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杏園故事是從一九八三年開始的，那年我進學生活動中心編 委會，我們的「綠派」從那裡出發，用綠島小夜曲相濡以沫，次年洪 聰年從編委會接任杏園社長，「綠派」從少數變成多數，由多數變成 多派，由多派變成反目成仇。在發生這些變化之前，我們一起編輯被 禁刊的「校園通訊」，一起和呂宗學去成功路見出獄不久的張溫鷹學 姐，和許榮淑談起美麗島繫獄諸君子，看到坐在一旁沉默不語的邱義 仁，與後來南方雜誌社的老板呂昱做第一次接觸，每次我都把機車停 在離張的診所很遠的地方，因為聽說診所外頭有情治人員二十四小時 監控。有一次林永明沒來上課，傳說是被警總約談，我們在想該如何 「救」他時，他又突然出現了，到現在我都弄不清傳聞是真是假。呂 宗學成立學生流行病學調查團（八Ｏ年代台灣學運史記載：這是目前 所知最早的學生社會調查），我那時應該就想到自己會走上流行病學 這條路了。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八、九日杏園社邀集台灣醫學生在台中 黎巴嫩山莊座談，觸犯了戒嚴時期救國團舉辦該類活動的獨佔權，因 此參加各校都有人被約談，我因此成為孔識平辦公室的常客。我被約 談的原因，可能是我問了王裕仁（苦苓）一個問題。 　　一九八五年不愉快地離開編委會，十一月接杏園社三十三期總編 。前任總編丁金聰建議創一份報紙，最初校方不同意，後來課外組長 提出由杏園社與編委會輪編「校園通訊」的方案，我同意了，很快我 就發現自己錯了。這件事使我和昔日的編委同志水火不容，隨後有人 傳出杏園社很會污錢的耳語，然後編委主席在總務主任與杏園社長黃 淑惠面前轉述這番話。在戒嚴體制下，「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 兩崑崙」（語出梁啟超：譚嗣同傳）的中山醫學院「綠派」就此煙消 雲散。 　　杏園三十三期，呂宗學寫的「ＨＭＯ能登陸臺灣嗎？」（後來華 視週末派曾在節目中介紹）被審稿老師問道：「你們又想引進什麼學 運組織（Movement Organization）」詹宗晃（現在是美國明尼蘇達 大學病理學哲學博士）和我的稿子被送給安維秘書，審稿老師說他無 權決定可不可以刊登。後來與安維秘書協議，我的不刊，且不做任何 說明，詹的稿子原文照登。（註：ＨＭＯ是 Health Maintenence Organization） 　　杏園三十三期做諾貝爾生理與醫學獎得主專題，得到四位著名科 學家的回信；教科書作者專題，幾乎成功邀到所有稿子。不知道科學 家為什麼要回一個陌生社團刊物的邀稿，但我那時真得感受到他們照 顧後輩，不求回報的光熱。 　　很諷刺的是：審稿極不順利的該期杏園，得到教育部、救國團及 國民黨知青黨部合辦的「中國青年期刊比賽」甲等獎。 　　一九八六年葉信宏接社長，陳玲芳連任總務，後來他們結婚了。 這一學年是杏園由大中國轉向小台灣，由海耶克轉向馬克思，由文字 轉到行動的一年。十月十五日「南方雜誌」創刊（八Ｏ年代台灣學運 史曾說：南方是當年最重要的媒體），杏園社是最早與南方雜誌社連 繫的地上社團之一。一九八七年二月六日，我和黃淑惠、林基正、洪 紋玲及李俊人出席南方的「學生運動座談會」，從此杏園社在熙熙攘 攘的學運中不曾缺席。大革會、編聯會、民學聯、醫學前線、中區學 聯的成立都有杏園的足跡。我在服役時，三講團講員說：南方是學運 的指揮部，我心裡想：「錯！這種情報品質可要大大加強。」南方關 心學運，但學運社團是不會聽南方指揮的。海軍總醫院政戰主任當我 的面說：「據我們所知，杏園社是叛亂團體。」我想：我校中山只有 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大約三、四十人）來服兵役，其中有十幾個人曾 是杏園社員，應該是「逃兵率」最低的社團，我們即使不是積極的保 衛台灣，也不致於背叛我的同胞吧。 　　這一年我們從韋伯（Max　Weber）那裡學到：以學術或政治做為 這生的志業（Vocation）。 　　我編輯生涯，最後下的一個標題是送給我那群即將實習的同學的 ：「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去者留者、以報中山」（語出梁啟超：譚 嗣同傳，原句為「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宗晃去 美國讀病理，前社長陳志山去念公衛，呂宗學從台大公衛畢業了，洪 紋玲拿到微生物學碩士，劉茂彬已是中部民進黨的助選要角，威良 在民進黨社運部。 　　前社長方憲瑞在一篇傳記中，引用俾斯麥傳的話說：「所以，初 看其達到目標的途上好像全然失敗的人們，有時反而在人生中留著偉 大的痕跡。」正是杏園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