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窗风雨】系列之七
                              悬珠进位
                                    ---  一个沉淀了的故事
                                牛庆祥

   快到期末了，学校计算中心的机房里热闹起来。地上，杂乱地丢了一地的书包，每个终端前都三三两两地围着上机的学生，值班的Consultant穿梭般奔忙着，打印室门口，一长溜同学在等着输出结果。
    刚走进机房，我就看到了正在手忙脚乱的小黄。
    “怎么样？挺忙吧？”我上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哎，快跑死了。”他叹口气，摇摇头。
    说起来，小黄和我也算老朋友了。我们是同一年漂洋过海，同时落足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虽然分别来自海峡两岸，但是，不变的黄皮肤黑眼睛，打从第一节课起就让我们相知相识了。我们谈力学几何模糊数学，也论电脑计算机大陆台湾。三十年河东河西，竟酝酿了那么多的熟悉与陌生。
    “你上那儿去？”有一天在校园里见到他，我还是用在国内惯常的招呼。
    “去跑电脑。”
    “跑，跑什么跑？”常听说跑步、跑操，冷不丁冒出个跑电脑使我一时云遮雾障的。
    “噢，就是Run Computer。”
    于是，两岸融会贯通了。至于软件之于软体，程序之于程式，磁盘之于磁碟片之类，更不在话下了。
    今天他见到我，连忙招呼我坐过去。一边说：你们老板是搞这一行的，你一定能帮忙。
    原来他在用一套有限元软件作优化设计课的Project，身边摊着一大堆打印出来的源程序。
    “这个Job我昨天晚上就丢进去了，到现在还没有跑出来。”他解释着。
    “那它一定跑得好辛苦了。”伸手拖过一把椅子，信口跟他开个玩笑。
    “当心你的迭代步长。在非线性区，没有预处理，太大或太小都有可能不收敛。”这套软件我已经摸了两年多了，碰到过几个容易折跟头的地方。
    “你是说要加个预处理了？”他怔怔地盯了我一会儿，就迅速地去抱来了那部厚厚的用户手册，哗啦啦地翻开了。
    静静地看着他在那边忙碌。在一阵凝神迷思中，忽然发现那部手册封面的插图，居然是一把孤零零的算盘！那份惊奇，一是觉得这部手册已经摆弄了两年之久，到现在才注意到它的封面，有点不可思议。更主要的，还是出自对这家公司封面设计者匠心独具的叹服。因为，在我们所熟悉的那片国土上，算盘，曾经是个古老而活跃的运算工具……
    在我家里，大概是土改的时候分得来一把算盘。算珠和周围的木框都已经变成漆黑黑的颜色了，看不出原来的木质。裹着算盘四角的铁皮锈透了，不经意地摔一下都好像会裂开来。串着算珠的细木柱，已经磨得扁平，倒还光滑而新亮。
    在我很小的时候，那算盘就一直放在爷爷炕头的煤火台边。爷爷没有念过书，一个字也不认识，却常常喜欢在冬天里的晚上，躺在炕上侧身拨弄那把不知道年龄的算盘，我总是扒在火台边，踮起脚看爷爷摆弄他的那个算盘。偶尔也伸手想去摸摸那些圆圆的珠子，都被爷爷挡开了。
    虚岁八岁，我上学了。开始学一加一，开始描红……，不久就知道了爷爷那把算盘的许多用处：邻村的供销社里，用鸡蛋去换大字本，换粉笔的时候，柜台里的那个人要耍一会儿算盘。队里分粮食的时候，队长总是拿着算盘。菜地里分蔬菜了，管菜的三大爷也要拨算盘。
    于是，有一天我站在火台边对爷爷说：“爷爷，我也要打算盘。”
    爷爷很高兴，马上拨了几串珠子，斜斜的一大片，把着我的手一下一下地打，口里还不注地念着：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
    两个冬天过去以后，我已经在火台边把爷爷所会的三遍九、九遍九、六二五、二归、三归等等统统学了来。
    那时候的我，所谓学会了，充其量也只是照猫画虎。至于究竟打的是什么，其实并不清楚。至于后来关于小九九之于加法，归法之于乘除的认识，乃是因为后来上的学多了，才逐渐明白过来的。
