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秋，我从北大地质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同年冬，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简称地质委员会)成立，统一了包括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古生物研究所，前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前中央地质调查所以及北京地质调查所等十几个单位的地质工作，由刚回国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担任主任委员，下属一局(矿产地质勘探局)、两所(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并召开了委员会的第一次扩大会议。我作为会议工作人员，耳闻目睹了我国地质工作在解放后有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展现了广阔的前景，会后写了《新中国地质调查研究事业的成长》一文先后在《光明日报》和《新华月报》上发表，它是我国解放后第一篇关于地质工作的全面报导。

1951年初，组织上照顾，我爱人黄沙慰从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调到北京，转业到地质部门，当年春天，我们结了婚，从此开始了我俩近半个世纪风风雨雨、同甘共苦、相依为命的共同生活。婚礼是极其简单的，唯一的一张结婚照，是一位同志临时拍下来的，她穿的是一身旧棉军装，我则是一件旧短大衣和一顶棉布帽。我对这张照片十分珍惜，一直珍藏在身边，现在这张照片放大后悬挂在我书房里。遗憾的是，我们的结婚证书，早已不知去向，结婚日期也忘记了。我爱人原名黄文兰，现在这个名字，是她逃离家庭时临时随便改的，但她自己并不喜欢，我也不大喜欢，故以下文中提到她时，仍以文兰称之。她是四川省梓潼县重华镇人，生于1925年1月2日，是甲子年的“腊八”，也是属老鼠的。我和文兰是六中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在校时，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恋爱关系，更不曾想到后来竟能结成夫妇，但彼此都比较尊敬和有好感。那时，相对于当地风俗人情来说，六中男女同学之间还算开放些，但仍比较封建，平日接触很少，私下里男同学倒是常对女同学评头论足，并给他们起了一些绰号。给文兰的绰号是“黄班长”，因为她不仅被大家选为班长，而且平日不苟言笑，生活严肃，甚至有些古板，颇为同学们所尊重，男同学是很少有和她开玩笑的。从大家的议论中，我只知她家庭经济条件很好，属所谓富家“小姐”之列。

我俩接触较多而且直接交谈，是从1943年暑假后新学年开始，她被选为班长，我被选为副班长，在工作上免不了经常交换意见。班长的任务主要是为同学们服务的。班上大多数为流亡学生，经济条件都很差，有一个姓牟的同学则是最困难的一个，冬天快到了，他身上还穿着破旧的单衣，盖的还是一条破旧的薄被。文兰和我商量是不是在同学中募捐点钱和衣被，帮他度过难关。我很赞成，立刻组织起了募捐活动，班上同学虽然一般都很困难，但募捐成绩颇佳，而文兰则是捐助最多的一个，她除了捐助一些钱之外，还把她的一床八、九成新的棉被也拿出来了。此外，我还听说在女同学中，她出手大方，帮助过不少人，而她本人却生活朴素，穿着非常一般。从那时起，我觉得这个女同学完全不同于一般有钱的小姐，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我见她明显地带有抑郁的神色，身体也不太好，此外，对她的身世和生活情况就一无所知了。

我开始关心起文兰的事来，是从抗战胜利到北大后开始的。当时从一些六中老同学信中得知，她因反抗家庭包办婚姻，已逃出家庭，离开学校，过着流浪的生活，境况十分困难。我敬佩她的为人和勇气，对她的遭遇十分同情。我知道她当时极其需要帮助，但物质上的帮助，我无能为力，只能从精神上给予安慰和支持。

原来她的家虽然比较富有，但她的童年、少年生活却并不幸福，这和我童、少年时代的情况正好相反，我的家庭是很穷的，但我从小却生活在母爱和温馨的家庭生活中。她11岁丧母，十四岁失父，由于封建家庭和重男轻女，即使她生母在世时，她也不曾得到过母爱，她母亲抽大烟，根本不关心她的冷暖，甚至非打即骂，她是由奶妈王大娘带大的。她从小和奶妈生活在一起，而且经常住在王大娘的家里，和她有着深厚的感情，甚至根本不想回自己的家，以致家里派人把她硬拖回去以后，她又偷偷地跑回奶妈那里。在这种家庭生活环境中，她从小就养成了一种抑郁而又倔强的性格，在她五、六岁的时候，甚至喝过煤油自杀，以表示对这个冷漠无情的家庭的抗争。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到了读书的机会，并考取了在川西北颇有名气的国立六中，走进了一个相对比较开放的环境，较多地接触到了妇女解放的思想。家里早就为她订下一门亲事，对方是“门当户对”的纨胯子第，她始终不同意，但无法抗拒，在六中读书，获得了精神上的暂时解脱。但到了1945年初，对方要她回家结婚，六中再也不能做她的避风港了，离家出走是她求得自我解放的唯一选择。在当时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下，一个年青的，从未出过远门的女孩子，作出这样的选择，可说十分不易。首先，四川社会是一个非常封建的社会，哥老会的势力无处不在，文兰的伯父就是当地哥老会的头面人物，这类人非常重视妇女的“三从四德”，和所谓家族门风。我在报纸和书刊中看到过，一对年青恋人为反抗封建婚姻双双出逃，被家族抓回活活投入江中的事情。文兰逃婚对她的封建地主家庭来说，是有辱“门风”的，一旦被抓回，后果不堪设想；其次，即使逃婚成功，但茫茫大千世界，那里是她的出路和归宿?她的不幸和勇气，获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同情，纷纷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1945年3月间，她毅然放弃了比较优越的生活，从学校出走，走上了流浪生活之路，那年她刚刚20岁。她先是到成都，后到重庆、泸州、武汉，曾在工厂当过临时雇员，在报馆当过校对，在泸州时，曾因生活艰难，又寄人篱下，精神上十分苦闷，面对滔滔江水，也曾萌发过“一跳了之”的念头。最后到了南京，住在一位在中央大学上学的女同学的宿舍里。这时她家已和她取得了联系，给她寄来一些金戒指(解放后抗美援朝时，她全部捐献了)，希望她回家，并允诺她解除婚约和送她到成都去上大学。然而此时她在一些进步同学的帮助下，读了一些进步书藉，接受了革命思想，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认识到个人的命运是同人民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毅然拒绝了家里的要求。

我们俩大约从1947年间开始书信往来。由于在六中时彼此都留下了好的印象，更重要的是从后来的通信中，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共同语言，我们之间的感情逐渐升华，由同学、朋友而产生了爱情。我不记得这种感情是怎样表达和建立起来的，似乎并不像某些爱情小说中那样罗曼蒂克和卿卿我我，好像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发展。我们远隔数千里，心却相通，我时刻在关注着她的一切，一时接不到她的信，就牵肠挂肚；而她也是毫无保留地把她的喜怒哀乐向我倾吐。我们何时确定了“终身”关系，我脑子里毫无记忆，在我们之间走到这一步，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那可真是“爱你没商量”，几乎用不到更多的语言来表达了。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文兰怀着无比激奋的心情参军，进入华东军政大学(进军西南后，在重庆改为西南军政大学)学习，她学习努力，工作积极，特别是勇于暴露思想，积极主动地接受思想改造，很快地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被选为学习模范，学习期满以优秀的成绩留校在高级研究班妇女大队任政治助教。“解放”对她来说，有着特别深刻的体验，前后判若两人，解放前，她心情沉重，郁郁寡欢，面色憔悴，身体十分虚弱；参军后却变得十分开朗，常常是笑声不绝，面色变得红润，米饭能吃两大碗。她担任政治助教后，参加改造国民党军官家属的工作，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获得组织上的好评。文兰在解放军中只待了两年，却使她终生难忘。从她出生到1977年离休半个多世纪的生活中，屡遭不幸，历经坎坷，往事不堪回首，唯有这短短的两年是她感到最幸福，精神最愉快，最值得回忆的。

