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春，我正带领一个队在内蒙大青山一带进行稀有矿产普查工作，一个加急电报把我调到了河北省。除1958年在张家口地区但任过小五台地质队的技术负责人之外，至1962年的七年多时间里，我主要是在保定地区进行矿产普查和勘探工作，担任保定综合地质大队的技术负责人兼地质科长。我曾领导过铁、铜、铅、锌、石棉、云母、煤田等矿产的普查勘探，也负责过建材以及水源地的勘探工作，是地质行业的“杂家”。主要工作地区是在太行山的涞源县，这里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也是出了名的贫困山区；在“备战”时期，是河北省和首都的“小三线”。地质工作对那儿的“脱贫”以及河北省的工业发展是作了一定贡献的。经过五、六年工作，保定综合地质大队向国家提交了中型铁、铜 、铅锌矿床5处，大型石棉矿1处，遗憾的是，在我负责地质技术工作期间，对涞源地区找矿远景，只得出了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概念，并无重大突破；一个大型锌钼矿床，还是在我离开那里后，经过进一步工作，才作出最后评价的。我在保定地区工作的七年间，和全国人民一样，经历了三次重大事件：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_1961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我调到河北省野外地质队后，组织上为了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把文兰也从北京调到了队上，对于这次调动，我至今后悔莫及。姑且不说野外驻地流动性很大，拖家带口，在处理家庭生活方面，有很多困难，单就她本人的政治生活而论，到队只有几个月，就赶上了反右派运动，糊里糊涂地被推到了“右派”的边缘，被批判斗争，最后以“十大罪状”被开除团藉，行政降级处分，给精神和身体造成了严重的创伤，从此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这次调动可真算是得不偿失了。

关于反右运动，已出版了许多著作、文章和文件，这里只着重指出，在错误的方针政策指导下，各地区、部门和基层单位的反右运动，掺杂进了许多个人因素，给一些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甚至政治品质恶劣的人以可乘之机。这些人以“左”的面貌出现，或为了保自己，或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甚至为了打击报复，不惜牺牲别人，把别人的政治生命、精神痛苦甚至生活出路，都视同儿戏，也就是说，把他们自己的春风得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的基础上。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曾受到过冲击，但他们恶习未改，一旦得势，又旧病复发，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左派”。他们是地道的“变色龙”，而其中心问题却始终不变，那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然而，就是这一类人在反右运动及以后的许多政治运动中作为“积极分子”而得到重用，因此人们常称之为“永远积极分子”或“当然左派”，实际上却为党的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我国当时民主和法制很不健全，对右派的处理上，既不认真听取本人的意见，又常常不经法律程序，特别是在行政处分和党内处分上，往往决定于本单位甚至个别领导的一句话，有的极其不负责任，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在保定综合地质大队的反右运动中，以开始批判本单位具体对象为分水岭，我的思想变化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作为反右派斗争的前奏，报纸上发表了北京、上海等几个大城市一些著名人士的“呜放”言论。我当时不清楚“放”出这些言论的背景，也不知道报纸上发表的这些言论是否完全反映了本人的原意，但就字面而言，却是触目惊心的，引起我极大的愤慨。我生长在旧社会的底层，深知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是怎么一回事；我在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尽管由于历史问题，有时感到有些委屈和受到压抑，但从解放后的所经、所见、所闻，完全能够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确实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后的七年，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迅速得到改善和提高，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因此，对我来说，任何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言论，从感情上讲，都是不能接受的。后来报纸上陆续发表了一些“反击”的言论和文章，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特别是从1957年6月14日至7月1日之间，《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等，在我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在当时，我也是一个反右派运动的坚决拥护者。文化大革命中，出版了《毛选》第五卷，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有关反右运动的文章，如：《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15日)，《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1957年6月8日)，《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日)，《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及《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1957年10月13日)等，这使我对于反右派斗争的蕴酿、形成、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这在当时，当然是不可能达到的。毛泽东在这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断和观点，至今仍闪烁着思想的光辉，例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但有的却表现得不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扣政治帽子；再加上在策略上采取了“钓鱼”，“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或者像有人所说“引蛇出洞”，使得大批曾向党提出过正确的、不完全正确的或错误的意见但却是出于善良愿望的人，被网入“右派”之列，开创了党内和国家不正常政治生活的先例，并给一些钻营投机分子以可乘之机。

