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人、“鬼” 之 间
(1966.8_1977.11)
“这场所谓‘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他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他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从而导致混淆敌我，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现实危险。”(《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408页)。由于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和他所运用的理论、政策、方法都是错误的，结果只能事与愿违，并为林彪、江青这类野心家、阴谋家提供了活动的机会和条件。然而，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毛泽东默许甚至提倡对自己的个人祟拜，重用林彪、“四人帮”，打倒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这些和他共患难的战友，却具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特征。
《十六条》公布前，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从1965年11月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发展到批判“三家村”，以及接连发生了有关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严重政治事件和报刊上声势汹汹地政治批判。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震动，造成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在会东满银沟，一个只有200来人的地质分队，也在开始抓“三家村”了。他们真的抓出三个20多岁的技术员来进行批判。现在想起来，这种作法十分可笑，但在当时人人自危的政治气氛中，批判会还是开得很正规的。按规定，我们研究队应参加所在地质队的学习和运动，作为研究队队长和仅有的两个党员之一，我和兼任指导员的另一个党员商量，决定研究队成员参加地质队的学习和有关会议，但对具体批判对象不发表意见。这是当时较为恰当的选择，而且是我们还能够掌握的。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批示在全国广播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还发表了欢呼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很快掀起以学校校长和教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8月1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写了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表示对他们的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这使红卫兵运动
在全国迅猛兴起，掀起了对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以及批斗、抄家、侮辱、殴打、迫害的高潮。此时，华北所派来了第二批人员接替我们的工作，我和第一批人员一起于11月间回津参加运动。在工作交接过程中，我本着一贯作风，主动地、毫无保留地向第二批带队人某某介绍情况，认真负责地作了交代。然而我回到天津不久，他就寄来了大字报，揭发我在满银沟的种种“问题”，从内容上看，不是无中生有，便是颠倒是非，而且第一次提出了我的“历史复杂”。这类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说俯拾皆是，不足为奇，但它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针对我的大字报，对于我个人起了“划时代”的作用，故颇有记忆。某某后来参加一派“造反”，接着又“反戈一 击”，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左派”，当了头头，呼风唤雨，风云一时。此人曾自称参加四清“工作队时，默许社员吊人、打人，在文化大革命的“清理队伍”运动中，不仅是抓“阶级敌人”的干将，而且亲自动手打人，甚至连自己的恩师也不放过，其表演也是够淋漓尽致的了。
在返回天津的途中，红卫兵运动已“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西昌的一个“红卫兵战果”展览会上，我看到了抄来的“四旧”，其中是从一个历史上有过某些问题的人的家里抄出来的《三字经》，红卫兵把“反革命”与“四旧”联系起来进行批斗。看到这里，我不禁大吃一惊，按照上述标准，随便给我按上一个罪名，就够我喝一壶的了，我预感到今后的日子不会好过。解放后15年来，我几乎一直在被审查，但我相信只要一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二有政策界限，三自己能正确对待，最多受点委屈，还不致于把我怎么样。但一到成都，这种想法就动摇了。我住在四川省地质局招待所，省局党委书记、原河北省地质局党委书记某来看我，他说，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已造了地质部的反，也来成都造四川省地质局的反来了，他为保护省地质局，已经几天几夜没离开办公室，局党委也已经不能控制局势了(后来他被人批斗，打断了一条胳膊)。这使我感到十分困惑和茫然不知所措。经过北京，火车站全变了样，乱哄哄的。这时，我还不大清楚这种严重混乱的局面其实是毛泽东自己发动起来，并加以肯定的。他早就说过：这表现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而我却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本人的“纠偏”上。
我在野外期间，文兰回天津治病，顺便代我照顾两个正在念初中的孩子。但我回到天津，一进家门就懵了。文兰不在了，家里乱糟糟的，只有两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他们说：“妈妈回地质队去了”。我看了文兰留下的信，她说，队上来了人，说工作急需，她回队上去了，信中充满了喜悦和决心。看了她的信后，我在心里连连叫苦：“文兰，你好糊涂呀!”当时国内形势清楚地告诉我：所谓工作急需云云，纯粹是骗人的，实际她是被“揪”回去了。文兰虽然从旧社会中来，而且已过中年，但社会经验十分缺乏，单纯得有时显得十分可笑，在反右运动中吃了亏，却还没有吸取经验教训。当然，即使看清楚当时她自己处境的危险，也无济于事，像我俩这样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说是“在劫难逃”。此刻，我像是塌了半边天，乱了方寸，不知所措，又不好和孩子们讲，只好把痛苦和悬念埋藏在心里。文兰是一个性格倔犟又没有心计的人，而且常自以为是，受不得委屈，反右运动中受到剌激，生过癔病，好容易病情有所好转，在这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下，她能受得了吗?果然，几天之后，她来了信，一切都明白了。
就像唐僧历经“八十难”之后，还需再经一难才凑够“八十一难”之数，她回队后就立刻被挂牌游街，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痛苦生活。她身体本来极度虚弱，身边又无亲人，在运动中被侮辱、被批斗、被殴打。特别是我曾得罪了的一个吕某，千方百计地折磨她。但这次和在反右运动中不同，她表现得比较坚强，至少是比我坚强一些。在反右运动中，开始时，她像少儿时代一样，倔强而又固执，几乎是和某些大字报对着干，但后来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为了减轻我的思想负担和照顾一双年仅四、五岁的儿女，只好逆来顺受，任人践踏。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却是横下一条心，对于强加给她的一切不实之词，一概不承认，这就给她带来更多的迫害，特别是保定地区派性严重，武斗成风，她在夹缝中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在她备受折磨，身体几乎无法支持的时候，当地贫下中农要套车让她逃走，但她此时已是五十岁左右，不像二、三十年前那样“初生的牛犊不怕虎”了，况且那时我在天津也已被打入“另册”，家已不是她的避风港了，那里还有她的去处?事后我曾问过她，是什么力量支持她那样坚强地活下去?她的回答现在看来实在是政治上的幼稚，她说：“我相信毛主席”。此外，她说，当时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横竖最大不过是一死，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文化大革命后，和我熟悉，文革中曾和她在一起蹲牛棚的一些老同志对我说，一个女同志能那样坚强，也真不简单。当然，代价也是很大的，至今还在身上留下一些难以根治的病症。
在我从野外回到天津以前，原党委书记已被当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了出来，成立了临时的“四人党委”和文革筹委，领导全所运动和工作。起初，还像以往的政治运动一样，按处室进行学习和批判活动。“四人党委”虽然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但形式上毕竟还有个“党委领导”，没有“天下大乱”。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煽恸 下，北京后来又扩展到全国，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大体都分成了两大派，“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了广泛流行的口号，无政府主义狂潮也蔓延到华北所，“四人党委”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了。华北所分成两派群众组织，除了全国因素外，还有其本身的特点。建所初期，从华北各省、自治区和其他方面选调了一批技术人员，由于历史原因，这些人绝大部分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其中相当一部分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有些人特别是技术骨干，本人还有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与技术人员形成鲜明对比，党政干部和工人多数出身好，党员所占比例较大。技术人员集中在研究室，而党政干部则主要在政工部门和职能处室。这种人员构成和分布，自然地形成了以党政干部、工人为主和以技术人员或者说知识分子为主的两个“阵营”，在文化大革命中，前者比较容易接受唯成分论或血统论的观点，后者则易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当前者以唯成分论和血统论为思想武器，把矛头指向一部分群众的时候，后者则拿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武器来进行反击。两派的绝大多数群众主观上都自以为是“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却不知风源都来自在毛泽东本人支持下的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谓“群众运动”，实则为“运动群众”，他们什么时间和什么场合所提出或强调的什么口号，都是实用主义的，都是为实现他们的政治阴谋服务的，群众成了真正的“阿斗”。
