽大的事情都没有告诉她，而是比照惯例，外婆是要给外孙备置成套衣物的，她寄了些钱给广州的三外婆，让她们请人做了棉篷，棉、夹、单被各两条，棉、夹、单衣裤各两套，还有两套带小帽子小鞋子的毛衣毛裤，一套浅蓝，一套粉红，织得很好看，这显然是出自妈妈的手，三外婆这些老太太是弄不出这样的东西的。我抱着这一大包及时雨，眼泪禁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世间惟有母爱才是这样无私，我欠母亲的太多了。我也曾为春华做过两件衣服，拿出来和这一比，才发觉我做的衣服是那样小，只能给洋娃娃穿了。这些衣服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即使我做的能穿，也没时间做这麽多呀。春华出生后，穿上了外婆送的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大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嘴，真是个小天使。校医院产科的陈医生，还请清华大学校刊的记者为我们母女二人拍了照片。没几天，校刊上登出了大篇介绍无痛分娩法的文章，还有我们母女二人的大幅照片。
在校医院住了三天，和世龙约好他中午来接我出院，可是左等右等，等到傍晚还不见人影，我只好叫了辆三轮车，抱着孩子回家了。家里冷冰冰，炉子早已灭了。我又赶忙生火，满屋都是烟，正好这时建筑系的党支部书记李德耀来看我，我禁不住大哭了起来，她见此情景，赶紧找人替我请了一位大妈帮忙，说好每月工资二十八元，随我们一起吃饭，有了这大妈帮忙，我过了二十天闲适的生活。系里的同事们原来几乎没有人看出我怀了孕，这一下听说小陶生了个小小陶，都大为惊讶，胡永敬、杨秋华夫妇特意炖了鸡汤送给我。在我们这批青年教师中，春华是头一个出生的第二代，所以备受大家的喜爱，她长得白白胖胖，大腿胖成有好多个节，正象中国古建筑中台阶旁的抱鼓石。每当我把春华用小车推到建筑系所在的老清华学堂大楼门厅内，总是有那麽多阿姨叔叔来逗逗她，看看她的抱鼓石。还有郭白蘅的同班同学，因郭白蘅是我的好朋友，也特别多的来和春华亲热；郭白蘅还把她的白被单撕开给春华作尿布，那时的世龙和我，真是连旧衣服也不多呢。
多了一个孩子，生活上增加了许多困难，但在当时我的领导人还没孩子，不能体会，对我还是和对其他人一样要求，如晚上都要去集体备课等等。而由於经济原因，我的工资只有四十元，雇一个保姆一月二十八元再加伙食，我一个月的工资就快花光了；世龙的工资多一些，一个月也只有六十多元，而且他改成拿薪金还不到一年，原来毫无积蓄，家中应用的物品，也几乎一无所有，都要靠这点钱来置办，老家弟妹上学的费用他也要负担。所以在那大妈干了二十天要请一个月假时我就辞退了她。幸好春华很乖，只要吃饱了就从来不哭。我上课时就把她锁在家里。因为我上的课是四节连上，只好在两节课间的休息时间跑回家去给她喂奶，换尿布。记得有好几次因为课间也未能休息，忘了在家等着的小宝贝，等到突然想起再跑回北院时，只见她安睡在那但眼旁挂着泪珠，显然是哭累了后又睡着了。我赶紧把她抱起来喂奶，一边我的泪水也点点滴滴的落在她的脸上，妈妈真对不起你呀！但妈妈也是不得已呀！喂完奶换好尿布，仍然只有狠心地又把她锁在房里，我还得跑步去教室继续上课啊。平时集体备课，我就把春华放在小车上推到建筑系的门厅里，在那里有各位叔叔阿姨去逗她玩，她看见人就笑，小天使一般，受到大家的宠爱。等她睡着了，我就把她推到门厅旁的工友室去安静地睡觉，这样直到将满六个月，我因要带学生去长春汽车厂实习，才把她送进了清华大学办的托儿所全托，就是孩子日夜都由托儿所的阿姨照看，不用回家，家长可以整天去自己的事了。
但是，春华在托儿所仅住了几个月就生起病来，耳朵流脓，幸好这时我已完成实习回来，便把她接回家中。这时我们已将家搬到地质学院，是新建成的家属宿舍，有厨房厕所，房间大些还多一间小屋。
说来也巧，正是这个时候，三外婆从青岛经北京回广州，和十四姨到我们这个新家住了几天，正好帮我照看春华。十四姨还给春华拍了三张照片。只是这家属宿舍虽然有厨房，我们却没有时间做饭，是在食堂买饭吃，她们来了也未能特意的招待，好在那时地院的食堂办得不错，就每餐多买些好菜回来。
