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庭
我的外祖父蔡国英，早年留学日本，在清朝当过几任县官，家资不薄，娶有一妻二妾，在连续生了九个女儿无一子嗣的情况下，决定为大女儿菶怡(即我的母亲)招赘，相中了书香门第，家道中落，正就读於中山大学的陶庆福(即我的父亲)。就在筹备婚事的紧锣密鼓中(如家门前整条街都要扎上彩棚)，我的十舅舅出生了，据说当我父亲坐着花呢大轿入赘蔡家时，还向才两个多月的小舅爷施了一礼呢。
父母的小家就安在广州市内这几十口人的大家庭中。我记得有太外婆、六太外婆、九太外婆、外公、外婆、二外婆、三外婆、六婶婆，还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四姨(比我小四岁)、十舅、十三舅(比我小半岁)。爸爸婚後仍然去读书，妈妈从女子师范辍学，第二年生下了我姐姐，但只一岁多就夭折了。父母婚後第四年生下了我，陶家太公为了要我能坚强地活下去，给我取名坚，我这一辈女孩子排德字，所以我有了一个男孩子似的名字--陶德坚。妈妈在我断奶後又复了学，两年後生下妹妹德逑，交给奶妈带。再两年後生下弟弟永辉，妈妈此时已完成学业，亲自带永辉。永辉长得白胖可爱，我时常守在弟弟旁边，求妈妈让我抱一抱弟弟。
家中的人仍然按老习惯称我妈为大小姐，她是太外婆最疼爱的孙女，我是外婆最疼爱的外孙女，直到十多年後她去世，我一直是她最贴心的人。我的外公潜心佛学，我很少看见他。我的二、三、四、五姨那时读女师或已毕业，这几朵姐妹花一个赛一个的美丽，她们时常带我出去和她们的同学或男朋友玩，我照例可以吃到加一块维福饼干的冰淇淋。我的两个舅舅是出名的小淘气。
碧荷
碧荷是我童年时期最好的朋友，我们两人整日形影不离。我现在对童年时期其他事物的印象大多淡退了，惟有她仍然是那样鲜亮地活在我的记忆里。
碧荷比我大两岁，但比我高大得多，大手大脚，十分强壮；她有对大大的黑眼睛，大嘴是红红的，鼻子微微有点塌，梳两条油黑的大辫子。她是专门陪伴我的小丫头。我不知道她是什麽时候到我们家的，只记得四岁开始记事时她就一直在我身边。白天我上幼儿园，她一定要守在外面，放学後我就当小老师把认得的字和学的歌教给她。她很喜欢唱歌，不喜欢认字，她说她爸爸妈妈都不认字，认字没用。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平分着吃，只有棒棒糖是一人吮一下。
晚上我睡觉时，她要当我的小妈妈，学着她妈妈的样子轻轻地拍着我，哼着好听的儿歌，我们之间有一个秘密，我在没人的时候称呼她小妈妈。记得有一次我问她想妈妈吗？她说：“刚来时好想，天天躲在被子里哭，但妈妈说过不准想，弟弟都不够喂，拿什麽给你吃！”後来，她说：“你同我好，大小姐对我好，我就不大想了，现在我都是小妈妈了，就再也不想啦！”碧荷，我最亲爱的童年时期的朋友，是你第一次让我了解到这世界上竟有这样悲惨的事。
颠沛流离
七七事变，日军大举入侵中国，使我匆匆告别幸福的童年，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外公带着一家老小到了香港，我的爸爸在中国航空学校当书记（不是共产党的那种书记，而是秘书性质的文职工作），这是一所专为空军训练飞行员的学校，蒋介石曾亲自任校长，原在杭州，七七事变後迁到昆明附近，母亲带着永辉弟亦随之在云南。不久爸爸派人接祖母（她不是我父亲的生母，但父亲对她很孝顺），我和德逑两姐妹，还有碧荷和翠环（她是母亲的陪嫁丫头），她们两人都已没有自己的家，和我们相依为命。我们从香港经海防，再转入云南来到昆明，住在滇池旁边，烟雨迷蒙的滇池象仙女般美丽，在这里过了几个月的平静幸福家庭团聚的好日子。不记得什麽原因，妈妈又把我们还有永辉弟一起送回香港，记得这次我们乘上了从河内到香港的大海轮，我第一次坐这样的大海轮所以特别兴奋，但不久就被风浪、呕吐弄得兴味索然了。妈妈把我们送到香港後又只身返回爸爸那里，我们不久又跟外公一家回到佛山市居住。我在佛山市上了小学一年级，还不到半个学期战事又紧了，外公一家又搬去香港；五姨护送祖母、我们三姐弟、碧荷及翠环一行七人又开始长途跋涉，从广东经广西、贵州再进入云南，到达中国航空学校所在地云南驿，历时一年多。
这次虽然和上次一样，从广东到云南，但上次只能说是一次旅行，而这次则是真正的逃难！在云南那头的爸爸妈妈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千方百计托人情帮助我们找交通工具；一次又一次的汇钱，但那时是几乎大半个中国都在逃难，车、船票是多麽的困难，汇钱的渠道又不畅通，所以我们走走停停，有时好容易有了车，又因汇钱未到而只好放弃。这一路我们还是得到许多朋友感人的帮助……例如在广东省三水县碰上了梁医生，他把本来为他们全家租用的木船先让给我们了，他对自己的家人说：“一个大姑娘带着老的老，小的小，该有多难呀！这次我们必须让。”
