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北之间
东西之间
杨荣文准将 (二零零一年四月底在新加坡中央医院第九届常年讲座上的演讲)
● 蔡深江（翻译）
■东南亚政局转变■
上个月，我们在樟宜启用新海军基地，规模之大，足以让美国航空母舰停靠，它拥有四个足球场长度的泊位。这是由我们自己出钱建造的，以方便美国第七舰队在东南亚海域活动。尽管最近美国的EP3侦察机与中国的F8战机发生空中相撞事件，如果这个区域发生重大政权转移事件，在附近的舰艇将起着稳定的作用。
从苏哈多建立的新秩序到松散而分裂的民主状态，印尼目前正处于一个艰难的政治转型期，要许多年后，当地的局势才会重归一个新的平衡点。印尼武装部队的角色需要重新定位。过去，它是乱源之一，未来，它必须协助解决问题。如果印尼武装部队无法在团结国家的过程中扮演积极角色，种族和宗教的紧张关系随时失控，像我们在马鲁古和加里曼丹看到的那样。
地方上逐渐形成的势力是另一个必须谨慎处理的棘手问题。不只要制订新的法律，还牵涉人力的重新训练，以及建立雅加达和周边地区的新的平衡状态，这些都需要时间。今年一月，我在印尼感受到了部长和政府，以及政府和摄政王的新互动关系。过去，总统颁布的政令像军令那样执行，现在，情况改变了。
印尼在接下来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动态，对我们影响至深。如果印尼在动乱中瓦解，我们也将疲于奔命，东南亚的投资情绪也将受到影响。不过，要是印尼复苏，我们将有许多合作的机会。新加坡是在印尼之外最关心当地事态的城市。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加强与邻近城镇的关系。在我访问时，南苏门答腊巨港和廖内北干巴鲁的当地政府都表达了促进新加坡关系的强烈意愿，不单是争取贸易与投资机会，也希望当地人民能够到我国受训和交流。
马来西亚也正处于一个转变阶段。副首相阿都拉巴达威二月的新加坡之行，非常成功。他率领许多崭露头角的部长和州务大臣随行。就算时不时有一些双边问题悬而未决，新马的未来休戚与共。我们确实是同一的人民但分隔在两个国家。当马哈迪医生出席本地或马来西亚的医学院同学会，没有人会在意彼此的国籍。新一代的马来西亚人和新加坡人之间的距离则比较明显，然而，我不认为距离会继续扩大。环球化使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结合成一个经济体。去年，马来西亚超越美国，再次成为我们排名第一的贸易伙伴国。贸易商品不再是树胶和锡，绝大部分是电子产品，包括往来运送，最后将出口至欧美和日本的电子组合配件。我们已成为全球制造业的共同经济体。
至于民间的交流，新马人民通婚的数目在过去10年内激增。换句话说，两地人民建立起来的血缘和文化关系，将代代相传。一些评论员认为回教政治可能形成未来的问题。近几年回教党在政治上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其领袖也开始争取华族选民。但我们也知道，马哈迪医生曾警告马来西亚华人说，那只是回教党夺取权力的伎俩。我们要紧密关注马来西亚的事态发展，因为那里的一举一动对我们产生直接影响。接下来几年将是关键。
印尼和马来西亚受到上一次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泰国和菲律宾也不例外。在泰国和菲律宾，新政治领袖取代旧政权，也面对严重的经济困境。东南亚的整体表现要至少三至五年才可能回复到金融危机前的稳健增长状态，印尼需要更长时间。然而这一次，外在环境更不容易应付。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将对整个区域产生负面影响。多数国家极度仰赖的电子出口业的生意正在急速下滑。长期看来，我们面对中国日益强大而且更具竞争力的挑战。
