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鲤鱼洲
江西南昌市东边的鲤鱼洲，是从湖里淤积出来的一块肥沃土地，一马平川，耕作很方便，但是我们去以前，那里却是荒无人烟。原来这里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地区，当地的居民害怕染上这恶疾，抛弃家园到别处去了。清华的工军宣队却选中了这块宝地来办五七干校，习惯叫作鲤鱼洲清华农场，大概是要让这些人在这种条件下，充分锻炼一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吧。
这血吸虫病是通过血吸虫的幼虫毛蚴来传播的，毛蚴寄生在一种只有米粒大小的钉螺身上，鲤鱼洲的水田湿地里有很多钉螺，如果光着脚在那里走，毛蚴就会钻进皮肤，再通过血管进到肠子里停留下来，在肠壁上发育为成虫；成虫产生的卵排到人体外面后，再变成毛蚴寄生到钉螺身上，如此循环不已，而在这过程中，被血吸虫侵入的人，就会先是肝脾肿大，然后出现腹水，直至死亡。因此在这里种地，必需有防护措施，办法也简单，在皮肤上涂上一种护肤药物，乾结后就会形成一层保护膜使毛蚴钻不进去，涂一次可以管几小时。但是那些工军宣队的队员，自己不下地，却在人们还来不及涂好药物的时候，就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催人下地。记得有一次梁鸿文涂药的时间长了一点，马上批判她怕死。有些人为了表现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不等涂上的药物乾结成膜就往水里跳。我反正是虱子多了不痒，什麽大帽子都戴过了，还在乎这顶怕死的帽子，所以每次下水田，我总是仔仔细细擦好药，等它乾了再下去。
在鲤鱼洲，除了农忙时间下地外，多是制造土坯、水泥瓦…等盖房用的材料，盖房也是我们这些“五七战士”自己的事。别人还能作点其他被认为更重要的事，我只有苦力的干活，运送土坯的事我干的最多。这土坯是将粘性的湿土装进模子里压成的，比常见的砖块大得多，加上含有水，所以很重，一块总有十多斤。本来压制土坯是重活，但清华有机器，做起来比较容易，出活也快，而要将机器不断制出的土坯及时搬走，运到晾乾它的场地上，全靠人挑，这活就重了；那些强壮的男劳动力，一次最多也只能挑八块。我每次也挑八块，不落在他们的后面。我发现，只要挺直腰，挑有重物的扁担，在你走动时两头就会上下颤动，当它向上抖动时，这百多斤重量就似乎离肩而去，这时迈步最轻松。我就这样一趟又一趟地轻快地小跑着。这次到鲤鱼洲，“万山红”战斗队的李承祚来了，他也来挑土坯，这个正在壮年的男子汉，挑两块土坯就压弯了腰，歪歪扭扭地被我甩下好远，心里得到一种胜利的愉快，因为他们这些人一向自命为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动不动批别人是资产阶级。
我最头疼的是给稻田除草，那些草拔起来不费力，但不容易拔乾净，往往是拔过去了，回头一看还有遗漏，便又退回去补拔。这一来一回就费了时间，所以每次都落在后面，每次都得挨批。不过我对他们说什麽都早已不在意了。
一天的活干下来，回到住地，将早已晒暖了的一大桶水提来冲个澡，晚饭不管菜多难吃
(常是白水煮的莴苣叶，又黑又苦)米饭总是香的，一大碗米饭下肚，这一天也就还算痛快地过去了。鲤鱼洲夏天的热，是我们这些人从来没有经受过的，不仅因为气温高，还因为我们这住房是匆忙建成的临时建筑，比一般的工棚还不如，屋顶仅压有一层黑色的油毡，隔不了热还吸收了大量的热，到晚上也不凉快；尤其是我住在靠近顶篷的上铺，床上的草席经过一天的烘烤，烫得使人无法躺下，我只好用还不太热的井水把它擦一擦再睡，而用不着多久，这擦湿了的草席就又已变干，只是人躺着的的地方还是湿的，显出一个人形的模印；这湿润，一半的原因是我在不断流出汗水。为了能够入睡，我放下蚊帐，脱光衣服，用湿毛巾盖在身上，再用扇子缓缓地扇风，居然有些效果。有时毛巾又变热了，就用事先准备好，放在蚊帐中的一盆凉水将它泡一下再用。
在一次夏收大忙的日子，我患了急性痢疾，半夜里爬起来上厕所，正从木工间旁的小道走过时，突然感到要休克了，我刚想到千万不要倒在碎木头烂钉子上，就不省人事了。后来感到浑身好冷，这是醒过来了，四面摸了一摸，才发现我是躺在木工间旁的草地上，出了一身冷汗，大便拉了一裤子。我摸黑走到厕所，扔掉脏内裤，再摸着走到连队的医生住地，一量体温，已升到摄氏四十度。医生给我吃了药，送我回到宿舍睡下，第二天体温降到摄氏三十八度，按他们的规定，体温只要不超过三十八度就得出工，于是我又去参加夏收，说来也怪，那身体好象也懂得这不是娇气的时候，几天下来，竟然烧退了，痢疾也好了。