她调到北京后，先是在地质委员会搞人事工作，地质部成立后搞职工教育工作。虽然此时我已到内蒙白云鄂博工作，长期两地分居，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在北京，生活上有不少困难，但她从来不向我叫苦和埋怨，全力支持我在地质找矿第一线工作，减少了我的“后顾之忧”。

1950年9月，我调到北京地质调查所后几天，便背起行囊到内蒙白云鄂博，参加了里的铁矿地质调查和勘探工作，除了1952年到1953年春曾留北京搞过一段技术管理工作外，我在白云鄂博前后共生活、工作了五年多的时间，我是241地质勘探队最早一批队员之一，是白云鄂博第三个主要矿床西矿的负责人。

白云鄂博又名白云博格都，蒙语意译为富丽雄伟之山，它位于内蒙鸟兰察布盟草原，在草原上地势最高，百里外就能望见。白云鄂博铁矿是著名地质学家丁道衡于1927年首次发现的；1928年，著名岩石矿物学家何作霖，根据丁道衡提供的标本，发现了稀土矿物，命名为白云矿和鄂博矿，后来证实为氟碳铈矿和独居石，他们的调查研究成果分别于1933年和1935年正式发表。

白云鄂博铁矿是新中国成立后，即规划为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发的矿山，列为国家六处地质工作重点之一。地质部241地质勘探队(原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北京地质调查所白云鄂博铁矿地质调查队)，从1950年5月进驻白云鄂博，1956年初撤队，历时六年，向国家提交了一个超大型的铁稀土矿床。这个矿床本来是作为以铁矿为主来进行勘探工作，稀土是作为综合利用的伴生元素来对待的，但后来的研究工作证明，它其实是一个全球独一无二的稀土和稀有金属矿床，基价值已远远超过了铁矿，其学术意义更是举世瞩目。我作为一个地质工作者，在建国初期能够参加白云鄂博矿床的勘探工作，是一种幸福；为能够把自己青春的汗水洒在白云鄂博草原而感到自豪。从1950年到1993年的40多年间，我参加了不少矿产调查、勘探和地质研究工作，但认真回顾一下，真正说得上对国家有所贡献的，唯有有白云鄂博的时期。当年我风华正茂，豪情满怀，适值我国蓬勃发展的年代。30年后，我有机会重访白云，勾起了我无限美好的回忆，后应包头钢铁稀土公司之邀写了《重访白云忆华年》，《“鄂博”乔迁》。年老多怀旧，之后，又陆续写了《草原中秋庆“十一”》《1954年的岁末》等文发表在《中国地质报》上，寄托了自己对往事的怀念。

当我一九五○年九月间到达白云鄂博的时候，驻地已经架起了十几个帐篷和蒙古包。地质队员和警卫战士就居住在这里。驻地的四周围拉着铁丝网，挖有战壕，既是为防土匪，也是为防狼群。驻地虽如此简陋，但俨然已是当时附近草原上最密集的居民点了。先来的同志告诉我说，他们进驻草原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样子。一九五○年五月，白云鄂博地质调查队在严坤元工程师的带领下，分乘几辆卡车和吉普车，由人民解放军蒙骑四师一个连和一个汉族步兵加强排担任警戒，从包头到达百灵庙，然后进驻白云鄂博。到达白云鄂博的那天，上午天气睛朗；但大草原对这些来自北京的客人却毫不客气，下午，突然刮起了猛烈的北风。大风刮得飞沙走石，扬尘蔽日。人们站在风里用尽全身力气，几经努力，才勉强支起了几个蒙古包。这样的天气，一时又找不到水，不能生火做饭，大家只好挤在帐篷里，忍着干渴，嚼几口干粮充饥。风一直刮着，深夜，人挨着人互相温暖着身子，根本不能入睡，只能坐以待旦。在北风的呼啸声中，又夹杂着一阵阵狼嚎。不时传来战马的嘶鸣和警卫战士的脚步声，这才给人们带来一种安全感。

第二天清早，肆虐的北风终于停了。大家走出帐篷，伸伸懒腰，舒展着身体，聚在一起，不禁相视而笑。昨天风尘仆仆地奔波一天，又在风沙下熬了一夜，没有水洗脸，每个人都变成了泥猴。但是谁也顾不上开玩笑，大家立刻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有的继续架蒙古包，有的开始寻觅水源、挖掘水井，有的在垒锅架灶，有的在整理器材。电台架起来了，立刻响起了嘀嘀嗒嗒的声音。严坤元拟好了电文，向北京发出了第一份电报。

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勘探白云鄂博铁矿的战斗打响了，241队开始了对矿区的普查。仅仅几天的时间，草原上插上了无数小红旗，测量绘制地形图的工作开始了。全队最紧要的任务是踏勘全矿区，选择地层剖面，测制地质图，然后确定第一个钻孔的位置。241队从北京出发时所能搜集的资料很少，仅有旧中国丁道衡的一份地质调查报告和敌伪时期黄某的一份地质调查报告。不待言，这些资料虽然十分珍贵，但它们却是很粗糙的。地质人员必须在短时间内，凭借自己的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然后开展地面的槽探和地下的钻探工作。要知道，那时严坤元虽然是一个工作多年、有一定经验的地质工作者，但他在旧中国主要从事的是一般的地质调查，像这样领导一个上百人的队伍，从事这样大规模的矿床勘探工作还是第一次。调查队还有其他几个地质工作人员，但他们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更是没有实践经验。困难很多，资料欠缺，人员不够，但是大家在严工程师的带领下，按照他设计的工作程序，在很短的时间里基本上摸清了矿区的地质情况。六月二十四日，测量人员完成了三角测量和水准测量计算。八月二十四日，完成了万分之一的地形图四幅。到九月下旬，共测绘了1.5平方公里1/2500地形图两幅。那时由严工程师建立的基本地层层序，目前还为矿山和广大地质工作者采用。

第一号钻孔的孔位设计在主矿南面的山脚下。接着，全队人员包括严工程师在内，双手和双肩把钻探器材从驻地一件件运到孔位。使用的钻机是一台日本利根式150老式钻机，这是白云鄂博草原上使用的第一台机械。它的第一声吼叫，标志着草原的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了。就是这样一台老式钻机，在一些刚从三座大山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老工人的操纵下，打出了白云鄂博第一个钻孔，岩芯采取率达85%。后来随着钻探的深入，我们三次更换了钻机，打出了深达800米的钻孔，揭开了白云鄂博铁矿深部的秘密。

一九五○年秋天，我到队后，241队的地质人员只有五个人，常在白云鄂博主矿山顶上进行工作。站在山顶，俯望四周，几十里之内一览无余，令人心旷神怡。中午休息，我们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吃着野火烤焦的馒头，边吃边聊天。每到这个时候，我们总是打开话匣子，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是每次都把话题转移到白云鄂博的明天这个激动人心的题目上。五个人中有四个年青人，充满理想和朝气，尽情描绘着矿山的明天。严工程师年纪比我们大一些，寡言少语坐在旁边，一边听我们聊，一边默默地思索。我们设想，这里首先应该建立一个厂部，厂部建在我们的驻地是最合适的，地质队员们早就给这里取了名字，叫做“白云村”。这里距矿山不太远，也不太近，地势较平，地点最为适宜。现在的白云鄂博矿区市镇果然就建在了这里。我们又想到这座矿山要开发，必定要修建铁路。那么火车站建在哪里呢?还是建在白云村对面的“凤凰山”吧。凤凰山也是我们取的名字，那是一个小高地。火车一来，汽笛一响，村里的人都能看到听到，再说赶火车也方便。那时在地图上是找不到白云鄂博这个名字的，更甭说“白云村”、“凤凰山”了。但是这不要紧，我们相信，总有一天，这些名字会在全世界叫响的。想到这里，我们忘记了艰苦和疲劳，忘记了荒凉和空寂，觉得身上有使不完的力量。

