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故事

1965年左右(当时我在加拿大执教)新加坡政府曾送给南大一笔100万元的大红包，作为南大各院系增添图书仪器设备之用。当时数学系主任是靳宗岳教授，他计划用数学系分到的小红包去购买一架小电脑，然后开始在数学系引进电脑教学新课程。靳教授年纪大，但却很有远见。然而到 IBM 一问，才知道当时最小的电脑比数学系分到的小红包贵了50倍。

1966年新加坡政府正式接管南大后又送给了南大一个大红包。这次不是一笔巨款，而是一个人，一个后来对南大有巨大贡献的人，他就是卢曜副校长。卢曜副校长原为新加坡的教育局长。当时王邦文教育部长派卢曜到南大以便内外呼应，积极地把南大发展成为一间优越的大学。

卢曜副校长一到南大便积极地策划创立电脑中心。他和王邦文部长认为南大有机会在高科技的领域中超越星大。然而卢曜副校长的计划整整花了两年而得不到新加坡财政部的支持，最后写信向美国 Ford Foundation求助也被拒绝。正在绝望的时候忽然想到李氏基金如此慷慨地资助数学系发展，便邀我到他办公室商量是否可向李氏基金申请资助设立电脑中心。

当时最小的 IBM 电脑1130给大学的优惠价格是30万元，这30万元在当年是一笔钜款。我很担心刚刚得到李氏基金对数学系的巨额支助之后立刻再提出这样的请求，会令李氏基金很为难，我们也会被看成“贪得无厌”，正想说“不好”时，心中突然想到：我们的请求完完全全是为了学生们的前途；早一年使学生得到益处，就早一年增强南大毕业生的竞争能力。为了大局，我们不应该怕被批评，不应该感到不好意思，当即就回答说：“好，不妨一试。我们可在信中说，若李氏基金今年的预算己用完，那么请保留我们的申请到明年，这样一来李氏基金就算不愿资助我们，也可以有很好的理由推拒。”

最后我们终于把信寄出，大家都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几天过后，卢曜副校长接到李氏基金代表黄光明先生的电话，说李成义先生想请南大电脑中心的筹委小组吃中饭，较详细地听听我们的计划。日期是这星期四，时间是中午12时正，地点是华侨银行天台。

电脑中心的筹委小组包括卢曜副校长，许乐斯博士，高立人博士，蔡崇语财务主任和我。我们好高兴地等待星期四的到来。大家都想见见多年来只闻其名而未见其面的李成义本人。心中猜想华侨银行的天台将会有怎样优雅的庭园设计，李先生招待中餐会有怎样丰厚的菜色。

星期三晚我忽然收到黄光明先生的电话，问我是否参会加星期四的中餐会议，我说会。黄先生便告诉我说李先生有意资助南大设立电脑中心，同时李先生也盼望南大的电脑中心最好能够设立在南大李光前数学研究所里面，使研究所更为充实。黄先生打电话给我的原因是他想知道其他委员会否介意如此安排。我立刻回答说：我深信他们一定不会介意。黄先生便说明天开会时，请我帮忙主动提出这个建议，我立刻说：“好！”

放下电话后我坐在椅子回想刚才黄先生的谈话，心中涌起万分的感激。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大好人，慷慨地赠送南大如此贵重的礼物还不算，事先还要探问收礼物的人会不会介意！

星期四中午我们准时在华侨银行楼下会黄先生然后一起上天台与李成义先生见面。第一眼就使我想起他父亲李光前先生年青时的相片。李先生是那么和蔼可亲，完全不会使人在他面前坐立不安。我意外地发现华侨银行的天台并没有专家设计的庭园，吃饭的桌椅是极其平凡的桌椅，桌上排着请客的是福建小菜与潮洲粥。

李先生招待我们坐下时客气地说：“对不起招待你们淡饭菜，这样的饭菜对身体比较无害。”我们也赶紧回答：“是是，这种饭菜对身体比较无害。”那是一次最轻松的中餐会议，因为双方都早知道会议的结果是什么。是先议决，后开会。我们大家有说有笑，从天台望去可看到新加坡海景，新加坡本来就是这么美丽，世界本来就是这么美丽，而人性善良伟大的一面却远比这一切更美丽。

就这样李氏基金资助南大设立了李光前电脑中心。电脑中心在许乐斯博士，陈圣齐博士，张浩棠博士，陈国潘博士全力耕耘下，发展为南大电脑系，南大电脑系为新加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电脑专才，奠定了新加坡今日在高科技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石。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那次星期四华侨银行天台上的中餐，这可能是李氏基金最花钱的中 餐，因为中餐之后李氏基金先后赠送了南大电脑中心三台电脑并负责好几年的经费，粗略估计，最少有好几百万元。

卢曜副校长温和微笑说：“若李氏基金今年预算已用完，可否请把我们的申请留在明年考虑？”

李成义先生也温和微笑答：“餐后我会与黄先生计算一下，如果今年的预算已用完，我们可以向银行借款资助南大。我们是生意人，值得做的生意，我们会去借钱来做。”

天底下有这么好的“生意人”，这次做的是益人“损己”的“生意”。

天底下有这么好的“基金会”，义之所在就算“借钱”也要支助他人。

愿上帝丰盛的恩惠与祝福常与李光前家族同在，亚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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