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昌彬事件
一九五六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曹昌彬、宋元谨、廖景生、顾岱琳、李风顺等几个老同学约我到他们宿舍去聊天。他们告诉我，最近经常聚会，“青梅煮酒论英雄”，议论有关系的问题，想约我也参加。原来，他们认为这时的建筑系党支部书记刘小石有宗派主义；刘小石本人是清华毕业的，因此对清华毕业的亲，对外校分配来的疏远；提到工作成绩就是讲他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外校来的人好象不存在似的。还问我是否有同感。
我说，他们同学多年，自然会亲近些，就好象我们同班同学在一起不是也更亲热些吗。这几个老同学中，宋是党员，其馀的都是青年团员，因此我又说：“我们都是党团员，有意见就该通过组织系统提出，而不应背后议论，犯自由主义；不过作为党支(部)书(记)，也应多到群众中来听取意见，有了沟通，问题才容易解决。”我答应将他们的意见反映给刘小石。
不久我就将曹昌彬等人的意见告诉刘小石，刘小石也觉得是个问题，答应去找他们谈谈，直接和他们交换意见。
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老同学聚会竟成了沉冤二十馀年的一场大灾难的发端。
在我向刘小石反映了曹昌彬等人的意见后，好多天不见动静，我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一天，我们建筑系教师中的党员突然被召集到党委副书记刘冰的办公室，这刘冰在清华，是地位仅在校长蒋南翔之下，专管党务，实际在主持清华日常工作的实权人物，平时我们这些普通党员多是在听报告时，看见过坐在主席台上的他，难得像今天这样坐得很近听他讲话，我想不出他要说些什麽，只觉得大概是发生了什麽与我们有关的严重事情。
大家都坐定后，只见刘冰概括了他所知道的曹昌彬等人提意见的情况后，声色俱厉地说，清华大学建筑系党支部居然被人攻击为宗派主义，这是一种反党的行为，是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反映，作为建筑系的共产党员，要对曹昌彬反党小集团作坚决的斗争！
听到这番话，我给吓懵了，同时懊悔：要是我不向刘小石反映那些意见，不是就不会把事情搞得这样糟了吗？。反党小集团？不！曹昌彬他们不过是有些不满情绪，决不是在反党。我觉得当初是我反映的曹昌彬他们的意见，我有责任把问题解释清楚，散会后便去找到副教务长里分管建筑系工作的陈舜瑶，她也是党委副书记，过去我作为支部的宣传干事曾多次向她汇报过工作。我向她将那天晚上的情况又原原本本地汇报了一次，并再次表明了我的看法，即他们背后议论是不对的，但他们不是要反党。陈舜瑶在态度上比刘冰缓和一点，但还是认为这就是反党，开导我说，看问题不能离开当前整个阶级斗争的大形势，曹昌彬他们这种想法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共产党党员必须站在阶级斗争的高度来看问题。又说，刘冰同志有很高的水平，他一下子就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个关键，对曹昌彬事件已经作了结论，定为反党小集团。你不要再纠缠在老同学的温情之中，要站稳共产党员的立场，千万不要滑到阶级敌人一边去。
被陈舜瑶这样一说，吓得我再也不敢吭一声了。
在批判曹昌彬反党小集团的会上，我怀着一种犯罪的心情愧对曹昌彬他们，他们是信任我这个老同学才找我去谈心的，当时我总以为，要是不告诉刘小石，不是什麽事都没有了吗？现在他们背上了这样大的罪名，我还得在会上批判他们，否则我就失去了共产党员的立场。记得我在会上语无伦次地发言说：“曹昌彬老笑话我在家里生产实习，这也是对党员的不满。”
在和曹昌彬等人被定为“反党小集团”差不多同时，还有研究生英若聪、梁友松、熊明等也被定为“反党小集团”；这些研究生都是业务上的尖子，他们是因为比大学本科毕业生多读了两年的研究生，在毕业后仍和大学本科毕业生拿一样的工资不公平，为此曾集体到党委去请愿，没想得了个“反党”的帽子，这事也是刘冰处理的。
这两个“反党小集团”都出在建筑系，被称为“曹昌彬事件”和“研究生事件”，在那些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人看来，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不过，奇怪的是，在批判一阵之后，并未对这些人作组织上的处理，而通常对戴上反党帽子的人，是要从党或团的组织中清除出去的。回想起来，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大讲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世龙还和地质学院其他五位教授去中南海怀仁堂听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对知识界作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正式公开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来在匈牙利出现反抗苏联及共产党统治的事件后，毛泽东作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随后又到处讲话，号召人们向党提意见，帮助党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按照这些报告和讲话的精神，不仅是我，系许多人都想到了把曹昌彬等人定为反党集团是不是过头了呢？曹昌彬他们自然更是想不通，现在不是党中央也在号召大家反对宗派主义吗。但是他们反党的帽子没有人给他们取消，尽管工资照发，工作照旧，党团员照当，心情总不能舒畅，经常借酒浇愁。由於他们处於这种状况，整个建筑系教师团支部好久没有能大家轻松愉快地聚在一起。当时我正担任这个团支部的书记，和副书记薛恩伦商量，看看我们从青年团的角度能作点什麽，和缓一下因这次批判带来的紧张气氛。商量的结果是组织了一次去香山春游。这时许多知识分子都以为，像春光一样明媚，知识分子的处境也即将变得前所未有的美好呢。
在这次春游中，曹昌彬他们又喝醉了。
反右派