那时这里是光秃秃的，除了野草之外，没有一棵树。虽说是夏秋季节草原凉爽，但中午日照当头，再加上干风吹来，还是怪难受的。所以我们设想要在这里植树，未来的白云村的村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树木成荫、空气清新的舒适环境。说到植树，自然想起了水。树要喝水，生活离不开水，钻机要用水，而将来大规模生产更是需要大量的水。水在哪儿呢?这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地质队刚到矿区时，曾经发现了一个水眼，里面乱石拥塞，臭气扑鼻。后来在附近找到了水井，但是那么一点水怎么够几百人和上百匹战马饮用呢?加上钻机开动，水就更不够用了。水变成地质队面临的重要问题。队里的水车整天在草原上转，费了很大力气才拉回不多的水来。我们几个人经常议论水的问题，偌大的草原，难道找不着充足的水源地?后来，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在白云鄂博西面找到了冬天不结冰的白云布拉格水源地……地质队初进草原时，狼忒多，或形单影只，或三、五成群，在野外工作不时碰上，须备加小心。但在白天遇到独狼时，只要镇静不慌尤其手中如拿着一个什么物件如铁锤、木棍时，一般它也不敢轻易攻击你，这就是“秫杆打狼，两头害怕”。这种情况我遇见过几次。有一次，我带了一个工人到野外调查，好不容易发现一处露头，一锤子敲下去，兀地看到当头一个洞口，有两个小狼崽脑袋在摇来晃去，吓了我一跳，往后退了几步，一霎眼，小脑袋缩了回去。那个工人胆子大，要捉狼崽，就近拔了一些干草，堆在洞口，用火柴点燃，只见烟往洞里吹，却不见小狼往外跑。想是还有洞口，它们已经跑掉了。我们无所收获，继续观察前进。走不多远，却见对面小山头上站着一只大狼，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只好绕山而过。我知道，独狼虽不可怕，但如果它看到我们用烟火薰它的洞口，由于护崽情切，它会不顾一切扑上来的。

到了夜晚，即便是独狼也十分可怕。当时钻机工人也是三班倒：早班、中班和夜班。有一位工人生得虎背熊腰，身体十分健壮。午夜12时，他下中班，在回队部的路上，看见前边跑来一个东西，他以为是队部养的蒙古黑狗，便唤它：黑子，黑子!但它来到跟前时，他一看动作不对，大叫一声“狼!”，说时，狼已经扑上来。他猛推一下，把狼推开了。狼扑来了第二次，二次又把狼推开。狼第三次扑上来，他身上的老羊皮大衣给哗地撕破了，脸被咬了。后面的下班工人听到喊声，奔了上来，才把狼赶走。他的眼角从此留下了一处疤痕。从此，工人们把中班叫做“狼班”，并正式写在钻探报表上。后来，人们把这个工人与狼搏斗的地方叫“狼市口”。有意思的是，241队撤销后，钻探工人分散到华北各地质队，把这个“狼班”也带到了那里。1972年，我到山西中条山进行研究工作，在一个地质队的钻探报表上，竟然看到了“狼班”一词，一打听，原来是当年241队的一位老师傅在这里当钻探技术负责人。

241队进驻白云鄂博后，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遵重当地蒙牧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奏响了一曲曲民族团结的颂歌，这里只举两例：一是保护“鄂博”，二是举行蒙汉人民联欢会。在内蒙古草原，很多山头上都有用石块垒成的石垛，这就是蒙古族祭祀用的“鄂博”(也译作“敖包”或“脑包”)。白云鄂博山上原来耸立着一个巨大的“鄂博”，它不仅特别大，而且砌得齐齐整整，象一个平顶圆墓，又象一个矮矮的碉堡。在它向南的一面，有一个小洞，象一个佛龛，里面有一个铁盘，堆放了一些泥像之类的物件，那是虔诚的朝山的人们放进去的。1950年，当第一批勘探队员登上白云鄂博山顶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颇为醒目的“鄂博”。传说在古代有一位部落英雄，单人匹马被敌人围困在白云鄂博山顶，当他挥刀跃马备冲入敌阵的时候，他的马蹄突然被地下的一股力量抓住了。他动弹不得，终于英勇牺牲了。蒙民为了纪念他，就在山顶上设立了这个“鄂博”，每年一小祭，三年一大祭。“鄂博”中还有生了锈的铁盔和刀箭，据传是英雄的遗物。

白云鄂博是蒙古族人民传说中的神山，“鄂博”被当地僧民看作是神灵寄寓之地。我们进驻矿山之前，上级再三告诫我们一定要认真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要尊重当地蒙古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那时绥远地区刚刚解放，白云鄂博附近还经常有国民党残匪出没，当地群众对党的民族政策以及对地质调查队的工作和任务还不甚了解。地质队在“神山”上插小旗、挖探槽、打钻孔是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和猜测的。在日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曾派人到这里进行过掠夺性的调查，据说当地人民为了保护神山，对侵略者进行过袭击，他们挖的探槽也被当地人民掩埋了。现在虽然解放了，但是我们在山上施工会不会引起蒙古族群众的不安和疑虑呢?为此，由蒙古族子弟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四师某连指战员，以及由巴彦都荣旗长等组成的旗政府工作组，在当地群众中做了大量的解释和宣传工作。这对支持地质调查队在矿山顺利展开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241队职工坚决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上级的有关指示，队上规定的纪律中有一条重要的内容就是保护“鄂博”，严禁破坏和乱动“鄂博”的一草、一木、一石，特别绝对禁止从神龛中拿走任何物件。241队还特别在“鄂博”前树立了通告牌。有一次，一个青年工人出于好奇，曾从神龛中拿走了几个小泥像。事情后来被反映到北京去了。上级指示要查处此事。经过对全队职工再次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一九五三年，当白云鄂博主、东矿勘探工作已经结束，矿床远景已经确定的时候，241队着手考虑给“鄂博”选择一个“新居”，以便把它迁走，为将来的矿山开发工作创造条件。这个“新居”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地势较高，形势雄伟，能使当地群众满意；第二，地下没有赋存有用矿产的可能，以便“鄂博神”能够永久定居。符合这样条件的地点后来找到了，这就是东距白云鄂博二十公里外的“白云查干脑包”。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经当地蒙古族居民和蒙古族宗教界人士的同意，经内蒙党委、乌盟盟委批准，正式给“鄂博”迁居了。“鄂博神”乔迁还需举行宗教仪式。在当地旗党委和政府的帮助下，241队请来了喇嘛。按原来的说法，要念七天七夜的经。由于241队的热情招待，悉心照顾，特别是由于当地党委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喇嘛们顾全大局，只念了三天三夜的经，就完成了宗教仪式。

“鄂博”的顺利迁移，保证了矿山地质勘探和开发工作的开展。“鄂博”迁移的故事，是一个记录着汉族职工尊重蒙古族人民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蒙古族人民支持地质勘探和矿山开发工作的美好的篇章。

1950年国庆节前五天9月26日，正好是中秋佳节。这一天早晨，内蒙古白云鄂博草原上，清风徐徐，天气晴朗。241地质队驻地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为庆祝“十一”而举行的蒙汉人民联欢会就要在这里开始了。

241队从5月初进驻白云鄂博，进行铁矿地质勘探，已经五个月了。在这五个月的工作中，我们深深感受到了绥远省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以及当地蒙族群众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大家都认为应当表示一下我们的衷心感谢。此外，为搞好蒙汉人民之间的团结，争取得到蒙古族群众对地质工作的更大支持，需要进一步在驻地附近的蒙族群众中做好宣传解释和其他各项工作。当年“十一”是新中国诞生后第一个国庆佳节，中秋节又是汉族习惯欢庆合家团圆的节日，于是我们选定中秋节这一天举行蒙汉人民联欢会，两节共庆，蒙汉同欢。