在地质学院住了没多久，因为要集体备课，而且多在晚间，我来回清华地院之间很不方便。为了保证这集体备课，党支部书记要求我还是到清华去住，但他们当时没有找到房子，於是便将吴良镛教授暂时空着的房子借给我，并答应给我分配家属住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搬回了清华。
又搞运动了
稍微稳定的日子没过多久，清华开展清理思想运动了，每人都要检查自己有那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并写成材料，一个人常常就写有几十条甚至几百条。清华大学的蒋南翔校长是一贯主张应当灭掉资产阶级思想的。那时在教学工作之外，作为社会工作，我当了党支部的宣传干事，经常给清华大学的校刊写点报道建筑系情况的稿件，清华过去早就有过校刊，这是近几年重新创办的，名叫“新清华”。新在那里呢，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一向是其重要内容，这时自然更少不了对这个运动的反映。
一天，党支部书记要我写一篇批评刘致平教授不肯“下海”的文章给校刊。因为刘致平教授曾把参加教学工作称为“下海”，而他不愿放弃他的研究去教学。我就按照这个要求写了，用带有讽刺味道的笔调批评刘教授不该把教学工作当成苦海。其实我对刘教授了解很少，有关情况都是他人提供的，我哪里知道刘教授是以研究见长，本应多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他是梁思成创建的营造学社的成员，这个学社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成果举世瞩目，其中就有刘教授的重要贡献。后来刘教授离开清华，调到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建筑史研究所。若干年后，我见到刘教授在这个研究所完成的中国古代建筑巨著问世，就想到我写的这篇文章，如果当年他真的放弃了自己的研究，能有这些成果吗，深深为自己当年的作为感到欠疚，一直想能有机会向他当面道歉，希望能得到他的谅解。
一九五五年，全国从批判胡风的上书言事，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展开了全面的肃清反革命运动(简称肃反运动)。一时，阶级斗争的弦又绷得很紧了。我们党小组的葛如亮，是从上海同济大学派来进修的教师，在多年以前和胡风有过交往，党支部要我们开会帮助他，这会几乎是天天都开，开了不计其数。说是帮助，也就是敦促他快交代，但我们当时对他和胡风之间究竟有什麽样的关系并不清楚，只是党指向那里打向那里。葛如亮最后也没有交代出什麽问题，但还是受了处分才回到同济大学去的。又过了好多年，才听说他与胡风仅是普通的交往，并无什麽不可告人的问题，仍旧在当他的党员，而什麽“胡风反革命集团”后来也查明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九八五年我出差到同济大学，特意去看望他，为过去的事向他道了歉。他说：“我知道你们是什麽都不知道跟着嚷，所以也不怪你们，我们还是好朋友。”得到他的谅解，心里好受一些。但是我想，我为什麽会那样跟着嚷呢，还是值得自己深思。记得在这清理思想运动开展前不久，我参加了清华大学党委办的预备党员(就是原来的候补党员这时按修改后的党章改了名称)学习班，在那学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阶级斗争的驯服工具，党指向那里就打向那里。这种你只管指，我只管打，反正打错了也没我的事，长期成为中国社会的通病，而我这样修养的结果，更越来越成为没有头脑也不负责任的工具了，当然，这是后来的认识，那时还以为这是自己的组织观念加强，阶级觉悟提高了呢。
森华的诞生
春华才八个月，我又怀上了第二胎。我急得不得了，世龙倒好，反而说：“生了个女儿，再生个儿子，多好！生吧，迟早都要生的。”我说：“你倒说得轻巧，孩子的事你不管，你知道我的负担多重，曹昌彬他们又该笑话我说：别人到工地去生产实习，你在家里生产实习了。”着急是一回事，孩子要生下来就得好好迎接他。