一九五七年初春，按照上级的布置，我们党员开始学习毛泽东的《关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准备进行整风。这时建筑系的党员增多，已扩建成为一个总支部，下面设有好几个支部了；我所在的党小组有六个党员，当时小组长陈乐迁等三人外出进修，要我代理组长，组织这次学习。学习要联系实际，一联系我就想到了所谓曹昌彬反党集团，觉得他们应该是属於人民内部矛盾。我在党小组会上谈了自己的体会，我说：“毛主席发表这篇文章很及时，匈牙利事件之所以发生，与没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有很大的关系。毛主席说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曹昌彬他们对刘小石有意见，尽管那些意见不对，背后议论也不好，但终究仍应属於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不应该定成反党小集团；反党应是敌我矛盾的性质了。而如把矛盾的性质搞错了，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激化成为对抗性质，那就不好了。我认为这次整风，在我们建筑系就应该对曹昌彬事件重新审查，给予解决。”在党小组会上，另外两位党员蔡君馥、林爱梅都同意我的看法，，便推我代表她们在建筑系工会举办的帮助党整风的鸣放(也就是提意见)会上发言，我就把那天晚上曹昌彬他们和我谈话的内容及党小组会上大家的看法重述了一遍。这个鸣放会全系的教职工几乎都参加了，许多人登台发言，气氛热烈。曹昌彬这件事我也告诉了世龙，他一听就说，这当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并说现在看来，党内也是存在着矛盾的，不能一有不同意见就看成是在反党。
没想到过了没几天，情况就变了，原先是号召大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现在变成要警惕阶级敌人借整风之机向党进攻。曹昌彬等人的事情，又被摆了出来，大会小会批判，声势比上次更大。我感到纳闷，我一直没搞懂这阶级斗争，为什麽明明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是差不多一年前的事，怎麽和当前的形势联系起来，又成了敌我矛盾呢？但是我只能把这些问题闷在肚子里，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中度过了这场反右斗争。眼看着曹昌彬、宋元谨、廖景生、顾岱琳、李风顺五个老同学都定成右派，除宋元谨带着帽子送回天津大学外，其馀四人均被逐出清华，送到不知什麽地方的建筑工地劳动改造去了。英若聪等三位研究生和曾登台发言的周卜颐教授，都落入了右派的行列。
对我在反右中的言行并未立即就算账，直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已经开始，我正带着学生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设计院作设计，突然得到通知，要我回校参加支部会，到会上才知道，原来这个会是对我在反右期间的问题进行处理，会上宣布，给我以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还有一些人显然是经过准备的发言，对我展开批判，并要我深挖思想根源。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而且怎麽挖实在也挖不出有什麽不好的动机，我确实是认为共产党好，并希望它更好，才总是实心实意说出自己的想法的。我仅仅说了一句：“我真真是想党能把事情做得好一些的。”就大哭起来。此时已成为总支部书记的刘小石算是给解了围，说：“让她回去再想想吧。”接着就宣布散会。
世龙得知我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后，并不介意，大概是他见的多了，只要没划成右派，受点处分不算什麽。他在长期不能入党后，对组织上入不入党已淡然处之，认为是不是在那里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并不取决于在组织上是不是入了党，只要自己真正去作就行了。有些入了党的人，并不见得就是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他终究比我见识广而且成熟，不象我容易轻信盲从。
设计第二通用机械厂
确实，党内的处分对我没有多大影响，按照当时的政策，象我这样的人，在政治上不能用了，但搞业务还行；对想入党作官的人来说这自然是不利，但对我来说无所谓，本来就是搞业务的，现在还是搞业务，无非是不作支部宣传干事这类工作罢了。开过这个宣布处分的会后，我就又回到设计院继续带学生作设计。
我们在这设计的是北京市第二通用机械厂(以下简称二通)，一个生产重型机床的现代化工厂，设计这样大的工厂，是不简单的，当时清华建筑系已和土木工程系合并，改称土木建筑工程系，统一调配原来两个系的力量，才接下了这个任务，由原建筑系的教师殷一和和原土木系的教师罗福午总负责，投入教师十多人，高年级学生数十人，浩浩荡荡地进到这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设计院，这叫做“大兵团作战”。我因曾在这个设计院进修过，和他们比较熟，便让我在指导学生之外，与设计院联络，协调工作进度。
教师带领学生出来作设计，是想用它来代替原有的课堂教学，被称为真刀真枪做设计。当时全国都在“大跃进”，高等学校过去那套办法被认为是脱离实际，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的，学生被培养成无能的精神贵族，教育要革命。上面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要求高等学校培养出“又红又专”即政治业务能力都很强，劳动化了的知识分子。怎样才能办到呢？走出校门，到生产现场去，用完成生产任务来代替课堂教学，同时参加体力劳动和接受工人师傅的教育，被认为是最正确有效的途径。清华大学的校长蒋南翔长期兼任教育部部长，是这条教育方针的强有力的推行者，对清华的知识分子还曾提出过“红专化合”的更高要求，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大学屡屡创造经验，全国闻名，真刀真枪作设计就是其中的一项。这次我们去完成设计二通的任务，设计院自然不敢怠慢。
清华承担的设计任务，包括二通全部建筑物，工作内容分为建筑、结构两大方面，我负责指导建筑组的几个学生作煤气站的建筑设计。当时正是上面提出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并提到称为“总路线”的高度的时候。