反右派运动在基层开展起来以后，我的思想上很迷惘，很混乱，如果说在第一阶段对全国著名“右派”的批判，确曾引起过我思想共呜的话，第二阶段在基层开展起对所谓“右派”言论的批判后，我就有些不知所从了。首先是兄弟队一个女工程师被批判，她在白云鄂博时曾和我一起工作过，是一个工作能力较强、认真负责的同志，在该队整风初期，曾作为群众代表被邀参加地委召开的整党座谈会，但回到队上后，由于对个别队领导作风提出意见，而被打成了右派。在我所在的单位，一开展“四大”，就乱箭齐发，在职工中掀起了互揭、互批的高潮，从一般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以至生活琐事，上纲上线到政治立场问题，甚至对别人的言论，加以演绎或歪曲，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有的群众对个别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一些批评意见，后来却被冠以“反对党的领导”的罪名。一种极不正常的表现是干部中的小圈子作风。有那么一部分人，一天到晚凑在一起，嘀嘀咕咕，今天给这个人提意见，明天给那个人贴大字报，唯独不涉及他们“圈子”的人，而且只准“我”放，不准“你”辩，否则就是不虚心，对抗运动，招致批判升级。最后，在领导的意图下，把批判的靶子集中到少数几个人，大字报铺天盖地，大会小会乱炮齐轰，使被批判者不仅没有还手之力，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了，只有低头认罪。在这种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我感到队上的反右运动有些“变味”了，特别是在我妻文兰成了被批判的重点之后，我思想上的疑虑就更重了。只是由于她对本单位、部门个别领导人提出了一些意见，便给她扣上“十大罪状”，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反对党的领导”；二是“反对民主集中制”；三是留恋旧社会，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再加上“同情右派”。文兰有许多缺点，例如看问题片面，性情固执，工作方法也简单等，唯独在上述三个原则问题上，确是绝对地相反的，这是由她的生活经历所决定的，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比我对此更清楚的了。文兰是我的妻子，我不能不关心她的痛苦和前途，但我又是一个共产党员，觉得应该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领导的决定，而且要“和群众站在一起”，加上我自己思想上软弱，怕“引火烧身”，所以不论对外和对文兰都将自己的真实思想活动，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的心中。对外，我采取了“回避”和“超然”的态度，不表态，不发言；对文兰，不表露自己的真实思想，只讲大道理“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甚至附合一些人的调儿，也说一些违心的话，这使她更加痛苦，说我也对她不了解。现在想来，当时我对外采取“回避”，可能是较为妥当甚至是唯一正确的态度，否则，不仅无助于使她摆脱困境，还可能把我自己也陷进去，后果不堪设想，反右运动中，夫妻双方同戴右派帽子的事，是不鲜见的。然而对文兰那种“僵硬”态度，就未必是正确的了。那时她四面楚歌，孤立无援，身心憔悴，痛苦万分，正需要我这样的亲人给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实质上的帮助。如果我能够实事求是地和她交流思想，分析一下当时的形势，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而不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和方式方法，事情也许不致于发展到后来那样的地步。然而我却觉得那样做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采取的态度，我相信“事无不可对党言”，却不能“事无不可对妻言”，那样是违犯组织原则的。因此，我对文兰的生硬的说教，对她毫无帮助，反而使她更加感到孤立和思想不通，乱了方寸，更是无法应付当时那复杂的政治环境和人际关系，注定是要吃苦头的。

反右派运动实际上是我们党，国家和民族的一场灾难，这里没有必要回顾我们个人这一段辛酸的历史。然而可悲而又可笑的是某些人把自己的政治前途看得高于一切，却对别人政治生命视同儿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了“右派”改正工作，但文兰单位以不曾划为“右派”为藉口，拒不给于改正，只是在她上诉和上级组织过问的情况下，才给落实了政策。然而当她要求恢复团藉的时候，却发现在档案中实际上并没有开除团藉的记载，而视为她自动脱团了。

1958年，党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即所谓“三面红旗”。如果说在反右运动中，我还有过怀疑和迷惘的话，对这“三面红旗”，我当时却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拥护者和自觉的执行者；其原因：一是我满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相信他所说和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特别是并不直接涉及我的个人利益的时候；二是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我思想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提出的“超英、赶美”的口号，进一步激发了我的爱国主义情绪和民族自豪感。从这些出发，即使今天，我仍然认为毛泽东和党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从主观上是为了把我们的国家很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为了一党或个人的私利，这是在良好愿望下所犯的错误，是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祸国殃民政策在本质上根本不相同的。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动机可以理解，教训确是极其深刻而且沉痛的。