    等到小学里学起珠算来，老师把一付算柱上带着许多鬃毛的大算盘挂在讲台上的时候，我已经早就学完了归法。在爷爷身边躺了多年的那把算盘，也理所当然地跟着我学上学下了。
    后来妹妹上学了，也要用算盘，爷爷就去供销社买了把新算盘。红漆木框，黄铜皮裹角，铁算柱，好稀罕。妹妹抢不过我，这个新算盘被我夺了过来。可是没过几天，我又跟妹妹换回来了那付老算盘。因为这个新算盘很不好用，算柱太细，算珠孔眼太粗，珠子拨一下，要跳动、晃荡好久才安静下来，很容易打错。妹妹拿到个新算盘，乐得什么似的，紧紧地抱在怀里，直问我：你不会再换回去吧？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启蒙老师点将，个子大的当班长。到了三年级，启蒙老师去世了，我们换了老师，也换了班长。按各科成绩，老师一下子选出了四个班长。但珠算这一科目上，倒一直就是我和小明的天下。
    有一阵子，我这个班长当得提心吊胆的。不是因为我书读得不好，而是比这个更要命的，班主任陈老师认为我劳动不积极。
    那会儿学校里开展勤工俭学，贯彻五七指示，同学们不时地要到学农基地去劳动。对待劳动的态度，就是对待毛主席五七指示，对待教育革命的态度。老师经常号召同学们要通过劳动炼红心，要舍得出大力、流大汗。
    要说出大力，咱是一点也不含糊，虽然个头不大，但积肥运粪，移土造田，样样不落伍。要命就要在出大力的同时，还得流大汗。而我这个人，却不知怎么偏偏不太爱出汗。有的同学那怕是扛着个空锄头从学校走到工地，额上都汗津津的，而我即使推车挑担忙半天，即使也累得满面通红，可脑门子上总是很少见到汗珠。而老师呢，偏偏就喜欢察颜观色定态度，谁汗流得最多，谁的劳动态度就最好。
    多少次劳动课前，我都悄悄地跑到家里，猛劲喝下几瓢水，指望增加些出汗的可能性，可到头来，除了多跑了几趟厕所以外，统统于事无补。
    劳动态度就是政治态度，纲举目张，我这个班长失去了号召力倒在其次，没有了政治态度，其他什么都谈不上了。就在这个当口，每年一度的红薯复收活动开始了。
    秋天里，生产队收完红薯以后，学校里要组织学生去收过的地里再翻一次，把遗失在地里的红薯收回来，转卖给生产队创收。
    每次劳动都是一次政治考试。这回也不例外，规矩大家早就清楚了：学校里统计每个人的累计斤额，到头来全班总平均，低于平均数的，继续复收，直到补够平均数。
    复收红薯跟钓鱼差不多。红薯埋在地里，哪里有哪里没有，有时候也看运气。心里头有这个平均数的阴影，东刨一块，西挖一片地满地跑，反而碰上好运气的时候不多。这么着奔波了一礼拜累了个半死，到头来也不知道能否过得了平均数大关。
    全班同学的斤额收齐以后，老师把清单交给了小明和我，让我们去汇总，报回平均数。
    于是，两把算盘排在了讲桌前，全班同学呼啦一下围了上来。一个同学报数，我和小明同时汇总。一阵叮叮当当之后，总数出来了，两把算盘上两个不同的数字。显然需要重新核对一遍。
    我估摸着自己可能没有什么闪失，悄悄地把算盘上的数字作了个三一三剩一，全班三十一位同学，人均该是115.7斤。我心里陡然一凉，因为我自己只有113斤，政治关难过了！
    第二遍汇总的时候，手头拨着算珠，脑子里却急剧地转着圈圈。因为，毕竞平均数是要从我自己的算盘底下产生出来的。
    这么想着，该逄百进位了，我把低位拨开，高位上，却只把进位珠轻轻地碰了一下，那算珠就不前不后地“悬”在了半道上。我听到周围还有同学轻轻地惊叹：悬珠！悬珠！我心里不禁好笑：同学们大概珠算丢得太久了，悬珠指法只是在乘除的时候偶尔用一下，加法何以用此法？！更何况，悬珠只悬上位珠，哪儿有下位悬珠的道理？！
    汇总继续进行。该连续进位了，我乘机把那颗悬珠在一片进位声中抹了回去。这样，等会儿算出的总数，该会比第一次的数额整整少去一百斤！三一三剩一，我“过关”有望了。
    第二次汇总的结果，两把算盘上仍然是两个不同的数字。果然，我这边，比第一次少了一百斤，小明那边却是个全新的数字。我悄悄地瞄了一下他的算盘，天哪，他这个数字跟我上次的一模一样！但同学们光顾上纵向比较，没有作这种横向对比。
    眼看着第三次汇总就要开始了，我心里头却翻江倒海，对于下一步何去何从充满了矛盾。茫然中，我抬头环顾算盘四周，收入眼帘的，是同学们面对这些数字本能地反映出来的五颜六色的表情。那惊那叹那喜那哀忽然提醒我：一次悬珠，一百斤之差，许多像我那样茹苦含辛地徘徊在分数线左右的同学，将能够一起通过这次严峻的政治检验！这么想着，对即将面临的抉择，心里倒也略微坦荡了一些。