真要能做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那自然是很理想的，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俗话说慢工出细活，一分钱，一分货；想质量好却怕花钱花时间，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实际上是办不到的，结果是往往就注意了省钱和赶时间，质量的好坏常被摆到一边，也许是这个“好”难以计量，而省了多少钱或多少时间，以及产品的数量，都很具体，便於拿来大肆宣传，而上面大概也就是喜欢听这些。但这多快省的数量其实也是有限的，后来无限膨胀下去，许多地方出现虚报成绩说假话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那时，谁要抱实事求是的态度，讲点注意质量注意安全之类的老实话，就很可能被插上“白旗”，离“右派”也就不远了。我们这个“大兵团”的活动自然也摆不脱这股当时席中国社会的的潮流，特别是清华大学，在这种时候，总是在争取扮演得风气之先的角色。因反右中严重右倾而刚受到处分的我，虽在个人得失上不那麽在意，但总是想这回该吸取教训，不要再犯错误了，对上面的精神努力紧跟。
在煤气站的建筑设计中，我也是就想到省钱，采用了低标准的开敞式，即厂房不盖屋顶没有外墙的方案。设计院的老总(总工程师)们，对这个方案本来是不赞成的，但这多快好省的分寸实在不好掌握，在我摆出这个方案可以作到又好又省的根据后，他们勉强地通过了。我由於过去没作过这样的设计，曾和教研组主任张昌龄教授到唐山耀华玻璃厂等处，考察他们的煤气站，其中就有开敞式的，我们了解到用这种设计，不仅建筑成本低，空气中一氧化碳的含量也少，认为可以采用。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这些煤气站设备落后，没有空气调节装置，自然是用开敞式空气好些，而象二通这样现代化的工厂，就不应还用这种办法了。
方案通过后没多久，煤气站就破土动工了，我和学生都住到了建筑工地上，甲方即业主的代表对煤气站采用开敞式设计强烈不满，还说：“将来请陶老师来我们煤气站当几天工人，你就知道头顶烈日，冒雨操作是什麽滋味了。”我也后悔起来，但已经开工，再想加屋顶和外墙也不行了，因为结构组在计算结构的时候，是按开敞式计算的，没有把这荷载计算进去。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结构组的学生在复核中发现，煤气站的主体框架在他们作结构荷载组合时有重要遗漏，已施工达到一层高度的框架必须推倒重来。这框架虽建了还不到半截，但也花费了许多人力物力，眼看着它在轰隆隆的爆破声中被炸掉，令人心疼。不过，在这推倒重来之际，将我们原来提出的开敞式改为封闭式，不正是个时机吗，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设计二通仅干了几个月，离全部完成还差得远，这新组成的土建系，又揽下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十周年的纪念工程中的国家大剧院和科技馆的设计，这是蒋南翔校长亲自抓的重点项目，就在我和学生搬到工地去住的时候，除我以外，负责设计二通的全部教师和学生的大部，都抽调回去了，他们大多转为参加这些新的重点项目。二通就留下我一个教师带着十几个建筑组及结构组的学生，负责完成煤气站和一个金工车间的设计，而结构设计不是我的专业范围，我一再要求无论如何再派一个结构组的教师来，审定结构方面的设计，但当时二通已不再是重点，一再要求也无用，幸好留下的同学很负责，听了我的意见，认真复核，结果发现了遗漏主要荷载的问题，及时将已建成的部分框架连基础都炸掉重来，否则等到煤气站建成使用，这遗漏便会成为一个祸根潜藏在那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当时我对系里把大批教师学生抽调回去，使参加二通设计这件事虎头蛇尾；罗福午他们回去的时候，把煤气站和金工车间以外未完成的任务和遗留问题，全都推回给第一设计院自行解决，人家意见很大，而他们回去时还得到学校的表扬，是不满意的。世龙对清华这些作法也不以为然，不仅是因为把人抽走，我的负担过重，他还认为这是蒋南翔好大喜功，抓剧院不过是想树碑立传，而中国现在也不到盖这样高级的国家大剧院的时候，对二通这样的工程倒是更应该重视。他们作地质工作的人，常到农村和偏僻的山区，对民间的疾苦比较了解。我一向是特别相信校长蒋南翔的，甚至有点崇拜，不过这次我没和他争论，但事已至此，我也只能硬撑下去，这二通的工地远在离清华有二十多公里的石景山附近，我住在工地，坐公共车要换几次车，跑一趟得好几小时，幸好这时骑自行车已经熟练，我便有空就骑车回家，虽然是劳累不堪，但总又一家人在一起了。就这样又坚持了两个个月，直到我的任务完成。
这二通的厂房不久全部建成，现在还在那里。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花了许多力量，但那些图纸随即被束之高阁，中国经济困难的时期到来了。
抢救小妹
一九五八年冬天，我从二通的工地回到学校，这时大家仍在忙着完成那些设计任务，我则到山西省太原重型机床厂去收集资料。
谁知，到了机床厂，厂部和生产车间都已关了门，原来正赶上他们停止正常工作，全厂职工连家属都在大炼钢铁，叫做会战。他们本不是炼钢的，没有现成的设备和原料，便在靠近围墙的地方建了一群“土高炉”，一切能干活的劳动力都动员起来，连我这外来的也不例外，。招待所组织我们这些人去砸废钢铁，幸好干了两天这会战就结束了，我马上去办好各种手续，取得资料，急急忙忙赶回北京。
回到家中，只见家门紧闭还上了锁，小华一个人在外面玩，看见我就大哭着扑到我的怀。我问他婆婆和小妹到哪儿去了？她说：“爸爸说小妹都要死了，他们去医院了，不让我跟。”邻居告诉我世龙和婆婆带着小妹去儿童医院了，托他们帮着照看小华。我急忙把买回的一辆玩具汽车给小华，让她去和小朋友玩就匆忙乘公共汽车到了儿童医院。在急诊室找到世龙，但见小妹躺在一张小床上，嘴唇干裂着，鼻翼扇动着，困难地吸着气。“小妹！小妹！妈妈来看你了！”我呼唤着她，她毫无反应。问世龙才知道他们一早就来了，医生当时就诊断为病毒性肺炎，现正等着空出病床住院。当我知道医生并未给予治疗时，我急了，也不知我怎麽一下子会变得母老虎一样，发疯似地拉着那急诊的医生的衣领，把她拖到小妹的床前说：“你们怎麽可以这样不负责任，都不省人事了，还不急救，让她在这等死吗！”那医生也觉得不对，赶紧叫护士给打了针，又去催住院部，不久就住进了病房。我抓住住院部的医生问：“有救吗？有救吗？”医生说：“送来太晚了。我们尽力吧。”随即给小妹打针，输液，在头上放了冰袋。我一会儿将冰袋翻一个面，因为头又把冰袋给烤热了。这样我一直守在小妹旁边，直到下半夜，我突然发觉小妹的头凉了下来，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还以为小妹不行了，没想到小妹睁开眼睛叫了一声妈妈，啊！会叫妈妈了，你又会叫妈妈了，好孩子，你知道妈妈有多着急吗？护士过来看见，说是退烧了，啊！小妹有救了，我紧紧搂着她，给她喝水，喝奶。该吃药了，小妹，要吃药啊！吃了药才能治好病，病好了才能和姐姐和小朋友玩呀！我就这样耐心地劝说着，小妹从小就有个性，她干什麽事都必须出于自愿，是不能强迫的。我劝她吃药，往往要说上好久，直到她点头说吃，她就乖乖地把药吃了，那时她才三岁多，挺大的药片也咽下去了。病房中其他病孩的母亲说：“你也真是，对那点大的孩子讲那麽多的道理，把药片化到水里一下子灌下去不就得了。”其实我看他们那样也不是个办法，往往弄得孩子大哭，而且药还洒得到处都是。我认为还是用尊重孩子的办法比较好。