鲤鱼洲的冬天比较好过，虽然也有冷到零下的时候，但只要多穿点，多盖点就没什麽事。鲤鱼洲的冬天留给我仅有的一次深刻印象也不是冬天的寒冷，而是我系一位做模型的木工在这寒冷的冬天跳了河。事情发生在一个晚上，连队紧急集合起来开批斗会，批的就是这位在跳河时被人发现给抓回来的木工，我见他身上都湿透了，缩成一团还冻得直哆嗦，但是那些工宣队员就象没看见一样，照批不误。当时发配到干校的都是知识分子，工人如不是来管人或作事的，一般不用到干校，这个木工是因为他爱发牢骚，埋怨不给他长工资，说过从前给地主放羊，过年过节还给点肉吃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木工间一份报纸上的毛泽东像，两个眼睛的位置，被烫烧成两个小洞，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现行反革命案件”，就怀疑是他干的，查了很久也没有查到证据，但仍然不放过他，所以他也被发配到了鲤鱼洲，三天两头要他交代，他实在受不住了去寻短见，却又被抓回来受活罪。
在鲤鱼洲，对我的批判斗争大会自然更不会少开，经常有，我也习以为常了，一般都没有留下什麽印象，只有一项他们的新发现，至今还记得，这就是认为我死不认罪是因为还有个“绿洲”，这绿洲指的是我的家。他们认为世龙是我的精神支柱，我在外面经受许多折磨后，仍能从他得到安慰又恢复过来。因此他们对世龙恨得要死，每次世龙来信，他们都要先拆开来审查，但是世龙料到他们这一手，信中没有他们可以抓到的东西，就更恨他了。
巧得很，一次他们正好批了我这“绿洲”之后，那是一九七○年春节的下午，我正在宿舍，世龙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是趁这春节放假的时候看我来了。因为开头这五七干校说是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不放假了，但临近除夕，是周恩来下令，应让这些在干校的人也休息，他们那里的工军宣队得到电话通知后宣布放假，这时已是春节前一天了，他来不及写信通知我，就连夜乘船换火车赶到南昌，第二天一早乘船到了离清华鲤鱼洲农场还有几十里地的滁槎，到这里没有公共的交通工具可乘了，他硬是步行了六个多小时到了我们的住地天子庙，是一位和他素不相识的清华的医生带着他找到我的宿舍。我们从宿舍出来坐在野地里相互偎依着，讲了些别后的事。这一切自然是有人看在眼里，报告上去了。所以我们相聚不到一小时就有人来叫世龙去连队的办公室，坐满了一屋子的人，如临大敌，他们说这里是战备地区，你不能进入，要世龙立即离开，世龙把批准他来探亲的证明给他们看了也不管用，我进去请求他们让世龙住到天明再走，因为这时天色已晚，而且走出去很远都没有人烟。但是这些手中有权的人，“党性”之强算是到家了，丝毫不予考虑，说怎样走是世龙自己的事，反正现在就得走。世龙也不愿求他们，决心离去，正巧我家那辆自二手货行车刚刚运到，我就和他去仓库取出打足气，眼看着世龙匆匆地骑车走了。
世龙走后，连队上召开批判我的大会，批判了些什麽，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当时我根本没注意他们在讲些什麽，只惦记着从鲤鱼洲去南昌近百里地的夜路世龙怎麽走。那车已很破旧，能不能骑那样远？会不会出什麽事，掉到路边的水沟里？
过了几天，世龙来信报平安，说那天晚上他骑车到滁槎后，找了一家旅店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又骑车到了南昌，然后乘火车到清江再换船到了他们的干校，一路顺利，他在那里一切都很好，要我放心。
说实在的，他们看出世龙是我的“绿洲”，没有看错，世龙与我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确实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在这世界上有他理解我，我就有了一切。我还感觉得出，就是在这清华，尽管他们把我批了那样久，把我涂抹成十恶不赦的凶徒，但仍然有人在无其他人在场的时候，向我点头或微笑致意；在劳动中，工人师傅总是给我以照顾，都使我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我过去作的事情，从来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象在对待陈里宁的问题上，究竟是谁有罪呢？公道自在人心。而他们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毫无诚实可言的手法，群众不仅从我的遭遇，也从其他许多事情上领教得多了，对他们早已失去信任。从这个意义上看，我的“绿洲”还多得很，大得很哩！
我成了清华仅有的一名“516分子”
五七干校是以阶级教育为主课的，我在那里成了他们的活教材，隔一阵总要找些事情来批判，一会儿批我反毛泽东，一会而儿批我反康生，一会儿批我反谢富治，最有趣的一回是，他们又批我反陈伯达，那是因为我的交代材料中曾经写过，我曾参与议论过陈伯达，认为他反周总理，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于是出大字报批，开大会批，批了一阵后突然不批了，原来是陈伯达这时被上面打成老托派、野心家，倒台了，使他们颇有点尴尬。但是他们马上改口，说是我在耍弄阴谋，企图诱骗他们上当，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才不会上当呢，结论是我和陈伯达才是一丘之貉。