1966年12月间，华北所形成了对立的两派组织，以党政干部和工人为主的一派叫16条战斗队，后叫卫东兵团，是少数派；以技术人员为主的一派，叫东方红公社，是多数派。东方红公社的绝大多数虽然不是“红五类”，但选出的头头却都是出身好、历史清白的青年人，他们平时都是老实巴交，不大喜欢出头露面，这时却被推到了前台，甚至到了风口浪尖上，这大概可以称之为“时势造英雄”吧!然而在那风云变幻莫测的年代，华北所的形势发展绝不是他们所能左右的了，于是在小小的华北所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胜者王候败者贼”的悲喜剧，这些人后来在清理队伍运动中，首先作为“站错了队”被审查，文化大革命后，又在清查“五种人”时被作为审查的对象，其实，他们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这是时代的悲剧。
由于华北所的“小环境”以及我本身的具体情况和思想倾向，我参加东方红公社是合乎逻辑的。但凭心而言，我并不愿意参加任何一个群众组织，明智的做法是当一个逍遥派。经验告诉我，在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中，我都可能成为被审查的对象，至少是一个“擦边球”，在文化大革命中，恐怕是在劫难逃了。况且，一些人的大字报中，点名或不点名，我已是矛头所向的主要对对象之一，在两派组织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参加任何一个组织，都无疑是引火烧身。然而，毛泽东曾号召干部“要到群众中去，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逍遥派被认为是对领袖不忠的表现。再则，如果不参加一个群众组织，更会叫人认为我确实有问题，“怕”字当头，是不想“革命”了。这种矛盾心理，一直贯穿在我被“揪”出之前的整个过程中。
我是东方红公社的一个成员，但并不赞成一些人的做法。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东方红公社把政治处的干部和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当做批判、斗争的对象。一天傍晚，大喇叭广播要东方红公社社员到所里紧急集合，我也去了，才知公社决定到一些干部家中查抄“黑材料”，而且人已经派出去了。我感到此事非同小可，是错误的，在会上第一个站出来旗织鲜明地反对这一做法，得到一些人的赞同，一位同志并且拿来中央军委禁止抄家的命令，一场大规模抄家的错误行动避免了。诸如此类的事情，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曾做了一些，例 如在群众围攻某些党员干部或两派群众对峙时，我都做了些劝解和调和工作。可是后来东方红公社挎掉，我被当做“牛鬼蛇神”揪出时，一些人“反戈一击”，揭发我“挑动群众斗群众”，仿佛我成了许多错误行动的罪魁祸首之一。其实，我最不愿看到的就是群众之间的对立了，本来是很好的朋友，同一个党支部，党小组的党员，转眼之间，变成了死对头，这在我感情上是不能接受的，过火的行动，我是不赞成的。退一万步讲，就以个人利害来说，我也不愿看到两派的严重对立，因为我很清楚，派性斗争越严重，我就越会成为一派甚至两派批斗的靶子。在某种意义上说，像我这一类有“辫子”可抓的人，最容易成为派性斗争的牺牲品。
1967年1月，首先在上海，然后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全面夺权”的行动，这股风刮到了华北所，突然之间，“东方红公社”夺了“四人党委”的权，成立了一派掌权的革命委员会，摧挎了“16条战斗队”，但这个革命委员会先天不足，主要是没有干部、上级权利机关或军队的支持。“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个以知识分子、科技人员为主的组织，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联盟，而且缺乏组织经验和政策观念，因此一开始就犯了一系列错误。他们把党委主要负责人和原党委书记的爱人揪出来批斗；把原政治处工作人员集中起来，勒令进行检查；对于一些表示承认“错误”，向“东方红公社”靠拢的群众和干部采取了冷漠甚至咄咄逼人的态度，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以极左来反对极左，一派掌权，依然是林彪、“四人帮”一伙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的产物。我同样也受着这种极左思潮的影响，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或蠢事，例如写大字报批判某些干部，或做他们的工作，动员他们“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甚至藉探亲的机会，到我老伴所在的单位表态支持一派，造成不良后果，给我自己和老伴引来一场灾难，可说是咎由自取。
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华北所被“摧挎”的一派组织，又重新组织了起来，成立了卫东兵团，并以批判原党委书记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为由，点名或不点名地“揭露”出了他所重用的“坏人”，而这些人又几乎都是东方红公社的成员。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实际上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目的在于证明东方红公社组织不纯，本质上依然是派性作怪。在此期间，在“四人帮”的把持下，中央公布了所谓《公安六条》，规定了几类人员属于敌我矛盾性质，其范围之广，几乎把历史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稍有不满表现的人一网打尽。这个文件一出笼，卫东兵团就以此为武器，向东方红公社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攻心战，加之军队派出宣传车在院内进行高音喇叭广播，搞得东方红公社特别是所谓“坏人”们心烦意乱。这个《公安六条》是套在东方红公社特别是像我这类人头上的“紧箍咒”，成了一派手中的法宝，从此我陷入了非常尬尴和艰难的境地，只能是为生存而挣扎。在这一期间，不少好心的同志在明里、暗里保护我，帮助我，为此担上了“包庇坏人”的罪名，而在以后的清理队伍运动中受到迫害或冲击，我对他们深为感谢，并怀有歉意。
凭心而论，这一期间派性斗争虽然一再升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但毕竟只限于动口、动笔，基本上没有发生武斗和打人事件。1967年9月，华北所实现“革命大联合”，1968年3月，成立了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和“革命职工委员会”。本来，我内心深处是非常拥护大联合和建立真正的、有权威的权力机构的，理由很简单，在无政府主义状态下，群众可以不讲政策，一部分人可以为所欲为，对我自己也是十分不利的，而革命委员会应该是不会乱来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一想法又是大错特错了。
和全国一样，华北所的革委会贯彻执行的，仍然是一套“左”的方针，特别是在中共“九大”以后，按照毛泽东的布署，“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华北所的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大难临头了。由于这一切都是在权力机构的领导、支持下，以“群众专政”的形式来进行的，使你只能“低头认罪”，处于被剥夺了辩护权利的地位，而且刑、信、逼、供合法化造成了“红色恐怖”，风声鹤戾，人人自危。有这么一个人，他在“反戈一击”之后，成了清理队伍运动的积极分子，当上了大组长，今天揪这个，明天批那个，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殊不知“福兮祸所依”，他只顾自己革别人的命，却积怨甚多，别人也正在伺机革他的命，一不小心，叫别人抓住了小辫子，一张大字报把他从组长的宝座下拉了下来。后来听说，这个人其实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只是好心的群众看他“小人得志太猖狂”，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在清理队伍运动中，以各种名目被“专政”的人有五、六十人之多，占全所职工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科技人员，八级以上工程师10人无一漏网；组成了三个学习班，第一学习班是被认为问题最严重的，属敌我矛盾性质；第二学习班次之；第三学习班则包括所谓“站错了队”的一般干部和群众，我理所当然地被划到了第一学习班。
我是在大联合不久，被一张大字报点名揪出来的。“揪”者，抓住也，文化大革命中的“揪”有其特定的时代涵意，一个人可能在转瞬之间，从一个“革命”者，变成为一个被“革命”者。我虽然对于被揪斗已有充分思想准备，但一天早上上班时，在实验楼一楼楼梯口看到《胡维兴是人还是鬼?》这张大字报的时候，仍然不免像挨了一当头闷棍，目瞪口呆，一瞬间，像是空气凝固，地球停止转动，“完了，一切都完了”。我看得出大字报的笔迹和文风，是不久前还和我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写的，当然不是代表他一个人的意见，主要是出自革委会的授意，为了“站稳立场，划清界线”，在一派已占了上风，并在革委会中掌权的政治形势下，另一派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反戈一击”了。不过是一转眼的功夫，人与人间的关系完全变了样，仿佛有一双双怀疑和敌视的眼睛在紧紧地盯着我，过去比较熟悉甚至比较要好的人走个碰头，也好像视而不见或不认识似的擦身而过。从此，我从人变成了“鬼”，我感到空前的孤独。
天下事也真有个凑巧的时候。一天晚上，我被批斗后下班回家，一进门就看到一个穿着破烂，面容憔悴的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坐在屋里发呆，原来他是我死去的二姐的儿子。他说，家里穷，过不下去了，他讨饭出来找我这个舅舅来了。这孩子我从来没见过，但前面讲过，我和二姐有着深厚的感情，见到孩子，就想起我那苦命的二姐。可他来的真不是时候，我已经被监视起来了，孩子在楼下打听我的住处时，就被人盘问了半天，把他吓得要死，何况当时我几乎天天挨批斗，受质询，妻子在野外队受折磨，我身心疲惫，而儿子、女儿年纪幼小家里已无能力来照管这个远道而来的农村孩子，加上当时社会上很乱，孩子在我这里出了问题，怎么对得起死去的二姐?狠狠心，我说：“孩子，家里出事了，你在这里不能呆，今天夜里你就坐火车回去……”，话还没说完，忽然想到我的工资和银行存款都已冻结，每月只发给我和一个孩子的生活费各15元共30元，手头连10元钱也没有了，拿什么给外甥作路费?