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展现的实力，将在各个方面影响我们的生活。多数人曾到过中国，目睹中国在经济上的巨大转变。拥有庞大的内销市场，虽然中国已经是世界贸易强国，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并不大。即使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对中国造成影响，所承受的影响却比东南亚来得少。中国总理朱镕基不久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预测未来5年中国将有7%的增长，5年后，中国将产生一批为数不小的中产阶级。在上一次的金融危机，抵达新加坡的旅客总数剧烈下降，来自中国的旅客却以双位数持续增加。再过10年，亚太地区多数国家排名第一或第二高的海外旅客将来自中国。
中国起飞，将直接或间接左右我们的许多决策。例如，许多本地华族家长会要求孩子的华语讲得好，也写得比自己更好，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多年前当我还是卫生部长时，我在总部设立了一个专门研究传统中医药的小组，并带领一个代表团参观中国的传统中医药学院。此后，世界各地的西方医学团体对传统中医药的看法大为改观。在更好的规范管理下，中医的水准会更高
，受惠的是病人。要是中国还深陷在战争和革命之中，我怀疑今天可以看到这样的转变。
历史上，中国的繁荣富足给东南亚带来进步。斯里维伽耶王朝靠唐宋的海上交易繁盛。满者伯夷王朝受益于蒙古元朝开拓的国际路线。明朝郑和下西洋促进了马六甲的发展。在清朝，欧洲列强觊觎中国市场，把势力扩张至东南亚。
中国在本世纪的成长有相同的正面作用。然而，直至一种新的均衡出现，中国将不成比例地占有亚洲投资机会。过去，中国占有东亚（不包括日本）直接外资总额的20%，亚细安占有50%。现在，情况恰好相反。曾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马来西亚因拥有共同历史背景而成为新加坡最主要的投资地点，自1997年起，中国取代马来西亚，以累积数量而言，成为我们排名第一的投资地点。
所以，我们力促成立亚细安经济综合体。除非亚细安各成员国结合各自市场，形成一个拥有5亿人口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区，否则我们会把许多投资专案拱手让给中国。我们输不起，而外国投资者不会为我们停下脚步。即使新加坡本身还算做得不错，要是我们无法结合周边的经济体，搭配较廉价的成本结构，我们将不可能长期成为制造业重心。我们期盼正与美国、日本和澳洲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能够激发邻国加速贸易与投资自由化。
新加坡经济兼具区域与国际两种特质。我们既不可以只局限在区域发展，也不可以忽略区域市场。除非我们同时成为区域中心，否则我们将无法成为国际中心。若不是我们与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联系，我们可能没有今日的成就。不过我们也要加强对本区域的联系，并且以一个区域的力量，和全球其他区域竞争。
东南亚是我们最亲近的邻居。再远一些，是一个包含中国、印度和澳洲的更大区域。这些国家之间都在7小时的飞行路程之内。在这个直径内，不包括日本，已经有为数上千万的中产阶级，而且将增加至上亿人。本地医院的医生告诉我，他们现在为更多孟加拉人和越南人看病。随着新加坡生命医药学的发展，我们能成为一个名牌诊所，为广大腹地的人民服务。
■印度让人振奋■
尽管发展不如中国迅速，印度还是让人振奋的。在某些领域，特别是资讯科技，印度取得巨大成就。过去10年，印度在软件出口的增长率每年达45%。去年，印度出口的电脑和软件价值超过100亿美元，在下来的许多年，可以预见持续的增长。在8至10年内，就算美国的科技股指数大跌，印度每年还可能出口500亿美元的软件。
一些城市如班加罗尔、城奈尔和海德拉贝，集中开发软件的大学里，设备媲美欧美大学。在美国的印度移民社群，也同时是该国最有成就的移民社群，已形成印度的庞大资产。比尔盖茨希望设于海德拉贝的微软软件中心尽速发展，一整个团队的非当地居民的印度人从西雅图返回印度协助创业。
印度长期以来被根深蒂固的旧经济体拖累。然而，印度需要新的经济动力来带动旧经济体腾飞。所以当电信业一开放，我们看到数亿元的新加坡资金即刻涌入。随着不同领域逐一开放，外资将流入。印度去年只占环球外汇直接投资微不足道的26亿美元。
