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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大南大(二) | |||
| 国际南大之友编辑部 200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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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但大家只要稍为留意，就会发现古往今来，世上震憾人心，令后人世代相传的事件， 有那几桩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难事？所谓“可歌可泣”，岂非就是“知其 不可为而为之”的代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未必成功，“知其可为而为之”则 成功又何足道哉？ 1月8日徐校长立下宏愿，在大家看来却是难度。 1。南大校友积怨超过廿年，鲁仲连的角色绝不好当。 2。许多南大校友都把徐校长当成“官方代表”，先入为主地自先“定位”。 3。新加坡政府，南洋理工大学校友，与在校的南洋理工大学师生之间也未必全无阻力。 4。语文为文化的根基，新加坡教育制度在过去数十年前已经全面转型，华文教育已被连根拔起。没有中小学华校之根，未来“南洋大学”又如何去实至名归？ 5。众所周知，新加坡政府英语源流的成员占大多数，(南大被关闭，新加坡华校不复存实滥觞于此)，高度颂扬南洋大学与中华文化，对他们来说未必都是动听的曲调。 6。在这情况下有如在高空走网索，过份“南大”恐怕会遭许多人疑忌，不够“南大”又会被南大人视为“假南大”。 但话说回来，上述难度虽是不争的现实，但跟一国之前途，跟全球大气候放在一起来看，却属于“小范围”的思量。 1。新加坡绝大部份是华裔，处今中华民族复兴，全球认同保留母语文化为人类基本人权的21世纪，新加坡成立一间华文大学不仅有其诉求，而且有其必要性。 2。新加坡英语化的原因抛开其政治因素不谈，现实因素是要与国际接轨，加强新加坡人民国际竞争的能力。这点见仁见智，且未必是个“恒常”的真理。现在香港人谋职不懂中文就希望渺茫，新加坡是否有此一日不得而知。据知涌向中国的外国公司主管层莫不勤习中文。 3。因中国的兴起，“中文”日渐有其市场。新加坡具中西交流的先天条件，成立华文大学有其不可取代的优势。 4。文化是国家的灵魂，华人为主流的新加坡以中华文化为主流是天经地义的明智之策。这点从新加坡李光耀资政，吴作栋总理，李显龙副总理，杨荣文部长的谈话中都可见端倪。而新加坡要建立文化保垒，还能有比重现南大更佳的途径吗？ 5。校友们的“积怨”是形而上，意识形态多于对个人的实质伤害。我们认为它不应成为在新加坡重振南大的阻力。南大断流与其消极对待何如积极延续？以重现南洋大学作为起发点，带动国家与地区的积极发展，身为南大校友，又有什么理由不共襄义举呢？ 徐校长本身华校出身，虽然抱怀疑心态者大不乏人，但寄于厚望者却是占大多数。欣见徐校长以实质的探索与实质的安排去回应众疑。当然在客观现实与执行效果上仍然 存在变数，但许校长的能力与诚意已普遍受到肯定。 从许多史实看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常会走出康庄大道。新加坡政府将任务交给徐校长，徐校长郑重地将任务看待为使命是不争的事实。但要英校源流人士由衷支持恐怕是奢望。他能走到那里，华人社会与南大校友们的鼎力支持肯定会起重大作用。 这也使我们再次想起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巴顿将军对将上前线的军人说： “庆幸你们有机会参加这场伟大的战争，要不然将来有一天你的孙子会问你：公公， 您在第二次大战时做了些什么？你只能这样回答：嗯，那时我在家里洗厕所。”
“这几个月来，在重新认识南洋大学的同时，我也慢慢了解了南洋理工大学内部的 结构与运作系统。目前的系统，可说是一个完全以工科为主的南洋理工学院演变而 成的系统，与中华文化，与前面的南洋大学没有多大的关联。我们的教职员，除了 一些南大校友之外，多数对前南大没有任何认识，也没有任何感情。教职员尚且如 此，学生更不用说了。 ” 但在思辩之后，却更坚定了他将南洋大学请回校园的想法： “我到了南大之后，花了不少功夫深入的了解南洋大学的创校史。我觉得，我们有 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办校改革时，同时把南大精神引进大学。这样有两个好处：第 一，经过五年十年的努力，能帮助新加坡改造大环境，对国家的建设作出贡献。第 二，能使先人的南大精神，不只在民间和校友之中延续下去，还能有一个强有力的 大学环境把它发扬光大，成为新加坡国家人民精神上的支柱。” 首先，他“正视南大的历史，让倡办人陈六使先生找到合理的定位， 。 。 。 。 。 。 我们已把陈六使先生的铜像，从在华裔馆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移到楼下大堂， 让每一个进出华裔馆的人，都能向他致敬。”的确，谈南洋大学，南大精神而却忘 了陈六使先生，就如同谈中华民族而不知谁是轩辕黄帝。要将南大精神引回南大， 又怎能不先将陈六使先生请回云南园呢？ 他也邀请了中国北京大学许智宏校长从7月1日起加入南洋理工大学的理事会，为期 两年。“与北京大学的合作，我的设想是邀请北大的教授来南大，做两年的客卿教 授，我们的学生去北大上课。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是清代中国文化的摇 篮。我们会好好善用许校长的经验、意见，借助北京大学的实力，建立一支强大的 教授队伍。” “另外，我们还要向台湾和香港的大学取经，邀请他们知名的教授来南大讲课。上 星期趁《联合早报》举办“名家谈名城”论坛之便，我邀请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一 起吃晚饭，并且邀请她在香港城市大学讲课后，考虑到南大来。龙应台的反应很积 极，她对我说，新加坡是一个她很愿意探索的地方。 ” 除此之外，徐校长跟世界各地南大校友会取得联系，或远渡重洋访海外南大校友， 或邀请校友会代表到云南园相聚。由于他曾受华文教育，加上家学渊源，父母都是 华校校长教师，本身就深具与南大精神同出一源的，新加坡早年的华校生素质。校 友们与他可说是全无文化隔膜，且大都被其热诚所感动。陈瑞献接受南洋理工大学 荣誉博士学位并接受联合早报访谈，老实说是出人意表，但却具重大意义，那是对 徐校长投了一张可贵的信任票。 在徐校长的谈话中有耐人寻味的一段：“有记者问我，为什么这么热衷做南大复名 的工作，是不是受到更高层次的指示。我可以告诉大家，没有。这股推动的力量， 并不是来自更高的层次，而是来自你们，是来自华社，还有南大校友对我的殷切期 盼，我感觉我必须为南大做些该做的事。”我们完全接受他的说法。学识，素养， 背景，经历，才能与魄力，加上挚诚的使命感，才会有如此手笔，有者甚至堪称 是“神来之笔”。 此南大最终是否被认同为彼南大，对徐校长来说除了是他的使命，相信还是他人生 的最大的挑战。南大在他的精神世界中，也与新加坡的前途挂勾，与世界未来的 发展接轨。搜集官方言论，我们猜测如果真有“更高层次指示”的话，应该包括 “为新加坡人建立文化与精神的堡垒”，为此他已占了天时地利，说到人和，相信 在很大程度上要仰赖承自中华文化传统的人生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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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673-2650699)予本网站，俾能在此重要的历史时刻予以完整的存档。同时本篇所收集文稿将“与
时俱进”，将一直转载日后发表在报刊网页的有关文章。 我们收集了南洋理工大学徐冠林校长发表谈话过后，南大校友网页及新加坡联合早报有关的文章以供参考： 多伦多南大校友业余网站 (www.nandazhan.com)
南洋大学校友简报 (newsletter.nantah.org)
关于教学媒介语 尊重南洋大学历史、创办宗旨和目标，以及照顾到新马和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意愿，我们建议南洋理工大学采取灵活的媒介语方针，逐步把单语改为华英双语。 关于收生政策 我们建议南洋理工大学增加录取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毕业生名额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合格中学毕业生，以贯彻当年南洋大学创办的宗旨和目标。 关于开办各语文等学系 鉴于新加坡地处中西文化和国际财贸交流点，我们建议南洋理工大学逐步复办及增办如下学系及语言中心：
a. 中国语言文学系； 关于为南洋大学正名 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是完全没有任何关连的法定团体， 基于此，我们建议新加坡政府修改南洋理工大学法令或相关法令，使南洋理工大学名正言顺地正名为南洋大学。 关于南洋大学毕业生迁册法令 我们建议新加坡政府对涉及南洋大学的数项法令，作出必要的修改，以使南洋大学重生，同时使南洋大学校友及赞助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南洋大学作出新的贡献。 关于大学理事会 我们建议南洋理工大学理事会扩大组织，开放门户给新加坡以外的南洋大学校友，参与管理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务。 我们认为，除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派一名代表参加理事会外，马来西亚以及散居在各国的校友也应受邀委派代表参加大学理事会， 关于前后南大同学的交流 我们也建议南洋理工大学聘请或邀请散布在全球各地学有专长，出身南洋大学的学者和专家及企业上卓越有成的南洋大学校友，回返南洋理工大学作长期、短期或定期的授课和讲学，以让南洋理工大学在籍学生认识南洋大学校友的成就，加深他们对南洋大学的认识。 关于历史问题的处理 我们建议，为了促进双向认识和谅解，南洋理工大学应向在籍的学生介绍南洋大学的历史和成就。 1998年5月26日
2. 徐冠林教授演讲词读后感 朱永安(南大数学系第八届) 2003-08-01 【回目录】
徐校长述南大史： 南大在众志成城之下诞生，1953年陈六使先生登高一呼，全体新马华社响应，建立了南洋大学，这是一段轰轰烈烈大家引以为傲的历史。南大被合并，是这段历史中一个令人痛心的结果。南洋大学成为了历史名词，只留下众多校友和华社的南洋大学情结，这情结是华人对母语和中华文化的热爱的表现。 可能的结论：“南洋大学”很自然的是代表1953-1980南洋大学的专用名字，不许他人任意纳用。 徐校长分析南洋理工大学和南洋大学的不同： 南洋理工大学是新加坡国际化的产物，开始时只在共用校园方面与南洋大学有关。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都简称南大，但是实质很不一样，此南大已非彼南大。南洋理工大学是一个完全以工科为主的南洋理工学院演变而成的系统，与中华文化，与前面的南洋大学没有多大的关联。其实，南洋理工大学的教学语言仍然是英语，整体结构和中华文化的传统还挂不上钩。 可能的结论：南洋大学不是南洋理工大学的前身，除了共用校园，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是不同时期，没有关联的两间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与南洋大学历史的伤口无关，也谈不上把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传统合而为一。 徐校长对南大复名的看法： 在南洋理工大学衔接新旧南大的工作，不是受到更高层次的指示。推动南大复名的力量，是来自南洋大学校友和来自华社。在重办综合性大学的同时，要把南洋理工大学和南洋大学联结起来。重建南洋大学，和引进南洋大学的传统和精神，是徐校长在南洋理工大学的工作重点之一。 讨论：真正辉煌的复办南洋大学，一定会得到所有南洋大学校友和华社的热烈支持。改名不是复办，那有知名的南洋大学校友和华社侨领，会愿意把南洋大学的大名，奉献给没有多大关联的南洋理工大学呢？ 徐校长给南大精神的定义： 是南洋大学那种在艰辛挫折中成长，不屈不挠，勇敢迎战生命的精神。也是南洋大学创校的自强不息、自立更生、力争上游、热爱文化的精神。其优点是以精神培养为重点、敢拼，能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愚公移山精神。新加坡缺乏自发的创业精神，现在正是在南洋理工大学，注入南大精神的重要时刻。 可能的结论：南洋理工大学随时可以提倡各种高尚优良的精神，没有必要扯到改名南洋大学。南大精神已有太多的不同定义，不能用来认同南洋理工大学。 徐校长如何为南洋大学做事： 必须正视南大的历史，让倡办人陈六使先生找到合理的定位，在学校里作出衔接新旧南大的恰当安排。商讨如何重修华裔馆。把陈六使先生的铜像，移到楼下大堂，让每一个进出华裔馆的人，都能向他致敬。续用中文名字“南大”，接受南洋大学校友的迁册。 可能的结论：最重要的还是要尊重南洋大学历史，避免争用侵犯其万古长青之名。 徐校长论华文教育： 现在在新加坡提倡华文，已经有了符合经济利益的务实理由。必须重建一个高水平的中文系，甚至在东亚名列前茅的中文系。开创更灵活华语学习环境，让所有学生都能选修中文课程，提升新加坡华文教育的水平。向中国，台湾和香港的大学取经，邀请他们知名的教授来讲课。 可能的结论：鼓动华文教育是很好的新方向，所有华教出生的人士，一定会全力支持，与改名南洋大学无关。 可能的总结论： 有华校出身，非常能干和颇有人缘的徐校长掌舵，新加坡的华文教育，一定会在南洋理工大学里百花齐放，再加上优良精神的注入，就会培养出适应力很强的双语精英。改名“南大”和迁移南洋大学校友名册，是适可而止的双赢做法。与南洋大学无关的南洋理工大学，没有必要争用南洋大学之名。 3. 理工大学校长演讲词读后 -- 正 理 – 2003-08-03 【回目录】
