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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看一个典型案例的揭示   这种神经脆弱和过度反映所表现的态度混乱,其实是旧有的“大国心态”与 “弱者心理”的强烈混合。几年前,国内关于“卢刚事件”的讨论,也是很典型 的一例。   1991年底,在美国衣阿华大学攻读博士的来自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卢刚因怀疑 导师对其不公而开枪杀害了数名美国教授和一名大陆同学。令人惊讶的是中国青 年对此的评价和反映。在《北京青年报》对此进行的讨论和调查中,竟然有相当 一部分人认为卢刚反抗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灭了洋人的威风——哪怕是害人 不利己的残暴行为——而为之喝彩;另一些人则因为卢刚杀害的是美国人,而降 低了对他的同情和支持。对于卢刚显而易见的杀人罪行的评判,居然纠缠了如此 复杂的民族感情。其所折射的,正是在近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对西方 文明所持的两种典型态度:不是将外国人视为洋鬼子而敌视、排拒,就是视为洋 大人而逢迎膜拜;不是将西方视为地狱,就是视为天堂。由于中国现代化的特殊 历史境遇和发展路径——其现代化过程不但是后发生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外部压力所启动和激发的,属于典型的“后发外生型”,往往伴随着民族屈辱的 痛苦经历。因而,面临特殊的文化冲突和民族主义问题。对中国而言,在对外开 放、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保持健康的心态从非易事。傲慢自大、自恃优越的“大 国心态”今天或许已潜入心底,流露出的更多是穷国的自惭自卑。它很容易与落 后挨打的屈辱记忆、急于赶超的焦虑不安,以及由于事实上的不平等竞争、不得 不遵循别人的“游戏规则”参与比赛所产生的压力、被动、失衡——所谓的“弱 者心理”——相结合,转化为一种基于民族情感的非理性的道德义愤。          ◆ 民族主义始终是一把双刃剑   这便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也是后发展国家所共同面临的基本困境:当我 们向西方学习和参与国际竞争时,不得不接受历史造成的发展差距和种种事实上 的不平等;除非我们退出竞争,自动出局,自甘落后。作为后来者,首先是参与, 进入并学习在国际大家庭中生活,然后才是逐渐修改在殖民时代、冷战时代形成 的过时的游戏规则。后发展国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得不承受的这种不公正待遇、 屈辱感等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发展的代价——心理和情感的代价。这与许 多进城的民工和出国留学生的境遇是十分相似的。因此,对进入国际贸易组织、 申奥等持过于乐观的态度,本是一相情愿,如前所述,没有理由期望西方大国现 在会为你喝彩助兴;而对挫折和失败则应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相应的心理承受力, 如此而已。只有当双方处于比较对等的位置,才会有比较平等的交易和对话。那 时,我们也许会更平和地看待国家之间不可避免的外交摩擦和利益冲突,而不至 于掺入过于强烈的民族感情,更不会因此而引致对国家基本制度和发展方向的怀 疑、模糊;如韩国、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战、韩国与日本的领土之争等等,这 正是中美、中日之与日美、日韩关系的极为不同之处。   对后发展国家的另一重考验是,既要开放和参与国际竞争,争得生存发展的 一席之地,又要维护主权国家的利益、民族尊严和文化价值,建立民族国家的凝 聚力。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始终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 的重要资源,如不审慎,又极易成为抵制开放、仇外排外、制造民族分裂和民族 仇恨的反现代化的力量。中国近现代历史、伊朗等国的现代化历程都一再验证了 这一点。弘扬民族精神与鼓吹、煽动狭隘偏激的民族主义从不是一回事。加入日 籍的乒乓国手小山智丽与中国女队争冠,为此而被北京的青年报纸打为“汉奸”, 流露了一种颇堪玩味的心态。至于某些人动辄把不愿意跟他们一样仇视西方的人 打为“民族败类”和“汉奸”,其用心和效果,的确就发人深省、令人警惕了。            ◆ 中国应该如何自立于世界   对于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严峻的发展压 力,应当如何面对西方世界和西方文明?这是我们今天必须作出明确回答的。   本世纪初,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的名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 逆之则亡”,已近乎说出了全部真理。这不仅是基于对世界主流文明的西方基本 价值、理念——它可以最简约地概括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体认,也是基 于对中华民族的实际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深刻把握。我们在探讨文学艺术时常常说 的一句话“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可借用于表达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今天,中华民族的利益存在于人类共同体的利益之中。对中华民族的感情从不意 味着排拒世界文明,如鲁迅那样的“民族的脊梁”同时也是博大的人道主义者和 世界主义者。今天,中国的国家地位和国际环境比世纪初要好得多也有利得多,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也绝不至于因为受了些委屈和刺激而退回闭关自守的末路。 绝大多数理性健全、有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公民都不难作出这种选择和判断: 中国不需要义和团,不需要“塔利班”和原教旨主义,不需要霍梅尼、卡扎菲和 日里诺夫斯基,中国应当更加坚定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融入世界主流文明。   毛泽东也有一句气壮山河的名言:“中国应当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它 曾被赋予许多革命的内容。今天看来,中国解决了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吃饭问 题、温饱问题,继而能保持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平发展,就是对人类极大的 贡献。否则,世界的图景才是不可想象的。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和平建设的年 头屈指可数,今天这样的国际环境来之不易。回顾历史,打断中国正常社会发展 进程的,除了外来的侵略战争,很多事情怪不得别人,恰恰是我们自己搞坏的。 因此,也可以这么说,首先把中国自己的事做好,就是对人类的贡献。真实地把 握中华民族已经确定的发展道路,是唯一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人类利益的 选择。        ◆ 健康的民族心态有赖于更全面的改革和开放   目前中国某些人在鼓吹的狭隘民族主义从反面提醒我们,树立健全的民族的 新文化和健康的民族心态是保证改革开放的重要任务。   无疑,当今社会生活中民族虚无主义的泛滥是产生狭隘民族主义的温床,它 可以从传统文化在近现代的嬗变、社会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危机、制度性腐败 等许多方面去认识、探讨。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社会风气、世风时尚等的流变, 都可以从主流文化和体制中找到明确的原因。例如,在充分市场化和“西化”的 韩国,可以有效地禁止外国香烟;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有效地实行 政府官员坐国产车的政策,而这些在中国却是难以想象的。棒喝民众固无不可, 但必须认识到这首先是一种政府行为。促进政治体制改革、治理制度性腐败,是 树立清明的、自尊自强的社会风气的前提之一。   同时,努力建设与世界文明合拍的、现代的民族新文化,是当代中国社会文 化建设的基本任务。从五四以来,就提出了这一任务,可惜,由于各种原因,这 一任务至今并未完成。当然,从根本上讲,自由开放、刚健自强的大国气度是建 立在国家实力之上的。当前,促进这种民族新文化形成的社会政策之一,是进一 步促进改革开放,扩大交流和沟通,减少由于文化上的隔阂和传播的失真所造成 的偏见、误解、疑虑和对立,使人们更加真实地认识西方、认识世界,认识中国 与世界的关系,从而造就开放的、健全的社会心态。   