    众目睽睽之下，两把算盘刷啦啦复位，教室里的嗡嗡声刹那间静了下来，第三次汇总开始了。我小心翼翼地拨弄着每一个算珠。该“悬珠进位”了，低位清除，高位悬珠，好！没有破绽。连续进位，进位除“悬珠”，一气呵成。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抬头催促报数的同学：“下一个”，“下一个”...。
    小明的算盘其实打得不比我差，可听我这么一催，也许有些慌乱，结果第三次他又打出了一个全新的数字，跟前两次的都不同。而我呢，却和第二次的结果分毫不差！
    同学们信服了。不用我算，平均数马上出来了：112.5斤。
    一向不爱出汗的我，这时却是满头大汗了。
    我就这样心惊肉跳地过了关。
    阳历年过后，村里的年味儿开始浓起来。学校里忙着总结评比、排榜发奖放寒假了。班主任老师趁着年终总结号召全体同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狠斗个人头脑中的“私”字以整顿班风。
    一番动员以后，班里果然群情激昂，铁面无私，把一年来千奇百怪的事情统统抖落了出来。问题出得最多的，居然是秋天里的那场红薯复收！
    有人坦白：他复收的时候偷懒，把自己家里的猪撵到地里，猪总是往有红薯的地方拱，拱到的红薯他就拣起来。
    有同学说：他害怕低于平均数，曾经从自己家红薯窖里挑出一箩筐，埋到地里，再刨出来，切破几个，作成复收出来的样子交到了学校。
    有同学承认：她把复收红薯的指标，“下放”给了午休的父母、哥哥、姐姐……。
    有好几个同学揭发：他们曾经相跟在一起，派一人嘹望，到邻近大队还没有收过的地里“复收”。
    还有两个同学交待：他们在红薯筐底下绑上石头，过了磅以后再扔掉，屡战屡胜。
    ......。
    我也早就准备去放一炮，告诉大家连那个平均数都是假的。可是，看到老师们对揭发的问题之多、牵涉面之广是那么因始料不及而触目惊心，再听听陈老师那痛心疾首的自责，忽然又不忍心去全盘否定五七道路的成果了。
    环顾四周，炮放得最响的，竟然大都是几个月前遥居平均数之上，得了劳动奖状领了笔记本的同学。而那些晃晃悠悠挂在平均数上或者补过复收的同学里头，却没有多少爆炸性新闻。
    多年以后我读书到了北京。一个偶然的机会，跟班里同学去主楼顶层的一间房子里打乒乓球。没多久，一个个就都汗流浃背了，唯独我好像还脸不变色心不跳。来自福建的小林一个劲儿地夸我体质好，我心里那个滋味呀，真不知道该不该对他说。
    妹妹来信说，家里那把老算盘，我用了一茬，二叔家的小妹上学又用了一茬，等到弟弟上学的时候，小学里已经不再教珠算了。
    这几年爷爷奶奶先后去世了，父亲弟兄几个也分开了家，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家那把老算盘流落到了哪里。
    大学毕业以后，我辗转来到了北美。家乡里，高中的班主任付老师成了公社中学的教导主任，初中的陈老师民办转了公办，从村小学调到公社中学当了校长。出国前的一趟匆匆的家乡行，没能有机会去专程看望他们。到美国安顿以后，我四方发信，八面飞鸿，向亲朋旧友告平安，也没有忘了向两位班主任老师致以问候：
    “……。当年，陈老师把我交给了付老师，付老师送我到了北京。今天，历史让两位老师走在了一起，希望未来能见到更多咱们家乡的校友，到北京去，到美国来……”
    在信里，我倒是没有向陈老师讲那段“悬珠进位”的往事，那个一直沉淀在心底的故事。
    将来，我大概也不会提起那个故事了。
    “哎呀！真糟糕，又Crash掉了。”
    小黄的一声唤，把我的思绪收了回来。他已经在调试预处理程序了。屏幕上显示了一大片出错信息。左下角的光标，诡秘地冲他眨着眼睛。
    我揉揉眼睛、醒醒脑子，跟小黄一起沉到了那一大堆源程序中去，沉到了那个看不见珠子的大算盘中去……

   一九九三年七月于亨茨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