事实上，语言与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语言文字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要靠语言文字去表达和实践。当局把英文推上为共同语言时，可能不清楚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新加坡经过殖民统治多年，英文早已是统治语言。把英语当成共同语文，英语源流社会带来的文化，跟着蒸蒸日上。这种文化，脱胎于殖民统治社会，带着英国文化的楷模，夹杂着殖民时代当地权贵的文化观念，形成了当地殖民式的英语文化和思想态度。除非家庭有着深厚的华语或者华人方言文化背景，灌输英语共同语言的后果，就是逐渐脱离自己原有的根的文化。
南洋理工大学是一间没有中华文化的根的英语大学，以“英语教学”，摒弃中华语文，用英语语文和殖民式文化解读中华文化，怎“能保存中华文化的环境”？不应用华语，不能直接接触中文文化，无从实践中华文化。“引进”南洋大学的“传统和精神”，更是脱离中华文化的空谈。
徐校长说：“我们并不打算把南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再改回以华文教学。”理由是：“认识国际大趋势的人都知道，英语的国际地位并不会因为中国经济的起飞而有所改变。反之，连大批的中国学生都蜂拥而上学习英文，我们更不可能开倒车。”
中国学生的中文文化根底雄厚，还得努力学习英文，方便双语交流。理工大学学生，固守英语主流，排弃华文教学的机会。想以英语统率世界交流，难道不是鼓励开倒车？
徐校长说：“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对南大最具杀伤力因素的不是政治，而是语文。”同一演讲词里，又有下列说法：
“新加坡政治与经济的大趋势使华文教育没落，同时也关闭了南洋大学。”
“改制，用英文，都改变不了最后与新大合并的命运，”
自相对照，徐校长显然明白，英语教学不是南洋大学的救世主。
受过徐其礼和林仪贞两位师长教导的新马华校生，永远敬仰两位师长对新马华文教育的贡献。两位师长似乎没有在公共场合谈起华文教育，也没听说过用“英语教学”的主张。两位师长靠着多年华语教学，沉默耕耘，造就了新马华校众多数理人才。谢谢徐校长的介绍，谨此祈望，多加共勉。
最近新添的噪声是争取知名校友或国际友好权威加入理事会。可又被理大当局先声夺人，干脆请来北京大学校长作为理事会成员。一箭双雕，就堵住了争取理事会成员，和传承中华文化的此南大非我南大的两张嘴。有谁比北大校长更能传承中华文化？
至此，想到李光耀爱往政敌伤口洒盐的癖好。李光耀在回忆录里回述会见毛泽东，邓小平时，他再三提醒读者，不知左派人士见他和当年他们崇拜追随的中共人物谈笑风生，心里是什么滋味。
反对南洋理工复名为南洋大学的南大人应该明白，对自己的信念的坚持，不必征用外人的道德权威支持。否则的话，莫说给权威摒弃，也冒被人夺去理论根据。要捍卫历史，也同样得自力更生。那些外国中华文化权威，做个海外大学理事，也是为自己学术履历增添花彩，多多益善。导致混淆南大历史？他们才懒得理呢。
既然反对复名的底线是南大历史只有一个版本，那一切为理大南大拉距的作做都是两岸猿声，当心权贵又骑劫了轻舟，渡过万重山。
2003/08/07
南洋大学轰轰烈烈的历程，是天下绝无仅有，将来也不容易会重演的史实。消逝后23年，其独一无二的历史已经成为华人社会为维护母语教育权利的纪念碑，将永远受后人引以为荣，歌颂和赞扬。南洋大学之名和历史，早已经可以独立永存，完全不必依靠对真正复办无能为力的校友，也不希罕矛盾抵触的移名顺风车。南洋大学的校友们不必杞人忧天，不必忧名如焚，更不必要移植母校校名到云南园里的另一间不同的大学去。
中华文化基本和传统的原则，是所有南洋大学校友们都有的本性。对母校的评价，会注重其历史的伟大，不会把母校贬值为“只是云南园里的一间大学而已”。对于母校的复办，大多数校友都有母校真正光荣复办的美梦，但很实际的都自认力不从心，只好忍耐地祈望，这美梦会有实现的一天，绝对不妥协低估母校的至尊名号。也许50年后，会出现像陈六使一样的领袖，登高一呼，万人响应，真正宏伟的重办了南洋大学。我们怎能以个人短暂的年限，来窒息可以永存的南洋大学之名呢？越高尚越艰难实践的梦想，才是最值得大家一起共识的美梦。
不重视南洋大学历史的校友，把母校的名望给贬值了，也忘记了先贤的恩惠，是最不适合为捍卫母校出声的。可以参加策划校友联欢，不妨交流商机营利，但千万不可胡扯，谣传云南园里的理工大学，即是消逝了23年的南洋大学。历史史实不可篡改，出名的“南洋大学”名字不该任意纳用，大家不要因贪小而失大，抹煞了先贤创办母校的伟绩。
现今的世界级大学，大都有很好的校友办事处为其校友服务，尤其是历史悠久的大学，有许多事业已成功的校友慷慨捐助，是大学发展经费的重要来源。南洋理工大学只有21年历史，本身的六万多青年校友正在忙于谋生就业，还没有能力给予大规模的资助，它自然祈望已有更长的历史，和高龄有成就的校友。刚好碰上了几个不重视南洋大学历史，和不求真正复办南洋大学母校的联欢会主脑，一拍即合，互唱互和，一场“忘恩改名换史”的云南园戏剧，就由暗到明的开演了：从“空谈南洋大学历史和南大精神”开始，通过“渗入全球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推荐南洋大学校友”，“搬出陈六使铜像来”，“欢迎南洋大学校友回云南园”，“重做旧南洋大学活动”，“开一些华文课程”，“在南洋理工大学里重办南洋大学”，等等，最后以“2005年南洋理工大学改名南洋大学”终剧。
2005年由改名而出现的“南洋大学”，是隐瞒不了世人的冒牌货。同名异质的两个南洋大学，只有同一校址的联系，中间有半世纪的鸡肋，不能前后连贯。假冒南大，将永远成为众人遗憾，可免而故意不免的一段丑事。好好的南洋理工大学大名给终断了，真正光荣复办南洋大学的美梦也全给砸了。盼望这场戏剧的导演和主要演员们，能悬崖勒马，避免一错再错，重新三思，不要张冠李戴，把荒谬的南大二史演成了真正的史实。
2003年8月8日
“自强不息，力争上游”
南大精神是以陈六使先生为首的先辈们，基于对民族语言文化的热爱以及为使星马华文教育达成完整的体系，作出重大的牺牲，创建南洋大学的大无畏精神。
南大精神是冷战时期，神州以外的鸿儒学者，为了宏扬中华文化，造就海外华裔子弟，不计较待遇和物质条件，投身云南园当保姆所体现的卫道精神。
南大精神是南大师生在殖民地时代后期，东西方冷战的时代洪流中，对政治环境变迁的警觉、热衷和投入，从而突出了他们对国家民族所具有的使命感。
南大精神是众多南大毕业生在面对学位不受承认、备受当政者歧视的逆境中，秉承“自强不息，力争上游”的校训，在各领域发奋图强所体现出来的战斗精神。
南大精神是南大校友由于同样面对多歹的命运，在长期的互相策励、互相扶助的过程中发挥出来的互助友爱精神。
南大精神的真髓无他，就是华族捍卫民族教育权利的百折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源自华族寻求在新马扎下其文化和语文的完整的根的共同需要和愿望。
南大精神，实质有四点：
一、为维护和发展民族语文教育的无私奉献精神。
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力争上游、饮水思源、重视感情、崇尚道德、爱国爱民、回馈社会。
南大精神强调“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群策群力、不怕困难、从无到有”。
南大精神就是“自力更生，力求上进”。
“南大精神”是一种盛大刚直的正气与节操，也就是孟子说的“浩然之气”，一种正义凛然的精神状态。
一、恢复陈六使先生的身份与尊严。
恢复陈六使先生的身份与尊严，是为南洋大学创办人平反，所有南洋大学校友都会赞同。重办中文系和恢复南大的人文风气，校友也会支持。搬迁南洋大学校门牌坊，隐饰过去的事迹，只是协助改造南洋大学的历史。破坏旧景物，不尊重南洋大学历史建设，把本来不叫南洋大学的理工大学，“复名”成南洋大学，所谓“浩然之气”、“正义凛然的精神状态”，论点提得很高贵，做起来却毫无正气。
南洋大学校门牌坊，当年不被撤毁，有幸还能被列为新加坡国家保存古迹，暂时不受敌对。保留在原地，历史分明，怎算“不顾历史”？如果嫌牌坊“弃之荒郊”，不妨多去凭吊，不妨多做历史介绍，“文字记载与录像”，任由制作。有心的话，可以更进一步，把历史古迹建成旅游点，也可以开辟纪念馆，让原有地点的历史意义更加显明。
指责牌坊是“南大的历史包袱”，建议搬迁，“卸下”的不是“历史包袱”，“卸下”的是别人的心头恨。消灭了历史的痕迹，忘却牌坊过去的历史，“向前看”也见不到理工大学这23年的历史，怎能“把新旧南大的历史衔接起来”？
搬迁南洋大学校门牌坊，实际是把历史古迹挖走，让另一批当权者重新审定，有可能面对危机，有可能面向毁弃。过去的实物一搬走，抹去旧迹，正好方便某些人掩饰过去，扭曲历史。鼓吹迁移牌坊，作为晋身的途径，轻而易举；对中华文化的建设，却没有任何实际效果。
如果南洋大学牌坊搬到新校门，在英语至上的强势下，难道不要装上一些英文字母、再次涂改面目？如果能够面容不改，招牌只有华文，进入校内后，分明是一间英文大学，哪又不是“挂羊头，买狗肉”？
如果南洋理工大学当局有诚意，应该在新校门另外建造一座新的同样高大的牌坊(不要再建云南花园里的那种小丑牌坊)。有了新牌坊，才能与南洋大学的牌坊互相对映，才有“回顾”和“远瞻”，才有将来衔接的条件。新的校门应该随着理工大学的发展，呈现自己独特的面貌。当理工大学在华文文化方面有着确实的发展的时候，立上中文校名，才能使自己的声誉，当之无愧。走过新校门的南大校友，才能真正体会那是中华文化的真实传承，不是利用校友心理、名同实虚的广告骗局。
南洋理工大学的改进和发展，要从校内行政和教学方面做起。夺取南洋大学的名称、注入南大精神、搬迁校门牌坊、……，只是向外界制造新闻，吸引公众注意力，不是直接有效的改进，也不会对南洋理工大学有益。
搬迁牌坊，当作新校门，牌坊再也不是历史古迹。销毁原校门地点，清除历史痕迹，将是另一次文化铲革。一念之差，万古垂恨。
2003-8-16
南洋大学是东南亚著名的第一间华文大学，虽然已于1980消逝了，但是其名号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而越来越显著，将会流传万古千秋。只要有出现像陈六使一样的领袖，登高一呼，万人响应，南洋大学就会宏伟的卷土重来。所以，要拥有和纳用南洋大学的大名，绝不能草率了事，一定要真正辉煌的复办南洋大学，追溯真实历史，摒弃鸠占雀巢的南洋理工大学，不分国界，敬仰先贤，深挚华社，发扬母语教育，造就适合中国市场的双语人才。
如果南洋大学没有敌人，它就不会短命消逝。南洋大学当然有敌人，而且是有大势力的敌人，要把它除根灭迹。南洋大学消逝后，校友们时常重聚联欢，纪念母校，没有能力复办母校，就该无言自惭算了，怎么会争论“改名是不是复办”呢？原因是那些有大势力的敌人又在作怪出招。简称南大和毕业生迁册后，尚不适可而止，要赶尽杀绝，不让南洋大学保名留史。其阴谋是利用南洋理工大学的改名，来拥有和纳用南洋大学的大名，以使此后永无复办南洋大学。
简称南大的南洋理工大学，在推动华文教育的大标题之下，利用合并南洋大学纠缠不清的恩恩怨怨，以漫谈南大精神为口号，以赞扬南洋大学校友为诱惑，以重演旧南大活动为宣传，以开放云南园和重修华裔馆作饵，目的是要所有华社和南洋大学校友，放弃真正光荣复办南洋大学的美梦。拥护南洋大学大名的人士，不肯认同，反而被诬为“只顾仇怨，不能包容，缺乏前瞻”，呜呼。虎死留皮，南洋大学要保名留史，乃合乎天经地义，人人有责。尤其是南洋大学的校友们，岂可附和同唱低调委屈的“在南洋理工大学里重建南洋大学”，降贬南洋大学之名！
崇拜大权势的南洋大学校友，听信权威霸道，居然会相信停办南洋大学是必然结果，非人为之罪。不耻校亡，尚可杯酒联欢。如今又谄媚权势，随风使舵，要把南洋理工大学当作南洋大学的继承者，摇身变为霸权圈里的棋子。他们只记得云南园的景物，不了解南洋大学的真正实质，也辜负了先贤的伟绩，忘恩负义，哀哉！
2003年8月18日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新任３ば旃诹植┦浚?003年7月26日星期六应陈嘉庚基金之邀，在文华酒店大厅作专题演讲：《南洋大学到南洋理工大学--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前瞻》。联合早报分2003年7月30日与31日两天，刊载该演讲词上下两篇全文。一批南大校友讨论该演讲词，作出以下的观察与分析。
徐博士说，在殖民地时代，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政策基本上是让他自生自灭。因为华社在新马的力量很大，所以能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华文教育系统。1953年陈六使先生登高一呼，全体新马华社响应，建立了南洋大学。徐博士认为，七八十年代新加坡教育改革，新加坡社会由华入英，是整体经济转型的结果，导致1980年南洋大学被合并。
我们注意到，李光耀回忆录上下两册对华族先贤陈六使先生与他领导创办的南洋大学没有半句好话。1956年3月南大开学，对他似乎有很大的冲击，11月5日他在议院谈到新加坡的前景时，不得不向林有福指出政府处境堪虞，前途更加黯淡。
1958年3月30日这个星期天，在从南大到武吉知马和市区的14英里长的道路上，堵满了像蜗牛般爬行的汽车，全是要去参加南大建筑工程第一阶段的竣工典礼的。这一天，他说永远忘不了，我们觉察到，他说此话的含义，似乎深不可测。
其实，他似乎早就处心积虑排斥华文教育，不认同南洋大学，果真如此，那么，以政治为出发点的可能性比较高，语文只不过是政治的工具而已。
新加坡的经济转型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后的事。我们注意到，南大于1980年被关闭之后，雄伟的校门遭受破坏，曾经变成无字牌坊，公园有几座八角亭子被撤除。连校园内相思树都被砍尽，鸡犬不宁，兽走鸟飞！陈六使先生的最后礼物--建国堂被铲除，路名被改为英文，招标要铲除南大校门等等，罄竹难书。
难道相思树也防碍经济转型?
