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南大复名，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孤立地，或断章取义地令问题焦点混淆。

一般上没有人会简单地问“南大复名好不好”？大家都会问“在什么条件下复名”？所以问题不在支持不支持复名，而在于什么条件下的复名才能被接受。

对一些南大校友来说，令到复名复杂化的根本因素，在于他们认定复名运动是新加 坡政府的高层指示，而今天要将南大复名的新加坡政府，就是1980年将南大关闭的 新加坡政府。也因为这一因素，令他们的思考倾向历史的回顾，他们的问题偏重于： “复名的政治动机是什么？”当他们以此为依据时，“南大复名”已由教育文化问 题转变为政治问题。

南大被关闭普遍上被认为是滥觞于政治因素，但今天看待南大复名，却应循教育文化与南洋大学的本质作出探讨。

南大是使命而非产业

陈六使先生令人崇敬怀念至今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在整个创校过程，他只有奉献， 而无私毫个人的利害荣辱的考虑。他令一间不可能诞生的华文大学诞生在新加坡土 地上，或可看成是新加坡两百年来华教基业的突破与提升，或可看成是千万海外华 裔的共同愿望的实现，或可看成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与豪情壮志的的体 现，或可看成是华裔父老为子孙后代建立华族文化堡垒任务的完成。值得注意的是， 所有参与建校的各阶层人士从未想过在创办南大的过程获得任何的利益或名望，更 加没想到要青史留名。惟一驱使他们勇往直前的是他们的使命感，是对子孙后代的 责任。

在这情况下，关闭后的南大能否重生，能否继续承担她由建校先贤咐托的使命，应 远比任何其他方面的考虑更为重要，更具意义。“使命”不是“产业”，南大校友 对“南大使命”只有天职而无“拥有权”。谁愿承担责任，务使南大的使命得以延续， 谁就应获得南大校友的全力支持。

南大会被关闭，但南大不会亡

台湾作家柏杨说了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汉唐会亡，中国不会亡”。对南洋大学 我们也应抱有同样的信念。今天的复名运动，可否看作“南大不会亡”的佐证呢？ 如果南洋理工大学当局今天就宣布“复名”，校友之中没几人会认同或支持。但建 立南大之实而后复南大之名，南大校友又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呢？创立南大留名青史 虽是好事，但却非南大创校先贤的本愿，在他们看来恐怕也不怎么重要。南大能在 云南园不绝流传造福子孙，才是他们所真正喜闻乐见。

南大既然不会亡，身为南大儿女又何必要她非死不可呢？

南大复名的底线

支持不支持复名是个含混不清的问题。如何复名才是思考的中心。今天要列出“复 名的条件”不仅要照顾历史，也要照顾当前现实。最重要的还是，它是否会给下一 代带来南大创办人所盼望看到的文化效应。

陈瑞献的五点建议：

一、恢复陈六使先生的身份与尊严。
二、把旧南大牌坊迁到新校门。
三、重办南大的旗舰学系中文系。
四、恢复南大的人文风气。
五、复名。

以前四点作为复名的底线。南洋理工大学徐冠林校长具相同的意愿并已作出行动与布署。其中第四点“恢复南大的人文风气”较为高难度并会留下“各自表述”的空间。昔年南大学生都是来自华校中学，有其华文文化基础才有其人文风气。如今不仅环境剧变，而且新加坡已无华校生来源，除非有非常措施，要达成这一目标恐怕要从根做起。

此外语文问题恐怕也是个争议点。某种语文的重要性有其时限。在东方，唐朝时 中文最“重要”，在西方，中世纪时拉丁文最“重要”，英文“重要”也不过是近 两百年之事。但许多国家在认同英文的重要性之时，也不过是加强对英语的学语，罕有人 会用之以取代自己本国的语言文字。面对当前的世局发展，新加坡应否由英语独尊 而走向华英并重？而未来的南洋大学可否主导此一历史性的转变呢？

经历多年，新加坡政府进一步觉察为下一代建立坚强文化根基已刻不容缓。新加坡三大种族之中，巫人与印度人都有其坚定的宗教信仰，早年新加坡华人藉以抗衡的是引以自傲的中华文化，对自身文化的热爱普遍上也以华人为最。但全盘英化之后，对巫印人冲激不大，对华人却可能意外地起了“文化斩首”的作用，文化意识由最强转为最弱，伪西方文化的隐忧主要针对的恐怕是华人子弟。新加坡领导人近年强调儒家文化，华社高呼保留文化根基是事出有因。说到保留文化根基，又有谁会忘得了南洋大学？归根结底，南大复名除了对历史的交待，延续南大的使命在今天的新加坡确有其迫切性，否则理大建校廿多年成就斐然，规模十倍于前南大，又何须去复名？

循教育文化的观点来看，南大复名主要是在技术问题而非认同的问题。若要谈论底线的话，曾子的一句话可作为导引：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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