这时原来答应分配给我的住房终於有了，我们搬进了二区六十号这套用工棚改建的平房，每套面积只有三十几平方米，分隔成两间居室和一个厅，还有厨房厕所，标准很低，不过麻雀虽小，五俱全，终究是自成一体可供一家人团聚的住宅，对我们这个小家来说，是满可以了。在这里我们一住就是十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我和世龙都被关押起来的时候，留在家中的两个孩子被逼迫迁出，才失去了这个虽然简陋，但一家人终得在此团聚的小屋。
我因为是第二次生育了，有了经验，产前比较小心谨慎，一直平安地到了预产期，经医生检查，估计将在第二天生产时，我就提前住进了医院，傍晚溜回家吃了晚饭，再自己一人慢慢走回校医院，到了晚上十点三十分，进了产房，十一点就顺利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这孩子生下来不会哭，医生把她倒提起来，打了一下小屁股，这才哇的一声哭出来，声音十分洪亮，还踢了我一脚，湿湿的、凉凉的感觉我一直保存到现在。我想这准是世龙盼望的儿子了。没想到与此同时，医生说：“恭喜你了，是个八斤重的大闺女。”我对生儿生女都无所谓，只是世龙该失望了，他可能还会让我再生个男孩吧，万一又生了个女儿呢？同事们开玩笑叫我乾脆生四个女儿叫春华、夏华、秋华、冬华，可不能再生了。对，无论如何都不能再生了，两个女儿两朵花，多好！
第二天早上，世龙到医院来，当知道又生了个女儿，有些失望，说：“名字我已想好了，就叫森华吧。”“森”是取夏日草木茂盛欣欣向荣之意。他不给孩子取名夏华，显然是不想生四个女孩呢。他也没有问清楚是什麽时候生的，就急急忙忙走了。他去报孩子的户口，生日报成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比实在的生日晚了一天。
森华和春华打小就不一样，春华很少哭，要哭也是细声细气的。而森华则不同，无论是肚子饿了，尿湿了，冷了，热了，总之她感到不满意就会大声啼哭；如果目的未达到，就会一直哭到脸涨红也不肯休止。她的哭总是那样理直气壮的，因为世龙冷淡她，我就更多怜爱她，呵护她。这时我们把春华叫做小华，把森华叫做小妹，这两个乳名一直叫到现在。
小妹生在夏天，外婆寄来的那些衣服都用不上，我给她缝了个小兜肚，整个身子都光着，也不包尿布，放在只垫有一层布的藤床上，任由尿水往床下的大盆里流淌，只要将湿了的垫布换一下就行了，这样省了好多事，整个夏天，小妹都没有长痱子。
小妹的身体长得很健壮，眼睛特大，嘴特小，两道眉毛都只长了半截，从长像到性格，都像个男孩子，再加上世龙在小妹出生前已买了许多男孩的衣服备用，所以在两三岁以前，一直打扮成个假小子。小华是个好姐姐，从小就知道爱妹妹，他们在一起玩得很好。
小妹出生时，家庭经济情况已有了改善，世龙的工资增至七十八元，我的工资也有五十六元了。这时我们给照看小华的阿姨秀芝将工资加到每月三十五元，请她多看一个小孩，她也高兴的答应了。秀芝来我家已一年，就是三外婆来看我那次，小华患的是中耳炎，她在托儿所老生病，我决定不送托儿所了，还是请人照看，世龙的同事介绍来的这个农村姑娘，虽然缺少带孩子的经验，但人很老实，有她带着以后，小华少有生病，所以我们还是找她来同时照看小妹。到小妹快一岁时，这秀芝要结婚另找公家的工作，不能再为我们带孩子了，正好此时世龙的母亲摘了地主的帽子，可以离开所在的农村了，世龙把她和小妹妹世珉从四川的老家接来北京同住，有婆婆(四川人管祖母叫婆婆)亲自带着，我们就更放心了。
小妹三岁以前很少生病，性格比小华活泼得多，她的独立性较强，什麽事都要自己做，不愿让别人帮忙，她最初学会的几句话中就有一句是“自GER GER”(北京土话即自个儿的意思)就是说什麽事她都要自个儿来做，一岁多，就要自己穿鞋带，穿来穿去，有时坐在那就穿上个把小时，嘴上还要嚷嚷“自GER GER”，好玩极了。世龙开始宠爱起小妹来了，而且显然有些偏心。
进修
成立工业建筑设计教学研究组，纯粹是由於一九五三年初来了位苏联专家阿西莫夫，按他的意见建立的，我分配到清华时这个教研组刚刚组建，需要进人，所以到了这个教研组。