警卫我们驻地的骑兵连指战员都是蒙古族(此时步兵已撤走)。自从241队5月初从包头出发以来，他们是我们亲密的战友和可靠的保卫者。在行军途中，他们首先在前面搜山踏路；在驻地，他们日夜守卫，保卫了全队的安全；在野外，他们巡逻放哨，使我们顺利地开展地质工作。当时绥远省和平解放不久，国民党残匪还没有完全肃清。就在两个多月前的一个晚上，四十名残匪在驻地附近活动。骑兵连得到一位老牧民的报告后，连夜追击，在一个山谷里，把这伙匪徒包围了。经过激战，把他们全部歼灭。五个月来的共同战斗生活，地质队员和骑兵连指战员之间建立了真正的战友感情。这种关系本身，就是蒙汉两族人民团结的具体表现。在将要举行的蒙汉人民联欢会上，理所当然，他们是我们要邀请的第一批客人。队上派人去和他们联系，他们对这一倡议，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并自报奋勇去通知蒙族群众。那时，草原上还没有电话，蒙民散居百余里，我们要在几天之内都通知到，还真不容易，而解放军战士的战马打几个圈，就把问题解决了。

中秋节的这天早晨，地质队驻地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会场主席台就搭在驻地前的草地上。全队职工衣着整洁，热切地盼望着客人们的到来。许多人站在帐篷外的草地上，迎着朝霞，眺望远处。不久，自远而近，传来了阵阵的铃声和得得的马蹄声，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男女蒙胞陆续疾驰而来。红霞映照，彩带飘扬，人声欢动，骏马嘶鸣，草原上顿时呈现了一片节日的热烈气氛。

事先，大家多少还有些担心，觉得群众对我们还不太了解，草原又这么大，消息不灵通，虽有解放军通知，到时能来多少，甚至会不会有人来，都没有把握。出乎意料，这天除了解放军战士以外，先后光临的客人竟有六七十人之多，这在当时人烟稀少的白云鄂博草原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数字了。客人中，有五、六十岁的老人，有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也有五、六岁的娃娃。从他们的打扮上可以看得出，客人们为这次盛会是认真做了一番准备的。首先举行了建国一周年庆祝会，241地质队队长、达茂联合旗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和骑兵连指导员先后讲了话。会后，有简单的茶点，然后是联欢会。地质队职工表演了魔术、相声、唱歌、民乐合奏……我记得那一天我们唱的第一支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军战士和蒙民也表演了蒙古族民歌和舞蹈。客人们非常高兴。

在联欢会上，我发现坐在前排的一位老人似曾见过，仔细端详一下，想起来了。不久前，我们在白云鄂博以北的宽沟进行地质填图时见到过他。那时，这位老牧民正牵着一匹骏马，放牧一群骆驼。我带着一种由衷的亲热感情，用比较生硬的蒙语向他问候。开始他还交谈几句，但当我夸奖他的马好、骆驼好的时候，他却一语不发，突然上马加鞭，撇下骆驼跑掉了。弄得我们莫名其妙。今天，他正坐在我的面前，我通过翻译问他那天为什么跑掉?他咧嘴笑了：“你那身打扮，看中了我的马，又相上了我的骆驼，我还以为是土匪呢!”原来，那天我们头戴制服帽，脚穿爬山鞋，身着紧袖工作服，腿裹皮护腿，上身交叉斜挂水壶、图囊、照相机，腰插罗盘，胸挂望远镜，左臂挟图夹，右手持地质锤。老人第一次见到草原上来了这样几个“全副武装”的陌生人，误把我们当成坏人了。可是，今天老人和我亲热地叙谈起来了。他说：“下次你们经过我的蒙古包时，可一定进去喝奶茶呀!”

欢乐的一天过去了。大家互相招手致意，依依惜别。许多老乡说：“明年再开会时，可早点告诉一声呀。”

联欢会的情景在草原上传播着，地质工作的意义愈来愈为更多的群众所了解。地质队在野外设置的标志测量木桩、小旗，探槽、钻孔标记等，也很少被人拔掉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野外相遇时，蒙族老乡不但不躲避，反而主动热情攀谈，并且常问：“什么时间开矿呀?”

1951年冬至1952年上半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反对贪污为主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2年，我没有到白云鄂博去，留在北京搞了一段技术管理工作，并参加了三反、五反运动。不论过去和现在，我都认为这是一场意义极其重大、社会和经济效果十分显著的斗争。在“三反”运动中，处决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大贪污犯，在干部中和社会上震动极大，这次运动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人，清除了党的队伍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对于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有很大作用。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党政干部中的贪污腐化现象，较之“三反”前夕，不知严重到多少倍?反腐败斗争虽然方兴未艾，但腐败现象却愈演愈烈，“三反”运动的精神，仍有其现实意义。在参加“三反”运动的同时，我也涉及到了“五反”运动的工作，参加了外调和中央财委驻天津工作组，从中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全国揭发出大量的资本家的五毒行为，触目惊心，甚至有用废棉烂棉制造急救包卖给志愿军，使受伤战士致残致死这样的激起全民公愤的事件。我在天津参加了对几家五金商行的“五反”检查，几乎是没有一家“干净”的，可真应了一句老话：“无商不奸”。“三反”、“五反”运动对于提高干部特别是党员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和净化社会风气都起了极大的作用。运动后，干部中廉洁自律，社会上奉公守法蔚然成风，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有了更大的提高。

“三反”、“五反”这样大范围、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就其整体而言，发展是健康的。运动过程中，党及时有针对性的提出的各项具体政策和采取的策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掌握了政权后，领导全国人民同自己队伍内部的贪污腐化以及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作斗争的领导艺术。不应该否定解放以后的一切群众运动，“三反”、“五反”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决定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三反”运动中间，在追查贪污犯的“打老虎”的阶段，发生过一些偏差，所谓“深山必有虎”的论断给“大胆怀疑”提供了理论根据；而层层下达“老虎”指标，又给基层的“左”比右好的思潮，加了一把火。矿产地质勘探局的行政科长姚某，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小鬼，工作一贯勤勤恳恳，生活上艰苦朴素，作风上忠厚老实。他一家四、五口人住在一间几平米的小平房里，家里破破烂烂，按当时的标准来说，也是够“大众化”了。但在运动中，仅仅因为他经管单位的财物，没有任何根据就被当做头号“老虎”揪出来了，而且在逼供信下，“贪污”的数额越来越大，直到大大超过他经手过的全部投资。我们两个的私人关系本来是比较好的，这时他成了“老虎”被关在小屋子里，我则是一个打“虎”队队员，成了他的“看守”。一天晚上我正值班，中央财委一位相当负责的同志来和姚谈话，点出他贪污数额巨大，做他的思想工作，要他坦白交待，争取宽大处理。在这位领导同志的“诱导”和压力下，姚交待了又推翻，推翻了又交待，而且前后矛盾，令人难以捉摸；他泪落如雨，拿笔的手不停地在颤抖，最后，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贪污”的数字，我在旁边看到了不禁吓了一跳，按当时政策规定，这么大的贪污数字，足够条件枪毙的。我曾作为地质委员会党支部委员，和这位中央财委的领导同志有过一些接触，觉得他是一个平易近人，政策水平很高的老干部，我尊敬他，而且作为一个新党员，总相信领导是正确的；但是根据姚平日的表现，我又觉得他不大像是一个那么大的贪污分子。我感到惶惑，不知所从。那位领导同志走后，我看到姚某怔怔地呆在那里，面色苍白，目光呆滞。我怕他想不开，寻短见，给他倒了一杯水，“官腔”似地劝了他一句：“只要老实交待，组织上是会宽大处理的”。平日我们间总是“老姚”“小胡”称呼的，可这时不知怎地“老”字刚到了喉头就缩回去了，我的态度显然是很冷淡的，这可能使他很伤心。他抬起头，眼睛里充满了泪水，痛苦地说：“小胡，你也相信我是贪污犯?”我无言以对。他接着又说：“我现在说老实话也没用，这种事你没经历过，不知道利害”。他那凄楚的神态令人心碎，以致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不能忘记那晚的情景。他所说的“利害”，究竟何所指，我当时并不太理解，在经过几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我才体会到姚当时那绝望的心情和所谓“利害”的含义。他参加过延安整风，也许康生搞的那一套“抢救失足者”运动，他已经见过世面了。果然，第二天在单位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他被戴上手拷带走了。后来经过查证，他不仅没有任何贪污问题，而且是一个自律甚严的干部，放他出狱，他硬是不肯出来，要讨个公道。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像姚这样的错案也是有的，但都能得到及时纠正，特别是后期定案工作非常认真，重证据不重口供，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三反”后，一位地质界的老工程师在总结找矿勘探工作经验时，从“三反”、“五反”运动得到“启发”，幽默地提出三句话，十二个字：“大胆怀疑、穷追猛打、追赃定案”，就是说，开始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斗争(勘探)时要坚决有力，连续作战；最后下结论时则要实事求是。他当然是在开玩笑，却也反映了“三反”、“五反”运动的一个侧面。其实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倒是很像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是唯心主义的。如果没有这个“大胆怀疑”该多好!