问别人去借吧，可这个时候，许多人和我划清界线，像我身上患了瘟疫似的躲还躲不及，谁还敢借钱给我?思忖再三，除了硬着头皮，老着脸皮向人去借，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于是，走上四楼(我住三楼)，敲开一位同事的门，说明来意，向他借15元钱，他二话没说，就把钱给我了。此时此刻，我万分感激，真所谓“雪里送炭”。当晚，我留外甥吃了顿饱饭，又把家里所有的玉米面菜包子(这是当时我和孩子们经常的食物)全叫他带上，让十三岁的儿子送他到火车站，并给他买了火车票，送他上了南下的火车。他走时，我只送出了屋门，连楼梯也没下，望着他那凄然的神情，我心如刀绞。在我被揪出来不久的某一天，好像有一个命令似的，批判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且贴到了附近的大街上，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张题为《剥胡维兴的三层皮》的大字报，这个“三层皮”的第一层是“贫农出身”，第二层是“地下党员”，第三层是“红色工程师”，意思是这三者都是假的。其实，所谓第一层皮倒是货真价实的，我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前从来没有因“贫农出身”而感到特别光荣，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奇谈怪论下，出身才成了衡量一个人“政治分”的第一尺度和金子照牌，以致某某“左”派平日虐待公婆(据说后来其公公坠楼而死是自杀)，却在“忆苦思甜”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把公公的革命历史当做自己的政治资本。所谓第二层皮，我在北京大学地下入党，是有案可查的，不像有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积极，“火线入党”。至于第三层皮，纯粹是大字报作者的杜撰，此前，我还从来没听说过什么人给我这个光荣称号；但大字报说我得到原党委书记的“重用”，倒是“无风不起浪”。作为党委书记，他有自己的一套用人方法，总的来说，还是能够调动各类人员的积极性的。而我，作为一个党龄不算很长的知识分子党员，一向对于工农出身的老干部，怀有深深的尊敬和感情，认为他们就是党的化身，诚心诚意地在他们领导之下努力工作。这位书记在河北省地质局任副局长时，我就和他有较多的接触，到华北所后，也可以说得到他的信任，他能够放手在技术工作上发挥我的作用，但这纯粹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工作关系，没有任何私人所求。我到华北所四年，一没升官，二没提级，三没有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这样的“重用”，在他究竟有什么错误可言?在我又有什么私利可图呢?类似这样的大字报，俯拾皆是，一开始我还是抱着虔诚的“认罪”态度去仔细“拜读”的，但看来看去，终于明白了古人说过的那句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虱子多了不觉痒，随它去吧，我也就很少去看大字报了。
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我被“名正言顺”地抛进了牛鬼蛇神之列，不仅“触及灵魂”，而且也“触及皮肉”，挂牌，批斗，喷气式算是最微不足道的几种“专政”方式了，但对于一向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来说，一开始在精神上像是被人强奸似的，完全丧失了起码的人格，而且无法反抗，因为你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群众，甚至是“阶级弟兄”。但一次，两次，久而久之，“牛鬼蛇神”的队伍越来越大，反而并不觉得孤立了，弯腰、低头，也习以为常。最可笑的是向毛泽东像“早请示，晚汇报”，除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外，还要口中念念有词：“我有罪，罪该万死”。
与大会批斗相比，我宁愿在大会上挨斗，也不愿个别受质询。因为在大会上，在众目睽睽之下，个别人还有所雇虑，讲点政策，而在个别场合，天王老子是老大，他就是老二，在方寸之地，虽说他不是掌握了生杀大权，至少有着打人的充分自由，反正“打人有理”：“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坏人以毒攻毒”，这是林彪、江青一伙讲的，而且据说还有理论根据：列宁说过，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动手打人的人，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出于无知，是可以原谅的；第二类人是表现积极，争取立功，越“左”越革命，对这类人应该保持警惕，敬而远之；第三类人是存心不良，挟嫌报复，对这类人永远不能原谅，其甚者实属犯罪分子，是应该绳之以法的，不能把这类人思想品质上的问题和恶行推给那个年代。
“无产阶级专政”逐步升级，除了扣发工资，冻结存款之外，还抄了我的家。华北所曾有过一次抄家，那就是前面所说东方红公社一派群众组织到部分干部中搜查“黑材料”，所不同的是，那一次纯粹是群众自发，而且“知过必改”，马上就撤销了行动，这次却是以专政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合法”的外衣下进行的。专案组抄走了我的记事本，信件和像片等，目的自然是为了取得“反革命”的证据。这是我在解放后第二次被抄，我也是好了疮疤忘了疼，没有吸取经验教训。1955年在白云鄂博被搜查之后，我曾发誓不再记什么日记，并在后来归还给我20多本日记之后，我把它们统统烧掉。可是我从小养成了记日记或记事的习惯，不知不觉地又记了起来，到文化大革命前，三年之内又记了20多本。我想，专案组一定组织了不少人，费了不少时间，在字里行间去搜索我的“反革命”证据，当然是徒劳的。
我本是个穷孩子出身，曾长时期过着穷日子，但一下子从每月100多元的生活费下降到30元，还真有些捉襟见肘。孩子们很懂事，家务事全由他们承担起来了，精打细算，从不叫苦。女儿长大了些，原来的棉袄已经无法穿了，幸亏在搜查我家时，我放在一个地方的30多元钱成了漏网之鱼，我赶紧拿来给她买了件棉袄，才度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天。为了贴补家用，我卖掉了成套的书和杂志，有些简直是当废报纸卖的。具有讽剌意味的是，我原来是住一个单元两间，这时被剥夺了一间，成了伙单户。与此同时，有些人特别是当了权的“革命派”，由伙单变成了偏单，有些外单位的军代表等类人物莫名其妙地搬进了华北所的单元宿舍，而华北所的某些当权人物的子女，则通过这些人或参军或找上了好工作，看来，造反不仅“有理”，而且是“有利”的。
劳动改造对我来说，较之在会上挨批斗，在日常受折磨要容易承受得多。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曾烧过锅炉，当过清洁工、油漆工、泥瓦工、碎样工，还在农村下地劳动。当一群“牛鬼蛇神”在一起劳动的时候，无贵贱上下之分，彼此彼此；而当一个人独立干活的时候，那更是你自己的小天地，至少暂时地有一种恢复人的尊严和人格的感觉。特别是那时我还有一种“负罪感”，觉得自己算得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信劳动能把我改造成“新人”，就像远古时代的猴子，通过劳动能变成人一样。因此，我在劳动时是自觉的，认真的，即便是在无人监督或单独一人劳动时，也从不偷懒、耍滑。这一点，我在黄骅“五、七”干校劳动时，当地贫下中农也看出来了，他们说，我这个人不算能干，但肯干，实在。我有自知之明，不论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方面，我从来不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但却是一个肯干的人。我觉得干什么事情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习惯成自然了。只是当有人用一种鄙夷的神态
在监视我劳动时(为了象征“专政”，有时还手持木制步枪)，我才感到自己的劳动是被认为是强迫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损伤，特别是在锅炉房劳动时，要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接受那些临时工的“领导”和“再教育”，我在心头就涌起一股无名的怒火。我早就听说过，雇来的临时工中，有劳改释放犯，有判过刑的贪污份子，有从干部队伍、公安人员中清除出的坏份子，现在叫我去接受他们的“教育”，向这类“工人阶级”学习，无论如何，也无法消除我心中的抵触情绪的。
