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课题的历史层面

● 郑崇德

　　南洋理工大学徐冠林校长上任以来为衔接新旧南大所作的努力，得到华社的积极回应，也在媒体引起了广泛和热烈的讨论。

　　诚然，像衔接新旧南大这样一个重大且又触及南大人心弦的课题，不可能期望南大人和华社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从媒体上看来，至今大部分的回应是温和、积极、包容和向前看的；但也不乏持保留态度，注意到徐校长尚未谈及课题的某些层面的。以今日南大人和华社的低调，可以猜想后者中恐怕还有好些人是持相对消极态度，而选择不公开发表意见的。

　　至今媒体上所发表的意见，均有意无意地避开南大课题的历史层面。拙文《为南大解铃》（8月29日刊《联合早报·言论》版）提出了衔接新旧南大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面对南大历史。而彭世灼的《讨论南大切入了正题》（9月11日）更直截了当地认为“南大主轴是一个政治课题”。

官方思路是否发生变化

　　事实上，历史层面和衔接新旧南大议题的相关性是明显的。彭文谈到近年官方对“南大精神”的褒扬时便问道：“何以今天认为这么重要的一种社会精神，才不久前，断然挥之则去？”拙文则提到南大人公认的“历史冤屈”：这与近年各方对南大毕业生建国贡献的肯定，应如何挂钩？

　　从1980年南大在很不光彩（甚至可以说是蒙羞）的情况下遭到关闭的厄运，到90年代末开始提到“南大精神”的可贵，到今天徐校长提出的“复名”、让“南大精神”在新南大延续等，官方思路是否发生了变化？

　　如果真要让“南大精神”在新南大延续，肯定要把徐校长所说的三个章节衔接好。如果第一章讲的是轰轰烈烈，振奋人心的“南大精神”，有必要解释何以章末笔锋一转，变成以悲剧收场，进入第二章？

　　如果第二章讲的是一所全新的理工大学以新的名号在短短的20年内，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大学界争得一席之地，也有必要解释何以又在章末回首第一章，重访原已印上“失败”二字的前身？

　　如果日后新南大生听了旧南大轰轰烈烈的过去后，很逻辑地问道：何以如此旧南大，竟遭关闭厄运，由理工大学取而代之？校方应如何回答？

　　读旧南大校刊，“南大校史”年年皆占显著版位。如果新旧南大真的衔接了，“校史”该怎么写？写到1980年左右时，该含糊带过，该按1980年时的官方说法写，还是该达致一个时过境迁、添上时间所带来的智慧的新共识？

　　要衔接新旧南大，恐怕不容易回避这些局外人看来很自然，局内人却晓得是不自在的问题。南大人和华社都晓得这几个问题围绕着徐校长所伸出的诚意之手，只是以他们今日的低调，有些确实不愿意在徐校长盛意拳拳之际，提出这些令人不自在的问题。

　　但这并不表示可以把问题支开，只管向前看。对南大人和华社而言，发生在1980年的事件的官方历史定位是重要的。比方说，如果写进校史，用以教诲来届学子的是如黄树人（《让我们向前看》8月30日《交流》版）等人的“个人浅见”，即东南亚共产主义和中华沙文主义，以及单语毕业生求职无门，学位得不到社会人士的肯定，使到旧南大不得不关闭——那肯定再也不会有南大人支持徐校长的工作。

　　如果黄文仍代表官方思路，那徐校长上任以来为衔接新旧南大所作的努力，甚至是南大校友、多元艺术家陈瑞献的五大建议，恐怕均无甚意义。

划上可以接受的休止符

　　在被扣上把衔接新旧南大议题“政治化”、把徐校长的诚意以怨报善的帽子之前，必须澄清：提出历史层面和衔接新旧南大议题的相关性，不等于把议题政治化，也不是要为徐校长的工作添麻烦。

　　相反的，如果徐校长希望争取南大人和华社的支持，同他们一起实现衔接新旧南大的宏愿，那恐怕历史层面是这项工作中无以回避的一环。

　　而南大关闭23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完全有条件心平气和地以非对抗性和非政治性的方式，利用时间所带来的智慧，探讨如何以最妥善的方式为徐校长的“第一章”划上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休止符，从而从容地步入明天的“第三章”。徐校长特殊的集华校、官方和学术于一身的背景，为这项工作提供了少有的成功机会。

　　今天的南大人和华社，不会很有兴趣辩论23年前的孰是孰非，也不会否认70年代中后期的南大，的确因新加坡客观经济环境的改变而面临严峻考验。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可以接受1980年时的官方说法，或是今日如黄文之类的“个人浅见”。

　　为这段南大人和华社所重视的历史，达致一个时过境迁、添上时间所带来的智慧的新共识，不仅能把他们团结在徐校长当前工作的周围；对那些曾与官方并肩把新加坡建立起来的南大人和华社人而言，也未尝不是某种形式的交代。

·作者是本地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