它向教育提出的任务,是倡导国际理解教育,这就是199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 第44届国际教育大会的主题:“为和平、人权和民主的教育”,它被认为是“当 代最重要的主题”。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和平文化”的概念,它意味着教育 应培养人们“要有各种文化、意识形态和信仰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接受的精神”, 这是作为地球村成员所应具备的一种文化、道德和为人处世的反应方式。它对教 育内容、课程的改造,就是要改变过去那种“只教权力史而不教知识史,只教战 争史而不教文化史”的现实。因为,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所说:“我 们必须学会为和平付出代价,就像我们过去不得不为战争付出代价一样。”【3】   这不正是当今中国十分现实而紧迫的社会主题和教育主题吗?   --------------------------------   【1】北京青年报,1995年7月26日。   【2】日本《读卖新闻》1995年6月1日,转自《参考消息》1995年6月 14日。   【3】《教育的使命——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宣言和行动纲领》,教育科 学出版社,1996年6月。 【】              【】              【】             ◆ 谁在“妖魔化”中国? ◆                            作者:梁 辰   中国人如今很委屈。这种委屈情绪的指向,主要不是针对他们自己在专制下 没有自由,而是觉得被外界误解了,甚至被丑化了。在所谓「说不」浪潮中,有 题为『妖魔化中国的背後』一本书,自许“较清醒、较理性”地“诠释”了这种 委屈情绪。此书批评西方的媒体、文化和知识界“合伙”塑造、制作了一个负面 的「中国」形象,尤其美国媒体,自一九八九年以来,对中国的报导一直是有一 个负面的主旋律,从人权问题、间谍问题、虐待婴儿、劳改产品出口、军售两伊、 西藏问题、运动员服兴奋剂问题,直到「中国威胁论」,总之在美国的报纸、电 视和广播里所能看到听到的「中国」,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   一眼可以看出,这种“诠释”正是眼下最时髦的「后学」之一,即将「西方 中心论」、「东方主义」以及话语、论说等观点移进传播学领域罢了。西方媒体 的偏颇自不待说,以「西方中心」看待世界的那种流弊也是很明显的,但颇为反 讽的是,这种批判正好也是一种西方的新时髦,并非发源于东方或中国,能给中 国留美学生以批判「西方中心」的理论武器的武库,还是在西方,比如「新马克 思主义」,正是如今塑造“中国一团漆黑”的美国知识界最拿手的功夫。知识分 子就是这样一种「动物」,哪里让他们看著不对劲,就要指出其「负面性」,无 论美国还是中国,他们才不管呢,有趣的是,没见过有哪个美国的学者替「美国 的黑暗」辩护,说你们「妖魔化」了美国,因为他们压根儿认为美国就是一个「妖 魔」。   言归正传。中国怎麽老让外界误解呢?其实,这误解有时未必是对中国「不 尊敬」或「妖魔化」,比如五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这三十年里,中国大跃进大饥 荒死了几千万人、「文革」杀得天昏地暗,西方的知识分子却对中国大唱赞歌, 认为人类的希望在那里。今天我没有见到一个中国大陆的学者反省这件事,也许 那是西方人活该。但我却是读到了法国的学者反省他们当年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 和对中国的「误解」。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去年10月号刊登了法国社科院 中国中心研究员高达乐(CLAUDE CADART)的文章,题为「法国式 毛主义的类别与兴衰——1966-1979」。笔者与高先生有过交往,知道 他对八九年「六四」事件非常难过,但却不知道他过去是一个法国极左派知识分 子,曾积极参于法国一九六八毛主义潮流狂飙的“五月运动”。高先生此文详述 并分析了那一次法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误解」,文中鲜为人知地提到了法国学 院教授“专家”们的「毛主义」,甚至连著名的思想大师萨特也是其中的鼓吹者, 高先生并严厉指出萨特的「犬儒式毛主义」,因为萨特很清楚中国「文革」的“负 面现象”,却在法国全力支持最激进的毛派份子,帮助他们选出「文革」的“正 面的虚象”、伪造“现象”。