不过这还不算最有趣的，最有趣的是，在这事过去不久，他们象变魔术似地又把我变成了清华大学仅有的一名“
516分子”(以下简称516)。一九七○年秋天，鲤鱼洲的清华农场，大喇叭成天广播清查
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事情。不断地动员参加了这个阴谋集团的人出来自首，据说交代清楚了就原来干什麽还干什麽，不会受处分，宽大得很哩。开头我觉得这与我没有什麽关系，也没有在意，只是听见人们在说，某某昨天还在要别人交代参加过
516，今天自己也被人揭发出来是516了，看这样子，清华的516还真不少，但我在过去没听说过。我所在的这个连队开大会动员，头头们在会上相继发言，点出：“我们连就有那麽几个516，现在还在稳坐钓鱼台，警告你们，时日无多了，赶快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讲了一阵后，台下没有反应。过了几天，突然号声在夜空中响起，全农场紧急集合到团部开大会。我们这个连距会场较远，一路小跑前去。进得会场只见灯光特别明亮，照耀如同白昼，上千人已整齐地坐在那里，气氛空前严肃，全场鸦雀无声。工军宣队的负责人在我们坐定后宣布，
516分子坦白从宽的大会现在开始，参加过516组织的人，只要自动坦白就没事了。他一讲完，马上有人上台交代，大声说，我是某某某，我现在坦白交代，谁谁谁介绍我参加的516，我又介绍了谁参加，说得有鼻子有眼。接着只见许多人站起来抢着喊：我交代！我交代！一时忽喇喇站起来一大片。我从来还未见过这样的场面，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奇怪，据说这516组织是阴谋集团，应该是秘密的，人不会太多，现在有这样多的人参加了，简直成了群众组织，这是怎麽一回事呢？正在纳闷，只听见我周围有许多声音在喊：“陶德坚！站起来！”“陶德坚！站起来！”真奇怪，我又没有参加过什麽516，连有这样一个阴谋组织也是这次才听说的，怎麽我现在又成了516 呢。我就是不站起来，看你们怎麽办。没多久，这周围的喊声，变成了全场有节奏的大喊，而且在陶德坚前面还加上了516，成为“516！陶德坚！站起来！”喊得震耳欲聋。原来他们已认定我就是516 了，我才是这个大会的主角。难道这516是别人说你是你就得承认吗，我才不买这个账。随他们喊叫，我就是一动也不动。喊了一阵后，喊的人有点声嘶力竭了，那声音逐渐变得微弱。显然是有人在指挥调整，于是在转为喊“打倒陶德坚”和“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有意思的是，后面这口号，正是陈伯达带头喊出后才流行的。喊了一阵口号后，这个坦白交代大会就收场了，我这里一时也没有什麽事。又过了两天，连队头头叫我捆起铺盖到团部去，我们整个五七干校就编成一个团。到了团部，那军工宣队的负责人老奚对我说：“你又表演了，这不好嘛！今天我们把你请来团部，是再给你一次机会，我们有言在先，只让你在团部待两天，不管你交代不交代，两天过后就送你回连队去。我们并不怕你表演。”他还徵求我的意见，真好笑，我能有什麽意见，让我住两天就住两天呗。
原来他们已为我准备了一间木板屋，屋顶和四壁都是木板钉成的。屋顶漏，壁透风，屋内仅摆有木板床一张，床旁靠门的一边有半米宽的过道，可供蹲下方便。这鲤鱼洲秋冬多雨，这两天正淅沥沥地下个不停，雨水从屋顶及墙缝中缓缓流进来，地上成了一片泥浆，我只好缩在床上漏雨较少的一边，将被子连头裹住，时而卷伏，时而蹲坐，外面的看守用手电筒从门上的小洞不时向里照射，观察我的动静，隔一阵就问我要不要写材料，写材料才可以给我开灯。可是每次都使他失望地走开了。于是，除了一天三顿饭外，我就这样呆着，被子湿了就拧拧，让它乾一点，然后还是把它连头裹住；我的体温多少也有点烘烤作用，衣服只稍有些潮湿。我有时也掀开被子，站到床上，活动活动身子，只要不感冒，两天还是容易过去的。终于，两天的时间到了，他们还算守信用，又把我带到老奚那里，他对我说：“给你机会你也不交代，不过我们有约在先，还是让你回连队去，你现在可以走了。”我扛着湿被子回到连队，这天太阳不时从云中露出一会儿，还有点小风吹拂，被子晾起来到晚上也就干了六、七成，睡觉时，我先盖上一床毯子，再盖这半干的被，这一觉睡得真美，第二天就随大队劳动去了。
抓我