在我的印象中五姨是个娴静而腼腆的姑娘，但她现在变得非常勇敢坚强，每天都要出门去求人，弄车船票。那时白天一般都还有空袭警报，她把全家的细软分包在大大小小不同颜色的包袱里，贵重物品再藏在各种隐密的地方，每个人都有应负责背的包袱，那时碧荷已长得相当高大，她和翠环就成了全家的主要劳动力；我的个子一直没长起来，但也分到一个小包袱；永辉弟还小，还要翠环背着，祖母则拉着德逑的手。那时天天都是吃完早饭就等着拉警报，警报一响全家人就一个跟一个的上路，五姨把我们训练得很有秩序。在柳州是在大片树林里，在桂林是在七星岩里躲警报。记得五姨费了很大的劲，花了许多钱，我们终於坐上了云贵高原上的“黄牛车”。这条公路九曲十八弯，十分惊险，时时有翻车的惨剧发生，车上的人被颠得几乎没有不吐的。这时永辉弟正在生着病，祖母说他海龙王辞水了（什麽东西都不吃），嘴唇乾得一块块白皮裂开，我和弟弟中间还隔着人，只有乘汽车颠簸时伸手去摸他一下，我学着祖母的样子默念着“菩萨保佑！”经过难挨的日日夜夜，有一晚终於听见永辉用微弱的声音说：“肚饿”。祖母说：“多谢菩萨！”我们也都喊了起来。
我们终於到了云南驿，一个十分荒凉的小山村，这里有时还能听到老虎的啸声。父亲的学生们时常打猎来改善生活，山鸡是经常有的，有时还打到大天鹅，还有一次吃到老虎肉啦。住了几个月，新学年开始了，我又再次从一年级读起，迎新会上，还要我读答谢辞，那是个空军的子弟小学，要有军人的风度，父亲教我向後转，向孙中山像行礼，再向後转，向全校师生行礼。但是我学了好久总是学不会，急得大哭起来。我可能是与小学无缘，开学不久，又因这里是飞行员训练中心，目标太大，要家属转移，我们又随妈妈搬到已不记得名字的乡村去住，这里也时常有空袭警报，母亲用很厚的床板搭出一个可以容几个人躲藏的窝，上面铺上很厚的被子，一有空袭警报我们就都躲进去，很好玩。有一次空袭警报我们照例躲了进去，不久就听见勤务兵在外面喊：“扔炸弹了！扔炸弹了！”只听轰隆隆的声响，床板都跳动了起来，妈妈安慰我们说，这还是比较远的。又过了一阵子，勤务兵又在外头喊“又飞回来了，俯冲了，他妈的，这次就象在附近。”随着轰隆隆的巨响，玻璃都震碎了，然而还好，妈妈摸摸我们没有一个人受伤。从此，妈妈不敢大意了，请人在那空旷的土丘旁挖些仅可容一人的猫儿洞，警报一响我们就一人躲进一个洞内，在这外面可以自由的活动身子，比在床底下好多了。在此期间妈妈又生下永明弟。
在这里也没有过多久，妈妈又带着我们姐弟四人加上祖母、碧荷、翠环一行八人经成都到重庆，父亲调到航空协会当总务主任，蒋介石是这个协会的会长，原航空学校副校长陈庆云调来当副会长，父亲实际上一直是陈庆云的私人秘书，所以跟着他转移。
因为钱接济不上，我们在成都滞留了多半年，这段时间仍然每天都躲警报，在成都平原上有大片的竹林，我和弟妹们就在竹林里玩，倒也快活。後来母亲卖掉所有能卖掉的衣物，租了一条木船，向重庆开去，途中又搁浅，母亲又把仅剩下的几双银筷子和象牙筷子卖掉，终於到了重庆。
我们一家团聚在重庆，在江北的茶馆上租了一层楼，从早喧嚣到晚，但房租比较便宜，否则很难住下我们这样大的家庭，尤其是不久香港沦陷，二、三、五姨和外婆也来到重庆，又过了些时候八姨随流亡学生来到重庆，进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真是难得的大团聚。这时母亲和三姨到了国民党海外部，二姨到了国民党的秘书处，五姨进了航空协会，都是父亲请陈庆云帮助介绍进去的，有了工作，生活才安定下来，外婆和我们一起住，二、三、五姨周末也回到江北来。颠沛流离了四年，这时我已过了九岁，茶馆的楼上成了我的安乐窝。
爸爸偷渡香港
我从小就因自己有个英俊的爸爸而自豪，记得我四姨曾和我妈妈开玩笑说：“我真想你把大哥(指我爸爸)借给我去拍一日拖”(广东人把恋爱称为拍拖，男女恋人手挽着手像一艘轮船旁边挂着一条拖船)我爸爸很少讲话，但从他的眼神和微笑中，我感受到深深的父爱。每当爸爸下班回家，我总是抢着去给他拿拖鞋，这已成为我的专职。
香港沦入日军手中不久爸爸受陈庆云之托，只身偷渡回港，把陈庆云在香港的银行保险箱中的家产取出带回重庆(陈庆云原是一富有的华侨)。这次偷渡，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我们一家人尤其是妈妈寝食难安，日夜为父亲的安全祈祷。父亲走後不几日，他的一个下属又卷款潜逃了，这事父亲也有责任，妈妈的眼圈都黑了，眼珠深陷在眼眶里。
在这担惊受怕的日子过去近一个月，一天清早我睁开眼睛，突然发现枕边放着一盒我日夜梦想得到的颜色，盒盖上两只白兔还望着我笑呢。是梦吗？我使劲睁大眼睛，确实是一盒二十四色的颜色，打开来看，一个个小颜色块彩色斑斓，使我爱不释手。妈妈说：你看是谁买给你的？我这才看到，是我日夜思念的爸爸终於平安地回来了。我为自己只顾那颜色连爸爸回来都没有注意到而羞愧，一下搂着爸爸的腿，我的爸爸平安回来了，这才是最好的礼物呢。
妈妈的副业
