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回顾与前瞻

● 徐冠林

　　编者按：新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教授，应陈嘉庚国际学会与陈嘉庚基金之邀，上星期六（7月26日）在文华酒店大厅作了一场专题演讲，座无虚席，讲题是： 《南洋大学到南洋理工大学——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南大的发展是新加坡各界，尤其是华社共同关注的课题，而徐教授的演讲则是情理兼备，脉络分明。这是他演讲的全文。

　　今天是2003年7月26日，我们聚在这里谈南大。这么巧，50年前的今天，南大倡办人陈六使，也与一群热心华文教育人士，围聚在云南园，为万众期待的南洋大学，举行动土礼。我昨晚在整理幻灯图片的时候，无意间发现这个巧合，觉得非常兴奋之外，也感觉我们今天的聚面特别有意思。

　　非常感谢陈嘉庚国际学会与陈嘉庚基金邀请我做这次的专题演讲。 我身为华校生，主掌南大，到南洋理工大学上任以来，感触良多。我一直觉得有很多话要跟大家谈谈，所以答应了陈嘉庚学会的盛情邀请。

　　我们家可说跟陈嘉庚先生有缘。家父徐其礼先生在马来亚柔佛州出生，少年时回到中国受教育，在福州高中毕业之后，入厦门大学读电机工程。家母已故林仪贞女士，也是厦大物理系的毕业生。可以说，没有陈嘉庚先生就没有厦大，没有厦大就没有我父母这段姻缘，没有这段姻缘，也就没有我。

　　其实，陈嘉庚先生对我家的恩泽还不止于此。我父母亲都曾经在陈嘉庚先生创立的华侨中学任教。当时，我也在附近的南洋女中附小上课。小学毕业后，我转进公教中学。

　　今天，我想和大家谈谈我从华文源流转入英文为主流的社会的经验，和我进入南大之后再开始往回走的感想。

记忆中南大有个美丽的校园

　　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都简称南大，但是实质很不一样。从南洋大学到南洋理工大学的演变，正反映了新加坡教育的演变。我对南洋理工大学未来前景的构思，密切配合着新加坡教育的未来发展。但是正因为我们有着25年南洋大学前身的背景，这将使我们在新加坡教育未来发展的道路上，扮演着一个其他学府所无法取代的角色。

　　进南大工作之前，我对南大认识并不多。我对南大的认识，主要来自我最敬佩的老师陈南山先生，他就是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教我们的时候，他刚从南大毕业不久，很年轻，跟我们打成一片。他教学很认真，对学生抱着殷切的期望，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受到的。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教书对他来说，是一个感化我们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份谋生的工作。我记得他教《满江红》的时候，还应同学的邀请把这首词唱出来，使我们深深感受到这首词的慷慨激昂。我们全班同学给他热烈掌声的情景，我永远也忘不了。

　　后来陈老师结婚，还把我们全班同学都请去他设在裕廊乡下搭起的一个大棚里的婚宴，那种感觉特别亲切。我们现在要重新建立的南洋大学，也希望师生之间能有这样亲切的关系。

　　当时我的父母亲也有不少朋友在南大，有时周末也带我们到南大去。记忆中南大有一个美丽的校园，优雅的读书环境。没想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到了南大做校长，虽然此南大已非彼南大，但是美景依旧，走在南大校园，经常还能撩起我对那段代表青春岁月的怀念。

　　1964年我中四毕业后转入莱佛士书院读大学先修班。这是我“由华入英”过程的开始。1967年得到总统奖学金和哥伦坡计划奖学金到加拿大深造之后，我的教育已经完全以英文进行。

　　虽然如此，我是在一个说华语，有中华文化传统的家庭长大。双亲都曾是华文中学老师，来往的圈子也都是讲华语的知识分子，我的价值观，可说完全是在这样的环境培养出来的。

　　华族传统价值观，让我对人生有目标。而且这个目标是为人民服务的理想，而不是世俗为物质享受的追求。过去30年，在国防部做研究工作，一方面当然是我对研究有兴趣，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为国家贡献力量的呼唤。

　　虽然我的母亲并没有在我的背上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字，但是从父母亲和陈南山老师那里接受的精神感召，已经让我对工作抱着很大的使命感。当时的感觉是，如果研究能够做得出来，国家就安全，就有尊严，在国际上就有发言权。

南大在众志成城之下诞生

　　回到南大和华文教育，请容许我谈一下历史。

　　在殖民地时代，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政策基本上是让它自生自灭。因为华社在新马的力量很大，所以能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华文教育系统。1953年陈六使先生登高一呼，全体新马华社响应，建立了南洋大学。