516的事就这样过去了，还以为大概是就此不了了之，的确，周围许多交代了自己是516的人，都是没事人似的，究竟他们是不是516又是怎样处理的？至今也没有人说清。过了一年多回到北京后，在一次清华大学的全校大会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也是中央负责516清查工作的重要成员迟群，宣布清华大学清查516的运动胜利结束，暗藏在清华的516已经查清，还郑重宣布，给我这清华大学仅有的一名没有参加过516组织的516分子，戴上516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其根据是因为我有516的罪行。这清华大学不愧为8341部队掌握下的六厂二校中的佼佼者，总是能创造出全国向他学习的经验，查出了一个没有参加516组织的516分子。后来，我去问我的专案组那些人，究竟我有什麽516罪行？没有人答得出来，还说：“你自己的罪行，自己还不知道！还来问什麽！”天哪！我找谁讲理去！后来我听世龙说，这抓
516 的事是一笔糊涂账，也是前所未有的一场闹剧，他们地质学院也抓了好几百人，清华不知抓了多少，只是地质学院的工军宣队说过，清华是8341在抓，是样板，他们许多作法也是学清华的。确实清华比他们高明，还能抓出了一个没有参加516的516分子陶德坚，地质学院开头抓了不少，最后一个也没落实，他们本来还要扩大抓的，高元贵和世龙都是抓的对象，黑线图已又画出来了。但是，还来不及动手，林彪垮台后形势的发展，已使派驻在地质学院的工军宣队混不下去，最后只好请高元贵出山收拾残局，但是清华则仍是全国学习的样板，迟群等人利用在清华搜罗到的力量，继续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大打出手，处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的磨难远未结束，这是后话了。重聚清华园
进入到一九七一年，血吸虫病已在全农场蔓延，就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显然是抗不住了。已经送出几批人去医院治疗，听说还已死了三个人。不久又听说，周恩来总理叫把设在鲤鱼洲的干校都撤走，随后证明这传言是真的。世龙前些时候来信还说他们那里有山有水，没有血吸虫，环境优美，供应充足，他说我们两人在那里安家也不错，叫我看到好的水桶买两个，将来挑水用。别看世龙外表显得很刚强，我了解他内心还有脆弱的一面，这几年生活对我的磨炼，我比他对未来更充满信心。这不，要回北京了！
到这年暑假，小华去北大荒已两年了，盼来了两年一次的探亲假，她在兵团头一年养猪，第二年调到医务室当“赤脚医生”，学会了打针、针灸，甚至会接生了。世龙也有探亲假，但他料到清华干校的头头不会让他留下，因此和小华商量，在北京小妹处会合，然后和小华经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到鲤鱼洲，探望了我后就分别返回东北和峡江。小妹这时已在南口机车车辆厂当工人，干得很出色。这时我们在北京没有家了，就靠小妹照应。就在他们准备探亲的时候，农场里已有好几批人先后回到北京，我们没走的人，天天都打牙祭，在全部撤离前，需要把养的猪都吃光。张家璋这位炊事班长外号抖三抖，因为他打菜时怕把肉给的多了，老将打好菜的铁勺抖来抖去，菜中难得的几块肉有时也被他抖掉了。现在他不抖了，你吃得下多少就给你多少，食堂里笑声不断。这样的生活过了没多久，世龙小华还没到，最后撤离的这批人也该走了，我也将跟他们离去，我盼望也许他们能赶到北京团聚。
回北京的途中，专案组的高亦兰不断向我宣布各种纪律，这些纪律都是为我专门定的，限制得我一点自由也没有，无非是怕我中途逃跑。其实我那里会跑呢，我的目的地就是北京，我要回家。不管他们怎样管制我，这一路上我的情绪都十分好，离家越来越近了。
半夜里回到清华园，别人领完自己的行李都分别回家了，只有我还不许动，原地坐在那里等待连队的干部来安排。我看见高亦兰等几个人嘀咕了好久，然后由高亦兰来通知我：“你家的房子学校已分给别的人住了，你就住在荷花池集体宿舍吧。”这真是晴天霹雳，我盼望已久的家没了。第二天小妹从南口回来看我，没过几天世龙和小华也从南方赶回来了。原来他们已到了南昌，在旅店里碰见清华的人，才知到农场已撤消，我也已回北京，便决定经京广路赶回。
大家在荷花池挤着住了机天，小华探亲假的时限已到，只得回北大荒去了。世龙和我及小妹总住在这集体宿舍也不是个事，正在无计可施时，世龙在清华照澜院的商店巧遇六区的邻居，谈到房子的事，邻居告诉他，我们那房一直空着，没有人占去，今天才有人来看，说是刚分给他，看后准备粉刷一下。我们也真傻，还在相信高亦兰这样的人的话，回来了连家也没去看一下。世龙赶快去六区二号，回来说，我们的房子现在还空着，留下未还的家具仍原封不动的摆在那里，可见从来没人住过。看得出来他们是不想让我有个家，才临时将我们的房子分给别人。我急忙去找高亦兰，戳穿了他们的把戏，他们面对事实也无话可说，只好答应在新六区另外分配一间房子给我们，世龙和小妹高兴地把家搬到了新六区七号。
这新六区七号也本是工棚，房间比老六区二号小，但整修得较好些，正好是靠着围墙的一头，门口对着煤屋，形成一个自成范围的小院子，管它怎样，反正可以躲进小屋成一统了。只是世龙没住几天就回干校去了，他们那干校决定迁到湖北沙洋，他被分配去押运大家的行李。头年地质学院已被强迫迁到湖北江陵，干校的人不愿搬，抓