我陪了两天后，婆婆替我又陪她住了几天院，大体上好了，回家后又继续休养和治疗了好长一段时间。而在这以后，好几年一到冬季就得肺炎，后来吃了中医研究院的药，加上她学会游泳，身体锻炼得强壮些了，才没再得过肺炎，到冬天不用提心吊胆了。
婆婆当会计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确也着实红火过一阵子，往常就在家中做饭看孩子的教职工家属，许多人也有了工作，虽然大多是临时性的。她们去工作了，这孩子谁来看，饭谁做，就成了问题。二区家属委员会的主任蔡大妈，领头办起了二区的家属托儿所，和一个家属食堂，离我家都近，一两分钟就能走到。
说起这家属委员会，现在叫居民委员会，别看它不起眼，在中国的社会组织体制中处於最底层，它的成员大多是些大妈大嫂，管的不过是油盐柴米酱醋茶之类生活琐事，但在当时，中国城市居民没一个人不在它的掌握之中，它是中国共产党能维持严密统治的重要细胞；因此它的主事者，一般是由那些被认为最可靠的人来担任，在高等学校中，多为工人家属，或跟着共产党进城的干部家属(大多是农村妇女)，她们文化程度不高，但很忠於自己的职责。这蔡大妈的丈夫就是一位一直在清华工作的老工人，但她并无那种歧视别人的政治优越感，相反倒依然保持着中国传统妇女宽厚的美德。这家属委员会对你的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来历都是掌握的，蔡大妈当然知道婆婆被划成过地主，但她没有在乎这一点，到是看重了婆婆在这些家属中，是难得有的能写会算的人，於是聘请婆婆到食堂当会计，小华小妹也就去上这家属托儿所和在家属食堂吃饭，每人都拿些饭票，自己去去买饭，爱吃什麽就买什麽，婆婆在那还可以兼顾她们两姐妹。大家都高兴，尤其是婆婆，好象一下子年轻了许多。
婆婆的文化程度其实也不算高，她没有上过新式的学堂，只是在家塾中读过几年书，大概有相当小学的程度。要说起来她也是出身於一个书香世家，父亲还曾留学日本，但是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有时她看见我和小华小妹的亲热样，还曾勾起童年缺少母爱而掉下眼泪；她的父亲在续弦后不久又去世了，她也没有读多少书就出嫁了。在陶家，一直是世龙的祖母当家，她这当儿媳妇的主要是做家务还得处处小心，她从来没有掌握过这个大家庭的经济大权，但土改时还得承担责任，被划为地主，失去了全部财产，从原来的大院搬到风雨飘摇的破草屋去住，和农民一样下地劳动了几年，农民们认为她改造得好，给她摘了地主的帽子，也就是说她也有公民权，和其他人一样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了。这时世龙的大妹已进大学，弟弟已进中等专科学校学习，她带着世珉来到北京，世珉一来就顺利地进了清华大学的附属中学初中部。世龙曾受他父亲的嘱托，要他照顾留下的家人，现在算是都安顿好了。婆婆此时的心情也特别好，在老家，尽管外人看来她是世家大族中有身份的少奶奶，实际上只有很少的钱能由她支配。她跟我说过，那时每年她在为这个大家庭养蚕之馀，又养了少量归她所有的“私房蚕”，这当然得靠她超负荷的劳动，但她还是只要这年大家庭养蚕她也一定养，因为这些蚕的茧子卖得的钱，是她零花钱的重要要来源。
婆婆来到北京后，我们全家的伙食便由她管了起来，那时我们每月扣掉房租水电及供给世龙弟妹上学，和间或购置点衣物后，六个人每月的生活费用还有百元左右，发工资后就交给她全权处理，她已觉得比过去满意得多了，现在自己又头一次有了工作，钱虽然少，每月不过十几元，但终究是自己也和别人一样拿工资啦！我还记得她第一次拿回工资时，乐得合不拢嘴。
这年年底，婆婆被家属委员会评为优秀家属，领回一个大奖状，我和她还因婆媳关系好，共同受到家属委员会的表扬。
但是，这样的好景不长，家属们又逐渐回到家中做饭看孩子了，来食堂吃饭的人一天天少起来，市场上的东西也越来越少，食堂很不好办了，坚持了一段时间后，终於停了下来，婆婆在当了不到一年的会计后，只好又回来管家的这个食堂了。
小华学代数
在婆婆当会计正当得高兴的时候，小华也升到幼儿园的大班，这个班设在老清华留下的一座四合院“古月堂”。我没出差时便接送她上学和回家，一天，在他们还未放学的时候，我悄悄地躲在他们教室的窗外，看看她们在什麽。一看，正巧是邻居王老师在给他们上课，黑板上写着：
４－Ⅹ＝２
王老师问：Ⅹ等於多少？有些小朋友高高地举起了手，小华也举起了手，但只举起了半截，还有半截藏在桌子下面。真好玩，她是又想举手又怕老师看见呢。放学后我用自行车把她带回家，我问她为什麽只举半截手，是不是还不大会？她说是。我又问她：“你原来有四颗糖，现在只剩下两颗了，被你吃掉了几颗？”她说：“我吃掉了两颗。”四减二等於二她是会算的。我便告诉她老师在黑板上写的Ⅹ就是代表你吃掉的糖的颗数，因为不知道你吃的几颗，要你算出来，就用这个Ⅹ来代表。小华说：“我就是不明白这Ⅹ，老师嘛不像你这样问我吃了几颗糖？”这该怎样回答呢？给孩子是说不清的。她那里知道这是幼儿园也在紧跟大跃进，当时贫困落后条件下生活了许多个世纪的中国人，谁不希望马上就变得富裕幸福呢，现在上面告诉他们，这样的日子就在眼前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许多人民公社已经吃饭不要钱了，只要你们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就什麽都会有了。在这种形势下，幼儿园又那敢落后呢。那时，诚实善良的中国人，对上面所说的一切，都是笃信不疑的。
小华学代数时，才四岁半，五岁半时从幼儿园大班升入清华附小。
研究防微震
一九五九年，中国许多地方已经出现生活用品供应紧张，日子不好过了。但是在北京，特别是在清华，终究是首善之区，生活还在照常运转，原来接受的那些生产任务，也还得完成，学校里仍是一派忙忙碌碌的景象。
