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南大解铃

● 郑崇德

　　南洋理工大学徐冠林校长应陈嘉庚国际学会之邀所作的关于南大和我国华文教育的专题演讲，在华社引起了极大反响，在华社以外也引起了注意。对于南大和华文教育这样一个至今仍不全乏敏感的课题，徐校长清新、坦诚、有勇气的讲话的确令人耳目一新；即使已经彻底失望的南大人，也应以开明的心态细读徐校长的讲话，作出中肯的判断。

　　我不是南大人，也深为徐校长重提南大精神的诚意以及愿衔接南大和理工大学的决心所感动。我关心南大，一是因为除大学外，在我成长过程中，教我读书做人，令我敬佩的良师，大部分是南大人；在他们身上感受到在逆境中依然敬业乐业，默默耕耘，把工作做好的高尚情操。二是因为南大是一整代新加坡华人心灵深处不可磨灭的一部分，而这一代人在建设独立自主的新加坡的艰苦过程中，扮演过关键性、历史性和无以取代的角色。近30年前在中学课本上读过的《沸腾着的云南园》，至今历历在目。历史尚浅的我国，需要的正是像这样有血有泪的共同记忆，作为面对未来挑战的罗盘。

　　如徐校长所觉察到的，绝大部分的南大人原已认定南大卒于1980年，要求让其安息。对他们来说，迁移毕业生名册也好，把南洋理工大学硬生生简称为南大也好，“复名”也好——借用病理学的说法，都只是“症状”，不是疾病本身。

为南大问题划休止符的共识

　　当年亲自主导处理南大问题的李光耀资政在其《回忆录》（下卷）中谈到南大“复名”时便这么写道：“1991年它（南洋理工学院）升格为南洋理工大学，一些南大校友要求复名南洋大学。这已不再是什么大不了的课题了，要是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毕业生都有相同的意愿，恢复旧名绝对不成问题。”

　　然而，从南大于1980年在很不光彩的情况下遭到关闭的厄运，到90年代中期重新确认南大毕业生的建国贡献以及“南大精神”的历史意义和指导作用，到今天徐校长出掌南洋理工大学，欲将之与南大衔接，成为承续并发扬“南大精神”的实体，不可不说是一连串的、纵使是迟来的正面发展。

　　徐校长在其充满诚意的讲演中表现了继往开来的决心，也提出了具体想法。讲演引发了南大人以至整个华社的热烈讨论。大家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是可以理解的；但把话说出来，肯定有助于建立起一个如何圆满地为我国历史上的“南大问题”划上休止符的共识。

　　南大人和所有关心南大的人，不管对徐校长的讲演反应有多么不一，有一点却是彻底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南大受了莫大的历史冤屈。纵不论过去的谁是谁非，徐校长和其他参与或影响此次新旧南大接轨的官员，是否接受并理解此历史冤屈一说？我很肯定，如果答案为“否”，那没有一个南大人或关心南大的人会支持新旧南大接轨或是重燃“南大精神”的建议。

不能要求南大人把记忆抹掉

　　南大的历史虽短，但经过其牌坊的，大部分具强烈的归宿感；这在历史短的学府中是极其罕见的。这和南大动荡的时代背景，华校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对高等教育的渴求、惊喜与珍惜，以至南大校园湖光树影的寄宿环境，均有关系。对南大人来说，“关闭”所带来的痛苦是局外人所不能体会的。

　　但南大人绝不是活在历史中的一群。事实上，在90年代中期官方表示要重新确认南大毕业生的建国贡献以及“南大精神”的历史意义和指导作用以前，南大人和华社早已埋葬了那一段短暂但光辉的历史，拾起心情继续扮演各自在建国道路上的角色。

　　如今既然提出要让新旧南大接轨，要重燃“南大精神”，要南大人认同与支持，自然不能要求把记忆抹掉，只管向前看。如果不理解“旧”的历史、感受和伤痕，又怎能与“新”的未来、理想和活力衔接好？

　　我想南大人和华社对徐校长讲演的不同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历史心结。徐校长在讲演中虽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至少他个人对这个心结是理解和同情的。

　　华人的一个特点是重视历史的官方定位。如果在什么适当时候，能有个官方代表作些中肯的回顾，说句时过境迁的公道话，解开这个心结，肯定能把南大人和华社团结在徐校长讲演精神的周围，促成新旧南大的真正衔接，继续对国家作出贡献。

·作者是本地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