516又正抓得热火朝天，因此拖到现在。此后，平时我仍住在荷花池宿舍，星期六就回家去，这时小妹也从南口回来了。我们一起做饭吃，她喜欢吃水果，每次买一斤水果，一下子就吃光了。我们的存款单被地质学院王大宾那个革命委员会收去，并通知银行冻结了，但在我手头还保有一张用我的名字存储的存单，原先以为这也已被冻结，一天，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去银行，得知原存八百元，这时已有了近三百元的利息，我就把利息取了出来，我们又有钱花了。这冻结存款，是江青一句话引起的，她接见上海的造反派代表时，听说画家丰子恺去银行把他的存款取走了，便说这些人得的是不义之财，不能让他们取走；随后上面真的下了文件，银行也就只有执行，但只认革命委员会这样的权力机构，清华当时没能成立革命委员会，工军宣队来校时，这股冻结存款的风也过去了，所以这八百元此时我还能取用。
有了钱，小妹去五道口商场排了几次队，居然买到了一台蜜蜂牌缝纫机。有了这缝纫机，我就用缝纫机给一家四口做衣服，我们这个家又多些生气了。
批林彪，又成为重点
回到清华以后，我们这个连队，派去在眷属区新林院的操场上建两层楼的教职工宿舍，给我分配的任务是用车子运送沙浆。这是重活，一般是由男劳动力来干，但也难不倒我，推着装满沙浆的车，在工地不平坦的地面上也能行走自如；我还有一个差使是上屋顶去糊缝和换掉破碎的瓦，需要随身提一小桶水泥上去，这些我都干下来了，我对自己充满信心。虽然这时我体重只有八十多斤，但体力已在恢复，由于体轻，在屋顶上走不易把瓦踩碎，这些瓦是强度不高的水泥瓦，很容易踩碎的。不过在屋顶上走，开始总有点心惊胆战，慢慢也就习惯了。在这里劳动，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太靠近清华的附属小学了，每天小学生放学，一大帮小孩就跟在我的后面喊：“黑桃尖！黑桃尖！”。北京人管扑克牌中的黑色盾牌形图案叫黑桃，牌上的Ａ字称为尖，这桃尖与陶坚同音，而经迟群在全校大会上那样郑重宣布，他们都知道我是反革命，这当然是黑的，所以就成了黑桃尖，而对敌人是不能讲仁慈的，他们这样仅仅喊喊口号，就算是温和的了。他们不象农村那些孩子向我吐痰，甩鼻涕，也确实文明多了。我还注意到，有些接孩子的家长，很不赞成他们的孩子这种行为，快快的把孩子带走，我也不理这些孩子，快快的走自己的路就是了。到了晚上，人家休息，我还得去接受当时已开始招收的工农兵学员的监督，也就是说要到他们中去，汇报思想，接受批判。开头专案组把我放到从铁道兵招收的学员中，他们有二十几个人，都是“根红苗壮”，也就是说出身在工农兵这些家庭对共产党又很忠实的人，把我放到这些人中间，专案组那些人认为这回应该能放心了。
我到铁道兵学员中去的第一天，由一位学员主持召开监督我的首次会，这位主持人说：“领导把监督你的责任交给我们，首先我们要你交代全部历史和犯罪的经过，我们不限制你讲的时间，讲的越详细越好。”当时专案组的负责人宋泽芳也在场，我就说：“专案组的人也在这里，他们是掌握我的全部情况的，我可以保证我讲的都是实话，如果有不实之处，专案组的人可以当场指出来，无论怎样处罚我都行。”于是，我就将我如何上学，如何回国，怎样入党，曹昌彬事件及反右中我的言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表现，怎样组织红教工，陈里宁事件等等一一道来，讲了两个晚上还没讲完，学员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从不打断我的讲话，第三个晚上正在继续讲陈里宁事件时，宋泽芳匆匆走来，把主持会的人叫出去，嘀咕了好一阵子，随后又进来向与会的学员们说：“陶德坚是个非常狡猾的敌人，她企图朦骗不了解内情的同学，让同学们犯错误，我们再也不能让她有反革命宣传的自由了。打倒陶德坚！”主持人随即宣布散会。从此以后，就再也不让我到这些学员中去，所谓交给工农兵学员监督，也就虎头蛇尾地不了了之。这一变化充分说明了真正欺骗群众的是他们那些人，他们指不出任何我讲的那一点不合事实，怕这些还未失去真诚的青年，在了解事实真相后对他们不利，便只能这样说了的话不算数，不让我讲下去。他们如此草草收场，我看这些学员中的明白人，也会有看法的，这也可能是再也不让我和这些铁道兵学员接触的缘故。
不让我去工农兵学员中接收监督也好，晚上可以回家了，就这样天天盖房子到了九月下旬，只见其他的人出工少了，忙着去听报告开会，还和我一起干活的人，多是他们认为有所谓问题的人。特别是突然见到二校门毛泽东塑像基座上，林彪专为清华写的“四个伟大”题词被换掉，，报上也不见有关林彪的报道了，我就猜想，准是林彪也出问题了。
大约在半个月后，宋泽芳来问我知不知道最近发生了什麽大事？我说没人告诉我，只是我从一些现象猜想可能是林彪出什麽事了。他就简要地告诉我，林彪和他的儿子林立果搞