我们将新加坡定位为印度的长期经济伙伴。我们不可能被动地等待当地政策改变，不过一旦有转机，我们应该随时准备做出配合。我们与印度的联系是自然的。在英国殖民地时期，印度就像皇冠上的宝石那样备受重视，而我们只不过是一旁不算名贵的小小矿石。基于相同的英殖民地传统，我们操相同的语言，不仅是英语，还包括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律、会计和医药。在文化上，新加坡各族人民与来自印度次大陆的印度人融洽相处。近年来，新加坡在印度的名声渐渐大了起来，本地公司成了寻求合资的对象。就算是拥有独特传统的印度行政服务，也不时对新加坡的行政方式感兴趣，这的确让我感到惊讶。
人才汇萃的印度和中国成了我们重要的人才来源。去年11月我与资讯系统公司（Infosys）的创办人那拉亚纳穆迪（Narayana
Murthy）的会面。资讯系统公司是印度顶尖的软件公司。他为妻子无法与我和内人在班加罗尔的资讯系统公司园区共进晚餐道歉。他的妻子在家陪隔天要参加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入学试的儿子。在座应该有人知道印度理工学院培养出一些世界最优秀的科学人才，这些人最终多数在美国工作。因为绝顶聪明的电脑人才都到位于坎布尔（Kanpur）的印度理工学院就读，那名父亲不确定儿子能否考上。他说，孩子要是考不上，就要他申请报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史丹佛大学。印度理工学院程度之高，可见一斑。
■文化宽频（Cultural
Broadband）■
我们和区域各国--印尼、马来西亚、中国、印度的联系十分难得。少了这层关系，就削弱了我们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的重要性。正是由于我们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总部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加坡才会成为日本皇军的主要战略目标。当时日本人游说占达翰博斯（Subhas
Chandra Bose）以新加坡为基地，组织印度国民军。
数年前，当我还在新加坡武装部队时，出席美国情报人员对中国的简报会。汇报内容让人印象深刻，美国人对中国所掌握的技术情报令我吃惊。不过，在诠释中国人的想法时，他们对文化层面不甚了解而限制了这些技术情报的用处，让我有些失望。有了华文背景，一些事务看起来就对我们有明显意义，不过，对其他人却可能毫无意义。正因为我们同时具备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背景，在许多情况下享有显著的优势。当然，我们偶尔会犯错，不过我们从中学习。例如，刚开始时我们拥有苏州工业园计划的三分之二股权，当地人认为我们欺骗他们，于是和我们玩把戏。不过，在我们重组计划，让中方拥有三分之二的股权后，计划就得以顺利进行。今年稍迟时候，园区的管理权将正式交由中方接手。苏州工业园区是一个让我们感到骄傲的成就，因为它成为中国最好的工业园之一，也结合了新加坡的许多有参考价值的经验。我们也从中学习到在中国办事的宝贵知识。
在印度也是。在印度经商可以是一场浩劫，不过，一旦了解当地人的工作习惯，就方便多了。有些做法是行不通的，知道在什么地方肯定会碰钉子也很重要。我们在印度的一些工程如班加罗尔的资讯科技园进展顺利，另一些则令人大失所望。
我们势单力薄，不足以改变这个世界。不过，我们可以在能力范围内自我调整。对我们来说，最好的策略就是接受世界既存的多元性，并作出调适。
关系到人的，最难以改变的是人类的文化。无论我们接受与否，人类迟早会有被复制的一天。然而，复制出来的不会一模一样，因为教化一个人需要至少20年的时间。要让复制出来的人融入社会和人际关系网络，需要的时间一样长。人类文化的运作让每一个单独个体在社会上紧密合作。那是一套不可随意更动的精密操作系统。软件工程师称之为“系统遗产”（system
legacy）。相对于人的躯体，复制人的思维要困难多了。
数年前，澳洲政府为了将当地原住民带入20世纪，试图揠苗助长，把原住民孩子和家人分开，让孩子在现代化环境成长，结果是一场灾难。就算是部落里的大大小小的成员都接受现代化的洗礼，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通常还保有迷信思想，也还听见祖先遥远的呼唤。因此，当达雅克族人极度愤怒时，处理事情的方式也回返过去的行径。