我从太原回来后，参加了清华自己的一项工程设计，这项工程是学校生产和研究精密仪器结合进行教学的基地，当时像这种具有高新技术的项目，都被认为属於国家机密，所以用了个代号9003来表示。我去参加也仅是为了解决这个项目中一个特殊机房的防微震问题。这个机房是为安放光栅机而建造的，这个光栅机要求周围的环境平稳安定，如果震动的频率在两赫兹以上、震动幅度超过十万分之一毫米时，它就要出废品。我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如何使周围的震动不影响光栅机的工作。两个即将毕业的学生杨良为、吕筱瑗分配来随我工作，把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他们完成了毕业设计。后来他俩毕业走了，而我由此开端，继续投身这防微震的研究，直到文化大革命。
要解决这防微震的问题，首先得察知这样微弱的震动的存在，需要灵敏度很高，能够将震幅小到十万分之一毫米的震动测出的仪器，当时全中国一台这样的仪器也没有，好在清华终究是基础雄厚的高等学府，我在校内现有的仪器中，找到一台丹麦造的拾震仪和一台荷兰造的声频记录仪，在给它们加上一些补充装置后，居然得到能测出接近这样微小震动的效果。
我在建筑系上学时，从未接触过这些仪器；有关的的基础知识，在建筑系的课程中也不占重要位置。我的研究课题，已不属于於建筑学的范围，实际上是改了行，只好从头学起。改装仪器时，得到这方面的专家来晋炎的指导；仪器装配起来后，理论力学教授李方正，又帮助我们标定。随后又到防微震研究开始得比我们早的上海光学仪器厂去学习和收集资料。
和我一起去上海的，除了杨良为、吕筱瑗和清华另外两个学生，还有其他单位作这项研究的同行。当我们到达上海光学仪器厂时，正赶上他们停下正常生产，全厂人员都在昼夜不停地制作超声波发生器，原来这时上面有人以为超声波妙用无穷，几乎是万能的，一声令下，全国都搞起来了，这个工厂自然不能落后。我们进了厂，才知道要看的机房被定为绝密一级，带来的介绍信不足以证明我们可以进入这机房。厂方劝我们，你们来了这麽多专家，正好帮我们研究一下如何将超声波用于防微震，别的事等搞完这超声波再说。听到这样的安排，同行的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的力学专家王光远教授就火了，搞什麽超声波防震！愤然离去；他的助手们和其他单位的人也跟着走了，就剩我们清华五个人。我想，客随主便，既然来了，不妨先跟着干一干。
我们利用带去的仪器，帮他们测量了在超声波的冲击下，原有环境震动情况的变化，结果是毫无效果，这不仅是王教授，连我们和厂方参加这一测试的人员都已料到的，得到这个结果，他们很高兴，因为不管是否有效，反正超声波他们已经用过了，而且是有外来的专家参加作出的结果，他们可以向上级交差了。这一来，我们和他们的关系融洽了，他们说我们现在是合作研究，因此可以和他们的工作人员一样进入机房，原要求的那套保密审查也就免去了。这样我们就和他们一起研究这光栅机的防微震问题，着实干了一阵子，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厂方采纳了我们的改进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们也得到了希望得到的资料。
就在准备返回北京的时候，我突然发起高烧来了。幸好杨良为同学的家就在上海，接我到他的家中住了两天，高烧有所减退，我便赶快买了火车票马上回家，急急忙忙没有买到卧铺也走了，谁知在火车上体温又猛然升高，杨良为找车长为我争取到一个卧铺，到北京后他把我送回家中，这时我仍高烧不已，世龙立即雇了辆三轮车把我送到地质学院斜对门的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生不能判断这是什麽病，但烧得这样厉害，还是把我留下住院。在医院，高烧持续了三天，第四天在未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高烧自然退去了，我好象睡了一个大觉，人也精神了，什麽事都没有就出了院，而到最后医生也没查出我是得了什麽病。我想，这可能是在上海时太紧干了几个通宵，在校内工作到深夜也的确是经常有的，他特别对那种为了赶什麽献礼，或为了某要人来参观而加班加点，最为不满。当时清华园内每晚都灯火通明，叫做挑灯夜战，这是从农民那里借来的新词，干到晚十二点，便能领到一份餐卷到食堂去吃一顿免费的夜宵，一般学生都要夜战到这时吃完夜宵再去睡觉。我作为指导教师，当然得随之夜战而且我也是希望早点完成任务，那时年轻，也不觉得体力有什麽不支，所以常是差不多凌晨一点才回家，。世龙对我们这种作法一直不以为然，他说青年人是长身体的时期，不能让他们这样熬夜，前几年上面一直在抓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还提出过健康第一的口号，怎麽现在又这样搞，他总以为是蒋南翔好大喜功，但清华的事他管不了，於是每到晚上十点钟就跑到建筑系系馆我们的工作室旁边的窗下大叫：“陶德坚，该回家睡觉了！”学生们也带取笑地连连催我回家，使我真不好意思，回去的路上我嚷嚷着叫他别管我的事，有时他叫了我也不回去，但他却象个标准闹钟，不管我回不回，到时候必叫。
没想到他这样要别人注意健康，他自己在这年夏天出了一个多月野外就带着痢疾回来了，随后又发现得了黄疸型肝炎，在地质学院的隔离病房住了三个月，出院后又继续休息了三个月，他到的是北京的远郊区，离北京不过百里左右，但景况已和北京城内大不一样，人民公社前一阵很红火的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已没有多少可吃的东西，他曾去一个这样的食堂交钱吃饭，仅有玉米糊和很少一点咸菜供应。好在这肝炎没有痛苦，只要求好好营养和好好休息，他落得在家不上班，正好不参加这年秋后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
经过反右倾，认为前一阵存在好大喜功问题的意见，受到了批判，虽然大炼钢铁不得不中止了，但还不能说是得不偿失，自然像挑灯夜战这类事还应肯定，清华园内忙碌如旧，这时我完全不担任教学工作了，改作仍然拿薪水的在职研究生，继续我的防微震研究，同时还学习马列主义哲学和英语，张昌龄教授成为我的导师。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系主任吴良镛教授(这时建筑系又和土木工程系分开了，吴先生接替梁先生担任建筑系的主任)告诉我，长春光学机械研究所的所长王大珩邀我前去研究光栅机的防震问题。王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光学专家，长春光学机械研究所是当时全中国唯一拥有光栅机的单位，他们这台机器，造成已有半年，但一直未能生产出一块合格的光栅，他们认为关键是受到环境震动的影响，邀请我去，是希望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张昌龄教授得知后，也愿前往，我更高兴了，说走就走。这时已入冬，世龙想到东北天气冷，特意给我买了一件粗呢的厚大衣。