“大跃进”运动中，在工业上提出了“以钢为纲”，“一马当先，万马奔腾”，搞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过后看来，这是十分可笑而且是违反科学的，但在当时，我却是这个运动的一个积极参与者。大搞钢铁，地质先行，作为一个地质工作者，我不辞辛劳地奔跑在野外第一线，为寻找矿产资源竭尽全力，而且经常直接参加到地方上的小、土、群的炼铁洪流中去。每当夜晚，我看到小高炉、小土炉的熊熊烈火在燃烧，就不禁激动万分，仿佛回到了革命战争的年代，烈火在燃烧着敌人的炮楼，却没有想到这烈火其实正在烧掉人民几年来刚刚积累起来的家底。地方炼钢铁，原料主要来自从群众中收集来的所谓“废钢铁”，和地方上的小型铁矿。收集废钢铁是有指标的，以致把锅砸烂，把门吊、门环取下交上以完成任务，这些现在看来是极其愚蠢的事，当时却被认为是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其实多是强迫命令而不是自觉的。至于地方上的小型铁矿，有许多是小而富，适于地方小型开采炼铁，倒是为后来地方上的小型炼铁厂打下了基础；更多的是开采了一些含铁量极低，杂质甚多甚至是含铁硅酸盐的岩石。我到过这样的一些地方，作为一个地质人员，我当然知道在当时技术条件下，根本没有开采的价值，也曾向地方上提出过自己的意见，但为了不给地方上“泼冷水”，不“伤害群众的积极性”，说话是婉转的，不坚决的，也不会有任何效果，说明我自己缺乏为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大跃进”运动中一个最著名的口号就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从哲学上来讲，有其积极意义，然而应用于实际，正如列宁所说，真理超过一步，就变成谬误。在工业上提出了“以钢为纲，全面跃进”，打破各种规章制度，搞什么事情都是“全民”、“大搞”；在农业上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美其名曰向共产主义过渡，就是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了。其实，“破除迷信”，所破除的是旧的迷信，甚至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东西，却建立起新的迷信，这就是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如果我们从正确的意义上来理解这句口号，那么，彭德怀应该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打头阵者，却反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邓小平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哲学上和实践上就是比较完整的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反映在地质工作上就是“以钻探为纲”，打破一切规章制度和规范要求，在矿产储量的预测和计算上有很大程度的盲目性和主观随意性。河北省地质局一位副局长到云南参加现场会议，回来就讲：人家可以打“梅花钻”，钻探速度大大提高，我们为啥不能?所谓“梅花钻”，完全是为了追求钻探进尺，不考虑地质效果的一种极其错误的做法，却用来在地质队加以推广，以致变成钻探不是为地质找矿服务，而是地质为放钻探卫星服务。在地质上，一些行之有效的规范、规章制度被破除了，原始记录简化到只有数字没有地质，地质报告几乎成了统计报表；普查找矿仅根据粗略观察和少数块样分析结果，就大放储量卫星。我作为一个地质大队的技术负责人，对此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即使如此，在后来的“反右倾”中，我仍然被认为有右倾保守思想被迫进行了检查，有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善意地批评我“小手小脚，顾虑多端，缺乏冲锋陷阵的勇气”，就是说，思想“解放”得还不够。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一再发展，使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联的背信弃义，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_1961年的三年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在“低指标，瓜菜代”的生活条件下，全国相当普遍地发生了浮肿病，我所在的地质队也不例外。我当时对营养学一无所知，开始时对那么多的人浮肿产生了怀疑，觉得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就莫名其妙地浮肿起来呢?莫非是美帝国主义像在朝鲜搞细菌战一样，又在我国搞什么名堂?由于瞎指挥，保定地区不论土质如何，大种红薯，于是红薯刚下来吃鲜红薯，然后吃红薯干，最后吃红薯面，而粮食定量每月只有24斤，每顿只能吃三两红薯面饼，加上一碗没有油星的菜汤，还得到野外进行工作。有一次我从山上下来，走到离驻地还不到1里的地方，心里发慌，眼睛里冒金星，怎么也走不动了，路旁有个卖柿子的，花了两元钱买了两个柿子，吃下去，才有了一点力气走回去。我和文兰两个人的定量还不能全吃到自己的肚子里，两个孩子当时上寄宿小学，每周末回家，总得给他(她)们改善点伙食，所谓“改善”，其实就是不限量地让他们饱饱地吃一顿红薯面饼子。孩子们年纪虽小，却很懂事，总是一方面盯着锅里热腾腾的饼子，一方面却问：“妈，哪是我的一份?”文兰说：“随便你们吃!”有一次，我到学校里去看女儿，在没人的时候，她拉拉我的衣襟，悄声地说：“爸爸，下次你再来时，给我带块咸菜来”。我蹲下身，抱了抱她，望着她那天真却瘦黄的小脸蛋，眼睛不禁润湿了。根据统计资料，“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369页，1991，中共党史出版社。使我痛心的是，即使在旧社会的大灾荒和霍乱病流行的年代，我家也没死过一个人，而在1960年，我二姐却因饥饿而死了，还不到40岁。尽管1958年的“大跃进”不能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人祸相类比，但对于人民造成的痛苦却并无两样，这就是动机与效果统一的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已经被无数事实所证明的了。