解放初期，从北京大学到工作岗位，我是一帆风顺，意气风发。1951末开展了忠诚老实学习(即审干)运动之后，开始对我的历史问题进行审查。虽然在顺风路上来了个急刹车，我的心情不太愉快，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被审查的主要问题究竟是什么，自问在入党时向组织上交待的已很清楚，心底坦然，并不十分介意。

1952年冬，中央地质部成立，国家把地质工作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之内，全国地质工作工作有了飞跃的发展。我也于1953年初春，离别了已有身孕的妻子和刚满周岁的儿子，再次去白云鄂博，一去三年没再回过北京，待1956年回家看望的时候，小女儿已经两周岁多了，因从来没见过爸爸，哭叫着不让我进门。

241队已今非昔比，调入了大批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行政干部，规模到1500多人；建立了发电、修配、化验、碎样车间和测绘、物探、汽车分队，钻机开动30多台。划分了主、东、西三个矿区，分别进行地质勘探工作。老的工程技术人员、老工人大多是熟人，而党政干部则几乎全是新调入的。国家把建设大型的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作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建设项目之一，要求白云鄂博主、东矿迅速转入详细勘探，于1954年底提交储量报告，为包钢建设提供最重要、最基本的资源依据。

当时，241队职工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情况比较复杂。但中国共产党有崇高的威信，241队党委是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特别是党委书记兼队长徐嘉楷，有魄力，原则性很强而又平易近人，关心群众，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些在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干部，把优良的革命传统和作风带到了地质队，以身作则，带领全队职工奋力拼搏，克服了工作上、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取得了白云鄂博矿勘探工作的辉煌胜利。

在工作上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任务重和职工知识、经验不足的矛盾。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和经过短期培训的高、初中毕业生。即便极少数较老的技术干部，也缺乏勘探大型矿床和编写为建厂所需的储量报告的经验。现成的资料又很少，唯一的办法是干中学，学中干，从实际中积累经验，提高工作能力。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实行封锁，我国执行了向苏联学习，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许多苏联专家被派到白云鄂博帮助、指导工作，“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曾是241队技术人员提高业务素质的一项重要内容。实事求是地讲，尽管苏联的经验也有一些偏颇和不足之处，241队在“学习”上也有许多是机械照办，从而工作中走了一些弯路，造成一些损失。然而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的帮助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老干部一般文化水平较低，也缺乏管理技术工作的经验，但他们像战争年代和敌人英勇作战一样，克服文化底子差的困难，用顽强的精神学习文化和技术知识，不少人由“外行”成为“内行”。例如一位老干部，原只有小学文化程度，除工作中边学边用技术知识外，业余自学完初中和高中数理化课程，直到最后取得北京地质学院函授毕业证。工人也是这样，老工人以其丰富的经验和翻身后的主人翁精神，在各项工程技术工作中起着骨干带头作用；大批青年工人迅速成长为工作上的主力军。有一个青年工人，原来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高小毕业生，刚到队时带因为想家哭鼻子，但经过努力，半年就当上班长，两年就当上机长，被选为中国工会“七大”代表，并参加了以胡耀邦为团长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前往布加勒斯特出席了第三次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和第四次青年联欢节。而他的师傅在旧中国是干了七年才当上班长，十年才当上机长的。在生活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未婚青年人找不到对象，已婚职工两地难聚、一处分居的矛盾。队中绝大多数是青年职工，但未婚女职工很少，而且驻地是蒙族牧区，远离城市和农村，解决婚姻问题十分困难。有一次内蒙区党委一位负责同志到白云鄂博视察，我陪他到各矿去看看。在车中他问我：“队上青年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不暇思索地回答说：“找不到对象呗。”的确是如此，有的是找不到，有的虽然在家乡找到了，但对方一听说是野外地质队，就吹了。有一位年青技术员，是北京人。家里给他找了个对象，是一个大学生，学法律的。他探亲回家时，见了一面，双方都很满意。但女方提出，地质队流动性很大，双方很难常在一起，男方是否可提出申请，要求调回北京工作?姑娘其实是一种商量的口气，并非一定要这样不可。偏碰上这个技术员一向爱认死理，“原则性”强，一句硬梆梆的话顶回来：“我不能因为儿女私情放弃了我的事业。”姑娘不高兴了，吹了。一位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我向他讲了这个故事。他在报上发表了关于241队的长篇报道，提到了这件事。过了不久，那位技术员忽然接到了北京姑娘的来信，开头第一句话是：“我可不是冬尼亚式的人物!”原来记者在报道时，把这位姑娘比喻成是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冬尼亚保尔的第一个恋人、由于两人信念不同而分手的资产阶级小姐。姑娘看到了这篇文章，为文章中描述的地质队员工作和生活气氛以及那位技术员的先进事迹所感动，主动地把一条曾经断了的红绳又联结了起来。这段“记者当红娘，一篇文章定终身”的浪漫故事一时传为佳话。

已婚职工绝大多数是两地分居。虽说是可以攒下两周一天的公休，一年探亲一次，但工作十分紧张，很多人都无偿自动放弃，几年不回家者大有人在。个别双职工同在白云鄂博工作，甚至在同一个办公室，但由于队上房子紧张，却分别住在各自的集体宿舍。后来，队上每周末从集体宿舍临时腾出几间来，安排他(她)们过“一夕会”。再后，盖了招待所，每两对夫妻派给一间，每周一轮换，直到后来简易家属宿舍建成。经过700多个日夜的奋战，241队全队职工迎来了夺取主、东矿胜利的最后决战时刻。1954年12月27日深夜。内蒙古白云鄂博草原上，朔风凛冽，大雪纷飞。地质部241队驻地人来人往，灯火通明。室外，温度下降到零下四十度，哈口气，胡子上立刻就结上了霜；室内，汽油桶制成的大火炉，冒着熊熊的火焰，但窗玻璃上依然结满冰花，人们穿着老羊皮袄，还禁不住不时到火炉前烤烤手。人们的轻声细语声，警卫战士巡逻的脚步声，计算机、打字机的喀喀声，电台嘀嘀嗒嗒的发报声，伴着阵阵风吼和战马嘶呜，组成了一曲奇特的交响乐。这里正进行着一场紧张的战斗编写白云鄂博铁矿主、东矿详细地质勘探报告。这是自19950年以来，白云鄂博铁矿地质勘探工作的又一场战役。这场战役已经持续了三个月了。一百多人，夜以继日地整理资料，编绘图件，计算储量，编写文字报告……许多人常常每天只睡上两三个小时，熬红了眼，生了病，仍然不肯下火线。那时，编写这样大型矿床的地质勘探报告，在我国还是首次，不论是技术方法，还是技术组织工作，经验都不足，主要是从实践中学习。时间很紧，困难很多，工作量很大。地质部派来了国内和苏联专家到队指导工作。