最近，在塔利班民兵摧毁巴米扬佛像时，世界各地的回教徒和世人同样感到震惊和反感。人们无法理解是什么因素促使人类做出这样的恶行。然而，这并非史无前例。克隆威尔（Oliver
Cromwell）也曾摧毁雕像。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也都疯了。不过，疯狂的背后总要有注解。正因为人类文化内涵的复杂和层层积累，处于潜意识和无意识状态远比有意识状态的机率高。
假设新加坡不是处于世界主流文化的交叉路口，就不可能展现多元文化的风貌。我们可以复制表象吸引人，不过，文化的深层面貌难以移植。当我们谈到与本区域的联系时，基本上我们涉及的就是文化上的联系。失去文化联系，政治与经济上的联系是脆弱和表面的。
新加坡华人与中国人有不少共同点，不过，在重要的地方，彼此是不同的。同样的，新加坡的马来人也逐渐有别于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与印尼的原住民相比，就更不同了。本地的印度人也一样。对每一个新加坡人而言，一种深层的多元种族标记早在童年时期就已深深刻印。不论是在幼儿班或学校，新加坡孩子从小就意识到要比较敏感。在犯错时，后果是严重的。当一个华族男孩邀请马来族朋友到家里去，男孩的父母会确保家里的狗已绑好，其他类似的事情也都处理好。新移民欠缺那样的敏感度，如果我们已拥有一个互相容忍和尊重的社会背景，他们可以很快学习。印度婆罗门移民能够很快适应这个环境，虽然这里不如印度单纯（pure）。
新加坡文化环境基本上是属于宽频的，也才会构成大都会的特色。你们很多已读到新加坡在最近的A. T.卡尼（A. T. Kearney）衡量环球化指数排名上，被视为全球最环球化的城市。对许多美国人、日本人、中国人、欧洲人和澳洲人来说，我们是他们在国外最喜欢的亚洲城市。那绝不是一种只体现在奢华的酒店、剧院和餐馆的肤浅大都会形象，而是深入熟食中心和组屋区的大都会面貌。我们是一个连小市民也时髦的国际大都会。
曾在新加坡，促进各族文化上的结合，不同于推广文化上的同化，因为人们不能接受自己的文化强加在其他文化之中，同化政策不可能实行。我们没有推行鼓励异族通婚的政策，但也不反对。其实，过度同化反而会失去我们的宽频多元特色。如果只有少数新加坡华人讲高水准的华语，我们将失去对中国的优势。要是多数的兴地人（Sindhi）与外族通婚，国际间的兴地人脉会受到阻隔。这些高度平衡的力量是新加坡的动力。
被英国统治的背景对新加坡而言也是重要的。香港原本也拥有这个原素，不过，在回归中国后流失了。当然，我们的盎格鲁撒克逊特征不像澳洲或纽西兰那么强。然而，英国传统是我们迈向成功的关键。19世纪，英国人支配整个世界，那时，莱佛士把新加坡开发成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站。美国在20世纪打了两场世界大战和一场冷战后，居于支配地位。迈入21世纪，盎格鲁撒克逊语受到挑战，不过，至少在接下来好几百年还是支配着大局。我们的英语环境不只在商业上带来巨大的好处，也在互联网上获益。就拿备受瞩目的生命医药学为例，许多科学文献以英文撰写，我们可以直接阅读，无须翻译。
■大新加坡对抗小新加坡■
了解我们为什么要维持今天的局面对我们很重要。如果我们不了解如何获得今天的成就，就无法向前迈进。时不时有新加坡人表达了对族群融合和缺少国家认同的疑惧。实际上，我们所感受到的张力正是我们必要的掩饰。新加坡华人是否过于中国化，或者不太像华人？年轻的印度人是否在老印度人社群重新唤醒社会阶级意识？要是新加坡的马来社群在思想和行为上变得更回教化，会发生什么问题？我们的年轻一代的作风是不是越来越美国化？以及其他困惑。
少了这些张力，我们将无法维持本身多元的宽频能力，以及和世界的联系。张力无法如愿解除，不过，须要妥善处理，而要漂亮地处理这些社会张力，政治敏感和绝对公正不可或缺。既然我们将进入大选时刻，让我在此指出，没有行动党政府无时无刻掌握情况，新加坡的种族和宗教差异很容易造成失控局面。昨天也许是邓亮洪，今日也许是马来回教专业人士协会，明天也许又会出现另一个状况。我们的处境不会保持不变，因为我们周遭的环境一直变动。