尽管三年灾害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痛苦，但每一个正直的人都可以看到，党以高度的负责精神和满腔热情，领导人民度过困难。党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取得了人民的信赖和支持，甚至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和人民同甘共苦，对全国人民起了表率的作用。当时党的威信仍然很高，令行禁止，人民相信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困难一定能够被克服。勿庸讳言，当年那样的困难如果发生在今天，我们的国家就会“天下大乱”了。

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1月党中央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会上估计：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了。会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了政治关系，例如检查纠正了在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中的错误，对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进行甄别平反，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等等；在经济方面不论工业和农业都采取了许多果断的、积极的措施，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就在这个时候，我被调到了地质部华北地质科学研究所(即现在的地矿部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工作。然而，未将文兰同时调来。我一向对个人生活问题考虑不细，对家庭安排更无长期计划，对此毫不在意，留下了后遗症，给我生活上造成了不少困难。

1963_1965年，我国虽然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左”倾错误再度发展，在城乡进行了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例如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农村工作中批判“三自一包”，外交战线上批判“三和一少”；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教育战线进行了许多错误的、过火的批判，知识分子队伍的大多数再次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然而这些错误的倾向和做法，“直到‘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还没有成为支配全局的错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398页。在这种形势下，地质工作又提到了比较重要的地位，地质部华北地质科学研究所就是在这时成立的，我是第一批调入的技术骨干之一。建所初期，人们精神振奋，学术空气浓厚，所风朴实严谨，我作为矿床室技术负责人，先后领导了中条山钴矿、辽宁后仙峪硼矿的课题研究工作，时间短暂，成果一般。“1946年5月以后，在美苏两国加紧对我国进行军事威胁的情况下，经济工作中备战的问题摆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大规模的三线(战略后方)建设开始布局”，《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400页。地质工作的重点也向三线转移。华北所组织了三个较大的研究队，分别参加了西南和西北的铁矿会战工作，我作为技术负责人和研究队队长，先后于1965年和1966年，领导了四川盐源矿山梁子铁矿和四川会东满银沟铁矿课题的研究工作。当时提出的一个口号是“任务带学科”，看来这个提法有一定的片面性，但课题研究人员，为了祖国的安全和繁荣富强，不图名，不为利，夜以继日地拼搏在荒山峻岭，克服种种困难，不到半年，完成了大量的野外地质工作，提交了一份比较完整和系统的研究报告，提出了“与基性岩浆作用有关的火山沉积热液充填接触交代铁矿成因”模式，这比我国在60年代晚期引进的火山铁矿成因理论和70年代提出的玢岩铁矿成因模式，都要早几年。可惜当时大三线的工作是保密的，主要是提交研究报告，不提倡写论文，加以时间短，未及作更细致深入的工作，因此没有人写成论文公开发表。

盐源和会东均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我踏着红军长征走过的足迹，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和“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英雄气概，南抵金沙江，北经大渡河和泸定桥，中间经过大凉山，那是刘伯承和彝民首领小叶丹歃血结盟的地方。此时这里的经济文化仍然十分落后，群众生活非常困难，山区彝民几乎还处于刀耕火种的时代。我曾和彝族老乡有些接触，他们住的是由树木和草枝搭起的极其简陋的房屋，人和牲畜住在一起；他们除了牲畜以及身上披的毡子和一口锅之外，屋里几乎一无所有。我递他们一支烟，送他们一盒火柴，他们便很高兴。这里的穷困程度极大地震撼了我，关键的问题在于交通。这里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如果早日勘察清楚，便会带动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区内经济文化的提高。因此地质人员在这里的使命，不仅为国防建设服务，而且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