一天、妈妈下班回家，运来了十几个大簸箩。她说：我们要开个腐乳作坊。我的祖母非常能干，什麽都会做，在她的指导下，妈妈把买来的豆腐切成片，平放在簸箩里，一层一层地码起来，上面再盖上布，为了保持温湿度的均匀，要经常小心地将这一层层的簸箩转换位置，这簸箩挺大，装上豆腐倒一次要费很大的力气，碧荷翠环都跃跃欲试，但妈妈怕她们不小心，弄“醒”了豆腐(豆腐正在长着一层白白的绒毛)，总是自己默默地、脸涨得通红地倒垛。过了一些天，长长的白毛倒下去了，祖母再帮着母亲把豆腐切成小方块，放进小瓦罐里，每层都撒些盐，最後再加酒、花椒和白糖，有的还加少许辣椒粉，然後将盖子封起来，放到一边等上近半个月再打开盖子，一股诱人的广东腐乳的香味就跑出来了，我们作为头一批食客，用来进早粥，吃得喷喷香。妈妈将每一罐的盖子都打开来检查一下，然後将印好有明记广东腐乳的红纸贴在瓦罐的周围和盖子上，再用网兜装成五罐一兜，就提着上班去了，原来她联系好办公楼附近的一家广东杂货店替她代售。我目送妈妈远去的身影，下百多级石梯才到达江边，两兜腐乳象是两串红红的灯笼随着妈妈飘呀飘，消失在人流之中。要知道，过江後还要再爬上百多级石梯才能挤上公共汽车……亲爱的妈妈呀！你白天上班，晚上又忙作坊，还要当这运输大队长，你为我们受了多少累，你那瘦小的身体是用钢骨撑起来的吧？！
广东腐乳很有些销路，记得妈妈又扩展业务卖笋豆排叉之类。後来因为空袭疏散，祖母、外婆和弟妹们搬到乡下金刚坡去住，妈妈又每星期天都提些香烟、糖果、草纸、肥皂之类杂货，让祖母开了一扇窗的小店，妈妈这个运输大队长连星期天也不得休息了。
挤平价米
我知道妈妈这样辛苦都是为了喂饱这十口之家的肚子，我总是想能为她分担一点，想来想去，就想到要去挤平价米了。那时政府给每个市民都配有平价米，比市面粮价便宜许多，但是平价米并不是保证供应的，卖完就算，找谁去都没用。因此那时挤平价米的都是些粗大汉子，一买就是几斗，所以很快就卖光了。碧荷翠环去挤过几次，连边都沾不上。
我那时个子没有长起来，九岁了还像个只有五、六岁的孩子，我想，个子小可以从那些人腿旁钻过去，我把这个打算告诉碧荷，我们两人瞒着家人去探险。开始，这一招还真灵，不一会儿我就从下面挤进中层了。但到这里後再也无隙可钻，反而被挤得透不过气来，於是我大喊：“要挤死人啦”！这一喊还真灵，压力减少了许多，只听一个苍老的声音说：“真造孽，那家的大人让娃娃来挤平价米？！”我说：“大人都上班去罗！没得米下锅了。”那苍老的声音又问：“买多少”，我灵机一动说：“只买五合”。好多人听了都大笑起来，“五合米也来挤，把本子、袋子、钱都递过来，让她买了吧”。我如获至宝，这是我第一次取胜，虽然五合米才半升，还不足一家人一天的的定量，但是，我想幸亏我没有贪心，如果我说买一斗，一是我怎麽把这袋子扛出去，再说现在是米少人多，那些正在挤的人一定不会同意让我轻易地买走很可能是卖给他的那一斗。我抱着这五合米挤出人群，碧荷正在紧张地找寻着我，她接过我们的战利品，兴高采烈地回到家。
以後我就和碧荷每天都去挤平价米，只要有，每天都买五合。有些常去挤平价米的叔叔伯伯都成了老熟人，看见我就叫“五合”，他们好像是认可了我，所以此後挤平价米比较容易些了。我们家人食量均小，每日五合基本解决问题。也有空手而回的时候，但毕竟是所差无几了。
重庆市立第一女子中学
我已经十岁，学业荒废得太多了。在祖母带着一家人住到金刚坡後不久，妈妈就让我跟她住到到了海外部宿舍。白天她在办公桌旁摆张小凳子，教我解鸡兔同笼等应用题，有时她也出题目让我做作文，她亲自给我修改，这两样功课在一年的时间里基本掌握了。就在我十一岁的时候，我以侨生同等学力的身份考上了校址在玄坛庙的重庆市立第一女子中学，我从小学一年级学生一下子变成中学一年级学生，我是多麽高兴呀！这学校是要住校的，我第一次离开家庭，开始了独立的学生生活。
谁知道，入学後困难接踵而至，我的知识面太窄，历史、地理、自然、常识，小学整个的课程都没有学过，在班上闹了不少笑话。记得第一学期期末作文考试，这是我平时比较有把握的科目，但这次当老师把作文题写在黑板上，仅有“除夕”两字，我的汗一下子就冒出来了。我不知道什麽是除夕，想问老师又怕同学笑话，只好硬着头皮从字面上去解释：“夕是夕阳，除夕，大概就是太阳下山了吧。”写了一篇文不对题的文章，得了个零分。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原来，我因为个子长得小，在全校童子军会操中排在最末一个，高班的大姐姐们都喜欢我，经常用手来量我只有一掐长(四川话，大约五寸)的黑布童军裙，现在我千方百计地躲开她们，我怕伤父母的心，也不把心事告诉他们，只有晚上在被窝里偷偷的哭泣，回家时向碧荷述说着我的心事。上课也越来越听不懂，成绩更是急骤下降，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在紧张地进行第二学期期末考试时，勤务兵李叔叔告诉我碧荷得了脑膜炎，已经去世多天了，现在全家都已搬到南温泉。我最亲爱的朋友碧荷，你怎麽可以说走就走了？我们之间还有那麽多悄悄话没有讲，在考试的课堂上我嚎啕大哭，接着发起了高烧，李叔叔把我接回南温泉。等我病好後，母亲告诉我学校因我成绩太差，已勒令我退学了。妈妈一点都没有责怪我，还安慰我说：“下学期开学到这南温泉白鹤林的立人中学重新读一年级，相信你一定会学得好的。”