徐博士说，动荡时代对南大有三大影响，一是缺乏国家的支助。办校方面财务十分拮据，不能与其他大学以同样的薪金征聘老师，二是学位不受国家承认，毕业生出路也成问题，三是先卷入新马合并分家，再卷入行动党与社阵的政治斗争，大大影响学校创校初期所需要的平静。他所指的那段时期是1953-1965年。
我们认为，南洋大学不是十全十美，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却是事实。国家的钱主要来自税收，华人华商缴税不少，政府厚英文大学，薄华文大学，有欠公允。论南大当年的规模和程度，实不逊于澳洲的一些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文中心未必强于南洋大学的中文系吧。显而易见，学位不受国家承认，是政治的考虑多于学术的考虑。
毕业生出路成问题，是当政者要扼杀南大的手段之一。至于其他的事，还是由史家去寻找答案吧。
徐博士对李光耀先生推崇备至。我们却不认为李光耀先生提倡母语教育，他把子女送入华校是60年代的事，动机似乎包括政治的考虑。他提倡儒家思想当然是好事，如果政府当局配合儒家思想而以仁义治国，更是新加坡之福。
徐博士说，在殖民地时代，华社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华文教育系统。又说，七八十年代新加坡教育改革的时候，当时的李光耀总理已经看到以英文为主的教育制度，对传统文化根本的杀伤力。华文教育到今天在苟延残喘，等待复兴的机会。
我们注意到，香港和台湾不必脱华入英，经济转型和起飞，取得的辉煌成绩并不下于新加坡。
新加坡是否付出太高的文化代价？华文教育能够苟延残喘到几时？
徐博士提到中国宋朝的岳飞、《满江红》和“精忠报国”。
我们想在此加以补充，宋朝绍兴十一年(即1141年)十二月，秦桧命右谏议大夫万侯莴审问岳飞，手书小纸付之，岳飞遂被绞死于大理寺风波亭。二十五年，秦桧卒。三十二年，宋帝高宗赵构逊位，自称太上皇，族侄孝宗赵伯琮即位，下诏书雪岳飞冤。
徐博士说，在南大方面，七十年代末期危机过了一个又一个等等。南大被合并，是这段历史中一个令人痛心的结果。
我们谈岳飞，也谈害死岳飞的秦桧。岳飞之死和南大之死有相似之处，死于莫须有的罪名。
死后21年，岳飞之冤已雪。南大已故23年，把酒问青天，南大之冤何日昭雪？
徐博士问，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已经没有人反对华文的实用价值，争论的只是能不能把别人的华文标准，强加在我的儿女身上。我们却要反问徐博士，有那些南大的学生曾经反对英文的实用价值，争论的只是能不能把别人的英文标准，强加在我们身上，并且以此为籍口，关闭南大。
2000年10月前后，有南洋理工大学的学生在华裔馆网站发表自己对南大精神的抗拒，她说：“上大学没多久，就有人跟我说南大背后的辛酸史，还有旧南大的复杂，矛盾的感情。来南大念书绝非刻意，既然来了，就纯粹希望好好的念书，所以，请不要天天跟我提南大精神的后继无人和华裔馆予南大，予华社的重大意义。” 她又说：“身为一个华人，五千年予我，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古老传说。民族尊严是一个抽象的借口。所以，不需要来告诉我根在那里，也不要给我一些看似理所当然的责任。”这位学生在南洋理工大学的处境，是可以理解和值得同情的。有怎样的气候土壤，就会种出怎样的瓜果，勉强不来。
徐博士在演讲之后的对话中说：“南大精神是活的精神”，有人将此当作是重大的突破。活的精神？同样的道理，圣经，孔子思想、毛泽东思想、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等等，应该都是活的吧？南大精神由徐博士和陈丁琦博士去诠释和修正，难怪今年以来，南大精神像贬了值的货币，越来越不值钱了。这样的精神，和南洋大学又有何关系?
南大校友谢太宝是南大之光。谈南大精神没想到谢太宝、没想到时穷节乃见、没想到文天祥的《正气歌》，岂不是失之千里？
徐博士说：“国家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我们的未来，不再是一条清楚明晰的康庄大道，而是一个藏有恶魔和奖赏的迷宫。新加坡人正站在迷宫前，没有指南针，前途茫茫，这正是注入南大精神的重要时刻。”
说得很凄凉，我们不是幸灾乐祸，但是，不知道新加坡有什么困境？有的话，是不是 “作茧自缚”，好像蚕吐丝作茧，把自己包在里面，自己使自己陷入困境？有读新加坡的报纸的人都知道，国家的经济欣欣向荣。不知道是报纸报导不确实、还是报喜不报忧、还是徐博士在作惊人之论。
南洋理工大学是学术机构，它的校长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当然是其志可嘉。但是，解决国家的困境，是吴作栋总理和李资政份内的事。他们未必相信“这正是注入南大精神的重要时刻。”很可能李资政会认为，南洋大学自身难保，南大精神救不了新加坡。
其实，“复名”才是一个藏有恶魔和奖赏的迷宫，对赞成“复名”的南大校友来说，这正是注入南大精神的重要时刻。
徐博士说他自己由华入英，而又由英入华的经历和过程，这是很有趣的。从他的前瞻来看，他想在大学建立“华”的基地，似乎一入校园，就是由英入华，一出校园，就是由华入英。
中国的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很多学生到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留学，回国后很多成为名学者和国家领导人，从没听说过他们曾经“入日”、“入美”，后来又“入华”等等。很多的南大校友长居北美洲和澳洲，也没听他们说是由华入英。
文化的传承，岂有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道理？有人说，新加坡的情况是，华人占总人口的75%。但是，英文至上，科举取士，悉用英文，脱华入英似乎是政治上的需要。
再说，南大故校园的情况是，华文文化已经被连根拔起，百年树人的基业毁于一旦，华文文化至今荡然无存。
即使有中文系，也不能说明南洋理工大学比新加坡国立大学更有东方文化和华文文化，徐博士似乎说中文系的教学语文是用英文。反观国立大学在这方面的处理比较灵活，适当应用华语文。
演《传承之路》
我们当中一人于今年3月某星期六早上到南洋理工大学访友，不遇，要用图书馆，却被拒。澳洲的任何一所大学，都不致于这么小器。要研究南洋大学史，中华语文中心有“官家”支持，史料很多，体制之外的南大校友，对这些资料，可望而不可及。
权势对(体制之外的)南大校友的歧视、迫害等等，几曾休止过？
“传承之路”的活动只不过是在演戏了吧，戏的确是演得很好。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友七万多人，在籍学生二万多人，教职员数千人，南大校友一万多人，总人数是十一万。参加“传承之路”的活动的人数1700，占总人数的1.5%，似乎是少了一些。
徐博士的前瞻有很多非常可取之处，南洋理工大学应该是学术机构，如果纯粹是为了学术来发扬中华语文文化，众多的南大当然会寄以厚望。对我们来说，任何一间大学，不管它是在新加坡还是在非洲，只要有同样或类似的想法，我们会同样的感到高兴。
1963年，新加坡大学校长史里尼哇山医生因为政府侵犯大学自治，并威胁学术自由而辞职。李光耀先生说他人很聪明，政治见识却很有限。(《李光耀回忆录 1923-1965》中文版 574页)
南洋理工大学前校长詹道存博士本来并不热衷于“复名”南洋大学，在1998年8月他说： “对于恢复南洋大学校名的事，也许现在还不是时候，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是当我到世界各地时，发现南洋理工大学目前已经举世闻名，如果就这样失去这17年来建立起来的名声，那是很可惜的。第二” 我们没有资料，不知李光耀先生对詹博士的政治见识有何评价。
徐博士说他受到李资政的鼓励等等，我们不得不退而三思。
我们认为，要发扬中华语文文化，照旧用南洋理工大学的名字并无妨碍，任何一间新加坡的学校和大专学校，同样的可以发扬中华语文文化。
徐校长既然承认此南大非彼南大，即：南洋理工大学非南洋大学，又何来“复名”、何来“恢复正名南洋大学”？
根据2000年2月14日亚洲周刊的专访《南大精神不能消失》，徐博士说，保留南洋理工大学名字也无妨，又说，不要把这些炒作得太厉害，重要的是办校，不是搞名字的事情。詹道存博士发现南洋理工大学目前已经举世闻名，如果就这样失去这17年来建立起来的名声，那是很可惜的。詹博士有此想法，是不是大多数的南洋理工大学学生、校友、教职员也有同感呢？
民办的南洋大学属于东南亚华人。不用南洋大学的名字，是对南洋大学、东南亚华人、陈六使先生的尊重。同样的道理，徐博士会同意我们说，不用他的名字，是对他的尊重。
徐博士说：“复名的工作没有受到更高层次的指示，而是来自校华社，还有南大校友对他的殷切期望。”因此，我们认为，问题不难解决。可以把办中文系和“复名”当作两回事处理。大家都赞成南洋理工大学办中文系。华社和南大校友的期望都达到了，“复名”与否，倒是次要。
复名没有实际的好处，不复名也没有实际的坏处。徐博士在半年前说过，保留南洋理工大学名字也无妨，校友朱永安教授《徐冠林教授演讲词读后感》有相似的见解：“简称南大和迁移南洋大学校友名册，是适可而止的双赢做法。”适可而止就是维持现状，南洋理工大学的名字照旧。为“复名”的事吵吵闹闹，伤感情又伤元气，多没意思？适可而止符合儒家中庸之道，自然会得到更多南大校友的支持，互敬互让，何乐而不为？
大江东去，浪涛尽，千古风流人物；让时间的流水，将南洋大学全身的血迹，慢慢地洗干净吧
我们提出下列建议，作为本文的结束：
1)
徐校长最好不要纂改和修正南大精神。
2)
南洋理工大学要发扬中华语文文化，不必改名。
3)
如果关闭南洋大学是令人痛心，新加坡当局作 MEA CULPA 的表示，会比徐校长的长篇大论有效。 MEA CULPA 此名词来自拉丁文，通常一个政府或重要人物坦诚承认错误时使用的婉转用语，其直译是“是我的过失”。儒家认为，“圣人之过也，如日月之蚀，及其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改也，人皆仰之。”
4)
民办的南洋大学属于新马华人，新加坡政府没有理由并吞南大，侵占民产。所以，应该适当赔偿马来西亚的华社和华人的损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于中国是很好的例子。
从媒体报道中，我知道徐校长对旧南洋大学的历史相当熟悉，而且很希望今日的南洋理工大学能承传过去南洋大学的优良文化传统，并希望能让南大精神浴火重生。
可见得徐教授出掌南洋理工大学具有很崇高的办学理想，任重道远。
今天的南洋理工大学和二十年前的南洋大学无论是校园结构，还是学术内涵师生特质等等，都已全然不一样。南大精神已从80年代起，因课程内容教学媒介语和研究方向等方面的改换而消失，取而代之的，便是今日南洋理工大学的现实。
论及传承原来的南大精神，事实上已因时过境迁，物换星移而显得可望不可及，但也不应该就此感到绝望，到底天是无绝人之路的。
最近，南洋理工大学当局在新学年开学时举行新旧生走“传承之路”的活动，报载约有两千名师生参加，是个好的开始。
笔者想在这里提出点建议，希能产生抛砖引玉的作用，并在徐校长的领导之下，开拓这条已荒芜的“传承之路”，好让今后的校园能绽放中西文化的奇葩。
南大校园里有华裔馆，馆方的任务，除收集研究海内外华裔文物之外，应联合大学当局，开展有系统、有规模的学术活动，把华裔文化从各个方面加以发掘和展示，同时与西方高科技取得相辅相成的发展作用。
有关活动，可多举办大型展览、学术讲座、国际研讨会，广邀国际著名学者专家参与研讨，发表论著。
南洋大学毕业校友有万多名，其中不乏在文学艺术，资讯科技、商业贸易等方面具有非凡表现的人才。当局可有系统的邀请他们回校讲学，参与学术研讨等活动。这样，对南洋理工大学师生的影响作用，将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对继承南大精神，必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今日南洋理工大学的在籍学生是来自昨日全国中小学、初院高中毕业学生，今日的中小学、初院高中学生毕业后部分将进入南大各院系。
如果我们希望今后的南大在发展各学科之外，同时也能继承南大精神，就应加强中小学、初院高中的双语教学，尤其是在学好华文及吸收中华文化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样，当部分初院高中毕业生加入南大的队伍，才能在中西文化上并驾齐驱，才能壮大南大传承之路的阵容。