现在是关键的一夜。地质部要求：报告必须在年底前完成，并立即送到北京。当时块段储量已计算完毕，但各类型矿石及全矿总储量、总平均品位还待最后核实；图件已经晒好并着色，文字报告及表格已基本印出，但有关总储量、总平均品位的一些数字，在最后几页打字纸上还空着，图件的整理、报告的装订成册，还有很大一部分工作量；这些工作都必须在今夜零时以前完成。三个月前，组织上把我从西矿区调来，负责报告的复制和总成工作，我有幸参加今夜决战，感到十分兴奋和自豪。

分散在几间办公室里，二十几台手摇计算机在不断地响着，这是储量计算组在进行运算。这些同志来自各科室，有科技人员，也有计划人员和财会人员。计算工作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每个数字必须同时有三台计算机运算无误，只要一处最后一位数字有误，全部计算工作就要推倒重来。这在当时条件下，是一项相当繁重的劳动。在另一间比较大的办公室里，以测绘人员为主，正在进行图件检查和整理。在此之前，他们已完成了庞大的清绘、晒图和着色任务。以晒图为例，当时晒图全凭自然光，为了“抢”那一瞬间的阳光，晒图人员经常在凛冽的寒风中，连续站立几个小时。手冻僵了，脚麻木了，到屋子里暧和一会又去“抢”太阳。看到正在运转的计算机和桌上一叠叠的图件，我联想到有关它们的两件小故事。计算工作一开始，计算机就告急，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汇报后，自治区立刻从各机关抽调了好几台支援。前不久，晒图用的玻璃板不慎被打碎了，这可是火烧眉毛。队上连夜派人到包头市去买，谁知像这样厚而大的玻璃，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市人民政府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刻下令正在装修的市百货公司，把镶在柜台上的一块大玻璃取了下来，当天运回白云鄂博，保证了晒图任务按时完成。自从1950年勘探队进驻白云鄂博以来，地方党委、政府和蒙族群众给予了多方面的关怀和支持，在这决战的关键时刻，又送来了“及时雨”。

在打字室里，两个姑娘在静静地等待着几个重要数字送来，以便打完最后几页打字纸。她们已经连续工作了好几个昼夜了。在隔壁房间正在对文字报告和表格进行分页、折页、检查、装订。那时，复制报告全是油印，几千张蜡纸，经过打字或刻写、校对、滚印，要经过很多道工序，这些都是很琐碎的工作。然而，只有这些工作很好地完成了，才标志着这场战役的最后结束。

此时，炊事员们正端着一碗碗鸡蛋肉丝汤面，送到每一个“夜战”的战士的面前；党委书记兼队长和副队长兼总工程师，正披着满身雪花，踏着没膝积雪，挨个房间去慰问。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一片欢笑声，领导与群众，前线与后方，大家都为最后一战团结在一起，并分享着胜利即将到来的喜悦。

夜，更加深沉。计算机声渐渐消失了，打字机的声音却紧密起来。一张储量、品位总表送到了队长、总工程师的面前。虽然数字大体上不出所料，但当他们看到了几个庞大的储量数字跃然纸上的时候，仍然按捺不住心头的无限喜悦，郑重地在总表上签字盖章。紧接着，无线电波将几个重要数字传到了首都。此刻，正是1954年12月27日二十四点。

待全部报告整理完毕装箱的时候，天色已经黎明，把报告过了一下秤，每套足足有一百五十多斤。然后，在大食堂召开了庆祝大会，欢腾的人群，用震耳的锣鼓声和鞭炮声，欢送装载报告的汽车起程。但这“然后”的一切情景，我并没有亲眼看到。我太疲倦了，报告刚装完箱，倦意立刻向我袭来。我昏昏沉沉地走回宿舍，倒头便睡，待一觉醒来，夜幕已经降临。驻地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刚获得胜利果实的人们，喜气洋洋地正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1955年。

1953_1955年间，我主要负责西矿区的勘探工作。丁道衡发现白云鄂博铁矿主矿后的1944年，台湾人黄某发现了东、西矿，但他对于西矿的评价却基本上是否定的。我们于1950年前往踏勘时，但见长约10公里，宽约1公里的范围内，几乎全是黄土覆盖，仅有零星的岩石和铁矿露头。奠定本区地层和构造工作基础的是严坤无，我在他的指导下，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形成了西矿是主矿向西的延伸，可能有一个大型隐伏矿床的概念。一次偶然的发现，使我对这一设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测量人员告诉我说，在西矿区巴拉鄂博山头上，经纬仪磁针方向变化很大，这引起我的注意。因为主矿是一个暴露的磁铁矿体，到那里去的人，防磁手表也没有不失灵的，然而西矿那个山头上根本看不到铁矿露头，说明磁性体是在覆土以下的。于是，我首先在那里设计了一条长长的探槽，由于覆土层较厚而且松散，探槽挖得又宽又深。有一位苏联专家看了后不无讽剌地说：“你们是不是在搞军事演习呀!”我愣了一下，不知他究竟是什么意思，他边走边嘟囔：“这条探槽可以开坦克车了。”

第一条探槽揭露有厚达100多米的铁矿，使我大为振奋。1954年在地质部的重点支持下，进行了大面积以磁法为主，结合电法，重力等的物探测量和综合研究工作，并进行了白云鄂博全区的航空物探测量。

我国解放后物探工作首先应用于大冶铁矿，但规模较大，方法较多，并用以定量测算矿体埋藏深度推断矿体产状和估算远景储量，却自白云鄂博铁矿开始。

地质物探综合研究成果，非常鼓舞人心，高磁异常区和地质推断的矿体分布相一致，显示出整个西矿区是东西长约10公里的南北两条矿化带，呈向形构造，但矿体产状很陡，而且近地表产状与深部矿体产状相反。根据这一概念，确定了由稀到密，由浅到深，以斜钻为主的勘探方针，开动钻机最多时达15台。到1955年末，因241队奉命撤销，西矿勘探工作中止。

白云鄂博那种沸腾的、热火朝天的气氛，极大地感染和鼓舞了我。因而在1953_195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愉快地、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工作。我负责西矿工作时，驻地距施工现场最近处只有几十米，抬脚就到，除了工作，每当晚饭后稍有闲暇时，我常到附近小山头上眺望，矿区全景尽收眼底，但见草原上机塔林立，人来车往；草地上的羊群，驻地的蒙古包相映成趣；远处的白云鄂博主峰，兰天上的朵朵白云引起无限遐思；钻机的隆隆声似乎在为我伴唱；我想像中在脚下深处就是沉睡了多少亿年的两条铁龙，在我的指挥下，它将呼啸，它将腾飞。说来可笑，有时在一瞬间，我简直想像自己是一个正在指挥着千军万马的将军，其实这不过是自我陶醉而已。这时，我心旷神怡，浑身充满了力量，什么苦闷，烦恼，早已丢诸脑后了。

我对白云鄂博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至今我仍记得西矿每一条勘探线和重要的钻孔编号。近30多年来有些到白云工作的同志取回一些标本，我几乎都可以准确无误地指出它们的产出地点，整个白云鄂博的地质构造轮廓和主、东、西三矿的矿体形态，就象储存在计算机中一样，深深地嵌印在我的脑海中。

