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火欲來 ◎文/吳恙 SARS就要走了，但是它不是主動告辭的。我們不必問它，也知道它還要來。 最近有線電視又開始重播許久以前，湯姆•漢克斯以精湛的演技，成功衍繹一位愛滋病患者的心路歷程，而獲得奧斯卡金像獎的電影《費城》。疾病的污名化，從梅毒到癌症，再從癌症到愛滋，幾世紀來未曾止息。而此時的SARS，一顆新的病毒，不像HIV，伴隨著「同性戀以及縱欲者遭致的苦果」這樣特定的懲罰意義而來，卻同樣讓人們歇斯底里。它豪不留情，在短時間內奪走了數十條人命。國家的經濟力下滑，人心瓦解，人們的思考已經習慣於病與非病、潔與不潔，這般簡單而無辜。 近年來，「醫學人文」成為一門顯學，染指著一項科學全面悔罪的救贖過程。每一所醫學院都開設「人文」課程。一種新穎的流行符號、一種標榜成了醫界的時尚寵兒。所有在九零年代畢業出校門的年輕醫生，都必須配戴這樣的徽章。醫德，不再當然附屬於醫學這門複雜的學問，而成為一種職業技術的評比籌碼。而在SARS疫情蔓延，全國人民恐慌之際，當輿論祭出「醫德」二字，所有醫護人員不遭攻擊也難，乍看之下，反醫情結似乎成為一種社會的正確價值。政務官被人民開除，院長們被吊了照，變得理所當然。而基層的護理人員、受訓的住院醫師殉職，反而莫名其妙地成了一門忠烈。或說「死者為大」，或說病患總是擁有特權，其實自古有之。舊約聖經裡，一部詮釋苦難本質的巔峰之作便如此記載： 惟願我的煩惱稱一稱， 我一切的災害放在天秤裡， 如今都比海沙更重， 何須質疑我的言語急躁？ ─聖經約伯記第六章二至三節 對於病患，我們採取的態度也不客氣。當我們知道SARS來自廣東，只要餐廳裡有人操著廣東話閒聊，隔壁桌馬上走人；後來只要有人咳嗽，我們也便敬而遠之。到最後，我們只能默默地帶起口罩，眼神雖然不見得傳達的是敵意，卻是滿滿的無視。疾病本身已經讓人動彈不得，讓人憂鬱、疏離，人們也因此無以相互同理，更別說溝通聯繫。英國詩人約翰•唐寫說：「若說疾病是件最悲慘的事，那麼生病最悲慘的事莫過於當所有的援助都被阻擋，連醫生也膽怯時的那種孤獨。孤獨不足以讓自己嚇著......一次久病最終會使友伴們軟弱，但是一個傳染病卻打從伊始就面臨了阻隔......那使得一張病褟變得跟一座墳墓沒什麼兩樣。」詩人說： 他們受苦，這是他們唯一能行； 一條束帶藏匿在他們所居， 他對世界的理解僅僅限定 在那些在他身上發揮的器具。 他們閒置一如離散的時代 ─能忍受的只有真實感覺的存在； 不像他們所言，卻像窒息他們的哀泣─ 像植栽那般迢遠；我們在別處站立。 ─W. H. 奧登 醫院開始抽籤，來決定醫護人員照顧SARS疑似病患的順序。命運的賭盤一開，便有人迅即離職，醫生們互拆後台。原本一團和氣的醫療團隊，頂著抗疫勇士的美名，即便外界喊著一聲聲加油打氣的口號，院裡的氣氛開始變得緊張，開始出現排擠、猜忌甚至妒恨。我們根本很難理會得到，被隔離在高樓上的病患說，「好想伸手去觸摸地上的人們！」那樣微弱的一句心聲，竟是整座島嶼的嗚咽嘆息。 這讓人們不禁懷疑，到底醫學界高喊的「人文運動」屆此，有什麼重要的貢獻和成果？姑且不談台灣人的就醫陋習，也不談尚待改革的醫療制度，就「人文」而言，我們似乎對錯了焦點，把太浪漫理想的眼光投擲於醫學的專業，而不是整體醫學的本身。