清华建筑系的创建人梁思成是以研究中国古建筑闻名的，现在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即将展开，梁先生希望能将他多年研究的成果运用到这些建筑中去，如给新建的大楼也加上个故宫那样的大屋顶；他曾多次写文章提倡，而也有人真的照此盖起了大楼。梁先生这种想法被称为复古主义思想，受到批判，那是后话，当时梁先生的想法在社会上还很有影响，阿西莫夫来了更是大为赞赏，因为他认为这与苏联提倡的“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是一致的。梁先生的原意，还仅是着重在宿舍、宾馆、礼堂、办公楼这类习称为民用建筑物的设计中；阿西莫夫则把它扩展到工业建筑也应该追求具有民族形式，还把这追求民族形式提到发扬爱国主义的高度。他曾亲自指导清华建筑系的学生做过这样一个设计，我到清华时，阿西莫夫已经走了，但我们教研组作为教学材料蓝本的示范图，就是这批在阿西莫夫指导下作出来的设计。
对我来说，不仅工业建筑设计没有学过，民族形式的工业建筑更不清楚。教研组别的人看来在这些方面也不比我强多少，所以只能比照阿西莫夫留下的示范图，照猫画虎地教给学生。而到了一九五五年，上面发现这种给建筑物加上个大屋之类追求民族形式的作法，要多花大笔的钱，不是还处於经济落后财政紧张的中国所能采取的，于是把这种作法称为复古主义加以批判。一天晚上，我们建筑系的十几个党员教师，被彭真找去谈话，谈话中说这种复古主义已在基本建设中造成巨大浪费，是反党的行为，你们这些党员怎麽还能视若无睹。回来后党支部就组织写批判文章，我也写了一篇；《新清华》准备用一整版来发表这些文章，排版后的校样都打出来了，不过后来这一版未印出来，对复古主义也没有提到反党这样的高度。但工业建筑设计显然不能再用阿西莫夫留下那些蓝本来教了。怎麽办？为了找到出路，教研组派了许多人出去进修。
我和李承祚被派到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设计院，地点在离清华有十多公里的百万庄，我打算到他们的总图科。总图科能了解到工程设计的全面情况，按照当时根据苏联的保密制度制定的条例，是属於密级很高的部门，象我这样有复杂海外关系的人，一般是不能进入的，是清华的校长蒋南翔写了亲笔信担保，我这才开始了在总图科的进修，也就是和他们一样工作。这时是一九五六年，苏联已在批判斯大林，中国共产党也在强调经济建设，一时不那麽总讲阶级斗争。
从清华到百万庄有公共汽车(BUS)可坐，但是得走十多分钟才能到达上车的地方，中间还得换一次车，来回需要约三个小时；李承祚骑自行车去，少用一半以上的时间。世龙就把我们当时刚有的一点积蓄，几乎是全部，拿出来给我买了一辆价值一百五十六元，崭新的墨绿色飞鸽牌女式自行车，是当时国产自行车中最好的一种，这辆车在一九六八年我和世龙都被关押，小华小妹无人照应，避到青海西宁她们的永明舅那时，还卖得七十多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为那时家里没有钱，也没有比这自行车更能卖出钱来的东西了。
有了车但我还不会骑，於是买来就学，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世龙把车推到新林院这个教员宿舍区内的操场上，在后面扶着车让我练，居然，半天下来我已可自己骑着走而不用人扶了，但我还没有学会下车，只能等到车子减速后，让两只脚垂在地上，利用脚底和地面的摩擦作用来使车子停下。
买来车的第二天，我就骑车去上班了，当时这条路上，汽车自行车都没有现在那麽多，我小心翼翼歪歪扭扭地骑出去，好远也没事，慢慢胆子就大些了，发觉骑快些还稳当点，正在得意时，从横路上拐出一辆马车，糟了！我车子的前轮被马车的鞭稍缠着了，还没来得及反应，我的车已撞到了马车上，擦掉了前轮挡泥板上的一块漆，幸好我两脚落地没有摔倒。一辆新车第一天用就被我弄掉一块皮，多难看呀！我心疼得要命，要知道这是当时世龙和我最值钱的财产了。
