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套外国电影中有位阿拉伯人在向美国人炫耀祖先的光荣史迹，军力经济学术都 凌驾西方，说了老半天，美国人只简单地问一句：他们后来做了些什么？

历史可作为后世的动力泉源，给后人建立信念与信心，但能延续的历史无疑更有价 值。“后来做了些什么？”是个尖锐的，发人深思的问题。

南洋大学光辉的历史无人置疑，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与其将她送进历史博物院，千 秋万载让后人凭吊，何如让她继续她的使命，让南大的历史不仅有过去式，还要有 现在式与未来式。南洋大学过去受到排挤，今天却受到重视，只说明一件事：南大 的使命在50年前具重大意义，50年后的今天也同样具重大意义，顺此流向，将来恐 怕会具更重大的意义。陈六使先生等创校先贤就如同人类史上历代的先知，其远见 因时代的发展而愈显现其光芒。

成吉思汗征服其他国家时，最注重其工匠，收容善待，其他行业者都加以杀害，或 收作奴婢。后来汉化的契丹学者耶律楚材给以开导：不仅制作工具武器需要工匠， 治国也一样需要“工匠”，而治国的工匠就是读书人。成吉思汗立时“顿悟”，从 那时候起蒙古的统治者才开始重视更高层次的治国工匠：读书人，对日后蒙古的发 展起极深远的影响。在“治国工匠”的筹策下，才能由野蛮的蒙古部落集团转型为 一个空前绝后的蒙古大帝国。征服中国的忽必烈本身就是个汉化的蒙古帝王。

在此我们可以推演出另一种层次。经济是延续国家民族生存的工具，文化也同样是 延续国家民族生存的工具，在广义来看，文化与经济的差异类同上述两种“工匠” 的差异。从过去的历史经验，经济与文化有其依存关系与先后的顺序，而文化进程 是人类发展的必经之途。健全的文化对国家民族，包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总体 上恐怕要占更重要的地位。

陈六使先生等创校先贤的理念，与在这理念下诞生的南洋大学，今天终于获得普遍 的认同。南洋理工大学徐冠林校长所要进行的南洋大学复名是名实相符的复名，我 们认为这一运动的意义重大。陈六使先生等创校先贤所领导的运动创立了南洋大学， 今天的运动是要将南洋大学迎回云南园，作为南洋大学的重现。两者不同模式，却 同样具重大的时代意义，理应不分阶层，不分国界，再度引发1953年大家所亲历的 历史效应。

必须澄清的是，我们关注的不是“校名”，而是南洋大学的实质。改校名可不费吹 灰之力，不过分秒即能“大功告成”，但要达成名实相符的南洋大学则是最高难度 的使命，历史与当前现实须得兼顾，端赖群策群力与集思广益。由于这一运动关 系下一代的教育与前途，我们认为身为华裔，校友跟非校友都肩负同样的使命与义 务。南大校友“与众不同”之处，也不过是多了一层“天职”，因为一个问题须要 回答：“他们后来做了些什么？”

当然要如何支持，如何参与，牵涉许许多多的技术问题。基本上，整个运动可分成 新加坡政府，南大校友与华人社群三造。众人自扫门前雪抑尽自己的一分职责？隔 岸观火抑投身其中？摇旗呐喊抑实际参与？大家的心态将直接影响这次运动的成效。

我们也说过，复名不是复校。现实地说，这次的复名运动，南大校友充其量恐怕只 能居第二线。虽然这毫不影响复名的重大意义，只不过身为南大校友，除了南大复 名，我们理应为母校做更多的事情。因而我们在关注南洋大学复名之余，也应从宏 观的角度，作其他向度的延伸与前瞻。

根据陆庭谕先生的一篇文章所述：

当南洋大学一再受到“报告书”的冲击时，陈六使先生已经意识到事态严重，他对 林连玉先生说：“我要放手，也在10届毕业生之后，难道10届毕业生，几千名之中 没有一个可以继承南大的?”

六使伯的这个问题，恐怕也在等着南大校友们去回答。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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