既然我們難以篩選真正對醫學志業擁有強大使命感的人，來進行醫者的培養大計；既然我們每年只能一再重蹈吸收一群「高分學生」進入醫療團隊的覆轍，而難以事先評估「誰合適接受醫學教育？」這個大哉問，當我們高舉醫學人文大纛的同時，我們要了解什麼樣的現實？這麼說罷：醫學的人文教育，其實絕非培養一群高道德的修士。要理解治療之前，似乎更需要理解疾病。在理解疾病之前，更要了解「人」。如此我們應該不難理解，為什麼在這波SARS疫情裡，人們如此容易被激怒、變得瘋狂。然後我們才有足夠的理由去批判，到底是不是倉促封院的錯？ 電視上播送著為病患插管而染煞致死的醫生，他那隆重的告別式。而對街，對街是被遺忘的，疑似為SARS病患處理後事，卻也因此感染病毒而死亡的殯葬業者，他們的血淚控訴。兩邊都是苦主，沒有公道也沒有真理。醫學無法救命，主宰起生殺大權的竟是噬血的媒體。醫學，這個精英族的殿堂，在從前的確曾經附帶著社會改革的意識；但現在的醫師藥師公會，卻只懂得組成團體與民意代表結黨，向地方或中央議會施壓，來護衛自己的權益。「知識份子」的標籤還在，但「良心」與「救世主」的神話卻破滅了，被蝕啃得只剩下不痛不養的技術，甚至成為千夫所指。 以往對抗疾病，醫生總是以先鋒隊的身分出征。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更以「走街先」為筆名，提醒自己疾患在哪裡、痛苦在哪哩，他的人就必須在哪裡。時至今日，站上戰崗的不再是醫生了，而是整個社會。當醫界與媒體一同墮落，似乎有更多的人們─尤其是電影、文學等藝術─開始提醒我們，往往在大難裡倖免的人，都是無知的一群。我們不是全能者，一知半解又經常釀成大錯，那麼不如無知吧。王爾德的《行善者》，描述一位善心人士的義舉卻帶來他所非能預期的結果：「我本來死了，你卻使我復活，我除了哭泣之外還能做些什麼呢？」契坷夫的《第六病室》中，將死的病人一席話，痛擊了以一個治療者的身分對疾病所做出的愚蠢觀點，使醫生梅菲耶奇最後不得不了結自己的生命。薩馬拉戈的《盲目》中，女孩說：「也許盲目才能彰顯事情的真相。」 本土小說家鍾理和，曾經寫下一篇《山火》，描述人們為了抵擋每年到了秋季，從天上撥下的「天火」，而放火燒了自己家鄉的山。人們的迷信和煽惑，帶來的災難遠比一場瘟疫還要嚴重。難忘才幾週之前，電視新聞裡，我們聽見被傳為「超級感染源」的亡婦的兒子的冤白；我們看見媒體編導著殉職醫師林重威的父母不理會市府的褒揚，不進忠烈祠等似是而非的種種；我們武斷著總統的女兒女婿在非常時期休假的不妥，質疑他們的人格......。我們只能軟弱地活在種種恐嚇、不信任和怨恨裡，任憑社會變得暴躁易怒，讓恐懼取代了同情。就像《山火》中，第一人稱的主角，說「我從哥哥的言語間取出材料，在虛空中構成一幅騷亂的圖畫。在那裡面，人們離開圓心，在周圍盲目地轉著、轉著。」而在一場激辯的場景之後，他開始懷疑哥哥的論調、譴責那些迷信的人民的姿態，究竟是在抨擊人們的頑愚呢？還是參加了燒山人的那一面去？ 許多人強調「醫學人文」，其實只是醫界重新再重申一次自己的專業─當然，我們也未必誤解醫學人文與美學或道德的必然關連性。或許我們更需要花上更多精力去理解的是「疾病人文」。