清理队伍运动在华北所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非法拘禁，刑扭逼供，遣返，扭送公安局，这一切都是在革委会的组织、支持或默许下发生的，有人跳楼，有人喝滴滴畏。据后来揭发，曾有人拿着国民党一本刑讯的书来拷打受审者。虽查无实据，总是无风不起浪。然而在夜晚从关人的小屋中，传出的痛苦叫喊声，我是听到过的；被审讯者在监视下，上厕所时，脸带血迹，一瘸一拐地，也是亲眼见过的。实事求是地讲，和社会上其他单位相比，华北所在文化大革命中还算比较“文明”一些，这是由于这里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这一特点来决定的。“
秀才”善于动口不动手，因此，大字报常常洋洋数百言，数千言，而且引经据典，“活学活用”领袖语录，颇有特色，在审讯“犯人”时也是这样。有一次，把我传到一间小屋里，有三、四个人参加审讯。我一听他们的问话便明白，实际上矛头不是对我，而是搞另外一个人，他们是想通过我的口挖出那个人包庇“反革命”的材料，因为我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其中一个人便用皮带狠狠抽打我，主审人则套用毛泽东的语录说：“看看你的过去，就知道你的现在，看看你的过去和现在，就知道你的将来”。文革中，我听到的辱骂的话，可谓多矣，大多已不复记忆，但这件事却记忆犹新，因为在当时我内心就有自己的见解和抵触情绪。第一，毛泽东这些话是在特定的时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专指特定的对象(国民党和蒋介石)和针对特定的事件(蒋介石要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而言的，如果把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岂不是承认一切事物都是静止不动的，都是没有变化的?如是这样，战犯被改造成人民的一员甚至原是国民党人后又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了。它是形而上学而不是唯物辨证法，而且和毛泽东本人在《矛盾论》中所阐述的观点背道而驰的。第二，我的“过去”又怎么啦?在我有生以来的40多年中，有20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即使在抗战时期，也曾是一个抗日战士，怎么就把40年的历史都否了?话又说回来了，在当时情况下，心里有抵触情绪，表面上只能沉默。甚至我对我自己也还经常“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来进行自我检查，有时是认真的，有时却纯粹是出于实用主义甚至只是为了表示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虔诚。我尚不免，何苛求于人?
在清理队伍运动中，对我来说，基本上就是搞我的历史问题。前面讲过，肃反运动中我就是因为历史问题而成为一个重点审查对象。1958年，原河北省地质局小五台地质队党委已经给我作出结论。但没有想到原来的结论竟然完全不作数了，而斗争的风暴来势是如此之猛，以致一下子就把我打入另册，成了华北所暗藏的“阶级敌人”之一。可能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我的历史是够复杂的了，特别是一些年青人对旧社会知之甚少，几乎对我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觉得疑点甚多或难以理解：一个穷家孩子怎么能上了大学?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没有“特殊关系”，怎能从沦陷区跑到大后方去?当了国民党的兵，又怎么那么容易从部队跑了出来?等等，等等。有一次叫我在一个质询会上交待历史，我问：“怎么个交代法?是详细说，还是简单点?”，有人说：“越详细越好”。于是我就从1940年春天开始流亡生活时说起，看来许多人听得入了神，很长一段时间竟没打断我的话，但有人后来就琢磨过味来，大嚷大叫：“是叫你交代罪恶，谁让你评功摆好?”
有一天，形势陡紧，大会批斗，小组质询，专案组“政策攻心”，还加上外单位外调人员的火上浇油，使我精神上极度紧张，心力非常疲惫，难以承受这巨大的政治压力，精神几乎近于崩溃。我完全明白要我“坦白交待”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早在群众组织打派仗时，我的对立面那一派就公开点名，把我划在《公安六条》的范围了。只要我一点头，这种紧张的局面就可以结束，可那样一来，我可真是“跳在黄河里也洗不清了”。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前思后想，顾虑重重，方寸已乱，茫然不知所措；满腹苦痛，却无处可以诉说，只觉得前途漆黑一片，无路可走。突然，一个可怕的字从脑海里冒了出来：死!我过去看过一些小说、文章和史料，自杀者大致有三种情况：抗争、畏罪和绝望，我大概介于一、三之间接近于第三种。古人云“士可杀而不可辱”，我虽没有这样高层次的骨气，但人的尊严已丧失殆尽，屈辱的生活却也受够了，如再升级，简直就难以承受了，死了死了，一死百了。
当我闪过自杀这一念头的时候，我想了很多，想到了死去的母亲和二姐，想到正在野外队备受折磨的妻子，想到了眼前这一双未成年的儿女，想到了我的坎坷的前半生，不禁泪如泉涌，五内俱焚。其实这个自杀的念头在前些日子就不时萌发过，我常在深夜做恶梦跳河，感到有些窒息，挣扎醒来，却是被子蒙着了头。奇怪的是，后来我竟然能够冷静地考虑选择自杀的方式，痛苦较少而又方便 的是上吊和投河。最先我看准了厕所顶下水道的“弯脖”，是比较理想的上吊的地方，绳子也已准备好了，但一看到正在熟睡的孩子们，便犹豫起来了。
当他们醒来，看到那可怕的情景时，会把他们吓坏的，而且会留下终生心灵上的创伤。我已经给他们带来了那么多的痛苦，不能够再给他们雪上加霜了。最后我选择了投河。此刻我却怀念起生我养我的故乡来了，似乎听到那奔腾的黄河在向我呼唤，如果我能够乘车南下，火车驶经济南黄河大桥时，纵身跳下去，漂流而下，终将魂归渤海，了却我思乡之苦，是再好也没有了。但做到这点，却非常不易，弄不好被人抓回来，扣上个“畏罪潜逃”的罪名，后果不堪设想。跳海河也是一个办法，但容易被人发觉，死不成，活受罪。我冥思苦想起前些子到东郊的一个村庄参加劳动时，见到村旁有一条河，地处僻静，到那去投河，一时很难被人发现。记得该村离张贵庄不远，于是下决心第二天到那里去了此一生。那夜我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枕巾都湿透了。
第二天，又是批斗，喷气式，劳动，傍晚下班回家，吃了饭，喝了点酒。看看两个孩子，我几乎要哭出声来，他们却似乎丝毫没有察觉我那种异常的神色。趁着微有醉意，我坐上了17路公共汽车，到了张贵庄下了车，却傻了眼，在那里游荡了很久，却怎么也找不到记忆中的那条河了，一打听，才知道那个村庄离这里还远着哩。此时，华灯初上，我已醉意全无，渐渐冷静下来，又坐上公共汽车，返回家来。那夜开始很难入眠，我才发觉实际上我并没有勇气和决心去死，坦白一点讲，是怕死。如果我真的想死，机会是很多的，比如从楼上跳下去，在马路上撞汽车，在铁道上卧轨，用菜刀抹脖子，喝滴滴畏……。由此，我悟到老舍投湖说明他铁骨铮铮，视死如归；有些人自杀，则是由于绝望到极点。“蚁蝼尚且贪生”，我在书中曾不止一次地接触到过这样的描写，总以为这样的人实在没有出息，而现在我才明白自己却是那样的渺小，或许我还存有一线希望，没有走到尽头。总之，经过这一番生与死的自我较量，我已经不想去死了，然而这样就必须以牺牲自己的尊严作代价，把别人要我承认的东西先承认下来，躲过眼前这一关再说，最大不过开除党藉，或许再加上遣返原藉，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者吧!下这样的决心也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很奇怪，一旦决心下了，心里倒是很踏实了，度过了无数个失眠之夜后，那天后半夜，我睡得很沉。
转天，在专案组找我谈话时，我承认了他们希望我承认的事情，但不论口头上和写文字交代材料，我都字句斟酌，留有伏笔，特别说明是“根据别人的揭发”。我在入党20多年后，还这样自欺欺人，苟延一时，对党和自己采取了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严重地丧失了党性原则。在整党末期，1968年秋召开了“吐故纳新”大会，我作为华北所文化大革命中唯一被开除党藉的人，被推上了政治宣判台。记得宣布对我处分决定的最后两句话是：“永远开除出党，不准重新入党”。这是开除刘少奇党藉时用过的词儿，或许可以称之为“刘少奇模式”吧!
