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毛遂自薦，參加K氏獎的評選。那時的我很天真，覺得好像偶爾寫寫詩、寫寫文章就好像就可以跟醫學人文掛勾。我入了決選，跟幾位陽明大學帶領陽明十字軍、辦雜誌搞社運的學長姊們競爭那筆獎金。當然我沒有入選。今年蒙李敏勇老師的推薦得獎，心裡反而覺得慚愧無比。 坦白說，我在文學和社會上的「參與(如夠格說參與)」，是受了台杏基金會的影響。當初基金會的董事長江自得醫師打算發動「醫界典範之旅」，然後出一本書。他找了一群在學校裡也辦雜誌、報紙的杏園社(這個社團也曾經是社運團體的一員，擁有豐富精采的歷史)的社員，南下高雄採訪曾貴海醫師。我想如果沒有那一次的拜訪，我整個求學過程甚至生涯將因此改變。幾位前輩，包括江醫師、曾醫師、鄭炯明醫師對我的影響的確非凡。雖然現在「典範」這兩個字在我的心目，經過這幾年吸取反對資本主義的論述養分，了解典範的真正意義跟價值之後，已經不再那麼偉大。即便如此，我還是得感謝這些前輩。他們讓我有持續的動力和熱情進行創作。 今年也一同獲獎的昭文姊，以前我也只是在網路上會讀她的文章。直到我們在台灣正名運動的遊行街頭巧遇。更早以前認識了昭文姊的雙胞胎妹妹，王貞文，更是一段奇妙的過程。當時我在《台灣E文藝》上發表了一首台語詩〈數念〉，紀念過世一年的祖父，被遠在德國求學的貞文姊讀到(我非常喜歡她寫的「求道手記」、「海邊的粿葉樹」，這兩本小書不論在我的創作動機跟信仰的啟發上，都產生不小影響)。後來我在德國自住旅行，在慕尼黑的網路咖店裡跟她聯絡上，我們於是通了電話，她邀請我到Bielefeld去參加一場Dichterleseung(詩人沙龍)，無奈那天正好是九一一事件當天，也是我要回台灣的日子，只好錯失那個難得的機會。 不過從那以後，我開始大量閱讀台灣和世界詩人的作品，也大量寫作、發表。同時間也經常參加高雄醫學大學阿米巴詩社的活動。那是一個很奇特的社團，我一直認為那是天時地利人和，使得在高雄的一小撮人擁有那麼龐大的動力去做出那麼多事情，他們關心的事項遍及文學、社會研究、自然生態等，在短短兩年間出版了兩本詩集之餘，其中的成員不館在各種不同的領域都有各自不小的發揮和成就。我很幸運可以跟他們認識。這次獲獎，我也暗自認為他們遠比我更有資格。因為我只是偶爾?一些活動寫個起草，或是寫文宣、寫歌。多數時間我幾乎都是閉門造車，若真的對社會有所參與，也太過「個體戶」了。 我的創作，包括詩、散文或文化評論。許多時刻面臨思想枯竭、走入胡同，但是又急於發表，經常出現模仿式的作品。但是我也了解，這是新一代創作者最常犯的通病。為了取悅「主流」出版刊物的編輯，而寫出與自己的良心相違的作品。這對於文學本身或者讀者群都是相當的不敬。我很慚愧自己在吸納各種理論和詩藝的同時，還沒滋養出一種篤定的堅持。我知道自己仍在起步，但往後必定要摸索出一條不變的路線。在這裡我要非常感謝詩人吳晟，他的耳提面命，提醒我不能被崇尚虛無的新銳作者群收編。還有台灣日報主筆路寒袖、詩人李敏勇先生、幾位從事創作的前輩醫生，他們的對我的啟發與提攜，令我由衷感謝。 台灣人擁有很獨特的心理狀態，這些都反映、表述在文學、音樂以及各種藝術形式的遺產中。我期許自己成為一名精神科醫師，能夠在病患的照護之餘，也能從事精神障礙者以及少數族群的人權運動和倫理研究。在創作之餘，還能投入台灣文學與台灣人集體心態的探討，讓這個在相當特殊的時空與地域裡滋養出來的想像共同體，落實為台灣文學的主體性。當李敏勇老師函告我得了今年的K氏獎，要我將自己的小傳、經歷寄給基金會，我其實很草率地將自己最近用於申請住院醫師的面試資料拷貝過去。後來，讀了昭文姊寫的得獎心情，深深感到羞慚。因此我也寫了這篇微不足道的自述，當成我的得獎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