几年前有人提议，将现有的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发展为中文学院。其实，这正是南大今后要发展中华文化所不能欠缺的。
一旦有了中文学院就可酌量增设与中文、中华文化有关的科目，好让今后有更多有志修读、研究中文及中华文化的新生得偿所愿。这样，南大的学生就会有较多机会选修与中文、与中华文化有关的科系，并继续朝向双语发展。
当双语的学习和研究在南大校园形成风气，则今后南大生走向“传承之路”方面，将不只后继有人，还能逐步加强阵容。这对于传承南大精神，就会比较实际而有成绩。盼望南大的第二春将会到来。
“南大精神”为何物？相信只有当年参与筹办南大的各阶层人士能够全面体会，还有早期南大生才能亲身感受。
去年，当笔者提到新旧南大应承先启后并继续发扬“南大精神”时，有人可能误会，以为我只是在形式上争取南大复名为南洋大学，把新旧南大的历史硬硬扯在一起。
其实，我所提到的承先启后，主要是希望现有的南大人不应“忘本”，不应忘记创办人陈六使及千千万万包括三轮车夫在内的热心支持者，把光秃秃的一片黄土建立成青葱翠绿的优美云南园。
当然，南大创办时期的环境和现在的环境大不相同。不过，“南大精神”的含意──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力争上游，是千古不变，永垂不朽的。
徐校长说得好：“我们的国家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新加坡的未来已不是一条康庄大道，而是充满变数的迷宫。南大学生有必要学习前南大生坚忍不拔，无论什么环境都能闯出春天的精神。”
在经济转型的现阶段，新加坡的年轻一代正面对生活上和精神上的严峻考验，如果不能学习前辈们开创事业，克服艰难的披荆斩棘精神，可能会失去在人生道路上斗争的毅力，甚至意志消沉。
在南大开办时，我们毅然报名进入这所前途茫茫的学府深造，一心一意只想充实自己，完全没有考虑到学位是否会被承认。
毕业后，很多早期的南大生受人歧视和排斥，但他们多数都了解人生就是战斗，抱着“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精神，在社会各领域脚踏实地的做事和做人。
总之，“南大精神”的含意很广，但它对个人与国家来说，的确是勉励大家不怕困难，坚持到底的推动力。
前辈们有胆量在英殖民地时代登高一呼，领导热爱华教的人士创办南大，更是一篇不可抹煞的光辉史实。
徐教授从受委为南洋理工大学校长起，就决心要发扬“南大精神”，这不仅显示他有先见之明，还暗示他不怕“后南大”毕业生反对的阻力，值得我们“前南大”生的全力支持。
教育是百年树人，为国家培育精英的伟大事业，教育也是为国家社会塑造品格完美人才的途径。
作为新加坡高等学府之一的南洋理工大学，如能在徐校长的英明领导下，为国家培养具有“南大精神”的年轻斗士，不但符合国家的需要，还可确保我国将来会有一批肯继承前辈创业精神的生力军。
因此，徐校长于此时此刻在南洋理工大学注入“南大精神”，可说正是时候，也可使当年出钱出力创办南大的热心人士堪称告慰。
(作者是南大第一届毕业生)
徐校长不但以非常流畅的华语讲出他内心的话，话语中对传统中华文化的热爱也流露无遗。他以充满感性的语气介绍如何受到双亲的影响，他对陈嘉庚先生的敬仰，充分反映了传统华校生感恩的特质。
我的双亲一生中最引以为荣的事，就是见到我从南洋大学毕业。当时我是家中唯一受华文教育的孩子。虽然当时新加坡大学也提供我一个学额，但是进入南大是我自己的选择，这对我毕业后在工作上遭遇许多苦难和不平等的待遇时，都能在精神上一一加以克服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既然进入南大，就应该对这个决定负起一切责任。我不期望国家、社会或公司以平等的待遇来接受我们。
既然英文是南大生的弱点之一，我们就要设法发扬其他强点，像任劳任怨、敢于冒险、爱家人爱朋友爱自己传统文化，如果我们还一直围绕着老旧问题，语文啦，不平等对待啦，等等问题而争论不休，那么我们就会失去很多宝贵的时间和机会，提倡和落实大家花了25年塑造出来的南大精神。
在讲座的问答时间里，前南大第一届一名校友要求徐校长为“南大精神”下定义，徐校长笑而不正面回答。其实，生活里好多东西往往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南大精神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我个人觉得，南大精神一般上指的是南大生的做人态度，处世为人的行为。前南大生的一般特质是比较随和，做事有责任感，家庭、朋友观念重，对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能和中下层人民打成一片，生活纯朴，讲义气，能舍己为人，有社会责任感，以及以自强不息、默默耕耘的态度在自己的领域中发奋图强。其实，这些特质也显露在许多华校生身上，因此，要为“南大精神”下个明确的定义，也不太容易。
南大在其短短25年的生命中，栽培了许多杰出人才，有好多就是凭着这股南大精神，在商场上或世界其他大学的学术领域闯出一个天下。这些实际的例子，难道会比欧美那些成功的企业家逊色吗？
我殷切的希望，有关当局能考虑把这些凭着南大精神克服万难，最后取得辉煌成就的例子融入我国的教育课程，虽然我们不能让历史倒流，也无法“复制”南大精神，但是能把这种深具社会价值的传统特质传给年轻的南大生，也应当是我们南大生回馈社会的一种贡献。
常听朋友提起，现在的年轻大学生没什么社会甚至家庭责任感，他们大多只关心能找到什么工作，薪水、职位、福利条件等的这些眼前小利，这让我想起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教授说过，大学生如果只有科技而没有人文精神，他就不会了解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年轻人如果没有社会责任，就无法改变国家的命运。
回顾过去几年，新加坡人面对种种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但都一一克服下来，这要归功于决策者都像许许多多前南大生一样，曾经经过许多磨练及利用累积出来的智慧，才让国家幸免于难。我想，如果目前大学生连基本的责任感都没有，怎能够期望他们为国牺牲呢？南大精神的灌输，或许是其中的一种办法吧。
徐校长，希望你能让南洋大学这只埋葬在烈火下的凤凰，再度展翅高飞。
(作者是南大16届经济系毕业生)
徐教授富有感情色彩的演讲及其深厚的国防科研的功底的确令人激赏，特别是在他回答听众提问而阐述关于南大精神的定义时，所表现出的一种开放式的精神，尤其令人佩服。
徐教授说，“南大精神是一种活的精神”，她的内容可以而且应该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作为现任校长的徐教授有此一说，话题背后自然有他自己的丰富内涵。徐教授本人在答问中对此未有进一步的阐述。笔者闻言，甚有感怀，特此为文赘述于此，愿与所有心系南大的同道切磋。若有不对之处，敬请赐教。
为此，我想作以下几点引申：
其一，南大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产物，她的存在和消亡都已经成了不争之事实。前南大作为一个实体，的的确确已经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划上了句号；今天令人一直缅怀不忘的乃是她的精神。
精神之于实体乃似毛之于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睹物思情，南洋理工大学就成了一个最自然的南大精神的历史传承者。
然则今非昔比，人是物非。谈论南大精神，如果还是仅仅局限在那一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的南洋社会的历史片断，那必然只会沦为另一段“讲古论道”，南大精神也绝非能够凤凰涅琅，成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能够激励当代年轻人的活的精神。
其二，南大精神之所以流存，不仅仅是因为前南大的历届毕业生在残酷的现实背景下，顽强打拼和创造出了一个天地，更因为南大本身就是南洋华社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一个缩影，她是中华文化精髓在南洋社会中一个实实在在的具象体现。
从陈六使先生登高一呼到前南大的隆重开幕，其间所体现出的华社的一股向心力，那种广泛的自强互助的民间性，难道不也是南大精神的一面？
至于因南大被关所造成的历史创伤，南大生学历不被当局承认而导致就业之途坎坷所造成的悲情，直至今日众多的南大生在人生求索和不断突破中有所斩获，这种种引发的自强不息、忍辱负重的精神，不正是中华文化能够传承五千年而生生不息的因素之一吗？
讲到南大精神，不能忘记她的创立者和参与者，其中众多的前南大毕业生是理所当然的代表。然而，如果残守着“非我南大校友，无权议论南大精神”这样的心态，南大精神绝不会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开放性的活生生的精神，一个能给世人不断启迪、为后人留下丰富遗产的当代精神。
其三，南大精神要继续流传、发扬光大，她的继承者一定要具有开放的胸襟和开拓的精神。
南大校长一职，徐冠林教授实在是当之无愧。
海纳百川，乃容其大。新加坡虽然只是一个小红点，但中华文化精神却不失其伟大的包容性。
时代在发展。从前南大，到现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再到新南大，这样的历史进程，绝不会是一种简单的历史重复。唯有超越历史的悲情，用具前瞻性的眼光和吸纳百川的胸怀，才能使南大精神注入新的生命力，让其永放光芒。
最后，笔者相信在徐冠林教授的领导下，新南大不但能在新经济时代昂首屹立，更能造就出一批批既重人文情怀，又讲规则效率的新南大人。
过后，一名在传媒机构任职的年轻人问我：“你对徐教授的演讲内容的反应怎样？”我告诉她，徐教授为新南大制定一个正确的新方向，我完全支持这个新方向。在目前的环境之下，是不可能恢复旧南大的情况，而准备筹办一个高水准的中文系是明智之举，这也是前南大校友期待多年的理想。
同时，我告诉她，办一个高水准的中文系固然是一件好事，不过，本地中小学的华文水准的确很低。从很低的华文基础进入一个高水准的中文系是很困难的，到时，前来读高水准的中文系学生恐怕多数是外地学生。我反而希望新南大能够营造一个学习华文的环境，鼓励和奖励学生选修中文系的课程。
她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新南大大力鼓励学生修读中文系的课程，会不会引起外族学生的反感与反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课题。
南洋理工大学是在前南大校园创办起来的学府，这个校园的土地是由福建会馆捐献的，前南大的建筑，一砖一瓦都是由东南亚华人众志成城捐献的。它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有所不同，国大的前身是新加坡大学，再追溯下去是马来亚大学。总括来说，那是由英国殖民地政府建立起来的大学。
因此，新南大鼓励学生修读华文是理所当然的，应该不会引起外族学生的不满。
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南大曾经有一些马来学生，其中一名来自马来半岛的韩都亚和我们一同修读《中国通史》。1994年在吉隆坡举行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上遇见了他，他告诉我，他早年在政府部门任职，后来从商。
另一名新加坡的马来同胞耶亚华还修读南大中文系，这些年来，他对促进种族与宗教和谐的工作做出贡献。
《联合早报》7月30日社论《新南大应走出新方向》指出：“对于华文在新加坡的前途，我们在乐观中也存有隐忧。根本的原因在于：有一部分精通英文但本身不通晓华文的精英，将提倡华文视为对自己既得利益的威胁，而这些人又非等闲之辈。南大要是按照徐教授的设想，逐步加强华文教学，开创更灵活的华语传习环境，是很可能面对阻力与反对的。”