我们家住在这南温泉的虎啸泉旁山坡上，这是一幢很漂亮的别墅--荫庐，是陈庆云部长的私人别墅(当时陈庆云调到海外部当部长，父亲也跟着来做专员，实际上还是他的私人秘书)，他让我们家住到二楼上，只给自己留下一间房间，楼下是许伯伯一家还有管理这栋别墅的李叔叔及其眷属居住。楼後有个很大的石山花园，种了许多很香的花。这里空气很新鲜，我到立人中学读书，每天都要穿着草鞋翻过一座山，来回走近两个小时的路程，一年下来，我的身体强壮了，长得高了许多，头一次拿到了品学兼优的奖学金。
这时翠环已经嫁人，家中一切家务都由祖母操持，外婆有气喘病，时常含着豆蔻、八卦丹之类的药，我只要做完功课就帮她捶背，使她稍微舒服些。我中午在学校吃饭，由李叔叔送来，李叔叔对我可好了。
告别重庆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了；抗战八年，我们终于胜利了。人们燃放鞭炮，整日狂欢。但是当时都抢着还都，都想早日到南京开始新的生活，所以机票船票仍然像逃难时那样难买和高价，爸爸妈妈又开始发愁了，日夜都在筹划着。爸爸找到正在开运输机的原来航空学校的学生朱松金，想请他每次飞南京时带一个小孩，他爽快地答应了。
一天我放学回家，母亲托人来接我到重庆机场，衣物已由祖母替我收拾好，我就告别家人跟接我的叔叔匆匆到了机场，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朱叔叔带我走进一架大飞机的驾驶舱内，找了一个地方叫我只许坐在那里，不许走动，更不许到后面的机舱里去。我答应了。等了好久飞机才起飞，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什麽都新鲜，尤其是飞机开动后那些红、黄、绿灯闪个不停，而朱叔叔这些飞行员倒悠闲自得，有的还在喝咖啡，我原来还以为飞行员会随着那些灯的闪动而不断的操作呢。这种新鲜感不久就被一种窘迫感所代替了，朱叔叔说只许坐在这里，哪儿都不能去，但我太需要去厕所了，就在这时候我看见通向后舱的门半开着，那里也有不少人，大人小孩都有。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我看见了厕所，於是蹑手蹑脚地溜了出去，解决了我的大问题，我再偷偷地溜回来，还是被朱叔叔看见了。他不高兴，但也没说什麽。傍晚时分到达南京机场，爸爸来接着，朱叔叔把我交给爸爸，也没有提我不听话的事。
第三天傍晚，我随爸爸去接德逑，因为原来相约好今天要带德逑来的。到了机场发觉气氛不对，朱叔叔的太太带着小儿子哭成泪人似的。原来朱叔叔因我不听话，怕上级查出私带旅客会丢掉饭碗，所以当他看见我偷上厕所时就已决定不再替我的爸爸带孩子了，这次他按计划飞行就没有通知我妈妈送德逑去，他们的飞机刚起飞就闯上重庆的大山，朱松金叔叔死了，现在他的太太正等着他的骸骨。朱叔叔，多豪爽的好叔叔啊！我那天真是不该不听话，让你不高兴的。但是，我和爸爸在为朱叔叔悲痛之馀，都想到了，还是由於我淘气才救了德逑一命啦！
聚首南京
经过这次朱叔叔的事，爸爸再也不敢托人了，等到暑假弟妹们完成学业后，和祖母四人买飞机票到达南京，住进海外部宿舍--位于南京鼓楼附近的三多里。二、三、五、八姨也都已回到南京。五姨在重庆时已和五姨丈结婚，生有一子叫重华，现已一岁多，他们到南京后没有房子住，正巧我父亲得到海外部分给他的两室一厅的一套房子，在广州路专为公教人员盖的公教新村里，我们就和五姨两家挤着住，五姨新婚，住了一间卧室，祖母和德逑妹，永明弟住另外一间卧室，爸妈的大床就放在厅里，还有一张两层架子床，永辉弟睡下铺，我睡上铺。那时请了一个佣人叫佩姐，她也有一张床在通向厨房的过道里。后来五姨丈的母亲(我们叫太亲婆)带着一个比我大一岁多的侄儿阿刚也由香港来南京团聚，他们就挤在我祖母的房间里。不久五姨又生了一个儿子名重光。
妈妈则因外婆气喘病又加剧，只好买了两张木船票，在路上经历许多困苦，历时个多月才最后到达南京。外婆身体更差了，白天晚上都只有坐靠在那里不断的喘着气，以前我给她捶捶背就会舒服些，现在也不见什麽效果了。妈妈、二姨、三姨轮流守候在她的身边。
在我们还没有搬到公教新村时，我的外婆终因病重不治，在三多里去世了，记得那天我一人靠着墙角哭了许久，但是我想，还是这样安祥地去了好；确实，在灵堂上我看到外婆安祥地躺在那里，脸上的浮肿已消去，经过化装还十分端庄美丽呢。在我们搬到公教新村后，母亲就和二姨、三姨扶灵乘木船回到广州，外婆安葬在蔡氏山坟。