當「疾病敘事」在文學界中蓬勃開展，醫學教育卻還在拿教條倫理、道德典型苦苦企盼學生們去依循的當口，這些未來的醫者其實喪失了用最原始的方式去理解人性的機會。從邊緣向中央靠近，這樣的實踐方式或許有它的風險，但是這已經不是一個中央發聲的年代。薩伊德說，「知識份子要懂得與社會各個角落對位。」而醫學呢？或許是上帝賜予人間最簡單最無知的恩典，一種最細緻單純的社會參與行動。醫界甚或其他專業的介入，若不能廣大容忍、謙卑為懷，只曉得相互怪罪、爭奪發言權，那跟一面放火燒山有何差別？ 我憶起今年春天在巴黎認識的一位朋友。八零年代，連最難以治癒的梅毒都退席，人們對於性的觀念開始大膽、開放，甚至把結核病與癌症視為性過度壓抑的產物。然而此時，愛滋病毒卻悄悄侵入人間。而這位朋友便是其中的一個犧牲者。看到他，就好像見證了一段受難的歷史。但是我從來沒有看過過他的一絲愁容。五月初一的餐桌上，我們興沖沖說著下午即將舉行的勞工大遊行，溫習了好些旋律，像是國際歌、馬賽進行曲。然後我跟朋友問起了歌詞。「誰記得呢？沒有人記得呀！」他帶著笑意調侃著自己，也似乎調侃著所有的法國人。我們去了市郊的一座公園散步，望著他跟他友人敘舊的背影，步履雖然蹣跚，卻似乎已經坦然無懼。就像電影《費城》裡，律師喬跟愛滋病患安迪約好為隔日法庭的答辯作準備的那晚，安迪卻冷不妨放了一首由喬大奴作曲、歌劇女神卡拉斯演唱的作品，敘述法國大革命當時，一位母親回到家園，卻見自己的女兒已躺在血泊中，她悽楚地唱道，「你知道我的週遭都是泥土與血嗎？......我是神祇，我是愛！」然後安迪冷靜地表示自己可以開始進行答辯練習，律師喬卻斷然離開，回家擁抱自己的妻女。對於疾病，他們早已沒有控訴；對於人生，他們僅打算懷著最簡單的愛，物相攙扶，慢慢地踱到長路的盡頭。 你我或許都記得若干年前，當腸病毒七十一型剛登陸台灣的時候，就像SARS一樣，給予我們的記憶如此仇深而漫漶，整個社會的躁鬱方具典型。而今天，我們每年都得面臨一波又一波同樣的威脅。卡繆的《瘟疫》中早就說道，「所有這些恐怖的影像並不那麼接近，不足以搔亂這個春天午後的安寧。」「可是，『瘟疫』又是什麼意思呢？那就是生活，如此而已。」他早就預言了，「黑死病菌不會死滅或永遠消失，它們會等待下一個機會，再度帶給人們苦難與啟發。」而鍾理和的《山火》裡幽幽寫著，「看來這一帶地方，不久便將由另一種更頑強更貪婪，但不?人所歡迎的生命所佔有。」往後當疫情再來，甚或更無厘頭的病原體來襲，當我們仍不懂得如何與病毒共生，不曉得島嶼又會充斥著什麼樣的口水戰？伴隨著哪為政務官的下台、甚至政權的易手，會有什麼樣的「山火」，從哪裡開始焚燒？一切似乎太過於複雜沉重。我們傾斜的島只能再次以她「哲人的沉默和忍耐，接受愚蠢的人們所加予的苦難。」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十六世紀的約翰•唐如先知般叮嚀。二十世紀的我們，這連帶的一切，思之，何時了了？ 原文: http://www.taiwandaily.com.tw/news.php?news_id=2863 Go http://www.taiwandaily.com.tw/news.php?news_id=2907 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