这段文字道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新南大逐步加强华文教学，鼓励学生选修华文的问题上，我们担心的并不是会引起外族学生或外族同胞的不满，阻力反而来自本族的单语精英。
旧南大人经历过许多苦难，走过了许多曲折迂回的道路，大家秉承南大精神：“自强不息，力求上进，不畏艰难，逆境求存”而生存下来。可以预见新南大的发展不全是一帆风顺的。
不过，我深信在这块人杰地灵的土地上领导新南大的徐教授将能够排除困难与阻力，营造新南大的优势与特色。我也相信在这条传承南大精神的道路上，爱护母校的前南大校友会支持他的。
问：瑞献，根据有关你的资料，你44岁时就已入选成为法兰西艺术研究院的驻外院士，至今还是这家有300多年历史、地位崇高的艺术研究机构中唯一的东南亚艺术家。今年初，你又荣获世界经济论坛水晶奖。从水晶奖得奖人有三分之一同是诺贝尔奖得主这点，可见这个奖项是全球最高荣誉之一。你著作中的言论显示，学术衔头并不是你的追求，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接受南洋理工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荣衔？
答：1968年从南大毕业后，我到法国驻新大使馆工作，当时的文化官P.Guillemard便要给我一份奖学金到法国继续深造。但大使M.Flory却百般挽留。我的第一部诗集《巨人》刚在那年出版，几经考虑，我决定以诗艺为终生的追求。小说家卡夫卡考得法学博士学位，诗人索列斯库考得哲学博士学位，尽管他们在学术上也有大成，但他们都像其他大创作家那样，不用学术衔。你看，“毕加索博士”听起来是多么别扭！接受南大这项荣誉，是我对徐冠林校长塑造新南大的远大抱负和使命的支持。
问：徐校长说：“重建新南大是他在南洋理工大学的工作重点之一”，除了在2005年争取为南大复名，他也将设立人文学院，重建一个高水平的中文系，把南大创校的精神重新培养出来。你如何看待他这番抱负？
答：先说复名。我曾经说过：“南大是我的母亲，她已经死了。”这是不争的史实。如果只是把“理工”两字去掉，来表示这是同一家大学，那毫无意义。但是，如果新南大由于地缘，乃至血缘的关系要跟旧南大的历史汇源，这不但可行，而且可喜。如何以实际的行动来证明这是真实的呢？我的希望是：
一、恢复陈六使先生的身份与尊严。
二、把旧南大牌坊迁到新校门。
三、重办南大的旗舰学系中文系。
四、恢复南大的人文风气。
五、复名。
这一来，我相信旧南大同学会擦干眼泪，看到他们的母亲在云端微笑。相信我的希望会符合徐校长办校的大方向。
问：你提的这五项行动，除了迁移旧南大牌坊，其他四项，徐校长都在积极进行中。你可以谈谈为什么迁移牌坊有它的重要性？
答：为什么要把旧牌坊迁到新南大校门？理由是：这样做，才能真正把南大的历史包袱卸下来，才能毫不含糊的，有智慧和象征意义的，真正把新旧南大的历史衔接起来，让一座历史建筑重新发出生命力，世世代代感召着莘莘学子们。只有这样，这个牌坊才会垂立永久。以忠于历史的理由，让牌坊继续像孤魂野鬼那样，弃之荒郊，才是不顾历史，不爱护文物的做法。
历史文物建筑的迁移，古今中外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刻于东汉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的伟大《石门颂》摩崖刻石，在1967年中国在石门历史现场修水库，把整大片将近2000年历史的石刻，从崖壁中割凿出来，于1970年迁至汉中市博物馆，让千千万万中外学书爱文化的人去研究、临摹、膜拜。可见问题不在于迁移，而在于用怎样的态度和方法去对待历史文物。
何况，今日的科技能保证完好的迁移。同时通过文字记载与录像，可以忠实保存这段历史。一念之迁，功在千秋。这是我心中最大的意愿，我坦诚把这个行动提出来，请徐校长考虑，也请同学们支持我的意愿。迁移牌坊的意义，与当日陈六使先生为云南园动土下锄的意义一样重大。
问：你曾经说：“目前教育制度最不足之处是对人文的轻视，以及心灵引导的完全缺失。长此下去，人可能被训练成机器人，也未可知。”你怎样看待南大将设立人文学院？
答：我认为这是徐校长最了不起的措举。这让我再次体会中国大教育家，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教授，跟我提起他想在中国创立东方哲学大学的理念，并且要我襄助，叫我肃然起敬的心情。科学与人文是求真知的两种方法。方法虽然不同，但是就灵感的发生而言，两者的新发现都脱离不了直观。因为探究已知，可用智力，探究未知，只能靠直观。居里夫人一次在梦中找到一个三年无法解答的数学问题的答案，这跟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在梦中写出名诗《忽必烈汗》（Kubla Khan）的情况，并无二致。量子力学之父普朗克（Max Planck），在《物理哲学》中写道：“科学意味着向一个目标作无休止的努力和不间断的进展。这个目标，诗的直观可以领会，却不是智力可以完全理解。”科学与人文兼顾，人类求真知才不会失衡。新南大将是孕育大诗人、大学人、大科学家的摇篮。
问：谈南大，必定谈到“南大精神”。它是自强不息、自力更生、力争上游、热爱文化的精神。请你也谈谈“南大精神”。
答：“南大精神”是一种盛大刚直的正气与节操，也就是孟子说的“浩然之气”，一种正义凛然的精神状态。孟子说它必须以正直的方法培育修养，并且与道义相配合，才能充盈于天地之间。到了文天祥，它是天上的星辰，地上的河岳，人身上的浩然正气。陈六使先生与先辈们，便是以浩然正气创立南大。它发生在南大，所以是南大精神；发生在牛车水，便是牛车水精神；发生在抗沙斯的时空，便是抗沙斯精神。所以，南大精神是先南大而存在，并且在南大消失后，仍然是充盈于天地间的一股正气。培育修养这种正气能让一个生命立于不败之地。
问：可以谈一下你在南大的生活，以及南大学习对你的影响？
答：我在南大生活简单，穿梭在课室和宿舍之间。读书、思考、创作。我的许多重要诗篇和小说，都在南大完成。当时的南大，环境动荡不安，但是，我因为没有被吓倒，反而觉得那是个明代陈继儒笔下的“佳思忽来，书能下酒；侠情一往，云可赠人”的好地方。
问：你是第一位杰出南大校友获得这项殊荣。到9月初旬毕业典礼举行的时候，你将回到母校校园，接受这项殊荣，你心中有什么感想？
答：这将是我毕业后35年来，第一次回到云南园。青驹别易，一晃35年。今年初，在获颁水晶奖时，我还收到国立大学注册处为嘉奖杰出校友寄来的贺函，可见我实际上得等到2005年南大复名后，才能真正脱离“学术吉卜赛人”的身份和命运。然而我提早回来了，这是荣归啊！我要特别感谢徐冠林校长对我的厚爱，副校长林文钦教授、陈丁琦副教授、陈企业副教授的关心，要不是他们的一再坚持鼓励，我一时不可能回来。
南大从半个世纪前创校，到四分之一世纪前成为历史名词，时间短得离奇，而且整段历史似乎仍在眼前，南大的大是大非，目前还不是史家一语定评的时候。既然历史自有公道，一切还是留待后人。
正因这所在筚路蓝缕中诞生的学府，至今仍活在许多人鲜活的记忆之中，而大多数旧南大生于今健在，所以在谈论南大问题时，谁也无法不去碰触这个时而愈合时而迸裂的伤口，而且谁也无法排除主观上的悲欢情绪。作为一名旧南大生，南大至今还是我期期不能下笔的课题。陈瑞献曾经说南大是母亲，可是这个母亲已死。这是无法挽回的悲剧；即使复名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这种沉痛，确实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
可是，随着南洋理工大学即将在两年后改名南洋大学，正式同旧南大衔接，南大却又是我们目前无法回避的课题。陈瑞献认为，“如果新南大由于地缘，乃至血缘的关系要跟旧南大的历史汇源，这不但可行，而且可喜。”不管新旧南大生会如何看待这件事，复名即将成为事实，而早已成为历史的南大，很快便将因接到新的火种，而传述另一段全新的故事。但是，已死的南大怎样也不能复活。处于历史转角上的旧南大生，现在已经不能不开始调适自己的心情。
基于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对许多旧南大生而言，南大复名总是忧喜参半。可忧的是，在心理上要怎样才能接受复名这个事实？要怎样才能感受到复名的拳拳诚意？同时，要如何才能和新南大生找到认同？可喜的是，已经消灭的南大的薪火，即将有所延续。而这段令人难以释怀的历史，也将朝一个新的方向推展。
南大之所以值得复名，正说明南大精神永垂不朽。这是一个登高一呼，万山回应，全民兴学，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也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这是新加坡兴邦建国之本，也是在对抗沙斯危机时前线战士所不能没有的精神力量。对于南大杰出校友陈瑞献来说，南大精神更是天地间的浩然之气。因此，南大复名的意义如何，或许就须看新南大如何继承这股南大精神。
对新旧南大的衔接问题，陈瑞献已经提出了他的五个希望，其中包括恢复创办人陈六使的身份和尊严、将旧南大牌坊迁到新校门、恢复南大的人文气息、重办中文系、让南大复名。
我相信，许许多多旧南大生都会同意，这些都是衔接新旧南大的重要门径。而对旧南大生而言，让象征旧南大的牌坊重新站立在新南大的正门，恢复它应有的尊严，意义尤其重大。也只有这样，这所在旧址上建立起来的新南大，才能让旧南大生找回心灵的故乡。
陈瑞献认为，“以忠于历史的理由，让牌坊继续像孤魂野鬼那样，弃之荒郊，才是不顾历史，不爱护文物的做法。”这正是旧南大生最大的苦痛。
陈瑞献相信，只要做到这几点，“南大同学会擦干眼泪，看到他们的母亲在云端微笑。”我辈旧南大生，何尝不想看到这一丝现在天边的微笑？
(作者是《联合早报》财经组执行级记者；南洋大学第19届毕业生)
我的补充是，南大一直处在逆境中，南大生一直遭受歧视和不公的对待，南大精神和南大生精神中还有“在逆境中顽抗”“不向现实低头”“不畏强权”“为民族教育牺牲自我”的反抗精神。在历次南大的风风雨雨中，谁都感受到南大生的“匡正义，反强权”的凛然正气。
南大是东南亚华社出钱出力建立起来的，是专为东南亚华校毕业生提供深造的高等教育机构，它的存在并不仅仅为着新加坡。新加坡独立后的语文政策以及后来历史的发展直接影响了南大的生存。特别对马来西亚华校独中生来说，去路受阻，南大的关闭伤透了马来西亚华社的心，对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有深刻的不良影响。
我们今天来谈南大问题，谈南大的精神，谈复办、复名，无法脱离历史去谈。我们更不能企图掩盖历史的一部分，特别是重要的部分。时至今日，痛定思痛，我们应该勇敢地去面对历史，还历史的真实，实事求是地去谈、去讨论、去落实。
徐冠林校长说：“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对南大最具杀伤力因素的不是政治，而是语文。”我们可以理解徐校长这话的用心良苦和曲折。事实上，对南大的改制是完全基于政治的需要而进行的。语文是政治的手段，是政治的利器。语文政策是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去制定的。所以说：对南大最具杀伤力的因素是语文政策，而不是语文。
就在改制之前或改制声中，对认真从事学术研究和学习的同学来说，我们并没有抱着成见，扬弃英文而不学。我们深知英文的国际使用价值和在学术上的重要性。以我就读的地理系而言，我们的一些学科如地形学、气象学、自然地理等用的好一部分都是英文课本和参考书，我们并不排斥。
从许多后来出国深造的同学考入或被接受到国外著名大学就读，成功取得学位，并在大学中教课，以及许多在工商企业界和跨国集团服务的南大生的成就来看，就可知当时同学们是认真地对待英文，重视英文。然而，为什么还反对改制呢？那是维护南大做为一所民间的华文大学，维护华文教育，维护南大精神而群起反对的。
做为一所以华文为主要媒介语的华文大学，南大在1980年与新大合并后便已正式结束。因为国大除了中文系外，是一所纯英文大学。这使整个维护华文教育的华社和前南大生从此步入悲情，那股沮丧和挫伤是不可言喻的。这就是徐校长所说的：“华社对南大的情结，是华人对母语和中华文化热爱的表现，虽然过了二十多年，对母语当年的渐次式微、衰败的沉痛，一有机会，仍然表露无遗。”