在这个暑假里，我进了三多里附近的中华女中暑期补习班，因为我在立人中学没有修完二年级下学期的课程。中华女中是个教会学校，我很喜欢教会那种乐於助人的品质，所以虽然进的是补习班，但我已和学校的嬷嬷混得很熟，我们搬家了，但是我还是要舍近而求远，在这个学校升了初中三年级。德逑永辉也愿意跟我读这个学校，这时德逑读初一，永辉弟在附小。我们每天来回要多走一个半小时的路，中午妈妈给钱在附近餐馆吃碗肉丝面或阳春面。我们总是三个人拉着手，一起上学，一起回家。
做曲奇饼干
在初中三年级的寒假里，学校组织做曲奇饼干义卖活动，收入用以帮助交不起学费的同学。我得到妈妈的支持，就去做了半个月的小工人。这里不是个正规的工厂，在空旷的山坡上，只有用洋铁皮搭成的拱形房屋一座。白天，这就是饼干的加工厂，我们在这里面合面，压面、用模具刻出曲奇饼干的各种形状，然后一块挨一块地放到烘盘上，再把烘盘送到大门外的一辆烘烤车上，烘成黄黄的冒着浓浓奶油香味的曲奇饼干，等温度降下来，就拣出来装成一袋袋，这就是制成品了。晚上，我们这十几个小女孩和一个指导老师就睡在白天当桌子的大木板上。南京的冬天比较冷，有时还飘几朵雪花，我们都没带够被子，只有两个人睡在一起，靠体温互相温暖着。这样一来，本来互不相识(没有来自同一班的)倒一下子变得亲热起来。白天，在用模具将饼干刻出形状时，手最容易冻，老师就让我们把烤盘送去烘烤，在烤箱车上一会儿就暖和过来，我们又再替换着干其他的工作。艰苦的工作我们都支持下来了，没有一个提前回家的，我们看到那麽多的曲奇饼干，能使濒临失学的同学回到学校来，心中有说不出的满足。
我带着十来包烘好的曲奇饼干回到家里，妈妈买了一包分给大家吃，都说又香甜又酥脆。第二天妈妈带我去华侨招待所，她在那里当会计，妈妈的同事们也一人买了一包，我的义卖任务就完成了。当我拿着一叠钱交到学校管财务的嬷嬷处时，我是多麽激动啊！
反饥饿 反内战
在中华女中，我很喜欢画画，是美术老师王木东的得意门生，他曾把我的画送去参加南京市中学生画展。他还组织了一支写生队，有我和苏常等近十个中华女中的学生，还有中央美术学院的大鬼、小鬼及老胡，王木东先生经常带这支写生队到中山陵一带写生。妈妈给我买了全套的写生用具。妈妈任何时候都是支持我我的。后来爸爸知道了，他说：“一帮女孩子跟着一帮男孩子整天在外面跑，不行。要画可以到海外部去画，那里风景多好！”我想，到海外部去画多没劲，但我又不愿违拂父意，只好不再去画画了。但是，通过中央美术学院的大朋友，又认识了一批新朋友，我很喜欢和他们聊天。其实，当时我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的，我觉得国民党贪污腐化，发接收财，换金元卷，把国家经济搞得一团糟，民不聊生，还要打内战。但是在我接触到的国民党党员中，我又觉得有许多好人，例如我的父亲，海外部派他以专员的身分到澳洲去视察，每到一处总有不少侨胞送礼，他从不拆开，总是在走后又将这些礼物寄回给人家。他这趟美差回来，除了肚子见长(要我蹲下给他解鞋带换拖鞋)外，还有两大收获，一是永辉的集邮册上多了许多澳洲邮票；二是他给妈妈买了一个小小的钻石戒指，记得爸爸说：“十几二十年夫妻了，从来没有给你买过首饰，这是从差旅费中节省下的一点钱买的。”他亲自给妈妈带上。妈妈很高兴，脸都涨红了。但她深知父亲很容易被人欺骗，她把戒指送去鉴定，果然是假货。在海外部同事们中，上上下下都称我父亲为大哥，是因为当同事们遇上困难时，只要有求于他，他就让妈妈卖东西也得帮。但是当我在中央大学参加过几次晚会后，我还是站到了反对国民党、同情共产党的行列中，我觉得“反饥饿、反内战”这口号很得人心。
大朋友们想开一个管夫人民歌演唱会，来募集“反饥饿、反内战”活动的基金，他们不知从那里得知我母亲在华侨招待所当会计，让我去求妈妈将招待所大礼堂免费借给他们开演唱会。我答应他们去试一试。当晚我就求了妈妈，第二天她带回好消息说招待所的领导同意了，只是同事们都希望分得一些票子。这自然也是没问题的。我当时的个子已经长起来，比妈妈还要高出半个头，我抱起妈妈转了一个大圈，妈妈满意地亲了亲我。
管夫人民歌演唱会开得很成功，许多民歌都很动听，我尤其喜欢其中一首“古怪歌”，现在还能唱出来：
古怪多 古怪多 古怪古怪多
太阳西边出呀 月亮东边落哟
天上的梭罗地上栽呀
河里的石头又滚呀滚上了坡哟
滚上坡哟
这首“古怪歌”，改填其他的歌词，也很容易上口，当时很流行，讽刺贪污腐败、物价上涨以至独裁专政的内容都有，老百姓是在借此发泄对现实不满的情绪。
回广州
一九四八年冬天，高二上学期刚读了一半，由於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的许多部门包括海外部决定迁至广州，爸爸妈妈便又得筹划把一大家子人搬回广州的事了。一天妈妈对我说：“我听你最近整天都在哼着母亲回头见的歌，是不是你不得老师同学想留在南京呢？”我看着母亲臌胀的肚子(她又怀了孕)，瘦得连头都支持不住的脖子上冒着青筋，我怎麽能说得出口？不！我在妈妈最需要我的时候一定要留在她的身边。我接着妈妈的话说：“不！我要跟你们一起回广州。”妈妈见我这样就放心了。其实我知道妈妈主要怕的还不是没人帮她，她是不放心把我一个人留在南京。