在光学机械研究所，我们第一次看到这光栅机的工作情况。光栅是一块刻有许多细微的平行线条的平板玻璃，光栅机的作用是刻划这些线条，它需要在每毫米的宽度上刻出五百、一千甚至是两千条线，而且应当是粗细一样，绝对平行，因此在刻划时，刻刀与玻璃之间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稍有摆动，刻出的线就会产生偏差；如果刻的是两千线的光栅，偏差达到十万分之一毫米，这块光栅就报废了。
仔细观察了光栅机的运作后，我发现，原先以为要使防震基础的隔震效果达到二赫兹以上、震幅不超过十万分之一毫米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频率低的情况下，刻刀与平板玻璃将同步运行而不致产生相对运动，这个分析如果是符合实际的话，一般最简单的压缩式防震基础也有可能满足要求，尤其是这个研究所的光栅机是刻五百线的，是属於精确度要求较低的一种，应当更好解决。於是我设计了一个自震频率为二赫兹的压缩式防震基础，在有弹性的泡沫垫子上面再放一块混凝土板就可以制成，建议不妨用它来试试，王、张两位前辈都表示同意。制作这种基础的材料容易得到，买来普通的床垫就可以用，新的防震基础很快就装置好了，光栅机换了新的防震基础，马上开始试刻。
试刻用了整整一天一夜，喜讯传来，第一块合格的光栅刻出来了。虽然还只有五百线，但精度更高的光栅机那时他们还没有，眼下的应用没问题了，我们的长春之行，算是圆满结束，长春光学机械研究所为这件事开了庆功会。
回到学校，校刊约我写了一篇报道我们这次长春之行的文章，定名为“打破框框，按辩证法办事”。发表时，党委副书记何东昌给改成“跳出框框，按辩证法办事”，说这框框总是要有的，不能破。他这话的意思至今我也还不明白，而我们究竟用了多少辩证法，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不过，不管怎麽说，我这防微震研究，从外行到居然能解决点问题，总算有了些进展，来找的人也多了，我更是一头扎进了这个项目的研究里，对社会上的事很少关心，那里知道，前所未有的困难，已悄悄来到我的身边。
艰难岁月
这日子越过越紧，其实在世龙得肝炎的时候就开始了，当他回到家休养时，我想给他增加点营养，肉蛋这些东西就不好买了，但还可从家属老太太那里买到一些自产的鸡蛋，能够对付过去。到了一九六○年的冬天，连家属的鸡蛋也买不到了，商店里货架上的东西还是摆得满满的，但首先是食品越来越少，大众常用的日用品也渐缺乏，终於连糖果糕点都买不到了，食品店的货架上尽是瓶装的桔子水，偶尔还能用粮票买到一点桃酥；百货店的货架倒是始终不空，但许多商品要用按人定量发下来的购货卷才能买到。那时购买粮、油、肉、棉花等生活必需品，都要这种按人定量分配的票证，而粮食的定量也减了。好在我们一家人食量都不大，原来的定量吃不完，现在减了也还不至于闹饥荒。这时也不可能象过去那样挑灯夜战了，北京市提出要按热量办事，下班后不再开会或工作，我也能有较多的时间照顾一家人的生活；世龙也有更多的时间笔耕，这一年他在报刊上发表了八十多篇文章，人民日报还为他辟了一个专栏。这些文章几乎全部是介绍科学知识的，用科学来说明人不能用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规律，显然是有感而发的文章也有好几篇。文章发得多但稿费没增加多少，因为“大跃进”中有人提出应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这稿费就是其中一项，几乎取消，后来幸得保存，但金额大大降低，一篇文章往往才几块钱，不过在这困难时期也不无小补，一部分是吃掉了，还有他的大妹回到老家得了重病，亏得有这笔收入才救了她一命。
世龙在营养上向来舍得花钱，但好一阵是花钱也买不到肉蛋油，后来是隔壁的邻居俞先生发现在西单附近的绒线胡同里面，有一家四川饭店，在那可以买到馄饨，价钱是贵一点，但总算有些油水，世龙下班后便常去买一些回来大家分着吃；后来那里又有高价的炒菜出售，他就几乎每天花五元钱去买回一个肉菜。
婆婆也动脑筋，买来桔子水代替糖，掺进玉米面中蒸成窝窝头，还将桃酥压成粉来做包子馅，又养了十几只鸡，都是买小鸡来养大的。有了这鸡，小华小妹间或也能有鸡蛋吃了。此外，按照政策，清华和地质学院每月分别给我和世龙补助一点黄豆，有时还发点其他营养品。我们一家在这困难时期，大家的健康都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应该是万幸了。
但是仍有不幸的事发生，这就是小华继世龙之后也得了肝炎。
事情是在世龙得过肝炎回家休养的时候，他的病情虽已好转但仍有传染性，我把他安排在间住，对小华小妹说，爸爸得的是传染病，你们两人不能到里面去。我仍然住在里屋，但我注意出入换衣和用消毒药水洗手，并没有染上肝炎，小妹绝对不进里屋去，也没有事；就是小华忍不住，她总要进去看望一下爸爸。不久，小华的眼白变黄了，皮肤也发黄了，大便变白了，我一看这典型的黄疸型肝炎症状，赶紧送到地质学院医务室诊治，正值那里还有三个女孩也得了同样的病，地质学院就把她们四人都送到西苑中医研究院住院，因为治疗及时，医院的条件又较好，小华住了一个多月就康复出院了，以后也没有复发。
但是这年冬天小华又得了流行性感冒，再次住进清华的校医院，就她自己，没要人陪，我一下班就去看她。一天，护士对我说，小华的食欲不好，每餐只吃一点点。等护士走后，她悄悄告诉我，她是节省着吃，怕把(医院的)粮票吃光了，人会饿死的。啊！还不到六岁的孩子，我的好孩子啊，多麽可爱的孩子啊！我紧紧搂着她说：“妈妈这里有好多粮票呢，你在长身体，现在又生着病，需要很多的营养，你一定不要舍不得粮票，喜欢吃什麽就吃什麽，吃得下多少就吃多少。”她高兴地点头答应了。我怕她再省着吃，特意多换了些医院的粮票给她。在那个年月，生活真是艰难，孩子们懂事也早了，这也许还为她后来在北大荒度过更为艰难的八年打了基础。
小妹小华连连住院，亏得当时地质学院自办了一种小孩统筹医疗的制度，实际就是一种医疗保险，每个孩子每月交一两块钱，如生病，看病乃至住院的费用都包了。
在这个时期，我早已不当党支部的宣传干事，但既然还是党员，总得让我作些社会工作，於是派我担任建筑系的保健干事，主要工作是了解大家的健康情况向上反映，并将学校发下来的营养品分配给需要的人。在工作中我了解到，系里的青年教师是最苦的，因为他们正在长身体，处於食量最大的时期，但定量减了，食堂给的分量又时有不足，不少青年教师都患上了因营养不良而出现的浮肿病。