我这个微不足道的普通党员，能在这个问题上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沾上点边儿，也可以说是我一生中的莫大荣幸。虽然我对于被开除党藉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当有关人员通知我准备在“吐故”大会上表态时，我仍无法抑止内心的痛苦。发言稿的内容，当然是他们定调的，这等于是在政治上宣判我的死刑时，我还得表现出心甘情愿，诚惶诚恐的样子，就像是封建社会里，皇帝把臣子送上断头台时，臣子还得三呼万岁，“谢主龙恩”。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是错误路线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压迫人民、残害忠良的延续，误以为这是党的决定，还是按照组织纪律和党性原则努力说服自己冷静地接受组织上的处分，但是却无法承受在大厅广众之下，自愿接受政治上的死刑。因为我面对的不是皇帝，不是敌人，而是自已的党和人民群众(至少我当时是这样看的)。我说，写个文字的东西算了，就不要在大会上讲了。回答是不行，文字的要写，而且要经过审查，还得在大会上表态，我只好遵命照办。我一向写个什么东西并不困难，但这个几百个字的发言稿，却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数易其稿，这是由于我只能奉命表态，只能说些套话，假话，而不能讲出自己的真心话。发言稿写成了，无非是感谢党的“挽救”，自愿接受组织上的决定，重新做人云云。但我还是在其中引用了毛泽东词《娄山关》中的两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从头越”。如果说那篇发言稿通篇绝大部分是套话，假话和违心话，那么引用的这两句却是我的真心话。当时，我就下定决心：在那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而且希望有那么一天，终于又回到党的队伍里来。不知有关人员察觉了我的用意，还是认为以我的“反革命”身份，在那样的场合，引用伟大领袖的词句，有些不合拍，把这两句删掉了。这样，我的发言就只剩下套话、假话和违心的话了。那次，我头脑昏昏的，像一个傀儡似的，被别人摆布来摆布去，完成了一项“任务”，就被赶出会场了。
我听到背后在唱国际歌。20多年前，在北平市地下党员会师大会上，我曾和大家一起，第一次纵情高唱国际歌，而现在连这一个权利也被剥夺了。在我被“吐故”之后，开始了“纳新”的议程。中共“九大”以后的整党建党是根据毛泽东的“五十字建党纲领”来进行的。这个纲领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当时所说的“阶级敌人”，主要是指所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以及像我这样的“阶级异级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纳新”的当然不都是坏人，其中有些人在后来的拨乱反正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成了中坚力量。但不可否认，在上述建党纲领的指导下和当时的政治气氛中，特别是在“阶级斗争的火线”上入党的，确混进了相当一部分钻营投机分子和坏人，有些人是以牺牲别人为代价来骗取党票的。这些人有许多在清理“三种人”中被清除了，但很有可能还有一些人隐藏下来，而且又摇身一变，以改革派的面目出现，骗取信任，捞取政治资本和经济实惠，一旦有适宜气候，他们仍然会“反戈一击”，成为反对共产党的急先锋。
“同志”这一词儿，曾被人们视之为最亲切、最值得珍视的称呼，而且带有政治的内涵。自从我被当作“牛鬼蛇神”以来，就不再享有这个“政治待遇”了。人们总是像对待犯人一样直呼其名或是连名字也不叫，而只是用“喂”来代替。在我被开除党藉之后，这种现象就更明显了。但是有一次，在革委会召开的一次全所职工大会上，宣布到山西晋城参加劳动的名单时，在我的名字后面竟然加上了“同志”二字，老实说，那一时刻我真是感动极了，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称呼了。虽然“反革命”的帽子还“抓在群众的手里”，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但总是按政策对我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时至今日，我对于“同志”这一称呼仍然情有独钟，积习难改，到了商店对售货员常常是“同志”“同志”的，惹得小姐、先生们一脸不高兴。
1968_1969年间，在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和号召下，干部、知识分子到五七干校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华北所的五七干校设在河北省最贫穷县之一黄骅的一个村庄。那时，我确实诚心诚意地去接受改造的。我虽然出身于贫农家庭，但从少年时代就离开了农村，长期在知识分子圈子里转悠，真的觉得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生活习惯和农民的距离越来越远了。1969年5月的一天，随大家来到了所谓“干校”的所在地，我立刻感到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这里毗邻鲁北平原，那白花花的盐碱地，那矮矮的泥土房，那时不时刮起的风沙，那风俗人情，那生活习惯，那讲话的乡土口音，甚至那贫穷的样子，简直和我的家乡一模一样，历史上的“盗匪成群，雁过拨毛”，也和我家乡不相上下。我已经有20多年没有回过家乡了，现在到了黄骅，真有一种游子回乡的感觉，不过这不是“衣锦还乡”，而是近乎押解归故里了。
在五七干校，“牛鬼蛇神”和“革命群众”分别住在贫下中农的家里，很明显，我们这一“类”除了接受再教育之外，还有一层被监督劳动的意思。然而出乎意料，当地贫下中农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我当“反革命”看待。当地群众生活还十分贫苦，日常食物也不过是高粱面窝头和咸菜而已。干校的伙食还是以白面为主。一次，我从厨房买回馒头在屋子里吃饭时，看到房东家一个四、五岁的女儿，眼巴巴地直望着我手中的馒头，看得出她大概是很少吃到白面馒头。当时，根据定量，我每顿饭只能吃两个馒头(四两)，由于工资扣发，顿顿吃素菜，肚子里没油水，加上劳动强度大，两个馒头是根本填不饱肚子的，但看到孩子那希冀的眼光，我忍不住给了她一个。谁知过了不久，房东大嫂却拿来一个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高粱饼子，笑吟吟地说：“她大爷，饼子不如白面馍好吃，你尝尝鲜吧!”盛情难却，我接了过来，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好香!新下来的高粮面加上豆面贴的饼子，松软可口，一个足有七、八两重，一会儿就全消灭了，一则因为它实在是好吃，再则我也是真的饿了。房东大嫂看在眼里，似乎悟到了什么，回屋去又拿出一个热饼子：“尽管吃，不够还有!”我忽然灵机一动，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大嫂，孩子喜欢吃馒头，我喜欢吃饼子，这么办吧，以后咱们两个馒头换一个饼子，行不?”大嫂乐了：“什么两个一个的，饼子管你吃够”。从此，我便经常用馒头换她们的饼子吃。其实，我吃两个馒头根本不饱，而一个饼子却足够了，这种“以物易物”似乎对我还是有利的。我所在的那个生产队，以王姓为主，前任老队长姓王，现任队长是他的侄子，长得虎背熊腰，黑脸膛，总是打头干活，不爱说话，但说起话来却是大嗓门像是吵架。他在队里威信很高，社员们都有些怕他，特别是一些调皮捣蛋的小伙子，要叫他抓住毛病，吼上一、两声，都得乖乖的。这个王队长可真是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每天上工数他到的早，而下工又数他走的最晚。他干活麻利，割麦子时，从地这头一猫腰，刷、刷、刷就到了那头，当他又开一垄回到这头的时候，别人还在半路呢!可到分麦时，我目测了一下，他那一份可能比一般社员还少些，至少不会多。王队长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却很客气特别是对我很照顾，说我身子骨单薄，刚干活，不要太猛，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别勉强。第一天割麦子，我一上阵就比别人落后一大截，一着急镰刀就把手指头划了个大口子，鲜血直流，又不好意思和别人讲，蹲下来正悄悄地用手绢包扎伤口时，一双大脚走到了我的跟前，王队长关切地问我：“老胡，怎么啦，割破手了吧?”平时总爱大喊大叫的汉子，这时却是那样细声细语。我平日习惯了大声的呵斥，看惯了冷冰冰和带有轻蔑的面孔，此时此刻，这亲切的声音，和颜悦色的面孔，像冬寒乍暖，融化了我那久已冰凉的心扉，我几乎就要流泪了。他拿过我的镰刀用指头拭了拭，说：“你这镰刀不好使，咱俩换换吧!”还没等我醒过神来，他就换了镰刀，向前走了几十步，一猫腰就顺着我那一垄割将下去了。我心头一热，弯腰向前割去，等到大家都割完之后，我才把这半垄的麦子割完。