于是我到学校和老师告别，记得见到高锡安先生时，我对他说，我舍不得离开老师和同学，高老师高兴地说：“好呀！你完全可以留下来，很快就会解放了。”我说：“我们一家大人都是国民党…”，高老师摊开双手说：“那就跟他们去广州吧！”
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人匆匆飞回广州，是妈妈快要到预产期了。后来父亲又费了很多劲才又给祖母及佩姐买到飞机票，佩姐到我们家做家务的条件就是等我们从南京回广州时一定要带上她，爸爸妈妈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尽管当时这几张飞机票花光了这两年多来的积蓄。剩下一点点钱，母亲拿来做了一床里外全新的大被子，用苹果绿底色上加些许黑白条子的细布做成被套，拆洗很方便。这是全家最好的一床被子，后来成了我唯一像样的嫁妆。
到广州后我们全家又住进了蔡家，广卫路十九号三楼。这时蔡家仅剩下这一栋楼的产业了；第一层租出去开商店，第二层租给好几家房客，第三层住着蔡家一大家子人，我记得当时是三外婆当家，操持家务。六太婆、九太婆及六婶婆，还有二外婆、十舅舅、十三舅、十四姨，四姨及四姨丈带着他们收养的义女怡璋也住在这。
住进广卫路后不久，妈妈在广州市妇产医院生下永强弟。永强刚生下来时满脸皱纹，皮包骨头，像个伯爷公(广州话即老头儿的意思)。母亲产后的身体也很弱，在医院多住了两天，我每天将三外婆做好的醋蛋、猪脚等广东人给产妇吃的东西送去，妈妈吃的很高兴，这时我就抱着比我小十六岁的小弟弟，无比的欢悦。
祖母由南京回来也住进了蔡家，和三外婆相处很好，尽量帮三外婆做家务。后来二姨、三姨也回来了，因为楼大，挤惯了的我们也不觉得什麽，就是每次开饭都坐满两大桌，三外婆是够累了。
寒假过去，我和德逑、永辉跟十三舅、十四姨都去观音山脚下的市二中读书，永明弟则上了附小。每天这六个人的小队伍都等齐了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路上有说有笑，很是高兴，十三舅已不是原来的淘气样子，我们只差半岁，所以比较谈得来。
市二中和中华女中截然不同，中华女中可以因圣经课上喧哗而差点我的把品行评为丁等，给予勒令退学处分；而这市二中的学生上课时有些男生还吹口哨、嚼口香糖、吸烟，女生也有嚼口香糖和织毛衣的，真是两个极端。
一天，有个负责墙报的同学要我为墙报写篇文章，我答应了。当晚我执笔疾书，一下子就写成一篇“救救我们的大地母亲吧！”文章假借一个梦境，我伏在地上听见了大地在哭泣，向我述说连年在战乱已使她体无完肤的痛苦，我跑到观音山上，大声疾呼，不要打内战了，救救我们的大地母亲吧！同学们对我的文章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仍一致惊讶我的写作速度。其实有这种想法已经不是一日了，在南京我们高喊反内战！主要是认为国民党要打内战，不得人心，现在看来到是共产党打内战步步进逼，没完没了。我又觉得，干吗非把人逼到海里去呢。
去香港
国民党决定迁去台湾，陈庆云部长已决定不再跟着去了，他的儿女早已在美国，他打算和太太也移居美国。我父亲作为他的私人秘书，跟了他十几年，现在也该决定向何处去了，去美国只有极有钱的人才能办到；去香港这麽一大家子的生计又何以维持；去台湾爸爸妈妈都不愿再作此打算了；留在广州爸爸妈妈又有些害怕共产党不见容。正在这左右为难时，陈庆云送给父亲一笔为数不算太少的钱，说用这些钱也许能够在香港做点小生意。爸爸妈妈喜出望外，于是妈妈租了一艘大木船，买了一些二手便宜家具，带着祖母及我们姐弟五人在四、五月份来到香港，搬进了九龙旺角花园街? 号二楼，二房东住了靠后的一厅二室，我们住了靠前的二室一骑楼，两家共用厨房厕所，月租五百港元。这 里的室都是没有窗的，靠电灯照明，祖母及永明德逑住中间卧室，爸爸妈妈带永强住前面的卧室，我和永辉住在白天当厅，晚上可以席地而睡的骑楼上。这骑楼是广州香港等炎热地区的一种特有建筑形式，骑楼下是开敞的人行道，行人可避骄阳与风雨。骑楼建在二层以上，又可多争取建筑使用面积，它三面是墙，仅临街一面完全开敞，通风很好，晚上打地铺睡最为凉快，我和永辉都很高兴当了厅长。谁知乐中有苦，一晚在听到狂风暴雨的喧啸声的同时，我一下子觉得我随着席子被水漂了起来，原来是骑楼的排水管道来不及渲泄这场暴雨，所以一下子就积了好几寸水，全家人都起来将水一盆盆一桶桶地泼到大街上，我和永辉赶紧去换了全套衣服，缩进我们在过道的双层床上。
过完暑假我和德逑进了附近的德明中学，我已是高中最后一年了。永明上了附近的一所小学，我每天上下学接送他。他每天上学时都穿得干干净净，等到放学时只见他手上、脸上都是墨，像只花脸猫。我见他这个样子常要忍俊不住，一边走一边替他擦。问他是不是又和同学打架了，他说：“是，他们欺侮我。”我说：“圣经上说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给他打也许这样他们就不打你了。”但永明嘟着嘴说：“那就打得更凶了，只有和他打，不给他占着便宜。”永辉在父亲多方托人情之后进了香港喇沙书院，这是香港几间最好的男中之一，进了这种名校，将来升大学，找职业都是有保证的，因为在学校全部授课均用英文，永辉只能又从中一上起。在香港，是每个月交一次学费，我和德逑、永明这种学校，每个月也要交几十元，永辉的学费更是多至数倍。