571工程准备发动政变，妄图炸毁毛主席的专列，被发觉后，驾机逃跑摔死在蒙古的沙漠上。讲完后，他要我谈谈听了这件事后有什麽想法。我说我刚刚听你说，还来不及有什麽想法。他说：“你是有顾虑，怕说出自己的想法后，我们会批你为林彪鸣冤叫屈。我可以向你保证，既然我们是为了帮助你，只要你讲出活思想，我们就绝不会把这些拿去批判的。”我见他说得这样诚恳，我也确实有些问题搞不清楚，就说：“前些年才把林彪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还写进了党章，怎麽这麽快他就变得这麽坏？对他过去在井岗山和解放战争那一段又怎样估计？他是一开始就是坏人，参加革命是钻进来的？还是后来权大了才变坏的？”宋泽芳说：“我知道你这人想法很多，这就对了，我们以后会帮助你认识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两天后全系召开大会批我借汇报活思想之机来为林彪鸣冤叫屈，说我就是林彪的社会基础。又过了一些天，全校在体育馆前面的广场上召开批判林彪的大会，揪到会场前面去批的却是我陶德坚，他们还就是根据那些东西批我为林彪鸣冤叫屈；还有人一再上来压我低头，我绝不能低头，我懂得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原理，他一压我，我就往前走，快走到坐在前排的群众队伍中了，他只好把我拉回去，再压我的头，我又往前走，会场也骚动起来了。压我的人被叫了回去，我仍然高高地扬着我的头。我也不去听他们怎样批，我为这次又保持了我做人的尊严而狂喜。
在全系的批判会后我就找过宋泽芳，我质问他为什麽这样卑鄙，他还满有理的说：“我们对待阶级敌人，什麽手段都可以使，我是讲过不会因为你讲了什麽就批你为林彪鸣冤叫屈，那正是我的策略，你明白了吧！”这宋泽芳是我刚到清华时教过的学生，那时他很好学，为人也看不出有多少坏心眼，这些年下来，怎麽变成了这样！
短暂的宁静
清华批林彪，可以用揪出个“林彪的社会基础陶德坚”来交了差，但林彪垮台后，本与林彪相互勾结的江青一伙，实已所处于不利的形势，这使江青在清华的爪牙迟群等人也不得不收敛一点，有一年多没搞大的动作。我的生活也稍稍得点平静，尽管这时他们丝毫也没减轻对我的折磨，除了要求我时而到木工间干活，时而去画图刻钢板外，打扫厕所，更是额外的连星期天都得去干的劳役。平时他们说的好听，劳动光荣，实际上他们是把劳动当成惩罚，还把劳动分成三六九等，扫厕所在他们看来是最低等的，和我一起打扫厕所的，都是被他们当做坏人的人，有年轻的教师，也有老教授，这些人来来去去，大多干一阵又换了人，唯独我是前前后后干了好几年，直到四人帮粉碎又过了好久才结束。
其实，这劳动是不是能起惩罚作用，还在你怎样看，我并不因别人看见我在扫厕所便觉得脸上无光，而是感到在为大家作好事。在鲤鱼洲，那厕所本来脏极了，加上天气热，坑里坑外爬满了蛆虫，它们爬到墙角聚集起来，结成一大堆蛹，最后变成绿头苍蝇到处飞，使人不得安宁。让我扫这厕所后，我就试着采集各种野草去治蛆虫，后来找到一种开粉红色小花的红叶子草，加上艾草切碎后撒在坑里，蛆虫就死了。我再在地上撒些白灰，扫得干干净净，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回北京后，要我打扫主楼厕所，有现代的卫生设备，打扫起来没有什麽困难，更不以为意。他们想用这扫厕所让我受到精神上的压力，这个目的也没有达到。
对我来说，最好的是晚上可以回家了，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他们管不着了。后来，他们认为这新六区只有少数散居户，而且都是工人；他们号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对清华的工人是不放心的，我记得从鲤鱼洲回来，每在路上碰到机工厂的武师傅，他都要不避嫌疑和我打招呼，因此他们怕我住在这里容易和其他人联系，要我搬到本是单身集体宿舍，现改为也住家属的十六宿舍。
到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世龙从干校回来了，这时全国已在整顿，没有知识读物给青少年看的问题也提出来了，上海的出版部门给地质学院去了公函，说是世龙的《火山和地震》和《地球的画像》，经过工农兵的审查，认为是好书，准备重版，希望能给条件让作者修订。当时地质学院还是军宣队掌权，但高元贵复出的呼声已高，还已有一些原来的干部已被起用，世龙很快得到批准，回北京来修订他的书。世龙回来后仅一个多月，高元贵就被请回来担任了地质学院的党政第一把手，派驻地质学院的军工宣队悄悄地撤走了，高元贵争取到更换地质学院迁到江陵的决定，将干校的人召回北京。大队人马回来了，纷纷在地质学院重新得到住房，世龙所在的教务部门也给他找到一间很大的屋子，但是我那个专案组的宋泽芳等人，不许我到地质学院去住，世龙就放弃这间房，仍在清华伴我同住。
世龙回来后抓紧修订他的书，随后又被当时改成国家计划委员会地质局的书刊编辑室请去编书和写书，他以写文章致祸，现在又干起来了，也就不枉我把他那些卡片带到鲤鱼洲又带回。
