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退休已逾十年，又是客居在重洋之外，确已如“晚泊孤舟古祠下”。但读到上面的消息,仍感振奋，阵阵往事，萦回于心。

1978年夏天，在上海浦江饭店召开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上，经过推选，建立了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筹备委员会，同时决定，在筹备期间就先把会刊办起来，扩大影响。会刊定名为《科普创作》，由筹委会主任董纯才兼任主编，秘书长王麦林任副主编，何寄梅为专职编辑。并邀请了几位筹委参加组成了编辑委员会。回到北京立即开始工作。

在第一次编委会上，董老提出,现在人们对科普创作的艰辛及其重要作用并不都了解，应该写些文章阐述宣传。董老和高士其等一批三十年代的中国科普作家，在自己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深刻体会到科普创作不止是普及知识，还应在开启民智，培养科学精神，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作用。这也是我们办会刊的主旨。。

文章由谁来写，王麦林同志建议我来一篇。大家都赞同，要知道我在文革中被判定为过去所写的讲述太阳黑子的文章，有影射攻击之罪；这时虽已不再被认为是敌人了，但要更改这个结论，仍需勇气和费一番周折。麦林同志深知其情，别的编委也是有所闻的。现在他们对我如此信任，我自是义不容辞，而且我也有时间，当时尚无固定职位，借调在地质总局书刊编辑室，那里的领导人边知非同志是位热心科普重视科普创作的老干部，对我很宽松。大约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文章写成，约一万字，寄梅兄的效率更可观，几个月，厚厚的一本会刊试刊号就印出来了。我的文章从头到尾看了，只印错一个字。

这篇文章不管质量高低，确是我多年经验与感情的积累，发表後似乎还有人看，曾被翻印和编入小册子，而自此以後，写这类发表议论的文章，花了我更多的时间。想起来要不是会刊有这要求，我大概不会去写的，因为这类文章很少有发表的地方，写起来费力费时，

随着时光的流逝，董老、寄梅兄及边老均已归道山，而《科普创作》这本杂志，也因经济上无力维持而停刊了。想起来两岸初通时，通过李元兄的介绍，台湾的同行看到祖国大陆居然有这样一本探讨科普创作理论的刊物，极为钦羡。为他们那里虽然物质日益富裕，精神却在萎缩，感到不安。在八十年代初被称为科学的春天时期，在中国大陆上，科普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确实繁荣了一阵子，所以象科普创作这样的刊物发行量最高时也达到五万份。但后来不仅科普创作下马，许多科普刊物也停刊或改行了。而封建迷信怪力乱神却纷纷粉墨登场，招摇过市，甚至还穿上超厂常科学的新衣。原因有多种，但能够赚钱可能是主因。因此我有时纳闷，难道物质文明的发展，必须以精神文明的堕落为代价？

现在看到这纲要，联系到我对科普创作的认识，看到了希望。科学是一种意识形态，不是人们自然而然就能产生的，其实迷信也是经过灌输才牢牢控制了人的大脑，那些歪理邪说的普及，形式多种多样，无孔不入，还有文人粉饰，名人助威，其阵势远比科普强大，

希望我们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出一条新路，不仅物质文明繁荣，精神文明也与物质文明比翼齐飞。

1999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