这时五姨一家早已到了香港，住在他们的祖屋衙前围村，五姨丈原是香港大学毕业的，英语好，在半年前就已当上了新新公司总经理，在他的经营下公司业务有了很大的发展。二姨三姨也陆续来到香港，并找到工作，二姨教小学，三姨教幼儿园。我们这一大家子又团聚了。
永强
我的弟弟永强生下来就喝一种特制的鱼肝油奶粉，这种奶粉很粘，要先放少许水慢慢压匀，才能冲出不带奶粉粒的奶。在这调制的过程中会散发出强烈的鱼肝油的臭味，但永强很喜欢喝，他喝了这牛奶不到一个月就不是可怜的“伯爷公”了，后来更长得白胖可爱。所以这种奶粉虽然比一般奶粉要贵上一两倍，妈妈还是从不作其他选择。永强只要一看见我，就伸手要我抱，只要我做完功课，我就抱他喂他。
一天，我突然想到永强都一岁多了，住在这楼上一直没出去玩过，我兴冲冲告诉母亲，我要抱永强到附近的公园去玩。妈妈说永强这麽重，你一个人抱不了的，我不理，抱着就走，一口气走到公园里，在没有树没有花的花园街尽头，我们终於找到了鸟语花香。这时才感到累了，抱着永强坐在颗大树下的长椅上，这里多美啊！谁知永强却哇哇大哭，使劲搂着我，显出十分害怕的样子。我紧紧地抱住他，他还是哭个不停，一定要离开这里，等我们走开一段距离后才安静下来。我指着公园里的花草树木一样样教给他，当我指着树说：“这是大树，多好看啊！”他又哇哇大哭把头藏在我的怀里。啊！永强怕的是这树呀！永强从生下来就住在楼里，都一岁多了，才第一次看见树，所以害怕成那个样子。我只好把他抱回家，在把他抱上二楼，爬完笔直的楼梯时，我喘得心都快蹦出来了。妈妈怪我不听话非要一个人抱他出去，我则求妈妈给他买一辆小车子。
一天，我放学回家就看见永强坐在一辆咖啡色的小车上玩，妈妈买回车后还把他放在车上推去照了一个像。我多开心呀！从此我放学做完功课后，只要天气好，就推永强去公园走走，虽然因为是便宜货，这车推起来吱吱咯咯响，但终究省力多了。
无证摊贩
花园街的另一头，是一个熙熙攘攘的菜市，出家门不到一百步，就可以买到鸡鸭鱼肉，蔬菜水果，以及许多肩挑的小食，如鱼生粥、云吞面等等，非常方便。我每天上学都要经过这里，经常遇见抓无证摊贩的警车(在卡车上架个大钢架，上面钉上铁丝网)，又高又大的印度警察把抓住的小贩连人带东西往车上扔，煮粥煮面的沙锅打翻流淌满地，一会儿就抓满一车，威风凛凛地鸣着警笛开走了。这种场面，每天照例要上演两次，但无证摊贩永远有得抓，抓也抓不完。每次碰到这种情景，我总是愤愤不平，他们都是因为穷，才领不起证，现在把他们抓了，生财工具也打坏了，他们不是更无能力来领证了吗？我对那些粗暴的行为十分反感。
一天，我上学去，在衬衫口袋上插了一支西菲利牌炮弹型的钢笔，不知谁送给爸爸的，爸爸给了我，我早想有一支漂亮的钢笔插在衬衫口袋里。我正走在市场的边上，一只手在胸前一晃，只听叭的一声，不好！我的钢笔！因为我正为胸前的钢笔而得意呢，所以反应也较快，一下子就把这只手抓住了，并夺回了我的钢笔，我还抓住那只脏兮兮的手没放，原来，抢我钢笔的是个只有十一、二岁的男孩，我正想要训他两句，看见警察向我们这边走过来了，我突然想到那警察会不会把这小孩抓走？不知怎的，在我挥手叫这小男孩赶快逃走跑时，竟将我心爱的钢笔又给了他了。我真后悔，我怎麽在急忙中竟又把好容易夺回的钢笔给了他呢？一直到现在我都无法解释，但是那脏兮兮的小男孩满脸惊讶的表情却一直留在我印象之中。
考乡村师范
在德明中学，语文老师经常出些有趣的作文题，“人为什麽要吃饭”就是其中之一，我很喜欢这个题目。我认为吃饭是供给人生活以必需的营养，是因为人要活着，才必须天天吃饭。所以，吃饭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生存的必要条件，人为什麽要吃饭和人为什麽要活着是等义的；许多革命家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是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的，你要是问他为什麽要吃饭，他会回答你为了革命；资本家以赚钱为目标，他们拼命赚钱，大吃大喝，但是，当他生意失败，他甚至跳楼自杀而不再吃饭了；我活着的目标是救人，我自小看到许多人间的苦难，我希望我活着能帮助一些人免於苦难，我为此要吃饭，如为此需要我不吃饭也甘心情愿。”语文老师批道：“既然如此，准你吃饭。”
当时都在为即将毕业而考虑自己的前途，我很清楚像我这样的条件，在香港要上大学是绝不可能的，毕业后唯一可以升学的机会是投考乡村师范。这乡村师范开办还不久，是专为香港的乡村学校培养师资的，考上了还有一定的生活补贴，将来工作又有保证，还可与我的“救人梦”相结合，所以对我很有吸引力，那时父亲又托了熟人，我觉得我一定会考取的。