这次世龙回来前，过去扣下他的工资全部都已补发，原被“革命委员会”收去的存款单也发还给他了，回来去银行办了解冻的手续，光利息就得了八百多元，我们买了新的电视机，还给小妹买了手风琴，家里又热闹起来了。
只是这时清华园里的政治环境仍未改善，在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江青一伙的地位得到加强，迟群在清华的副手谢静宜还当上了中央委员。我仍得向宋泽芳这样的人汇报思想，天天去打扫厕所，放暑假了别人休息，我还得去扫，不过还算扫完了就可以回家，不必再上班，回到家中，世龙总是给我准备了用冷水凉过的德州大西瓜，那西瓜真大，两个人一次半个也吃不完。
在这表面的平静下，江青及其爪牙迟、谢等人，以清华、北大这两校为大本营，酝酿更大的夺权阴谋，发动评法
(家)批儒(家)，一时用“梁效”等笔名，实为两校大批判组写的，吹捧秦始皇，抨击孔夫子的这类文章，在全国起着带头作用。开始我们也不完全明白她(他)们的用意，只觉得有些古怪，世龙不管这些，趁这时旧书店为配合讨论“儒法斗争”，把许多属于“四旧”的书籍又摆出来卖时，低价买回了一大批很有价值的书，屋子太小摆不下，就只好堆一些在床下。到了这年秋冬之际，永明全家到北京来了，由于陈里宁案件曾轰动全国，而后来批我的大字报在许多城市转抄，尽管多年不通音信，他们坚信我不是什麽反革命，这次他们带着儿子小禹，去广州德逑处接回女儿小然，不怕牵连，专程绕道北京来探望我们。
永明一家的来到，给我们带来了欢悦，小然很恬静可爱，小禹那时才一岁多，在表演完他的节目后一鞠躬，然后仰着小头哈哈大笑，大家也跟着笑起来，我们的家里出现了久已没有的笑声。我找到专案组要求陪他们出去玩一天，这回居然得到了他们的同意，我们就近到了颐和园。世龙和小华前去江西看我的途中，在杭州买了一个照相机，这回发挥了作用，给我们留下了好多合影。永明这次来，还带来了德逑一家和致姐等的问候，他们都知道我已被打成反革命，但也都不相信我是反革命。
正是永明一家到来这些天，清华园内的空气又紧张起来了，干部们忙忙碌碌，不断地开会，一天，由迟群作重要讲话的全校大会召开了，人们鸦雀无声地排成队，神色严肃地进入会场，永明看到了这个情景，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回来后一问，才知我被排除在外，不许去参加，这对我来说，早已习以为常，永明虽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许多苦，但看到我受到这种歧视，非常难受，不禁哭了起来；这哭是他认为我是冤屈的，应该和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人的尊严。世龙直说迟群这种人作报告，有什麽了不起，不听还好些，还劝他们赶快离开。因为他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又要来了，而他这回大概又会被卷进去，他摸了迟群的老虎屁股，闯下大祸了。
第二天，永明买了火车票，回青海去了。这短暂的宁静也随即结束。
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永明一家回去后没几天，刘小石找我去单独给我传达了迟群那天的“重要讲话”，原来那天开全校大会是因为清华园内出现了批评迟群的大字报，出大字报的是些工农兵学员，迟群告诉这些人不要上坏人的当，一个根据就是有坏人跳出来在大字报上写批语，支持你们，你们可要警惕！还说，在清华，那写批语的坏人，谁人不认得你嘛！报告中没点出陶世龙三个字，但一听那情况我知道指的就是世龙，因为世龙早把这件事告诉过我。
事情的起因是清华大学参加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传达这个大会的情况时，迟群表现出对传达人很不尊重，没让人家传达多少，自己却讲了一大通，讲话的口气还很大，显示十大这些事他早知道，不值得多谈，而是着重讲了清华工作中的七个问题，尽是批评下面的。在这次中共的十大上，迟群的副手谢静宜当了中共中央委员，迟群什麽也没捞到，讲话中酸溜溜的味道，许多人听出来了。过不久，就是永明来的那几天，有一个研究班的学员们在大礼堂前的大字报区贴出了批评迟群的大字报，标题是“第八个是领导”，他们认为，清华的工作要有问题，首先应该领导负责，可是迟群只批评下面，不谈自己，还列举了迟群作风不好的若干实例。当时正在放映的一部阿尔巴尼亚的影片“第八个是铜像”，由于长久不能看到外国电影，这部片子一放，马上风靡一时，借来改成这个标题，也就很吸引人，一时招来许多观众，随即有不少清华的工农兵学员也出大字报批评迟群，外单位来看大字报的人也大大增加了。世龙那时一天几次去看大字报，当他看到那“第八个是领导”这份大字报贴出来还不到一天便被刘鸿文等人的大字报盖上，心中火起，就在刘鸿文的大字报上写下了反对他们这种作法的批语；在当时，新贴出的大字报没贴满三天是不能盖的，刘的大字报没有什麽内容，篇幅恰巧和“第八个是领导”差不多，显然是为了盖掉这《第八个是领导》而匆匆写出的。