　　这一段轰轰烈烈我们引以为傲的历史，是在殖民地时代的背景所产生的。当时，虽然殖民地政府反对，但是当华社以众志成城的力量以公司法令成立南洋大学时，政府也以自生自灭的原则让南大生存。

　　我们回顾当时的历史。1953年倡立南洋大学，1956年开学，1958年落成典礼，1960年第一批毕业生。同时，马来亚1957年独立，新加坡1959年自治，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1965年独立。

　　南大的诞生正碰上新马政治上最动荡的时代。由殖民地，到自治，到大马，到独立，同时有马共的斗争，左右派的角力。

　　动荡时代对南大有三个大影响。一是缺了国家的支援，办校方面财务十分拮据，不能与其他大学以同样的薪金征聘老师。二是学位不受国家承认，毕业生的出路也成问题。三是先卷入新马合并分家，再卷入行动党与社阵的政治斗争，大大影响了学校创校初期所需要的平静。

　　这些问题虽然严峻，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对南大最具杀伤力因素的不是政治，而是语文。

　　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是国际跨国企业的全盛时代。1965年独立的新加坡，举目无依，必须挣扎求存。人力是我们唯有的资源。加上独立时多元种族的政治背景，这使我们的语文政策有了根本的改变。

　　新加坡以吸取外资为重点的政策，是我们今天成功的基础。在当时，也是我们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以英文为主的教育制度，是这个策略的必要前提。

本地教育转变以英文为主

　　新加坡独立以来，采取的政策基本上是以跨国企业为中心，以吸引外资为经济成长的推动力。美国，欧洲，日本成为我国经济的三个火车头。日文，法文，德文都成为重要的语文。但是在新加坡，最重要的还是英文。它不但是国际性的共同语言，也是我国各种族的共同语言。

　　很自然的，新加坡的教育制度由殖民地时代的不闻不问，由各种族自己的语文自生自灭，自由发展，转变为以英文为主的国民教育。

　　对于人口占多数的华族，这是一段很痛苦的过程。新加坡独立时华族已有很完善的华文教育系统，在这个过程中却被瓦解、并入英文为主的国民教育，怪不得一直到今天，华社的有识之士不断的高声疾呼，救救华文教育。

　　在南大方面，七十年代末期危机过了一个又一个。改制，用英文，都改变不了最后与新大合并的命运，南大被合并，是这段历史中一个令人痛心的结果。南洋大学成为了历史名词，只留下众多校友和华社的南大情结。

　　这一切，都显示整个新加坡社会由华入英的大趋向。这是新加坡整体经济转型的结果。

　　一直到今天，华文的教学，仍然是新加坡报章上争论不休的话题。基本上的原因，是务实战胜了传统文化。

　　七八十年代新加坡教育改革的时候，当时的李光耀总理已经看到以英语为主的教育制度，对传统文化根本的杀伤力，所以他坚持设立特选学校，提倡母语教育，直到今天。他把三位孩子都送进华校，和他本人坚持学习华文与提倡儒家思想，也是他对中华文化的肯定。

　　这个政策，使华文教育到今天还能苟延残喘，等待复兴的机会。也是李资政的鼓励，对南大精神的认可，让1995年南洋理工大学把简称改为南大，加上校友的迁册，让南大精神在今天有机会在云南园卷土重来。

　　1978年邓小平在中国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经过多年的努力，给热爱华文的族群带来了一线曙光。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已经起飞。先是个体户的崛起，沿海特区和省份的发展。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1997年香港的回归，九十年代上海与北京的急速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震撼。

　　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和接下来的一连串经济问题和波折，也给新加坡人带来了危机感。去年吴作栋总理的国庆讲话，给新加坡群众带来了华文实用价值的启示。在今天，新加坡人已经认识到华文的重要，所缺的只是对华文的热爱与感情。在现在提倡华文，已经有了符合经济利益的务实理由。

南大仍可做点贡献

　　目前社会上仍然有反对强制华文教学程度的声音，热爱华文者也对此作出反击。但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已经没有人反对华文的实用价值。争论的只是能不能把别人的华文标准，强加在我的儿女身上。

　　过去三十年的大变化，使讲英语的社群还在强劲增长，但是大环境已经在改变，问题是新加坡社会能不能很快地适应和转变。在这方面我认为南大可以做点贡献。

　　去年年初，我接到了南大前任校长詹道存博士打来的一通重要电话。他邀请我考虑成为南大新校长的候选人。我当时知道他们正向全世界找人，最后人选并不一定是我。我说，我愿意成为他们考虑的对象。到了7月，当我还在美国史丹福大学公休进修时，我接到南大理事会主席许文辉先生的电话，确定我是南大新校长人选。