但是我忘了根本的一点，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香港政府是效忠英国女皇的，他不会愿意看到他的公立学校成为中国教育救国论的实验场所。所以，当我在口试回答提问“为什麽想当一名乡村教师”时，我说：“中国积弱多年，没有做好国民教育是一个重要原因，我愿意从基础做起，让乡村的小孩都成为有教养、有文化的人，为中国的富强打好基础。”就这样，我被取消了进一步考试的资格。答应替父亲帮忙的那位叔叔对我父亲说：“没想到她会发表这样的高论，我实在是一点忙也帮不上了。”
到北京去
爸爸有个朋友找他合伙作生意，此时爸爸正发愁手头有一笔钱，但自己又不知从何着手来做生意，怕坐吃山空，听到这个建议，喜出望外，不久就合办了一个肥皂厂，一个毛巾厂。但是，在那肥皂还未造出，毛巾织了一大堆又积压卖不出去时(原来毛巾缺货，大家争着生产，又过饱和了)，那朋友款潜逃了。妈妈这时只好把毛巾拉回家中，摆个地摊卖毛巾以补贴家用，爸爸则去空军机械库当了一名仓库收发员，月薪仅有三百。爸爸从未干过这种粗重的工作，几个月下来，两腿的青筋都臌胀弯曲起来，甚是疼痛。没有了那一大笔钱，在香港要维持这样一个大家庭几乎是不可能的，爸爸妈妈为整个家发愁的同时，我也在为自己中学毕业后的出路而谋虑：一种可能是我去五姨丈那新新公司当售货员，多一份薪水对家多少有点帮补；另一种可能是我回国去读大学，我的好朋友郭白蘅已决定回国去考大学了，她告诉我大学生都可以申请助学金，而不需家庭负担，她带我参加了她就读的香岛中学的由学生组织的介绍新中国情况的晚会。我想，中国人受人欺侮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何必还硬跑到这说自己想通过乡村教育，为中国将来的富强打下基础都被视为什麽“高论”，连笔试资格都被剥夺的鬼地方呢？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妈妈，半夜里听爸爸妈妈商量，认为还是让我回国去读大学好，爸爸还说先让我回去试一试，如果好，就让祖母把德逑、永明、永强都带回去，广州物价便宜，还可暂住广卫路。听了爸爸妈妈的商量，我的心也安多了。考完毕业考试就开始了去北京的准备。妈妈带我到五姑婆家借了一笔钱当路费(妈妈为了还这笔钱，给一个小学做了几百套校服)，还把离开南京时做的绿被子给我，说是拆洗时方便；二姨把她的TDK牌风雨衣给了我，还带我出去吃了冰淇淋；三姨说北京冷，把她的皮大衣也硬塞了给我。临行前的晚上，妈妈把她的金项链，上面挂着二姨给我的金十字架交给我说：“这项链平时一定不要动用，万一遇到什麽紧急情况，黄金总是比较容易兑现，你就赶紧回香港来。”这一晚我抱着妈妈哭了好久好久，我总觉得在家中这麽困难的时候离他们而去，心里有种欠疚感，妈妈什麽都不让我说了，她说明早就要上路，早点睡觉。第二天早上，我没有惊动永强，轻轻地吻别了他。爸爸妈妈送我到九龙车站，和德明中学的陈春槐、马以诺，王秀兰以及陈春槐的姐姐陈春绿等一起踏上了到北京的旅途。
到北京后，我们在北京大学校门外租了两间民房，住了三个月以准备考学，除我以外，他们的家庭经济情况都很富裕，所以我也不客气地白吃白住了，但终究还是有些钱要花，所以在发榜后知我考取唐山工学院建筑系、陈春槐考取河北工学院水利系、马以诺考取东北医科大学、陈春绿进了文工团时，我又向陈春槐借了十元钱人民币(当时可能是十万元)，我想到校后就可以申请助学金了，所以给母亲写信时从不提没钱的事，而是老说这里的东西如何便宜，想使妈妈认为我还有好多钱而不再为我操心。没想到王秀兰没考上回到香港后，在去探望我母亲时把我已把钱花光了的消息告诉了我母亲，不知母亲从何处又筹得二百港元寄给了我，我给母亲去信说钱已收到，以后一定不要再寄，因为家中有困难的同学都可以申请助学金，你们老寄钱来我怎麽申请呢。此后，母亲才再没有寄钱来，母亲此时也的确再没有力量可以顾及我了。
我回国后两三个月，我祖母带着德逑、永明、永强一起回到广州，住进了广卫路十九号三楼。花园街的的房子退掉了，爸妈带永辉住到五姨家中，住了几个月，梅友卓伯伯又邀请爸爸妈妈住到他在香港的公馆。梅伯是一个富有的华侨，在南京时我曾见过他，他在香港有制片厂，他说父亲可以帮他去台湾跑片，但父亲终究不愿再去台湾了。在梅伯那住得很好，不用交房租，但仍入不敷出，母亲身体极度虚弱，一天，母亲休克，倒在厨房的瓷砖地上，摔断了八颗门牙。这样又煎熬了几个月，经在上水的九姨丈介绍，父亲到了上水凤溪学校当教务主任，后升为副校长，母亲有时也在这个学校的小学部兼点课，这样才把香港、广州这两头家的生计维持住。（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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