记得有个应在一九五九年毕业的学生张祖荫，是个高大汉子，平常一个月要吃五、六十斤粮食，现在他的定量仅及他的需要一半左右，真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他是因为参加那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重点工程的设计，没有按时分配出去，这时还留在学校，但已担任了建筑系的一些教学任务，并已搬到单身教员住的宿舍，正好这宿舍旁边有些空地，他便自己开荒，种了一点粮食作物，希望能解决一下吃不饱的问题，但结果是没有收到粮食，本人倒成了典型受到批判，因为上面认为他的这种行为有损人民教师的形象。
张祖荫受批判后，随即被分配到内蒙古去了，我对他的遭遇很同情，但也无能为力，只好在他快要离开时，让婆婆买了点肉，做了几个菜，还煮了一大锅米饭，我们一家人为他饯行。这顿饭我们全家人很快就吃完了，还剩下半锅米饭，张祖荫问是否能全部给他吃掉？我说当然，今天请你来，菜是不多的，但饭就是准备你吃个够。张祖荫听了很高兴，就吃完一碗又一碗，直到把饭锅刮得干干净净，菜汤也一扫而光。我有点担心，他会不会吃得太多撑坏了，因为不久前就有过这样的事，有人趁夜间躲在海淀百货公司食品部里，吃了过量的桃酥，第二天人们发现他，已不能行动，就是要水喝，而喝了水后就死了。但是张祖荫若无事然，松了松腰带，笑着说：“再有两碗我也能吃下去，不过，今天我真的吃饱了，好久没有这麽饱过了。”文化大革命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再见到张祖荫，他还记得这件事。
妈妈来看我
在这生活艰难的时期，我虽未因营养不良得上浮肿病，但长期过度劳累，终於体力也感到不支了。经常低烧，失眠，盗汗，体重减轻到只有八十斤即不到九十磅；还有血小板数量减少，到了腿上常有紫癍出现的程度。
到了一九六二年春天，血小板下降的趋势，因我吃了些桂元肉和红枣等生血的补品，已有好转。但其他症状仍然存在，低烧的原因也查不出来，校医建议我到北京郊区的小汤山疗养院住一个时期，由他们联系了床位。这个疗养院内有温泉，在治疗慢性病上有特长，因此床位很紧，需要排队，我被安排在这年的夏天，时间是三个月。
妈妈知道我住进疗养院，又不清楚究竟是得了什麽病，放心不下，执意要来看我，三姨和她同行。十多年没见到妈妈了，我多麽想见到她，但是作为共产党员，母亲回来的一切，我都必须向党组织汇报，我和母亲见面能说些什麽呢。想来想去，还是只好象写信那样，就讲大好形势吧。其实我还有好多话压在心头，多麽想向她倾吐啊！
因为在治疗过程中不许离开疗养院，我在小汤山长途汽车站等待来看我的母亲，她到北京后就住在我的家中，第二天就到小汤山来了。从清华到小汤山要换三次车，一路顺利也得两个多小时；最后一程是开往农村的长途汽车，车上的座位不那麽舒适，道路质量也差，晴天尘土飞扬，而今天正是烈日当空，我充满着欠疚和渴望的心情，翘首远望，等待又等待，终於等到母亲从车上下来了。看起来，母亲老多了，还是那样瘦小，我禁不住一下把她抱在怀里，有多少话想说啊，但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还是母亲先开了口，问我身体现在是不是好些了。到了病房，许多病友都来和我母亲打招呼，问长问短，渐渐我也恢复了常态，问了爸爸及两个弟弟的近况后，又向她一一介绍了世龙、孩子、婆婆和小姑的情况。经过交谈，这才知道妈妈这次来，为了省钱，和三姨合买了一个卧铺，原准备轮流睡，不料到了晚上卧铺车厢关了门，母亲在普通车厢进不去，坐了一夜，这都是为了我，使我深深不安。那知还有使我更不安的事又发生在这天晚上。
黄昏时分，我按规定把母亲送去探亲家属招待所，工作人员说要等待一下才能安排好床位，要等多久也说不清，在母亲的催促下，我回到了自己的病房，正好同屋的病友去别处看电视了，我一下子扑到床上，蒙上被子痛哭起来，真遗憾，真抱愧啊，虽然见了面，仍不能倾吐衷肠！
第二天一早去招待所，才知道昨晚妈妈没有得到正规的床位，是临时的加铺，被臭虫蚊子搅得无法安睡，妈妈啊，我这做女儿的怎麽连起码的安排都没做到！妈妈对此倒是并不介意，和我在疗养院缓步漫游，一起进餐，她看到这里的医疗条件不错，我过得也很好，说我“象一快乐的小鸟”，在母亲的眼女儿总是长不大的。就这样又过了一天。到了晚上，我想，说什麽也不能让妈妈再去那招待所了，便和同屋的病友商量，问她可不可以到别的病房去暂住一晚，通情达理的她欣然答应，这晚妈妈就睡在我的床上，我无言地紧紧搂着她，直到她很困了，才分别在自己的床上入睡。一觉醒来，妈妈需要回到清华去了，永明弟这时在青海西宁上大学，他知道妈妈要到北京，趁暑假赶来北京，就要来到我们家中，还有三姨、八姨不住在清华，但都已在北京(八姨从青岛来接三姨去她家度假)，母亲自然不能在小汤山久留。
说来也巧，世龙十多年未见面的弟弟世鸿，这时分配到长沙一所技工学校当教师，后来也趁暑假到北京探亲来了，真是难得的热闹，可惜我正在治疗过程中，不能外出。经过争取，他们考虑到妈妈是从香港来的，作为特殊情况，准我回家三天，再一次和妈妈团聚，也见到了十年未见的永明弟，可惜三姨已随八姨去了青岛，世鸿已回长沙，我都未能见到。
三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我回小汤山去了，妈妈也在这天乘从北京到广州的火车回去，世龙和永明送她上车，世龙说，看见妈妈还是坐着走的。
妈妈在北京有许多事要办，永明还象小时候那样对她很依恋，和她形影不离地一起出去；在家中的时候，妈妈有空就帮婆婆作家务，看到两个外孙女非常喜欢，一个一个给她们洗澡，小妹说外婆给我洗澡比你洗舒服。原来妈妈是将肥皂抹在她的手上给她们搓洗，而我是将肥皂直接抹在他们的身上，妈妈给她们留下的感觉，保持了很久很久。
为了远道而来的这些亲人难得的聚会，世龙特地请妈妈和三姨、八姨还有永明、世鸿等到绒线胡同内那家四川饭店去，为她(他)们饯行。我的全家都去了，遗憾的就是我缺席；后来妈妈在地质学院西门外五道口商场的一家饭馆回请，我也未能参加。
一九六二年的夏天，中国濒于崩溃的经济，在当局采取了一些比较符合实际的措施后，正在渐渐恢复过来，只要肯花钱，有些在当时称为“高级”的食品，不要票证也能买到；象四川饭店那样的“高级饭店”，酒席也能办了。世龙认准了那里的菜肴做得好，特地请大家前去品尝，果然吃得不错。五道口也有较“高级”的饭馆，那还是一九五六年强调重视知识分子时从城内搬来的，现在又开始供应较好的饭菜，世龙可以不必进城，就在这里买些肉菜回来改善伙食，妈妈也能在这里宴请他们了。