　　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国防科技局是我一手创建，一时要放下来，有点依依不舍。但是能够为国家培育英才，是更高的人生理想。这传统的华人思想，让我决定接受这个新挑战。

　　我有幸被委任为南大校长，可说是我一生的重要转捩点，也是我工作上“由英入华”的开始。其实，南洋理工大学的教学语言仍然是英语，整体结构和中华文化的传统还挂不上钩，为什么我会把我到南大的感受讲成“由英入华”呢？这是因为无论怎样，南大还是与华社紧紧联系在一起。

　　我觉得在根本上，华文与英文社团的分歧，在二十多年前以南大与新大、甚至与政府的角力为代表的矛盾，并没有完全消失。南大校友的南大情结，他们对南大复名的矛盾心情，都是这个问题的表现。

　　30年前，我在国防部工作时，新加坡的国防科技是在力争上游、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状况下开始的。如今我来到南大，南洋大学那种在艰辛挫折中成长，却不屈不挠，勇敢迎战生命的精神，让我感到很熟悉、很亲切。

南大情结出自文化热爱

　　我读了许多关于南洋大学的资料与书籍，受到前所未有的感动。当我读到南大前校长黄丽松在他的回忆录，写他离开南大，学生们在山上排起队，筑成一道人链，以便一个一个跟他说再见。

　　他说，他一生中从来没有握过这么多的手，这样好几百只手，从前没有，以后也没有。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受感动的一刻。连我这个读者也深深受到感动。

　　我还读了南大校友陈丁琦借给我的《千禧年加拿大温哥华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纪念特刊》。

　　我虽然曾经读过很多类似的刊物，但是从来没有一本让我这么感到刊物里所承载着的如火似的热情。他们离开了母校这么多年，可是对母校的爱，却竟然是那么炽热，给我的感觉就像埋在地窖里的陈年好酒，时日越久，味道越浓烈、越香醇。

　　在这里我想请各位看一些南洋大学的图片。这是千禧年全球南大校友会在加拿大温哥华开联欢会所收集的。

　　各位可以看到，图片上洋溢了南大人多年来对南大母亲深深的感情和怀念。全球1万2000名校友对南大精神的执着，并在校外延续了南大精神，还加以发扬光大。

　　因为我对南大未来远景的构思，我在校园里碰到很多教职员支持者，他们都来向我表白他们是前南大校友。这种自豪地表示“我是南大校友”的语句，让我听得很高兴。

　　我感觉他们就像曾遭到大风雪被掩盖那般，过了严冬，现在纷纷冒出来了。还有我还得到华社对我深切的期盼，许多关心南大的朋友们的关怀，我感觉到如果我不能为南大做点事的话，就真的是千古罪人了。

　　华社对南大的情结，是华人对母语和中华文化的热爱的表现。虽然过了二十多年，当年对母语教育慢慢式微、衰败的沉痛，一有机会，仍然表露无遗。

　　新加坡对这个现象，可以有两种反应。

　　一是压抑。如果我们认为新加坡应该是一个大熔炉，把各民族的文化融合在一起，我们就不可能让任何一种民族的文化突出而个别发展。但是新加坡太小了。就是美国那么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如此。硬性的压抑母语文化，只能引起反效果。

　　二是鼓励和包容。但是大环境是否能容许呢？

　　首先，在经济方面，新加坡和三十年前已经很不一样了。

　　从85-86年的经济衰退开始，我国经济已经开始转型。在科技方面开始集中精力发展。90年代开始培养创业精神。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起飞，对新加坡产生很大的冲击，也给华社带来了新的动力和无限商机。就是在外国，洋人的子女也已经发现中国的魅力。到北大，清华，复旦上华文浸濡班，成了美国大学的风气。

　　根据《亚洲周刊》报道，美国有近1000所大学设华文课程，日本有近200万人学华文，菲律宾军方甚至要将华文列为进修课。由此可知学华文的热潮，正在全世界升温、发酵。

　　新加坡大多数人是炎黄子孙，本来就懂华文，应该能在中国做事时占点便宜。但是如果我们的教育系统不做出恰当的改变，在未来，就可能被上面这些努力学华文的外国人，抢在我们前面。

　　所以，我们不能对所谓华文精英的培养掉以轻心。我们不能让内部对华文教学的争论，使热爱华文的年轻人放慢脚步，让新加坡人落在外国人后头。在这个方面南大能不能做点事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