在1953_1955年的三年工作中，我和241队的广大职工一样，全心投入，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没有探亲假，也没有星期天，但仍然犯了一次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个钻孔施工，方位应是向南，地质员填写了施工通知书时，我没有仔细审查，就签字发出了。一天，我乘卡车从大队回到矿区，在路上遥望几里之外正在按装的这个钻塔，发现却是斜向北的。我心里咯噔一下。回到驻地，赶快翻出施工通知书查看，原来通知书上把S(南)写成了N(北)了，虽然钻机还未开动，但钻塔返工却造成了一定的浪费。我承担了这一事故的一切责任，主动要求大队给以处分。我以为我是一个党员，作为矿区负责人，应该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应给以处分，为粗心大意、责任心不强者戒。这样在我的历史档案中就留下了“记过一次”的记录。尽管有的知情者，事后曾为我“打抱不平”，说我不应该自讨苦吃，我却至今无怨无悔。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有的人提出西矿那次钻塔返工，是我故意破坏，如果不是241队党委特别是书记徐嘉楷秉公执言，掌握政策，那时我可能就被逮捕法办了这是原华北地质局一位领导同志后来告诉我的。14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旧事重提，“揭发”我在白云鄂博进行“破坏”，真叫我欲哭无泪，有苦难言了。

我国地质工作，在50年代是兴旺发达的时期，地质队和地质工作者，几乎可以说是时代的宠儿。不少作家、记者和文艺工作者都到过白云鄂博去采访、演出和体验生活，尤其是天津的青年作家鲍昌在队时间最长，我和他接触较多。他于1954_1955年间两次到241队体验生活，并创作出了长篇小说《青青的草原》，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地质工作为体材的长篇小说。鲍昌才华横溢，热情似火，由于我比较爱好文学，我俩年龄相近，性情相投，又曾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所以成了朋友，而且听过他介绍这部小说的梗概。遗憾的是，他后来被打成右派，这部小说未能出版。

在文化大革命后，他得到平反改正，著作颇丰，成为我国著名的作家，评论家，担任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不幸英年早逝，于1989年2月20日猝然与世长辞。

小说《青青的草原》的大意是这样的：为了加速内蒙草原某铁矿的勘探，以满足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对矿产资源的需要，中央地质部派了一位老干部和年青的工程师来到某勘探队，团结了原在那里的一位老工程师，整顿了队伍，加强了管理，建设起了一支思想上、作风上、技术上过硬的队伍，与天(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与地(复杂的地质条件)斗，与敌人(土匪和暗藏的破坏份子)斗，并且克服队伍内部的保守思想，终于胜利完成了任务。小说塑造了一些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的原型都是我很熟悉的，甚至我自己就是其中一个。

作为先进思想与保守思想斗争的典型，《青青的草原》描述了一个大型隐伏矿床被发现的经过，这当然是指西矿。我认识鲍昌，就是从一次向地质部领导和苏联专家作西矿工作汇报时开始的。那一天我的汇报得到部领导和苏联专家的好评，会后，一位青年人走向我，伸出了手：“我叫鲍昌，咱们认识认识”。从此他就追踪采访，多次向我了解西矿工作的情况。从交谈中，我很明白他要找出先进与保守思想两个互为对立面的人物，可是在实际生活中，这样鲜明对立的人物，是根本不存在的。从1953年以来，西矿地质工作一直由我负责，整个工作过程中，从领导到一般地质人员，都是给予热情的支持和多方面的帮助，倒是我自己常常前怕狼、后怕虎，迟疑犹豫，白白丧失了一些时间。我不同意鲍昌这种虚构人物的写法，他却说：“这是小说，不是报告文学，更不是历史”。我想也是，在我脑海中本来就经常存在着两种思想的斗争，从本质上来讲，西矿隐伏矿床的发现，确是先进与保守两种思想斗争的产物。

那时，我刚刚读完苏联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我觉得《青青的草原》有许多模仿前者的地方，不仅在主题、人物安排上如此，而且在穿插一些爱情故事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不过这则故事并非鲍昌杜撰，而是确有其原型人物的，我就是其中的主角之一。我在男女关系问题上，属于保守型，已往从来没有过什么罗曼蒂克的经历，即便是和我妻文兰，也好像是两溪清水，悄悄地、自然而然地汇合到一起来了，没有惊涛骇浪，也没有你追我赶。却没有料到自己会成为一场无头无尾的，或许根本就不是什么爱情的所谓爱情故事的一个主角，以致闹得沸沸扬扬而成为鲍昌创作小说的素材。

前面讲过，白云鄂博西矿物探工作取得了十分有价值的成果，这是一支以青年妇女同志为主的物探队伍，队长是一个叫N的比我还年青的女同志，由于工作上需要密切配合，我俩接触较多，经常在一起编图、分析资料和研究工作。这位同志工作热情很高，技术业务能力很强，而且性格开朗、作风泼辣。那时我常常工作到深夜，而她也是一个工作起来简直玩命一样

的人，白日我们各有各的工作，只有晚上才有条件在一起交流情况，研究问题，而她不论白天晚上，有人没人，在研究、分析资料时，常常是擦肩扶背，耳鬓厮摩，毫不在乎。刚开始，我感到很不自然，十分拘束，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然而时间长了，我自己在内心深处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总想看到她，和她在一起时，觉得很愉快，虽然我们主要是技术业务和研究工作，很少涉及个人生活问题。

1954年岁末，241队按期完成了白云鄂博铁矿主东矿地质勘探报告的编写任务，召开庆功会，并为苏联专家举行宴会。晚上我一个人在办公室看书，天气严寒，外面下着大雪，气温至少在零下30度。忽然，N推门而入，拍打了身上的雪花，在炉子旁边烤烤手，便在我办公桌的对面坐下来。她作为技术人员代表，刚刚参加了宴会，微有醉意，双颊绯红，她长得说不上很漂亮，但那晚却显得很有光采，楚楚动人，我不禁怦然心动。那晚她说得很多，直到深夜，她说她家人都去了美国，只有她一个人留在了大陆。这事我早已听别人讲过，据说她父、兄解放前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很有地位，解放前夕要带她一同到美国去，她却非留下来不可。我觉得她很爱国，有志气，这也是我对她有好感的原因之一。说着说着，她忽然抬起头来，用一双热情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柔声地说：“我感到很孤独，我需要朋友”。对这种直言不讳的话，我毫无思想准备。此时此刻，我们相对而坐，伸手可及，瞬间，屋里一片静寂，只听见桌上的闹钟在滴滴答答地响着，我的心在急剧地跳动。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和起码道德，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低着头，不敢直视她的眼睛，惶顾左右而言他，把话头叉开去了。第二天，党委书记徐嘉楷叫我到他屋里去。他这个人很能联系群众，找我去谈工作和别的什么是常有的事，可这次却感到有些不同往常，N也已经坐在那里了。徐嘉楷说：“主、东矿的报告已经提交了，明年工作重点将转移到西矿，你们俩在一起搞地质物探综合方法，配合得不错，想听听你们对今后工作的意见。我们分别谈了一些意见，他未加表态便和我们拉起了家常。不知从什么事情上引起，他问起我：“你爱人和孩子们现在怎么样?”这样的问话，在我听来，无非是领导关心的一般表现，N听了却显得十分诧疑，紧接着话茬说：“怎么?小胡他已经结婚了?”徐嘉楷似乎不经意地笑着说：“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他的爱人很不错呢，原来是解放军，现在地质部工作”。N看了看我，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怎么没有听他讲过?”我显得十分尬尴，好像是我故意隐瞒似的。我有妻子儿女，在周围同志中，尽人皆知，她又没有问过我这方面的问题，我那能在一个年青的女孩子面前，自报“年方而立，家有贤妻”呢?不管怎样，她递给了我一个信息：过去她确不知我已结婚，而现在已经知道了，我心里倒踏实了。从那以后，我们仍然交往，在一块工作得很协调，