世龙回来告诉我这件事后，我就觉得要出事，他们一定会把我和世龙联系起来，这以后我只是埋头刻我的钢板和画图，上班时特意不经过这大字报区。但是灾难还是避不开，在迟群讲话的第二天，就有大字报点名说陶德坚的狗丈夫陶世龙也跳出来了，要大家警惕。还有个什麽“今胜昔”出的大字报把过去万山红诬陷我那些东西又抛了出来，也点了世龙的名。这些都是世龙告诉我的，他不怕这些，还是天天去看大字报，他说他不过是针对刘鸿文等不合规定的覆盖别人的大字报提出批评，完全是有理的，迟群再有权势，也不能把他怎麽样。的确，没几天，他发现，大字报在点了一阵他的名后，突然一律不点名了，还是那刘鸿文等带头，把揭发批判的矛头集中到已经起用的前党委副书记何东昌的身上去了。
就在刘小石给我传达迟群讲话后，专案组又开了对我的批判会，会上宋泽芳幸灾乐祸地说，你那绿洲也快没了。显然迟群在他们内部有布置，而专案组和我系的干部还有保卫组的人，确曾去过地质学院党组织，想找世龙的岔子，大概是碰了一鼻子灰，因为迟群在清华的倒行逆施，影响到全国的高等学校，地质学院的人早就对他不满，世龙这事，那边许多人早已知道。他们还曾通过地质学院党组织找世龙问话，要他讲对我的看法，世龙说她在去十三局这事上有错误，但这也是谢富治同意的，陈里宁也是谢无罪释放的。专案组的傅尚媛，这下象抓住了什麽把柄似的，气势汹汹地说：“你现在还在攻击谢副总理！陶德坚就是反谢副总理的。”大概是因为世龙所在单位的党总支书记谢增荣等都在场，而他们已经知道这些人是同情支持世龙的，所以和傅尚媛同去的人都没再吭声，只有一位对世龙说，我们早就听说你了，以后我们还要和你打交道的。于是就都走了。世龙回来告诉我，我还以为他们还会去找麻烦，但后来再也没去过。
想整世龙没办到，便更不能放过我，由于我在这场纷争中非常谨慎，他们实在抓不到什麽把柄，专案组那些人，只好把我好久以前说过的话：“参加红教联的是革命的和要革命的人，红教联不是反动组织”翻出来，将我作为正在搞右倾复辟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来对待；这时何东昌也已被作为搞右倾复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揪了出来，我就又成了何东昌的社会基础。大概是他们怕世龙和我在一起更不好对付我，便把我放到清华正在北大作建筑设计的一个所谓连队去接受监督，清华里头则忙于江青导演的批林批孔运动了。
正巧小妹这时也在北大，是工厂推荐她来参加这里办的政治经济学学习班。学习班结束后，老师想留下她当下一期学习班的辅导员，她高高兴兴地来看我，把行李放到我这里，被连队的负责人赵炳时发现了，他们向南口机车车辆厂施加压力，终于迫使工厂把小妹叫了回去。小妹从此明白了，她再怎样努力也是受歧视的，她辞去了厂团委委员的职务，除了做好工人的本职工作，还努力复习中学的课程，在四人帮垮台，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制度后，她考上了大学，毕业留校当了教师，后来又到加拿大留学取得了计算机科学博士的学位，这是后话了。
在北大住了一阵后，一天中午，突然要我随这个连队回清华，在体育馆前的广场上开全校大会，原来是他们这台批林批孔的戏要收场了，在大会上宣告了他们的伟大胜利，揪出了我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当众宣布给我加上这顶新帽子。那天我头上本戴有一顶草帽，在随大队返回北大的时候，我拿起帽子当扇子扇，有时又将草帽一甩一甩地拎着走，于是有人在后面大喊大叫，要我把帽子戴上，说我不戴上草帽就是拒绝接受刚给我增加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说，现在没有太阳，戴什麽帽子。他们气急败坏，说我这是在攻击伟大领袖，又把我批了一通后，将我发配到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去了。后来世龙告诉我，那天开大会时他也在会场后面听。因为几天前北大已开了一个这样的会，当场抓走了历史系的教师袁良义，说他为陈伯达翻案，他担心我也可能被抓走，听到没有宣布抓我就放心地走了。
他们把世龙恨得牙痒痒的，但没能把他怎麽样，就在这时，他的《火山和地震》重新出版了，一次就印了二十五万册，而且很快就卖完了。但是，他们报复世龙的目的也没完全落空，这团河农场离清华很远，又无直达的公共汽车，在这农场一呆就是一年多，平时还不准我回家，这时我和世龙虽都在北京，却难得见一面。而且等到让我回清华园时，地质学院已定下来迁到武汉市，世龙又作为先遣队到武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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