今天我们在此不是要重提旧账，抑或是要去鼓动什么反对浪潮，而是希望各有关方面正视历史，面对历史，不要回避历史的症结。“解铃还需系铃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很好地解开华社以及所有热爱南大的人士和前南大生的创痛的情意结，走出悲情，为新南大贡献一份力量。
我们乐于看到徐校长的大度和对华文教育以及中华文化的热爱，特别是他的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在南洋理工大学这个基础上去重塑南大精神，对他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我表示由衷的敬佩和赞赏。
从徐校长的热情洋溢但不失分寸的讲话中，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掌校方针，既务实又不失理想和抱负，充分显现一个华校生以国家社稷为重的精神，也体现了他做为一个科技人员的谨慎、精确和务实办事的态度。
《联合早报》社论说得好：“尽管对南大的历史有不同的解读与体会，但有一点倒是一致的：南大必须向前看，必须与时并进。”今天的南大必须在务实的环境中，要具备原南大的拼博与奋发的精神，有抱负，有理想地走出新方向。
这样才不辜负陈六使等一代人创建南大的心愿和期望，这样才能让所有原南大生抛弃前嫌，不计伤痛再为南大贡献一份力量。也只有这样，才能如徐校长所期望的，以2005年为起点，逐步落实南大的华英双语并重的政策，兴办完备的中文系而后发展为华文学院，以及全面拓展为综合性大学，并为东南亚华社，特别是为马来西亚华校独中生开放的情况下，把“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传统结合为一，把历史的伤口缝上。”
我们殷切地期待恢复南大原有的名誉和尊严，早日实现南大的复办和复名，建立一个结合南大精神的新南大。
(作者是南洋大学第7届地理系毕业生，现从事东南亚华人历史研究。本文为作者在新山南方学院主持“南大精神与民族教育”座谈会上的讲稿。)
南大牌坊对旧南大生就这么重要吗？她代表了什么？有关当局不是在新南大校园复造了一座新牌坊吗？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将旧牌坊迁到新校园门口，有这个必要吗？在这里我想说说我与南大牌坊的故事，读了我的故事后，你或许就有答案了。
我是南洋大学第14届毕业生，1970年进入南大就读，那是南大办学史上的顶峰时期。第一次到南大的情境，至今历历在目。记得那是1970年开学前新生注册缴费的最后一天。那天下午，我带着父亲辛苦筹借到的三百多元学费，在武吉知马路上段（俗称七条石）等搭巴士上南大。当时，只有绿色巴士的174号车直接驶入南大校园。我等了好久，都不见174号车，因怕迟到，我转搭了另一路线的巴士，在南大牌坊旁下车。
第一次站在高大雄伟的南大牌坊底下，我抬头望了望，“南洋大学”四个字庄严肃穆地高高挂在牌坊上。南洋大学是前辈先贤不畏艰苦，在布满荆棘的土地上为我们开辟出来的校园。我现在就站在她的牌坊底下，在她亲切地俯视下，走进南大，开始我四年难忘的大学生活。
当时的南大牌坊后是一条路面不宽的马路，直通南大校园。道路两旁种满枝叶茂密的相思树，树后是一片一片的果菜园，其间稀落地散布着几间农舍，夹杂着几声鸡犬声。我第一次到南大，从南大牌坊进入，独自一人漫步在这平静祥和、林阴密布的道路上，适才等车的焦急与不安已不复存在。从此，南大牌坊是我，也是所有南大同学每周进入南大的必经之路。
两年后，三妹也进南大；再两年，四妹也报读南大。可以说从1970年到1977年，这八年间，南大一直是我们家的生活中心。最后一次回南大，是在1977年参加四妹的毕业典礼。我从建国堂下来，经过行政楼、南大湖、永祺餐厅，再转入医务所，步上小山坡到图书馆，一路走来满身大汗，校园里风姿绰约的相思树不见了，耀眼的阳光照得我眼睛都睁不开。我熟悉的校园变得陌生了。不久，南大停办了。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去过。没有回去，是因为找不到回校的路；是因为寻不回母校熟悉的身影；是因为
再回去，是25年后家中老二报读南大。我终于鼓起勇气，由先生开车载我去。站在华裔馆（旧行政楼）前，我寻不回云南园昔日的同窗共读；寻不回南大湖畔的欢声笑语。寻不回至今，我还是回不去。
陈瑞献学长说，请把旧南大牌坊迁到新校门，不要让她像孤魂野鬼似地弃于荒郊。我想说，请把旧南大牌坊迁到新校门，让我们找到回校的路。别让千万的南大学子，徘徊在校门之外。
如果旧南大牌坊能迁到新校门，让我能再次在她亲切的俯视下，走进南大参加我儿的毕业典礼，此生无憾！
(作者是南大第14届毕业生 )
白士泮（南大毕业生）
这是令人兴奋的消息，记得前几年已故南洋大学秘书长潘受也曾获颁南大的名誉博士。潘受不是南大校友，是南大的教职员。
陈瑞献在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向新南大提出了几项建：恢复南大倡办人陈六使先生的身份与尊严；把旧南大牌坊迁到新校门；重办南大的旗舰学系中文系；恢复南大的人文风气；复名。
我所接触的南大校友都表示，这是很好的建议，校友会鼎力支持，新南大如果要与旧南大衔接历史，必须办这几件事。
据我从报章上阅读南洋理工大学新校长徐冠林教授的谈话，以及聆听他于7月26日应陈嘉庚国际学会与陈嘉庚基金邀请，在文华酒店的演讲，感觉到他正在努力筹办高水准的中文系，建立南大的人文风气以及争取复名。可以这么说，徐校长已经接受了陈瑞献所提的五项建议中的三项。
有关恢复陈六使先生的身份与尊严这项工作，徐校长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他告诉专题演讲会的出席者，陈六使的铜像已经从华裔馆二楼的展览厅入口处搬迁到一楼的大厅，记得华裔馆一楼的大厅就是原来放置陈六使铜像的地方。
陈六使领导东南亚华人社会创办南大，创校过程遭到许多波折，为了避免影响创办南大的开课，他自己掏腰包支付30余万元给林语堂等人。从1956年南大开学至1964年陈六使卸下南大执委会主席职务期间，南大财务拮据，无法支付教职员薪金时，都由陈六使先垫付，收到捐款及学费后，经济比较宽裕时才归还给他。
据南大第一届校友郑奋兴说，陈六使卸任后依然关心南大，当南大筹建礼堂，奖金不足时，他捐献巨款完成礼堂的工程。
从1953年倡办南大至1972年陈六使逝世，他对南大所作的贡献是非言语所能讲述，非笔墨所能形容的。
很不幸地，1964年内政部褫夺陈六使的公民权，这是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担任中华总商会时，领导总商会为定居本地多年，已经融入本地社会的各族居民争取到的权利。几年后，内政部恢复陈六使的公民权，他的侄儿陈永裕（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曾任总商会会长多年）到内政部领回他的公民权证书。
陈六使被褫夺公民权后，仍旧担任福建会馆主席，领导福建社群，华社族群仍旧尊敬他，南大校友与当时的在籍南大学生更加尊敬他。
1972年9月11日陈六使与世长辞，享年76岁，他出殡之日，南大师生将校旗覆盖在他的灵柩上，送殡行列多达7000人，浩浩荡荡，庄严肃穆，沿途成千上万民众瞻仰，秩序井然，由此可见人们对他的尊敬程度。
对旧南大校友以及上了年纪的新加坡人来说，陈六使是他们熟悉及尊敬的人物，可是对现在的南大生来说，也许陈六使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新南大可以采取适当的方式，在校园内重现陈六使的光辉形象。
每当我进入新南大时，总觉得那个校门很普通，而旧南大的校门牌坊就不一样，很有气魄，很宏伟。陈瑞献的建议很好，校方不妨考虑把旧南大的校门牌坊迁移到新南大的校门处，加强新南大与旧南大的历史衔接，也增添新南大的校景特色。
（作者是退休的新闻工作者，南洋大学第五届中文系毕业生。）
最近谈论南洋大学的课题又多了起来。连李永乐、郑英豪、彭丽儿、陈松沾等新老南大同学，也加入了“战圈”！
那天陈瑞献讲话见诸报章之后，我当晚四点才闭目睡去，五点三刻又爬起来准备上班。
新加坡国立大学先后给了两位艺术家名誉博士，一是陈文希；一是黄荣庭。南洋理工大学也给了两位艺术家名誉博士，一位是潘受；一位是陈瑞献。给前两位，他们心安理得领了下台，风平浪静；但给后两位，却好像未上台便有些担心心不安理不得！因此潘受先生要我安排会见新闻与艺术部长，后来他遂心所愿，也讲了一些话，作了一首诗。这次陈瑞献原本可以如陈文希、黄荣庭，大大方方上台，为我们十届“南洋大学校友美展”同人领取崇高荣誉，但却选择走在潘受先生之后，大张旗鼓。
当然，潘受讲归讲，人家听不听，原本风马牛不相及；同样的，陈瑞献讲归讲，人家听不听，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等热闹过去，一切便如云烟了。
倒是南洋大学牌坊搬动的事，我认为陈瑞献所举的例子，并不相关，所以在此略抒管见。
我认为：南大牌坊不可搬！你搬它，即是拆它！请想想看，连工人都不忍心把它拆掉，让它可以苟延残喘至今，我们作为它哺育下的儿女，怎么可以把它铲平？中外哪座名山名刹的山门是可以搬的？
目前南大有两个牌坊，我叫它“真假西天”。当杨荣文部长为云南园牌坊揭幕时，谁也没料到裕廊路的原南大入口处的牌坊，会“阴魂不散”，从“无名”中“复名”！于是吊诡的事来了，这两个“西天”，要留哪一个？
我的看法是，南洋理工大学工程学院如今济济多士，他们可以为原南大牌坊的入口处（即原Nanyany Avenue开头处），设计一条新的路，接到现在叫先驱路的原南洋大学进门处（即旧云南书店所在/南大校卫站岗的地方）。
当年国家聪明的规划师可以让我们今天一步入旧南大牌坊，便得上一个小山岗（一说是公园）；走下山岗，进入的是私人洋房的住宅区，接着又进入组屋区，最后是一条宽阔的环岛高速公路使你无法前行。让你只可痴痴地在这一头望到对面的一片大□芭，以及上面写着斗大的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芭之后不远的地方，依稀是生物系的所在！）
那么，今天我们也可重新打开这条被封闭的路！即使会弯曲一点，走远一些，但为了探访你多苦多难的“母亲”，你有什么可以埋怨的？
我想，当这条路打通之后，我们可以再请杨荣文部长举行一个开路仪式，顺便请他回去云南园，把他以前揭幕的新南大牌坊落幕拆除，为整个南大牌坊事件，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南大的事，不光是牌坊解决了便一了百了，它还有许许多多看不到理不完的事。譬如，在今天极其脆弱的中学及高中华文基础上，中文系如何强大？以前的菁莪径、儒林道、南洋谷等有没有机会“重光”？永祺厅三个字不见了，会挂回来吗
这里，我顺记一件往事：
1986年圣诞节前夕，我与南洋大学之老潘受先生到李氏基金吃午饭。当天，饭友们忽然聊起：“南大怎么了？”
饭后已快四点了，潘先生决定不回家午睡，叫我即刻驱车去裕廊旧南大牌坊看个究竟。回家路上，他一言不发。次日一早他来电说：昨晚写了重过南园七绝八首，你等一下过来看。当天十点我拿到这八首诗，现在抄录第一及第七两首，送给原云南园的儿女们：
风貌南园判昨今，
南大，我们的母亲，如果你仅剩的一片山门都给人家拆掉了，你在天上还会笑吗？
（作者是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南洋大学第13届中文系毕业生）
黄鹤楼建于公元223年,至唐永泰元年（公元765年）黄鹤楼已具规模,然而兵火频繁,黄鹤楼屡建屡废,屡废屡建，清朝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又重建,再毁于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1981年10月，武汉市政府重建黄鹤楼,1985年6月落成,高大雄伟、金碧辉煌,成为武汉市的标志性建筑。黄鹤楼数度重建的一个特点是，每一回重建都不是在原来的位置上。
谈黄鹤楼，是因为最近南大课题又成为焦点，崔颢的千古名篇《黄鹤楼》诗云：“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州。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古人的诗能让我们移情载物，读《黄鹤楼》不禁使我想起云南园，或说谈起云南园，就不禁要想起这首诗。
黄鹤楼就像中国历代数不尽的名楼古寺，有人毁便有人重建。永远有后人乘着黄鹤而来，延续第一代人的功绩和精神，实在的形体不可能保留原貌，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时代意义的事业遗产却活在后人的心中。