回到家，我告诉了世龙，他没听清楚，还以为我脚上擦掉了皮，便漫不经心地说：“不要紧，过两天就长好了。”我说：“没听说过，自行车擦了皮还能长好的。”这时他才赶紧跑出去看车，我生气了说：“你不心疼我倒心疼车啊！”世龙说：“皮破了几天就长好了，车坏了就再也长不好了。”他后来找了些漆来涂上，但终究留有一个明显的疤痕。其实，我当时虽然嘟着嘴，心里也同意他的看法。
在总图科进修约有半年，接触了生产实际，学到不少本领；我因提出过一项改进方案，使这项工程能节省大量土地和施工费用，还得到了三十元奖金。
进修结束回来不久，党支部书记通知我，我已被批准转成正式党员了。并对我说，出於统战的需要，要我多给父母去信，并打听陈庆云的下落，问有无可能争取他回来。我终於又可以给爸爸妈妈写信而不必耽心划不清界限了，我多高兴啊。虽然还不能敞开胸怀地谈，中断了三年没有通信也无法解释，但我相信爸爸妈妈都会理解我的处境的。此后我常与父母去信了，但都只限於谈大好形势等等。我从妈妈的来信得知陈仍住在美国，每年还在互寄圣诞节贺卡，向党支部作了汇报。
世龙笔耕
一九五六年，对我们这个小家庭来说，“形势”确实是比以前好了许多，不仅我和父母恢复了联系，，世龙的母亲和妹妹还顺利地把户口迁到了北京；我们的工资也又一次提高了，世龙达到每月一百一十元，我也有六十多元，世龙还开始经常有些稿费收入。
世龙从小就比较擅长也喜欢写文章，一度想当新闻记者，高中二年级时就考上了政治大学的新闻系，但因他父亲希望他远离政治，应去学科学技术和进名牌大学，高中毕业后才另考进北京大学地质系。但他始终未能忘情於写作，到北大后一直在课馀写点文章投稿，通讯、游记、学习心得、工作经验都有；学得一些地质科学知识后，又热衷於将这些知识写成通俗的文章介绍出去。抽调出来专门作青年工作后，文章写得少了，但到了一九五四年夏天，他不当团委副书记了，转到学院的教务部门，一九五六年时任教务科长兼任这个学院的教务秘书，协助分管教学的副院长管理全院的教学工作。这时的工作性质要求他对地质科学及其相关的学科都能有基本的了解，并应能掌握地质科学新的发展。好在他是大学三年级快结束时才出来工作的，大部分主要功课都已学完，多次出野外实习，作青年工作后，因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很重视青少年长知识，要求团的部应成为有文化修养，知识面很广的人，这正合世龙的心意，一直努力学习科学文化，到地质学院后，更是抓紧地质学的学习，如苏联专家给教师和研究生讲授普通地质学，他也去听，而且是让其他事情让路，从头到尾听到底。
在转入教务工作以后，上下班有制度，不象过去当团的专职部那样没有工作时间的界限，起来没完没了。但是他下班后与家人一起休息娱乐的时间仍很少。他那时下班回家的标准程序是：先对孩子们唱“小山羊，好乖乖，快开门来……”两只手放在头上比做山羊犄角的样子，就算是和孩子们玩过了，於是立即坐到书桌前伏案疾书，什麽声音他也听不见，什麽事你也别想他会搭把手，饭做好了，还得催好几次才吃。等稿子写完了，誊清就是我的事了。都说世龙的文章写得好，但这字实在写得不怎麽样，又乱又难认，我看惯了倒也抄得顺当，有时还帮他画点插图。
一九五六年是世龙笔耕初获丰收的一年，除了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还为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写了一本给初中学生看的《打开地下宝库的钥匙》，很快就出版了，这本书通过一些故事讲述地质工作在经济建设中怎样起作用，大概还能受到小读者的喜欢，初版印刷了一万五千册，发行后很快就买不到了，但未及时重印，可能是因为书中讲述了地质学家谢家荣发现淮南八公山煤田的故事，而谢先生在此书出版后不久就被打成右派了；过了三十多年，这本书被收入《童年文库》再次面世，并且重印过好几次。