后来我搬到老队长的家里去住。这个前任王队长和现任王队长的性格绝然不同，长得慈眉善目，说话慢条斯理，对人非常和气，但两人同样都有一颗善良的心。他比我年长几岁，颇有者作风，对我很是关心。他家的院子比较大，种了各式各样的蔬菜和花，每天晚上收工回来，晚饭后总有三、五社员到这里来乘凉唠嗑，我不免也掺合进去。他们知道我是搞地质的，按他们的话说，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便问这问那。久而久之，从他们那一双双亲切的眼神中，我看出他们并没有岐视我，从而解除了一部分雇虑，常常不由自主地高谈阔论起来，我讲起内蒙草原上的黄羊和狼群，四川凉山彝族的风俗人情，西南高原海拨4000米脚下的云海，原始森林中的猴群，……，我并不是一个说故事的能手，但这些事情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手到擒来，对于他们都是新鲜的事。此外，我也讲些国际时事，颇受年青社员的欢迎。但我有自知之明，说话注意分寸，绝不涉及国内政治，而且注意和社员们保持一定的距离，然而社员们似乎并不和我“划清界线”，有时倒使我进退两难。文化大革命中，流行两句话，其一曰“夹着尾巴做人”，其二曰“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前者系一般对“老九”知识分子而言，后者则专指敌我矛盾尚未定性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人，我不幸两者俱备，自然就像是孙悟空戴上了紧箍咒帽，动辄得咎。从干校回来，学习走“五七道路”的“最高指示”，让大家谈学习心得体会。我联系实际谈体会时，无保留地讲了和贫下中农相处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从心里和他们很亲近，另一方面又有顾虑，怕人说是拉拢、腐蚀贫下中农，惹出麻烦，从而产生一种敬而远之的思想。这本是我的由衷之言，不料却惹起一场不大不小的祸端。我发言后，立刻有一位女将“跳”将出来，针锋相对地批判说：“我们革命群众，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走五七道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胡维兴竟然跳出来，说什么对贫下中农敬而远之，其实‘远’是真，‘敬’是假，这分明是破坏伟大领袖的战略布署”。我这里记录的几乎是她的原话，因为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学习小组中20来人大部是黄骅五七干校的“同学”，大都对她的发言保持沉默，在那个年月，沉默就等于不赞成甚至反对，这就很难得了。可竟然也有一个人为我仗义执言，他说：“我和胡维兴在一起住，在一起劳动，我知道他和贫下中家的关系不错，他说的这些话是亮思想，怎么能说是破坏?”此人正是一位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为“技术恶霸”的前副所长。
我俩在文革前工作上不太和谐，我不赞成他那种官架子作风，文革初期我也给他写了不少大字报，只是在黄骅干校时，有人常向他取乐甚至恶作剧，我采取“中立”态度，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以生活上的帮助。此时唯有他替我说句公道话，是令我十分感激的。那员女将在文革初期，造反积极，后来在清队中被揪斗，投入第三学习班，此刻她要“立功赎罪”，表现积极，特别对我这个谁都可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脚”的人，更可肆无忌惮地予以上纲上线。因此她被指定代表小组在全所职工大会上发言表态，内容主要是批判我，只不过根据组长的意见，把“胡维兴”换上了“有人”，还是上了阶级斗争这个“纲”的。
类似的事情，在忆苦思甜会上也曾发生过。前面曾提到过，一个响当当的“革命左派”女将，平日虐待公婆，在忆苦思甜大会上却眼泪汪汪地以其公公的光荣革命历史，给自己的脸上贴金。有的人在忆苦思甜时，刚才还是嘻嘻哈哈，转眼就痛哭流涕，讲完后又是满面春风，我真不知道这些人是在演戏，还是真的有那么高的觉悟。我倒是真的有苦可忆，有甜可思，然而却不能说出自己心里的话。有的人在忆苦思甜时，就捎带着把我批判了一通，我还能再说什么呢?不过，我在旧社会生活了20多年，在新社会又生活了20多年，所见所闻所感的事不算太少，来个新旧对比，总还可以吧?也不行，我只开了个头，就有人打断我的话说：“你有什么资格谈新旧对比，你只能低头认罪，重新做人”。
我就是这样“夹着尾巴做人”，戴着没有帽子的“帽子”，度过了几乎10年的时光。有时我在想，“帽子拿在群众手里”，比真正戴上“帽子”还难受，因为戴上了“帽子”，一次到位，也就没有什么再怕的了，而帽子拿在别人的手里，并随时随地吓唬你：“你不老实，就给你戴上”，提心吊胆的日子真是够难过的了。
然而，世间自有真情在，在漫漫的冬夜里，有时一点点火星也会使你感受到温暖。我在华北所工作，生活了10多年，许多人对我的思想作风和为人是有所了解的。我之所以作出“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的决定，也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自信。事实也正是这样，尽管在当时的政治气候条件下，人们不敢和我接近，或在公开场合故意表示冷淡，但在私下里，不少人曾对我表示过关心，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前面曾提到过，有一位邻居曾借给我钱，帮我度过难关，就是一例。在黄骅劳动时，一次我到井里打水，正碰上也在那里打水的一位同志，他望望四周见无别人，便悄悄地对我说：“老胡，你的事情怎么样了?别悲观，会解决的”。1975年，我参加内蒙温都尔庙铁矿研究工作，华北所一位老干部到那里检查工作，一次他和我一个人到野外时，非常诚恳、关切地对我说：“你的历史问题实际上已经查清了，上级指示要给你落实政策，但所里的领导班子中有人反对，你要拿出勇气来向上级申诉”。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推心置腹的话，他的话给了我极大的鼓历和勇气。自然，在公开场合，他还是表现得和我拉开距离，我们是心照不宣的。在我被落实政策后才知道，早在1972年间，地质部派来两位领导同志主持华北所工作，落实各项政策，曾派专人到全国各地去调查我的历史问题，再次取得了最关键、最直接、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材料，为日后给我平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两位外调同志中的一位在打派仗时，还是我的对立面呢!
我读过不少历史书和章回小说，每当读到封建社会中，一人犯罪株连九族的悲剧时，总不免有些感慨和不平，却万万没有想到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类似这样的悲剧，却落到了我和孩子们的身上，虽然程度上有轻重之不同，但性质上却是一样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的儿子和女儿分别是14岁和13岁，上初中，都是学校中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我们的家曾是一个团结、和睦、欢乐和幸福的家庭。然而，这一切在一夜之间就不复存在了。由于他们的父母出了问题，他们自己也就被认为是“异类”，后来美其名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词汇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创造，带有极左的时代特色，名义上是“扩大教育面”，实际上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翻版，而且是极其不科学的。顾名思义，由于本来“不好”，才衍生出“可以教育好的”，然而，他们的父母是怎样教育他们的呢?他们的“阶级烙印”又是怎样的呢?