她仍然和我擦肩扶背，耳鬓厮磨，我却没有了那种异样的感觉，像一般朋友那样的自然，当然，也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像那晚那样的事。几个月后，她回到北京，从此我们掀过了历史的一页。也许对N来说，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特别的意义，而是我自己过于敏感。这个原本不是爱情的故事已经结束了，而一个编织的爱情故事却正在形成。徐嘉楷和我们谈话不久，从不同渠道传来的一些闲言碎语，使我很是烦恼了一阵，而且我的一个朋友喝醉了酒，对人大骂我一通。原来他想和N搞对象，托我从中牵线搭桥，我答应了，而且也曾和N谈过，她一口拒绝了。那次我和N的深夜长谈，经过人们推演渲染，成了一则浪漫的故事。这位朋友信以为真，以为我不但没帮他的忙，反而别有用心，挖他的墙角。这真是天大的冤枉。这时，鲍昌正在队上体验生活和采访，他当然会了解到这些情况，不管他信与不信，却为他创作小说增添了爱情内容：年青的女物探队长爱上了一位年青工程师，虽然明知他已有妻子，却痴情不减，结局好梦不圆。当然，模特儿并非我一个，还有一位当时的地质科长，工程师李某，快40岁了，还是单身。我也听人说过，他在追求N。

前面说过，我觉得鲍昌的这部小说 ，有模仿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之嫌，他所创作的女物探队长爱上年青工程师的故事，和《远》书中女绘图员然妮亚追求工程师阿列克赛的情节太相似了。当年我曾就此向鲍昌提出过我的看法，他只是意味深长地一笑而过。不知为什么，事情竟然这么巧合，我所读过的《远》书，还是N送给我的，她在书中圈圈点点，有的地方还加了眉批，可见她也是很喜欢这部小说的。

在我写这一段短暂的“浪漫史”的时候，我始终怀着对老领导徐嘉楷深深的怀念，事后我重温这段历史，才体会到他用心良苦。那次他和我以及那位女同志的谈话，显然主要不是为了工作，他是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去解开一种本来不应该有的感情纠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帮助我“悬崖勒马”，避免了一场道德危机。他的帮助的方式是那样巧妙，使你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的这种帮助。在前边我曾经提到过，他曾在政治上给我过很大的帮助，使我免受了一场牢狱之灾，而今又在个人生活上给我关心，使我没有陷入感情的烦恼，甚至犯错误。几十年中，我曾有过好几位直接领导，唯有他是我最难忘的。遗憾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折磨，他过早辞世，我已不可能向他表达我的尊敬和感激之情了。

正当我忘却烦恼，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1955年五、六月间，以揭露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为序幕的全国范围的肃反运动开始了，241队也掀起了一场风暴。由于我的历史和社会关系“复杂”性，见微知萌，我敏感到这场风暴很有可能刮到我的身上，却没料到来的这么快，这么猛。运动开始不久，就实际上停止了我的支部委员职务，开会不找我了，包括非党员在内的积极分子会议也将我排除在外了。此时，西矿全体工作人员回大队边参加运动边进行室内工作，大家都集中在一个大办公室里。我察觉到在我领导下的人员开始对我有一种异样的眼光，特别是几个参加了积极分子会议的小青年，平日和我是非常要好的，这时却失去了往日的亲近和热情，而且经常对我流露出警惕的神色。我和他们是睡在一条土炕上，有时我夜里起来到外面小便，总有人随后跟来解手，我明白我是被监视起来了。运动开始不久，我正和全体西矿人员在大办公室里工作，突然，肃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带了公安人员来在我面前，出示了搜查证，我大致还记得上面写着：“因与特务有联系，依法进行搜查”云云。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挨了一闷棍，一时不知所措。刹那间，又闪过了过去电影中所看到犯罪分子被搜查、被逮捕的镜头，想不到这样的事情竟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我意识到办公室里十几双眼睛都在盯着我，他(她)们一定会产生种种疑团，说不定会猜想我竟是一个潜伏特务。我感到羞辱难当，无地自容，一种委屈，伤感，怨懑的心情油然而生，我几乎就要哭了，但立即镇定下来，强忍着眼泪，以沉默来面对着这尬尴难堪的局面。搜查人员取走了我所有的日记本，信件和照片，又叫我带他们到宿舍，把衣物都翻腾遍了，甚至把棉被也折开来，查看里边夹有什么罪证。在这过程中，我像一个被押解的犯人，任人摆布，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损伤。我有一个经常记事的习惯，一个个本本中，开会记录、工作记事、学习心得、日常感怀、杂七杂八，什么都记，这次抄走的竟有20余本之多，信件也有一大摞。抄走后，肯定是有人逐页逐字检查的，试图从中发现“反革命”的罪证。身为一个中共党员，我可以把这次搜查当做组织上对自己的考验；作为一个爱国者，可以认为这是保卫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所采取的特殊的权宜措施；但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毫无根据地被搜查，现在看来是很不正常的，也是不合法的。这种方式看来是从查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开始的。1955年五、六月间，《人民日报》分三批公布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及编者所加的按语，以及《人民日报》的社论，后来出单行本，并加了一个“序言”。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表明批语和序言都是毛泽东亲自写的。老实说，当时我读了这些材料，也都认为是“千真万确”的，并且赞同“批语”和“序言”的观点，同时也没有对获得这些材料的方式及其合法性产生过怀疑。现在，一切都清楚了，“胡风事件”彻头彻尾是一场大冤案，所谓“反革命材料”，或是断章取义，或是张冠李戴，或是隐去当时的具体环境和历史条件，倒是如“序言”中所说“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这三批材料大部分摘于“胡风集团”中人相互来往的信件，不言而喻，也是“依法搜查”出来的。一年以后，我被抄走的材料都还给我了，事实证明，在我的所有材料中，没有任何可以值得怀疑的地方，而检查它的人也比较实事求是，不然我可真的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被搜查之后，我越想越不通，干嘛像对待犯人一样对待我?我去找党委组织部长、政治处主任发牢骚：“搜查我，为什么事先不通知一声?”他笑了：“先通知你，那叫什么搜查?”。并像往常一样宽厚地安慰我说：“搜查一下，对你也有好处嘛，证明没有问题，不是更好吗!”回到办公室，面对本是十分熟悉而今却显得有些陌生的西矿工作人员，我心里十分不平静，然而一大堆工作还摆在我的面前，作为矿区负责人，我不能不以极大的克制来掩饰自已内心的痛苦，表面上就像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我照样召集开会，布置工作，检查质量，对工作不得力者给予批评。多少年后，一位曾参与搜查工作的同志对我说：“你当时真不简单，表现得那么镇定和坚强”。其实，我那是“装”出来的，几乎像是在演戏；我是在用紧张的工作来驱赶内心的痛楚，只有在忙碌一天之后，夜深人静躺在炕上时，才恢复那个真正的我。但是，这时我只是感到委屈和自尊心受到伤害，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想不到当时有人就想把西矿一次钻机按装返工搞成为一次反革命破坏事件。关于这件事，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这里不再重述。

1956年初，241队撤销，但我还是在被审查中。我怀着一种郁郁的心情，带领西矿工作人员到张家口地质部华北地质局，编写西矿地质勘探报告。这时我妻文兰带着两个孩子在北京。适逢春节，许多人都放假回家过年了，北京、张家口两地相距甚近，我已经三年没回过家，我写信告诉文兰，这次要回家过春节了。但是到了除夕那天，我正要起身到车站的时候，有关人员忽然来通知，由于我正在被审查，暂时还不能回北京。除夕之夜，我的情绪坏透了，一个人在一大间空荡荡的屋子里，感到无边的惆怅和孤独，而在那不算太远的北京，我妻子望眼欲穿，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等着爸爸。

1956年春，我在张家口按时完成了白云鄂博西矿地质勘探报告，提交铁矿石储量×亿吨，稀土储量×千万吨，是仅次于主、东矿的第三大矿。至此，241队在白云鄂博的任务全部完成。1980年4月，在中央地质部举行的评功授奖大会上，授与原241队功勋地质队称号。但这个队早已不复存在了，其主要领导者、党委书记兼队长徐嘉楷和其他许多人也已作古。只由原副队长总工程师严坤元代表当年奋战在草原，为内蒙的建设事业当先行，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241队全体职工，接受了这个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