《打开地下宝库的钥匙》是出版社约他写的，先前世龙也间或写过一些普及科学知识的文章，但都是短篇，常用笔名，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事情是在头一年，当时已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中央领导，发现可供少年儿童阅读的图书奇缺，於是极力推动这些读物的创作与出版。他们主办的中国青年报写信给一些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者，请他们谈谈自己的意见和为少年儿童写作的计划，世龙也收到了这封信，随即写了回信，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这一期中国青年报上，用了几乎是一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八封回信，世龙的信也在其中，标题是“应当写出「十万个为什麽」来”，因为世龙在信中谈了自己的写作打算后，提出“应当介绍的知识还有很多，譬如‘海水为什麽是的？’‘沙漠中为什麽有绿洲？’‘地为什麽会震动？’……真可以也列出个‘十万个为什麽’来，这就不是一个人短期内所能完成的了。”建议广大的科学工作者都来写。需要指出的是，这八封信的作者，除世龙外，都是发表过许多作品，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作家和画家，由老作家冰心打头，世龙能列名其中，自然很受鼓舞，而来约他写稿的人也多起来了，此后可以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到一九六六年六月，他已发表了八百多篇文章，出版了十来本书，而也为此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
一九五六年，除了写普及科学的文章，世龙还在教育、青年问题等方面也发表有文章；如在教育部主办的《高等教育通讯》上发表的“教学大纲应当百家争鸣”“教学计划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表达了他不赞成应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的意见，和对按照苏联模式制定教学计划的质疑。在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的“这样批评是否恰当？”用地质学院的实例，提出了一个使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中国青年长期感到困惑的问题，这就是究竟该怎样处理关心政治与钻研业务的关系。当时世龙虽已不是团的专职部，但仍然在教务工作之馀兼管青年教师中团的工作；这年上面号召青年向科学进军，但他发现在青年教师中谁要多花点时间学业务，却又常被视为个人主义，斯大林那种科学家也应是政治活动家的要求，在中国还很有影响，世龙是不赞成这样去要求的，在他去参加了胡耀邦召集部分高等学校团干部的一次座谈会后，《中国青年》杂志派了一位记者到地院调查研究，最后和他合写出这篇文章，用他一人的名字，以来信的形式发表，对把钻研业务看成个人主义等等问题提出质疑；本来是想由此引发全国性的大讨论，但后来没有这样作，只是请当时的团中央宣传部长杨述和他的夫人作家韦君宜合写了一篇文章，“从‘脱离政治’谈起”作为回答；而且这篇文章没有亮出杨述的真名实姓，用的是“萧文蕙”这个笔名，世龙的信和这篇文章同时发表出来就算完事，答案已有了，大讨论自然也就不必进行，有点草草收兵的味道了。当时我们那知道，这向科学进军即将夭折，一场政治风暴就要刮起来了。
《打开地下宝库的钥匙》的稿费有好几百元，因为这本书有几万字，又赶上一九五六年时讲知识分子政策，稿酬标准有所提高，世龙第一次得到这样多的稿费。这年中国青年报上提倡女青年穿花衣服，城里举办服装展览会，世龙陪我去看，我还买来一件海蓝色呢外套，有同事说这颜色太俗，但是世龙喜欢，他说那时他住在铁道学院的办公楼上，每天早上总是要临窗远望，希望能看见我的身影，我那时早上起来经常穿着二姨给我的那件风雨衣，从宿舍去食堂吃早点，这件风雨衣也是海蓝色，使他远远就能认出。一九五六年，是我们这个小家难得的一段宁静与温馨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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