我们今天来看南大，不管是南大牌楼、南大的“招牌系”中文系，还是南大精神，不应只是怀旧，不应只是要救活一座旧牌楼，不只是要救活一个南大的称呼，而是要救活新、马华人社会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让原本历史苍白的新加坡重拾一点生命的源泉。尤其是在此建国38周年，新加坡人面临立国以来的最严峻经济危机、信心危机的时候，我们来谈南大，有新的时代意义。
所幸的是，新加坡一直忘不了南大。诗云“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我们对南大那种“日暮乡关”之情，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乡土感情。南大校长徐冠林不久前受陈嘉庚国际学会和陈嘉庚基金之邀发表了一篇情理兼容的演说，形容前南大校友“就像曾遭到大风雪掩盖那般，过了严冬，现在纷纷冒出头来”，触动了不少南大毕业生的心弦。前南大生对南大的怀念只是被压抑着，正如多元艺术家陈瑞献以“吉普赛人”自喻，很多前南大生都能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时代的变迁给他们流浪飘荡的心灵一次回归的机会，南大的旧牌坊是否重新迁移到今日的南大入口处，堂堂正正见证南大今后的成长，只是个技术的问题。即使重造一个百分百的旧南大牌坊，而让旧南大牌坊像历史遗迹般立在原址上，让人“发思古之悠情”又何妨，因为能够在今日南大校门口重造旧南大牌坊，便是对历史一个交代，但这也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我们相信真心希望为南大“做点事”的徐校长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切切实实的带领前南大生的心灵重回云南园。也让未来的南大生领略什么是“日暮乡关”之情，如此也才能进一步发扬南大精神。
I enrolled in the NUS in 1980 when Nanyang University merged with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 attended the same lectures and tutorials as the undergrads from Nanyang University although I was a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undergrad. From that year until now the logo of NU remains in the Coat of Arms of the NUS. NU is part of NUS as one of two founder universities. Having two Coats of Arms signifying the existence of NU will lead to a very confused state of affairs for your alma mater. NTU has a different history from NU.So call a spade, a spade and not confused it with a hoe. (Aug 3, 2003)
【回目录】
从校友网页与联合早报所收集的校友文章来看校友对南大理大融合这一议题的反应，几乎可说是两个极端；欢悦者有之，愤懑者有之，并非基于立场或个人利益的考量，而是由于各人着重在不同的层面有以致之。但不论如何，两方都有个共同点，其反应纯出自对母校的挚爱。我们不信有谁是在“卖校求荣”，出此激言者无疑是出自爱校心切，但细想时至今日，还有何校可卖，何荣可求哉？
南大的诞生是无数星马华人的心血与期待，南大的关闭是无数华人的痛心与失望乃
至怨怒。南大问题我们或可分开来谈：
今天投票，即使包括新加坡政府及其最高层领导，也将获一百巴仙的支持率，免论。
今日要复名，要恢复南大精神，已说明了关闭南大是个历史性的错误。
如果单纯地说南大之亡是由于她是华文大学，我们觉得是不符史实。新加坡的英语
化国策是她的致命因素；当年新加坡中小华校全面走向英语化，釜底抽薪，南大焉
能不亡？新加坡当年是否必须英语化是一个争议点，但英语化除了当政者为加强新
加坡人的国际竞争能力的本愿之外，其中不无其政治因素。也就是说，南大之亡实
质上是亡于当政者之手，语文因素只是策略所造成的现实，是相对因素而非绝对因
素。
众所周知，昔年南大与执政党的关系并不“和谐”，除南大最终被并入国大，形同
关闭之外，关闭后某些执行人员在云南园凶残的灭迹行动更可作为注脚。按理污
辱南大校门，铲平南大大礼堂，破尽校园中的相思树等等不理性的行为，不应是上
层指示，世间就有许许多多自以为“善揣上意”的奴才，自作主张地恃强行事以取悦
主人。但我们也不能一竹杆打翻整船人，新加坡政府中具胸怀与理念者到底占大多
数。当有政治斗争的因素渗杂在内的时候，面对存亡，不惜玉石俱焚的情况是有的。
但这一因素一旦不存在，就会对事物作更客观的深思。近年新加坡政府不断对南大
作出最高评价，足见公道自在人心。
花近客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借杜甫诗)
有些校友认为复名是新加坡政府阻碍南大复校，或清洗过去关闭南大的历史罪名的
一种手段。这到回我们在本文开始时所提出的情况。
我们可以将复名的效应分为两个方面看：
若南大校友们单纯杯葛或袖手旁观，又怎能怪未来的南大真的成了假南大？若南大校友
在复名过程全力协助参与，假南大也能变回真南大。
五胡乱华时胡人皇帝如何残杀汉人并将名城古都化作废墟，元朝皇帝将汉人列为末等公民，犹在色目人(外国人)之下，清人入侵时的杨州十日与嘉定三屠，清末西方列强与日本如何欺凌中国，中国人读史时没有人不咬牙切齿，但更重要的却是，如何重建中国。
历史的错误不能免，但历史的流程却更重要。
南大关闭是个事实，南大复校是个诉求。但建立大学又岂属等闲？廿多年来南大校友
连共识都难以达成，又如何奢谈涉及巨大人力物力的“复办南大”？郑奋兴教授在
“网上南上--梦幻抑真实”中有段纪实：
参加了1992多伦多第一次南大校友联谊会后，当时还是马来西亚公民的郑教授对自
己说：
“何不将新南大建在温哥华，因为温哥华是世上最好居住的城市。”
为此他开始在温哥华Peachland附近寻找地段。 地产经纪很快替他找到一块534英亩
的土地，距离Peachland只有十分钟的路程，只值价加币50万元。“事情似乎顺利得
令人难以置信。”
看了那块土地。发现“这有两个湖泊，一个小的湖泊在进口处，一个大一点的湖泊
在中央。土地面积，山坡和低谷都跟新加坡的南大校园很相像。我们在这里拍了很
多张照片，毫无疑问这里将是新南大最理想的校园。 ”
但进一步探询这片土地可否重新规划为大学校园时，“Peachland工程师说，只要我
们允许公众到这里野餐，这该不成问题。不过他提醒我们说，我们必须建造自己的
公路，自己拉电缆，造下水道跟建造自己的水供系统等等。”约略一算就超过了一
亿元加币 。 。 。 。 。 。
相信一定还有其他学长也会有过如郑教授类似的经历。办大学须要社群支持，要政
府支助，同时也受限于各国的政府条例。真要坐下来重办一间大学，其牵涉之广恐
怕会大出意料之外。而且对许多南大校友来说，不在云南园的南大，在感情上恐
怕也难以全面接受。
2002年，理大前校长詹道存教授在应届毕业典礼上说：“归根结底，南大的改变
（恢复南洋大学的原称）不能只是基于情绪。改换名称有如在改换一种品牌，改变
一定要走到众所认同的高价位上。”换句话说，“南洋大学”要不是一个高价位的
品牌，恐怕也就没有复名的必要了。 ”
现任校长徐冠林教授更进一步给理工大学复名为南洋大学订下时间表，同时自已先
立下条件：“新南大再度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这时，恢复正名南洋大学，是很自
然而且可能的事 。 。 。 。只是我认为必须先搞好精神教育，如果新南大不能注
入旧南大“自强不息、力争上游、自力更生”的精神，虽然称为南洋大学，但是还
会像一所冒牌学校，得不到旧南大人的认同。”
这一新发展又在校友之间引发争论。两任校长盛意拳拳地请校友们支持，将云南园
改回原来的名称：南洋大学，有校友们将这一意愿看成是“盗名”，是要澈底摧毁陈
六使先生手创的南洋大学，推出一间假南大以让真南大“神形俱灭”。这些看法是基于
过去新加坡政府对南洋大学的作为而推论。但也有校友们认为将云南重名为南洋大学，
恢复南大的学科，并且将南大精神引回校园，虽非“复校”，但却可由此往“复校”
的方向展。
一间大学在关闭廿多年之后仍能历久弥新的长存在人们的内心，经过了漫长的时日不
仅不曾过时，反而随着世局的发展更加显现其时代意义。我们认为徐校长主导下，
名实兼顾的复名运动是对南洋大学，是对陈六使先生等创校先贤由衷的肯定与最崇高的敬
意。南洋大学过去跟政府之间的关系因当时的政治环境与政治因素渗入而使到情况
复杂化，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今后更应将教育与政治清楚划分。南大课题关系后
代子孙的前途，两任校长都是学者而非政治人物，我们坚信他们推动复名是本着知
识份子的良知，他们要对政府负责，但更要对民众同胞负责，对历史负责。对此我
们也该排除政治徵结，纯从教育的角度看待整个事件。
为此我们也认为身为南大校友没有理由不给予徐冠林校长全力的支持，因为这一支持也意味着支持一个协助我们将南大带回云南园的学者，支持陈六使先生等创校先贤的遗愿在云南园延继，支持新加坡政府对南洋大学的最后肯定，支持徐校长完成他的使命，使得南洋大学
的使命重生，在新世纪作出更伟大的贡献。
但另一个问题也因而产生：南大复名不是复校，南大校友复校的诉求难道只止于复名？
当然不应如此，我们还要从另一些层面作出探讨。
一般上没有人会简单地问“南大复名好不好”？大家都会问“在什么条件下复名”？所以问题不在支持不支持复名，而在于什么条件下的复名才能被接受。
对一些南大校友来说，令到复名复杂化的根本因素，在于他们认定复名运动是新加
坡政府的高层指示，而今天要将南大复名的新加坡政府，就是1980年将南大关闭的
新加坡政府。也因为这一因素，令他们的思考倾向历史的回顾，他们的问题偏重于：
“复名的政治动机是什么？”当他们以此为依据时，“南大复名”已由教育文化问
题转变为政治问题。
南大被关闭普遍上被认为是滥觞于政治因素，但今天看待南大复名，却应循教育文化与南洋大学的本质作出探讨。
陈六使先生令人崇敬怀念至今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在整个创校过程，他只有奉献，
而无私毫个人的利害荣辱的考虑。他令一间不可能诞生的华文大学诞生在新加坡土
地上，或可看成是新加坡两百年来华教基业的突破与提升，或可看成是千万海外华
裔的共同愿望的实现，或可看成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与豪情壮志的的体
现，或可看成是华裔父老为子孙后代建立华族文化堡垒任务的完成。值得注意的是，
所有参与建校的各阶层人士从未想过在创办南大的过程获得任何的利益或名望，更
加没想到要青史留名。惟一驱使他们勇往直前的是他们的使命感，是对子孙后代的
责任。
在这情况下，关闭后的南大能否重生，能否继续承担她由建校先贤咐托的使命，应
远比任何其他方面的考虑更为重要，更具意义。“使命”不是“产业”，南大校友
对“南大使命”只有天职而无“拥有权”。谁愿承担责任，务使南大的使命得以延续，
谁就应获得南大校友的全力支持。
台湾作家柏杨说了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汉唐会亡，中国不会亡”。对南洋大学
我们也应抱有同样的信念。今天的复名运动，可否看作“南大不会亡”的佐证呢？
如果南洋理工大学当局今天就宣布“复名”，校友之中没几人会认同或支持。但建
立南大之实而后复南大之名，南大校友又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呢？创立南大留名青史
虽是好事，但却非南大创校先贤的本愿，在他们看来恐怕也不怎么重要。南大能在
云南园不绝流传造福子孙，才是他们所真正喜闻乐见。
南大既然不会亡，身为南大儿女又何必要她非死不可呢？
支持不支持复名是个含混不清的问题。如何复名才是思考的中心。今天要列出“复