总之，妈妈这次回来还是赶上了一个较好的年份，一九六二年，在共产主义马上就要实现的梦幻破灭，和经历了缺衣少食的三年艰难岁月后，中国人正从乌托邦的狂热转向务实的思考，上面的政策开始有所改变，政治上多少有些松动，外面来了人，也不必那样紧张了。在经济上，多少采用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办法，老百姓的生活多少有些改善。这年稿费的标准也提高了，世龙又出了一本书，所以敢到高级饭店去请客。妈妈这次来，给我们带了不少衣物和食品，那时香港人回国都是这大包小包的带，人们都知道国内的生活很苦。但是她在回来后，看到我们的生活还可以，而她无论是在清华还是在疗养院，接触到的人，也多是对她抱友善的态度，这些都使她感到宽慰。妈妈到我家住下后，世龙没有及时去报户口，这是不符合当时的规定的，而妈妈的到来，家属委员会的蔡大妈早就注意到了，她前来看望，提醒世龙赶快去报户口，并说报了户口就能得到特殊供应的粮食，包括有较多的大米。当时北京定量供应的粮食，大部分是玉米面这类粗粮，大米和白面合起来不到一半，而且是以白面为主。能得到较多的大米，是少有的照顾了。蔡大妈的到来，只能使人感到她的善意。世龙赶紧去报了户口，也真的有特殊供应的大米，这使永明返校时，能够带一包大米回去。在西宁，比北京更不容易得到大米了。
因此，这次妈妈来看我，虽然因赶上我正在住院治疗，和我这身为共产党员的女儿不会处理这党与父母的关系，总还背着入党时划不清家庭界限的包袱，不能敞开胸怀，使她感觉到这里面仍有难言之隐，产生过不该到北京来看我的想法，但看到我一家和谐，孩子聪明可爱，仍感到是不虚此行，放心地回香港去了。
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一九六四年的初夏，按照上面的指示，婆婆离开北京回到四川省安岳县的农村去了，据说是因为农民对好多过去的地主被子女接进大城市不满，要这些人还回农村去劳动。这时婆婆年事日高，当时农村劳动一天没几个钱，劳动所得远不足她的需要，我们每月汇钱去供她开支。老家的农民对她并不苛求，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安然无事。婆婆回农村的第二年，一九六五年的春天，世珉又“上山下乡”，到宁夏生产建设兵团去了。她与我们一家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然后互道珍重就告别了；世龙则一直送她到火车站，看着她离去。
世珉离去后不久，世龙到山西参加地质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去了，我的原来热热闹闹的家庭，一下子冷清了下来，好在还有小华小妹相伴，她们都在清华附小上学，学习成绩和品行都很好，每学期都有奖状拿回来；在课外活动中的表现也很出色，两姐妹都是跳皮筋的能手。一九六五年国庆节，姐妹双双被选去天安门广场参加组花活动，全清华附小只有十个学生可以去参加，陶家姐妹就占去两个，确有点突出了。
这时我突然发觉，过去整天忙工作，对孩子关心得太少了，不知怎的，孩子们一下子就长大了；小华已有十一岁半还多，小妹也已满十岁。
在小汤山疗养回来后，我因体力仍很衰弱，实在无法完成研究生应达到的要求，已不再当在职研究生，仍回到教学岗位，在教学之馀，继续作一点防微震的研究工作。这时我承担的教学任务较少，且已教过多次，无需花那样多的时间备课，大部分时间用在整理论文，绘制各种插图，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家中无人照看孩子了，也就不再派我去外地出差。这样我们母女三人就有了较多的时间在一起亲热。
中午我懒得做饭，时常带孩子们去附近的饭馆用餐，我们最喜欢吃的是炒扁豆，碧绿脆嫩，很下饭。晚饭我还是自己做，我的厨艺实在不高明，婆婆来北京前，我只负责煮饭和洗菜切菜，以及饭后洗碗，世龙愿意掌勺，他从小喜欢在厨房看大人做菜，而我的祖母从不允许我们进厨房，所以虽为广东人却不会做广东菜，只是跟世龙学了些四川菜；婆婆来后，这麽多年我没有下过厨房，也就做出什麽就吃什麽了。星期天我们母女三人多半要去动物园、天文馆、自然博物馆等地，去得最多的是动物园，玩累了就在茶馆沏一杯茉莉花茶，买碟花生、瓜子之类消磨一整天。
一九六六年春节，世龙挤上火车坐了一夜，在除夕前总算赶回了北京，全家得以团聚了十几天，不巧他又得了盲肠炎，不能出去玩，等到病好，他的假期也满了，又赶回山西。到他完成了在四清工作队的任务，回到学校，已是北京的初春，吴晗的“海瑞罢官”已在报上批判了一段时间，他在山西就注意到了；回来后不久，批判“三家村”也开始了，这“三家村”指的是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说起这吴晗和世龙也算是有一面之缘，那是在两年前，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这个科技工作者的组织，为了编一套自然科学小丛书，请当时主管北京市文教工作的副市长吴晗出面，邀请了十多位科学家去讨论这套书该怎样编写和编辑委员会如何组成，地点就在绒线胡同那四川饭店里面，会后有宴席招待。世龙开会回来说，菜好吃极了，地道的四川味，是他吃过的最好一次筵席。这次被邀请去的，除世龙外全是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象茅以升、严济慈这些人，世龙是以擅长写作普及科学的文章而受到邀请的。现在吴晗受到批判，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燕山夜话》，也成为批判的重点。这究竟为什麽？不能不引起他的关心，在赶着整理完为自然科学小丛书写的第二本书《地震》的稿子后，不见他在下班后写文章了，吃完饭就急急忙忙地去清华大学的工会阅览室，那里陈列出来的报刊多，他是想尽量多了解些全国的情况。
就在世龙敏感到有什麽大事要发生的时候，我正一头扎在业务堆里，忙着为北京光学仪器厂设计一个刻一千线的光栅机的防震基础，对政治上这些事，没有在意，我从来就是只想到，跟着党走，就不会有错，自己不用操心。
到这年五一节，我和世龙结婚十三年了。自前几年国家发生经济困难后，这个节日已不再组织统一的活动，真正是放假了。这天天气很好，难得一家人又团聚在一起，决定全家去香山游玩，小华小妹玩得很高兴，小腿真有劲，大家一起登上了香山的最高点“鬼见愁”，世龙入北大地质系后第一次登山，就是来的这里。我们坐在山石上向远处眺望，休息了好久，一群穿着军装的天真快乐的女孩子，从没有路的地方也爬上来了，但登上这顶峰的人终究不多，周围是那样宁静，北京初夏的风吹拂在脸上，是那样使人感到温柔舒适。谁能知道，一场腥风血雨的政治风暴正在袭来，我们这个美满的家庭就要遭受前所未有的磨难，四个人这样幸福地团聚在一起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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