从孩子们刚刚伊呀学话的那天起，在他们会叫“爸爸、妈妈”之后，我们夫妻俩教他们喊的第三个人就是毛主席；在他们稍大随我们去看电影，看戏的时候，教他(她)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认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在挤公共汽车的时候，教育他们给爷爷、奶奶们让座；在路上拣到一分钱，也要去交给警察叔叔。六、七年间，他(她)们在学校里都是优秀的少先队员，大中队委。文化大革命初期，儿子到东北和南方去串联，千里迢迢，回来时只带回一尊毛主席石膏像，火车上人挤人，他用自己的衣服把石膏像包了几层，揣在怀里细心保护，竟然毫无所损地带回家里。儿子从小就崇拜解放军，想当一名解放军战士，已是绝对不可能的了，初中毕业那年，内蒙建设兵团来招收学生，她虽不是解放军，却是解放军领导的，当一名兵团战士，也是孩子向往的。那年，45中应届毕业生几乎全都被招到建设兵团去了，只有极少数家长有问题，单位提供材料的孩子被排除在外，我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他多次找学校谈，找兵团的人谈，而且咬破手指，写了血书以表示自己的决心，都无济于事。这对于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由于45中的学生都去了建设兵团，他只好自找“对象”到农村去插队。就常情而论，他可以选择天津近郊或附近河北省的农村，但他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便选择了黑龙江(后改属内蒙)呼伦贝尔盟的阿荣旗。当时我为了不使我的问题给他造成更多的连累，也真心希望他走的越远越好，便给了他坚决的支持。我当时虽然身受极左思潮之害，但自己的极左思想也十分严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丝毫不加怀疑，以为这是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唯一正确道路和有效方式。
儿子要到农村去了，总得带一点钱，经过要求，革委会批准从扣发我的工资中“借”给50元。他走时除了被褥、随身的少量衣服外，只带走了一个我从野外带回的炸药箱子和一个掉漆的旧脸盆。华北所革委会为表扬某些“革命干部”的子女上山下乡，又是送箱子，又是送钱，又是送《毛泽东选集》，大红喜报贴到门口，热闹极了。我觉得很对不起孩子，他却反过来安慰我：“爸，别难过，这就满好了，我不和别人比”。听到这话，我的心都碎了。儿子非常懂事，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从来没让我生过一次气，在外面受了岐视和委屈，也从来不回来向我抱怨，反而尽量安慰我，照顾我。
有一次他和小朋友们在院子里踢足球，别人把球踢到一位革委会头头的家里，却赖着是他踢进去的，并作为“阶级报复”，勒令我在学习班里进行检查。我承认自己“管教不严”，但不忍心去责备孩子。他却主动来安慰我：“爸!你别着急，我不会给你惹事的”。多少年来，每想到这些事，我就不禁心潮汹涌难平。现在写到这里时，我的眼睛又不禁润湿了。儿子从联系插队地点、迁移户口到准备行装，一点也没有叫我费心。临走前一天，他说：“爸，明天我走，你不要送我到火车站了，你去了会难过，我也会哭的”。他上了火车，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只有妹妹给他送行，他才15岁呀!儿子到东北农村后，给我来信说，那天到车站送行的家长很多，车上、车下哭成一片，他却没有掉过一滴泪。他说，他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革命的，有什么可哭的?他是那样天真、单纯和虔诚，使我也真的相信他已找到了唯一正确的道路。
女儿没有上山下乡，不是由于照顾，而是因为70届初中毕业生全部留城了。即便如此，她也是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最后被分配工作的一个，而且是到了服务行业，这明显是因为家庭问题的缘故。说实在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也从来没有瞧不起服务行业，北京市掏粪工人、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就是我最敬佩的人物之一。然而文化大革命中，给毕业生分配工作，却带有明显的政治岐视性质，并反映某些人头脑中的轻视服务行业的思想，不然为什么一些当权人物拼命走后门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参军，进工厂，当干部，而把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留到最后向服务行业塞呢?这些人言行不一，嘴巴上革命词藻说得震天响这是说给别人听的，行动上却是地道的实用主义者。
在文化大革命中，女儿的幼稚单纯和虔诚，较之她的哥哥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也就过于轻信。当我和她妈被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袭击的时候，她也无法承受那巨大的精神压力，而背上了沉重的家庭包袱。后来她在学校里挨整，受人岐视。孩子承受的压力太大了，我至今想起来，仍然十分难过。她为了不使我为她担心，也很少向我谈及她在学校的情况，但她的喜怒哀乐瞒不过我的眼睛，我看得出她常常带着闷闷不乐的神情回家。我也看得出，她已不像从前那样地“崇拜”自己的爸爸，常流落出一种矛盾的情绪。我伤心极了，如果连我们朝夕相处，最疼爱的、最依恋爸爸妈妈的小女儿都这样不理解、不相信我们，世界上还有什么人能够理解、相信我们呢?可是这能怪她吗?我不也是在她刚刚懂事的时候就教育她“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吗?如今在她面前至少在形式上一面是党、毛主席和“革命群众”，另一面则是自己的爸爸、妈妈，你叫她相信谁呢?
女儿和我骨肉相连，在生活上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来照顾我。在文兰的培养和教育下，她们兄妹从小就热爱劳动。文化大革命开始，文兰回到野外队后，家里日常生活主要落在了两个十多岁的孩子的身上，起初是以儿子为主，儿子走后，女儿就挑起了大梁，那时她才十五、六岁呀!《红灯记》中，李玉和称赞他的女儿“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小时家里穷，但却没有“当家”，因为有母亲、姐姐们在为我遮风盖雨；解放后，我并不贫穷，此时却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的女儿，使她不得不当起家来了。不论是她上学时还是参加工作后，只要她在家，家务事总是她的。1968_1976年间，一家四口人分居四处：我到农村劳动或在野外工作，妻在河北省野外地质队，儿子则去了东北农村，女儿在花季年龄，不仅独立生活，还承担了其余四个人的后勤，邻居们都知道她是一个懂事的、勤劳的女儿。
抚今思昔，儿子和女儿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我对儿子、女儿仍有内疚之感，这主要倒不是由于我的问题给他们带来的种种不幸，那是时代的悲剧，不是我的过错；然而我作为家长，当孩子们失去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时，我也没有尽全力督促、鼓励并给他们创造一定的条件，使其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而任其自流，我后悔莫及。此外，我和妻子坚持了对孩子们进行“正统”的思想教育，这并不算错，却走过了头，过份地强调老实，唯书、唯上，缺乏独立思考、敢于竞争的精神和善于处世应变的能力，因而走向社会后，老实有余，创劲不足，特别是在当前市场经济和竞争机制以及某些不正常的社会风气下，“老实”往往是“无用”的代名词(这当然是不对的，却是一种严酷的现实)，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上，他们将会遇到更多困难，这是我终生的遗憾，这也许算是我在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上的“失误”吧!
从1972年开始，我戴着没有“帽子”的“帽子”重操旧业，参加中条山铜矿课题研究工作。当时，我是这个课题组中问题最严重的一个人，但大家对我并未另眼看待，相处比较融洽，特别是山西214地质队和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的地质人员，虽明知我的“身份”，却照顾有加，使我深受感动和有所慰藉，并以全付精力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去，和其他人一起取得的研究成果《中条山铜矿地质》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由于历史原因，这一成果未署个人之名，我是三个主要研究者和执笔者之一。其中一位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迫害，文革后当选为中科院院士的孙大中。从此我们建立了友谊和科研中的长期合作。
1976年1-9月间，先是周总理，接着是朱总司令，而后是毛主席先后与世长辞。1976年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实际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诚然，文化大革命给我个人和家庭带来一些痛苦，但与党、国家和全国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和无可估量的损失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和受迫害致死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老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人士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倒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我本人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这种体验也许是一般人所没有的。
前面已经说过，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四、五年中，历史问题一直是我的一个沉重包袱，并为此付出了代价。我的历史档案中，始终是划了“?”的，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这个“?”可能伴我终生，那将是永远的遗憾。文化大革命来了，把我的历史翻了个底朝天，通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证明了我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为组织上日后给我作出正确的结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可以说是“坏事变为好事”这一辨证法在我身上的一种体现吧!