名的条件”不仅要照顾历史，也要照顾当前现实。最重要的还是，它是否会给下一
代带来南大创办人所盼望看到的文化效应。
陈瑞献的五点建议：
一、恢复陈六使先生的身份与尊严。
以前四点作为复名的底线。南洋理工大学徐冠林校长具相同的意愿并已作出行动与布署。其中第四点“恢复南大的人文风气”较为高难度并会留下“各自表述”的空间。昔年南大学生都是来自华校中学，有其华文文化基础才有其人文风气。如今不仅环境剧变，而且新加坡已无华校生来源，除非有非常措施，要达成这一目标恐怕要从根做起。
此外语文问题恐怕也是个争议点。某种语文的重要性有其时限。在东方，唐朝时
中文最“重要”，在西方，中世纪时拉丁文最“重要”，英文“重要”也不过是近
两百年之事。但许多国家在认同英文的重要性之时，也不过是加强对英语的学语，罕有人
会用之以取代自己本国的语言文字。面对当前的世局发展，新加坡应否由英语独尊
而走向华英并重？而未来的南洋大学可否主导此一历史性的转变呢？
经历多年，新加坡政府进一步觉察为下一代建立坚强文化根基已刻不容缓。新加坡三大种族之中，巫人与印度人都有其坚定的宗教信仰，早年新加坡华人藉以抗衡的是引以自傲的中华文化，对自身文化的热爱普遍上也以华人为最。但全盘英化之后，对巫印人冲激不大，对华人却可能意外地起了“文化斩首”的作用，文化意识由最强转为最弱，伪西方文化的隐忧主要针对的恐怕是华人子弟。新加坡领导人近年强调儒家文化，华社高呼保留文化根基是事出有因。说到保留文化根基，又有谁会忘得了南洋大学？归根结底，南大复名除了对历史的交待，延续南大的使命在今天的新加坡确有其迫切性，否则理大建校廿多年成就斐然，规模十倍于前南大，又何须去复名？
循教育文化的观点来看，南大复名主要是在技术问题而非认同的问题。若要谈论底线的话，曾子的一句话可作为导引：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历史可作为后世的动力泉源，给后人建立信念与信心，但能延续的历史无疑更有价
值。“后来做了些什么？”是个尖锐的，发人深思的问题。
南洋大学光辉的历史无人置疑，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与其将她送进历史博物院，千
秋万载让后人凭吊，何如让她继续她的使命，让南大的历史不仅有过去式，还要有
现在式与未来式。南洋大学过去受到排挤，今天却受到重视，只说明一件事：南大
的使命在50年前具重大意义，50年后的今天也同样具重大意义，顺此流向，将来恐
怕会具更重大的意义。陈六使先生等创校先贤就如同人类史上历代的先知，其远见
因时代的发展而愈显现其光芒。
成吉思汗征服其他国家时，最注重其工匠，收容善待，其他行业者都加以杀害，或
收作奴婢。后来汉化的契丹学者耶律楚材给以开导：不仅制作工具武器需要工匠，
治国也一样需要“工匠”，而治国的工匠就是读书人。成吉思汗立时“顿悟”，从
那时候起蒙古的统治者才开始重视更高层次的治国工匠：读书人，对日后蒙古的发
展起极深远的影响。在“治国工匠”的筹策下，才能由野蛮的蒙古部落集团转型为
一个空前绝后的蒙古大帝国。征服中国的忽必烈本身就是个汉化的蒙古帝王。
在此我们可以推演出另一种层次。经济是延续国家民族生存的工具，文化也同样是
延续国家民族生存的工具，在广义来看，文化与经济的差异类同上述两种“工匠”
的差异。从过去的历史经验，经济与文化有其依存关系与先后的顺序，而文化进程
是人类发展的必经之途。健全的文化对国家民族，包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总体
上恐怕要占更重要的地位。
陈六使先生等创校先贤的理念，与在这理念下诞生的南洋大学，今天终于获得普遍
的认同。南洋理工大学徐冠林校长所要进行的南洋大学复名是名实相符的复名，我
们认为这一运动的意义重大。陈六使先生等创校先贤所领导的运动创立了南洋大学，
今天的运动是要将南洋大学迎回云南园，作为南洋大学的重现。两者不同模式，却
同样具重大的时代意义，理应不分阶层，不分国界，再度引发1953年大家所亲历的
历史效应。
必须澄清的是，我们关注的不是“校名”，而是南洋大学的实质。改校名可不费吹
灰之力，不过分秒即能“大功告成”，但要达成名实相符的南洋大学则是最高难度
的使命，历史与当前现实须得兼顾，端赖群策群力与集思广益。由于这一运动关
系下一代的教育与前途，我们认为身为华裔，校友跟非校友都肩负同样的使命与义
务。南大校友“与众不同”之处，也不过是多了一层“天职”，因为一个问题须要
回答：“他们后来做了些什么？”
当然要如何支持，如何参与，牵涉许许多多的技术问题。基本上，整个运动可分成
新加坡政府，南大校友与华人社群三造。众人自扫门前雪抑尽自己的一分职责？隔
岸观火抑投身其中？摇旗呐喊抑实际参与？大家的心态将直接影响这次运动的成效。
我们也说过，复名不是复校。现实地说，这次的复名运动，南大校友充其量恐怕只
能居第二线。虽然这毫不影响复名的重大意义，只不过身为南大校友，除了南大复
名，我们理应为母校做更多的事情。因而我们在关注南洋大学复名之余，也应从宏
观的角度，作其他向度的延伸与前瞻。
根据陆庭谕先生的一篇文章所述：
当南洋大学一再受到“报告书”的冲击时，陈六使先生已经意识到事态严重，他对
林连玉先生说：“我要放手，也在10届毕业生之后，难道10届毕业生，几千名之中
没有一个可以继承南大的?”
六使伯的这个问题，恐怕也在等着南大校友们去回答。
“南大是海外华人创办的第一所用华文教学的大学，要发扬中国固有的中华文化，
这要到哪里去寻找呢？如果南大现在还在，这会是一间很特别的大学。我曾经去过
很多大学，没有发现一所大学如南大毕业生那般对母校如此关心，如此支持，因为
他们的母校，是在高远的理想中孕育，在人为的困境中出生与长大，他们对母校的
忠诚大都没有限度的。我离开南大当晚特别受到学生欢送的感动，学生从校园排队
到我的家，我一一和他们握手道别，这是我终身最难忘及感动的事，当天我还问自
己是不是应该离开南大。这就是南大独一无二的地方。 ”
转眼南大已关闭23年。关闭前南大校友宁舍外国高薪职位返回母校服务者不胜枚举。关闭后南大校友相逢，必自然涌现那梦幻般的云南园，园中隐现的理想与理念，与那“恍若隔世”的校园生活。南大校友对母校之情基于历史因素，与坚持理念逆境求存的实证，自然而
然地有异寻常。许多人评南大校友对母校有宗教式的崇敬与挚爱。在这情况下，集一万二千名南大校友之力，南洋大学理应能复校以延续先贤遗志，同时结束南大校友无校可归的“吉甫赛人”状态。但过去廿多年来：
2。南大一万二千名校友散布四方，相互间多已失去连系。
3。虽然1992年韩素英教授呼吁重建南大获得普遍的共鸣，但南大同学却对如何重建南大，要重建怎样的南大，在哪里重建南大都难以达成共识，也没有一个行动中心拟定复校方案促成复校运动。
4。80年代之后新加坡与印尼的华校已消失，马来西亚华文独中处境艰难。各国政府
教育条例也在收紧。
5。马来西亚在政府条例下华社只能成立三间华文学院，马来亚南大校友会虽大力支
持，但也难复南洋大学的旧观。
6。大部份同学心中母校与云南园不可分割，要在云南园复校已无可能，许多人因而
认为母校已亡。
7。重建南大所涉及的惊人的财力物力，建校地点，学生来源等等，几乎都是无解的
难题。
但接下来却峰回路转柳暗花明。90年代末期中国崛起，世界兴起地球村的理念，所有人类文
化都成了全人类的宝藏，加上全球进入互联网带动的资讯革命，过去的瓶颈逐一消弥。大环境，大气候全在改变，南洋大学复校显露了新希望。在此同时，新加坡年轻一代经历了廿多年与中华文化脱节之后出现了状况。在种种因素结合之下，云南园校园上另行建立的南洋理工大学由詹道存校长发起，由徐冠林校长全力推动的南大复名运动也应运而生。
面对这一新局面，南大复校的情势逆转。首先，南洋大学若重返云南园，落实名实
相符的承诺，对全球南大校友都是喜讯。当然，所有南大校友都不会要求1980年前
的南洋大学在云南园复制呈现，主要是南洋大学建校的理念获得尊重与延续，陈六
使先生获得平反，南大牌坊迁回正门作为象徵性并带实质性的行动。盼望南大与理
大能完全与政治脱钩，纯在文化教育的基础上建造彼此间的共识，在此共识下造成
两段历史的融合。校友回云南园不再有“江河之别”的感叹，重新寻回母校的温情，
能如此岂不快慰平生？
即以中华民族的发展来看，古时中华民族指的是汉族，随着历史的进展中华民族成
员扩展成汉满蒙回藏，说明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在此前提下，南大与理大的融合
是完全合乎中华文化的内涵同时顺应历史潮流。最重要的，是这一融合集两家之所
长，在未来世界能作出更伟大的供献。
为此我们再次为徐冠林校长的使命祝愿，同时深信华校出身，能深切了解南大与南大
生的徐校长必能不负众望。
但酝酿多时，在21世纪大环境，大气候下所释放的时代能量，应不止于促使南洋大
学在云南园重生。接下来我们要作概念上的探索，实务上的设想，看看南大同学能
否藉这时代能量所将带来的旋风扶摇直上，将本身就蕴涵无限能量的南洋大学推向
更高峰。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
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
这段对白说明了人生有不能自主的一面，但也有个人可为的一面。最少“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终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个人能力范围所能做到的。所以中华文化不仅毫无沙文主义的意味，而且具世所罕见的世界主义的宽阔情怀。(中国古代四海之内即天下，包括当时的“外国”)。南大校友爱校之情不至构成小圈子，相反的，它在本质上具无限的延伸性与包容性。我们感到未来南大的发展，也应以此为导引。
我们期望南洋大学在云南园重生，在此同时，我们也盼望南大校友能将建校先贤的
理念在更大范围提升。云南园是南洋大学的形体，形体是有限的。南洋大学的创立
过程与她走过的路，体现了令人崇敬的精神，而精神是无限的。陈瑞献学长将南大
精神称作浩然正气，散布于河岳日星，可保人生于不败。南大校友承受其惠泽，自
当发扬光大。形体的南洋大学得以重生值得全球南大校友欢呼，精神上的南洋大学
在校友及华社内心则从未曾一刻灭亡，非但如此，它将在新世纪的环境与条件下，
进一步营构更高层面的“形体”。
从形式上看，1980年南大与星大合并，成了国立新加坡大学的两个组成组成份子之一，换另一角度，国立新加坡大学至少部份可看成是南洋大学的成员。南大校园云南园上建立了南洋理工大学，今后理工大学名实相符地复名为南洋大学，自然而然是南洋大学主要成员。马来西亚三间华文学院在很大程度内承继了南洋大学的建校宗旨，广义上看跟南洋大学也同属一家。也就是说，南大虽在1980年“关闭”，今天再回头看，一个更大的南洋大学大家庭却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形成。这个“南洋大学”大家庭的发展潜力无限，郑奋兴教授名之为“大南大”(详大南大之旅)。
这也使我们想起中国神话中开天辟地的盘古，死后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
极五岳。
另一方面，威力超强的世纪资讯工具互联网，为南大校友提供了在任何时代人来说
都是梦寐以求的条件：
2。全球南大校友可以通过互联网加强个别校友会的组织，同时可经过网上筹组全球性校友会。若各地南大校友会能从联谊会社提升成为号招统一行动的指挥中心，必能发挥过去所未曾见的，举足轻重的力量。
3。南大同学之间多情谊而少组织的现状一旦转为“振臂一呼，天下风从”的团结团体，天下难有不可为之事。要另行复办一间南大，地上南大还是网上南大，都不再像以往的遥不可及。
当全球南大校友团结行动气候形成，大家可以共同研究以下的“路线图”：
2。全力扶助马来西亚三间华文学院，聚全球南大校友之力，从学术，连系与财力的
支持必能壮大三间华文学院的声势并带来实质的助力。
3。以上述两点为基础，在网上营建无国界的网上南洋大学。
4。在上述三大基础上，可在世上任何适合的地方，包括中国建立地上的南洋大学。
“路线图”让南大校友们重返母校，在这基础上更大范围地延续陈六使先生等创校先贤所殷切寄望的使命。同时结合具共同意愿的力量，南大，国大，新马三间华文学院，校友与非校友共襄义举，将形而上的“大南大”实质化。让后世鉴赏在教育文化前提下，大家所共同展现的，对时代将造成巨大推动力的，人类历史上所罕见的，气象恢宏的，现代版的："四海内外，皆兄弟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