新加坡虽然在地理上是个小国，但是，管理得好，可以对世界起重大影响。新加坡已经在本区域和世界舞台上扮演起比本身国土更大的角色。目前我们正步入历史上的创意年代。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别人的模范，亚洲的许多城市视我们为社会和经济管理上的有趣实验。他们避过我们犯下的错误，学习我们的成功经验。我们在这里做的许多事，并没有智慧财产权，当外国朋友要学习港务运作和工业园区的经营，我们却有分享的义务。然而，我们清楚新加坡最重要的是文化的面貌，那是无法轻易抄袭的。例如，尽管我们向中方提呈无数的汇报，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律精神却无法在特殊的中国政治传统下完整落实。
我们的人数限制了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可以引进外来人才并加以吸收，我们就可以在本地以及海外地区做得更好。但是，我们却不可能直接买入人才，那是行不通的。我们需要争取人才。在知识型经济领域，更是非如此不可。我们无法强迫智慧型员工生产。我们需要提供适当的文化和知识环境。每一个新加坡人与外国人的无私交流最终将形成那样一种正确的环境。魅力是最重要的。
回到今天演讲的重点，那就是，塑造一个“大新加坡”的心态是重要的。新加坡人无论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或者欧亚人士，都必须有宽阔的视野和心胸，而且不单从岛国的角度出发，还必须以亚洲、英殖民地历史和各方联系的观点看待事务。对获得公民权的中国或印度移民来说，新加坡护照比起中国或印度护照更便于通行。不过，相对而言，那也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是，一个年轻的新加坡人身处伦敦、纽约或东京，拥有新加坡公民的身分，在感觉上他是高大的，或者渺小的？这并不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或许一个商人、教授、政治家、记者、医生或只是一个普通人，各有不同答案。
让我再回到兴地人的例子。如果成为新加坡公民的代价是必须丧失他的兴地认同，那并不容易作出决定。同样的，我们绝不能强迫中国或者印度移民放弃本身的华人或印度人的认同。只有在本地的华族和印度族没有丧失本身的文化认同的情况下，这样的说法才具说服力。换句话说，成为新加坡公民应该得到更大的方便，而不是限制。这么一来，才会有人愿意加入我们的行列。
这也表示我们的国家认同感不能令人感到不自在，也不能有排外心理。我们爱国，却不能产生沙文主义的心态，我们应该这么看待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例如，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把旧晚晴园建筑改建成纪念馆，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我们不愿意在公报上公告为国家保留建筑，因为当时我们认为它与独立的新加坡没有关系。现在我们从不同角度审视。在1911年中国建立民国的革命过程，新加坡人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那不仅是一场政治改革，也是文化上的革新，改变了世界各地华人对自己的看法，也改写世界历史。我们应该为先辈曾参与这样的事件感到自豪。尾随他们的脚步，我们的一些顶尖医生正在协助中国设立医药中心。这么做并不会让他们看起来不像新加坡人。
另一个超越新加坡视野的工程，是甘榜格南的文化重建。历史上，各地的马来回教徒聚集在旧皇宫。直至今天，苏丹回教堂的托管委员会必须包含阿拉伯人、北印度人、淡米尔人、武吉士人、马来人和爪哇人代表，那正是马来回教徒社群在新加坡的丰富多元传统。虽然我们的马来回教徒社群的人数不多，思想上却能够以大环境为出发点。
我们必须在孩子的观念上形成一个大指南针，那正是小新加坡心态和大新加坡心态的差别。抱持小新加坡心态的国人对区域的种种问题和国内的多元化感到一种长期的烦躁不安。拥有大新加坡心态的国人关注这个区域的动态，以本区域的多元化为迈向世界各地的经济和文化桥梁。以这样的方式教育孩子，他们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获益，那么，世界上的其他人民也会要像他们那样。
这样的观点看似矛盾，然而，我们的特殊性正是我们的共通性。上个月美国小鹰号航空母舰的到访不仅具新闻价值，也体现出我们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