文兰在文化大革命中，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孤身一人生活在野外地质队，有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我们单位是有名的“夫妻所”，但双职工分居两地者，除我外再无第二人，其故不言自明。迫不得已，文兰提前退休(落实政策后改为离休)，1977年10月间回到天津。从此我们结束了长期牛郎织女的生活，都已经50多岁了。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同甘共苦，更加相亲相爱，相依为命，共度晚年。
“四人帮”的垮台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也给我自己带来了希望。尽管由于两个“凡是”的桎梏，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进展十分迟缓，但毕竟政治空气轻松多了，我产生了要掌握自己命运，自己解放自己的强烈愿望，此前我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听之任之的。在一些同志的鼓历下，我给上级党委写去申诉书，要求复查我的历史问题。
前已讲过，我的历史问题早在1958年时就调查清楚了，1972年又再次取得了确证，只是由于全国政治大气候原因和所内领导层中一部分人的阻力，致使问题久拖不决。1977年11月间，地质部和天津市委联合工作组进驻华北所(不久改为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在第一次全所职工大会上，宣布第一个为我平反，恢复1958年原结论，恢复党籍。我又从“鬼”回到了人。我本来应该享有人的尊严，而“鬼”却是别人强加给我的。这种人“鬼”和“鬼”人之间的改变，都不过一瞬间的功夫，但对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以及由此带来的荣辱、毁誉，却是那么令人刻骨铭心。会前，负责落实政策具体工作的同志，拿了结论底稿让我看并签名，我看后百感交集，激动万分，止不住哭了。大会上，工作组长宣布了平反决定，我用极大的力量控制自己的感情，表面上显得十分冷静，胸中却波浪翻滚，心潮汹涌，回到家里，像是打开了感情的闸门，伏在床上，放声大哭，吓得女儿不知所措，连声说：“爸，你这是怎么啦?”妻子说：“让你爸爸痛痛快快地哭吧!”第二天，我拿了100元到党委补交近十年的党费，有关同志说：“你受了多年的委屈，这党费就不要补了吧!”我说：“不，一定要交，这表示我虽然十年没过组织生活，但始终是一个共产党员”。
九、 夕阳无悔〓情系祖国
平反之后，我先是担任研究室副主任，1980年担任副所长，分管科研工作。在任职之初，我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自己的岗位工作中去。根据所的性质和任务，我提出前寒武纪地质研究，要抓好同位素年代学以及古藻和微体古生物学这两个古生物分支学科，并加强出版工作。在所领导班子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引进了当时居世界先进水平的VG354质谱仪，充实了研究微体古生物、宏观藻类化石的技术力量，出版了《前寒武地质研究》系列专著，《国外前寒武纪地质》，《国外第四纪地质》以及代部主编的《前寒武纪地质》系列刊物，连同前已出版的《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所刊》共有五种公开正式出版的刊物。在学科发展方向上，我提出根据所的技术力量特点，应从地层入手，狠抓同位素年代学和前寒武纪古生物学，逐步发展和建成有自己特色的前寒武纪构造学和前寒武纪矿床学。这一时期，天津地矿所受部委托，负责全国前寒武地质研究的协调和管理，我分管主抓这一工作；实际由我主编的该项科研成果《中国震旦亚界》获国家科学奖三等奖。经过全所科技人员和职工的共同努力，以前寒武纪地质与矿产为专业方向的天津地矿所，在短短几年之间，成绩斐然，在国内外同行中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当时我已接近花甲之年，根据本身能力，管理和科研兼顾已经力不从心，故于58岁时主动提出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让更年青的同志来发挥作用。1988年秋，我因工作疲劳过度，突发急性心肌梗塞，经抢救脱危。此前，我实际上已患冠心病多年，甚至在野外工作期间，背、臂部也经常感到疼痛，而不知是心绞痛。就在这一年我64岁时离休。在此前后，我和孙大中再次合作，进行中条山前寒武纪地质研究，并以《中条山前寒武纪年代构造格架和年代地壳结构》之名，于1994年三月出版了专著，恰好值我古稀之年，我的地质生涯也随之划上了句号。此书获地矿部1994年科技成果二等奖。在这一期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伟大转折，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旧观念受到强烈冲击，新事物不断涌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眼花撩乱，目不暇接，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同时对于出现的一些负面现象如干部腐败，社会分配不公，一切向钱看等，使我感到困惑不解和忧心忡忡。在这一期间，我的工作和生活比较平淡无奇，后期已逐步进入退休者的角色，但国际、国内却出现了几次重大事件，时时牵动着我一颗热爱祖国的心。对以上这些，我要继续学习、观察和思考。如果天假我以时日，能活到80岁即2005年，也许还能写个《八十述怀》作为今后十年个人生活和思想的总结。如今，在中、青年中，流行一句很有气概的话，叫作“青春无悔”。我很羡慕他们，他们的过去或许有那么多的欢乐或那么多的悲衰，但重要的是还可以有一个灿烂的未来可以为其努力奋斗和追求；而对于一个古稀老人来说，我却只能回忆那难忘的过去和欣赏那落日的余晖了。也许我过于悲观，竟然没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雄心壮志；人贵有自知之明，以我个人的具体条件，大概命里注定要抱着“铁饭碗”在家务劳动和照顾老伴中度过余生了。古人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句，道出了一般老人的心情，我亦未能免俗。黑格尔有句明言：“智慧的猫头鹰总在黄昏起飞”，叶剑英元帅“老夫喜作黄昏颂”反古人之道而行之，我虽敬仰，却岂敢与先哲和一代元戎相比?我倒是比较赞赏朱自清的观点：“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能作到这点，足矣。应当正视事实，夕阳和黄昏，毕竟都是有限和短暂的。
说到过去，我算不上是一个完全合格的共产党员，与千千万万的革命前辈和先烈相比，我简直惭愧得无地自容。这里说的是“合格的”，是按党章上所列举的党员条件和人们常讲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贵品质来衡量的。这是我出自肺腑之言，而非故作谦虚。当今，挂着“共产党员”的牌子，而实际干着资产阶级政客勾当甚至扮演封建时代贪官污吏角色的人，不乏其例，我和这些“共产党员”的不同之处在于我敢于公开承认自己不怎么合格，而他们却在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制造虚假的光环。这些人实际上是共产党的蛀虫，民族的败类，必须对之高度警惕。然而，有一点我却引以自豪，至今无愧无悔，那就是：我过去曾是一个强烈的爱国者，而今天，我仍然情系祖国，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我们国家的现状和未来。这一点也许是当今一部分青年包括我的子女们所难以理解的。国家的命运，时刻令我魂萦梦绕，虽然明知自己无能为力。这可能是我的一生经历所决定的。我很难想像，一个人如果连他自己的国家也不爱了，他还会真正地爱什么呢?我对我们的国家，也许做不出什么贡献了，然而我由衷地希望她安定、统一、富强，人民幸福。在我进入古稀之年，将要结束我的这一回忆录的时候，最关心的两件事：一是彻底根除腐败，二是实现祖国统一。如果不把腐败这一毒瘤从中华大地上连根拨掉，党是没有希望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中国不实现统一，那将仍然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国家。作为个人，一些外国人能够成为我们的真正的朋友，像过去的白求恩大夫和刚刚去世的李约瑟博士。但作为国与国之间，却主要是利害关系，而无所谓国际主义的无私精神。有些人借助外国势力，企图分裂祖国，不管他是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提出什么理由，在我思想感情上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是坚决反对的。因此，如果说我一生中还有什么可以自豪，可以留给儿孙们纪念的话，那就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我都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在最后结束此文的时候，谨录宋朝爱国诗人陆游《示儿》诗并改几字如下：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洲同。炎黄子孙团圆日，欢庆勿忘告乃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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