有兴趣者不妨读读此文,「华夏文摘」最近一期增 刊有全文转载。   无独有偶,高文特别提到那时整个法国左派新闻界垄断信息传播「毛主义」, 有系统地“错误报导”中国“恐怖十年”中所发生的事情,目的是令读者遗忘它 的存在。高先生斥此为“罪过”、“这种行径使整个法国舆论界蒙羞”,他说: “我们只要翻阅1966-80年的《世界报》、《解放报》及《新观察家》周 刊,就可看到当时「独立信息传媒机构」的主要编辑负责人是如何严重地违反自 己的职责和道德规范的!当时那些大显身手、风头十足的记者们(像《世界报》 的布克(ALAIN BOUC)、杰可勃(ALAIN JACOB),《新 观察家》的卡洛尔(K.S.KAROL),或《解放报》的如埃尔(PATRI CJ RUEL)……)如今应该感到多么羞耻!当时他们都是法国最具权威的 「中国信息」的传播者!当时法国(属政府的)国家电视、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又 多么可耻!”   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知识者的良知。高先生也分析了法国「毛主义」的思想 根源,认为与法国的天主教传统和无政府主义传统有关,也与法国旧汉学家或更 早期仰慕中华文明的法国人士对中国理想美化的传统,以及法国人国家自我中心 观念有关,那都产生了对中国活生生现实的无知。但是他也指出:法国左派和极 左派知识分子虽然犯下了两个沉重的罪过∶先是向斯大林主义倾倒,然后又拜倒 于毛主义威权下,但他们大多数曾是南半球三大洲民族解放斗争(包括中华民族 在内)的最坚决、最勇敢的支持者,“正因为如此,他们曾奋勇地向自己国内的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宣战。”相比之下,如今的中国知识分子却热衷于对外面“说 不”,谁说中国“黑暗”他们的自尊心就受不了,但就是没有勇气面对“自己国 内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不过,六十年代的法国和今天的美国,倒都说明一点:西方人很难看清中国, 中国对他们来说,始终是一个东方的魔术,所以,「妖魔化」有时是中国人自己 弄出来的一张面孔,就是要让你西方“不识庐山真面目”。而今,中国到底是一 个笑吟吟的上海投机资本家,还是调整飞弹方位瞄淮台湾的一个凶狠的徵服者? 未来的中共是友是敌,将来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积极因素还是祸害?实在令西方 所有国家大伤脑筋。   法国世界报最近有一则报导,说不久前在伦敦维尔顿公国举行了一场「中国, 冲突或合作」的国际研讨会,被认为是西方国家正尝试界定中共的真面目,因为 这是由英国外交部所属的智囊研究机构所主办的研讨会,会议有一个结论很绝妙, 说:“中共有双重面貌”,既高呼大中国主义,并且军人也可以下海玩股票,但 想要称雄称霸,五十年内尚无实力。这种看法无褒无贬,但看到一个“两面性”, 也真不容易了。双面或三头六面,何时亮出哪一面来永远不知道,那还不是一个 「妖魔」吗?所以,「妖魔化」中国的究竟是谁,答案很清楚。   会上又有法国学者的分析。法国人还是蛮替中国人著想的,认为西方对中共 的崛起之所以无比的恐惧,首先由於中共内部矛盾的解决,工程浩大;其次,中 国大陆的贫富不均情况极为严重,至少有六千五百万人生活在十分艰苦的境况中, 还有一亿的流动人口到处流窜,更严重的是环境污染,这些均是中共潜在的内部 危机,会造成中国大陆动荡不安,因此中央政府地位极重要。不过法国学者也很 可惜中共除对异议份子能进行迫害之外,施政能力太差,如对对沿海各省已失去 控制,令其发展经济,迈向自治,中央威权尽失。香港九七後实行「一国两制」 预料会有发酵作用,使香港成为边陲省份学习的目标。法国人认为,一个独裁的 中央集权不可能以两种速度治国。   美国和欧洲国家目前都想对中共采取怀柔政策,是要将中共纳入国际体系之 中,建立国际关系多边化,即让这个三头六面纳入世界规范。这恐怕太天真了一 点,君不见,最近中共为了杯葛台湾,竟对瓜地马拉「维持和平案」使用否决权, 后来又变了,改投赞成票,哪里讲什麽「规范」,哪里顾什麽「国际形象」。全 世界对此也无奈就是了。所以未来数十年中,西方与中共恐仍龃龉不断,中国的 形象大概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些爱惜羽毛的海外中国人只好一直「说不」下去了。 【】              【】              【】             ◆ 民主与自由的真义 ◆                           作者:秋 明   我们常把美国看成是民主的典范,其实其独特之处,不在民主,而在自由二 字。过去把民主和自由当作是同义词,现在看来是个误解。如今世界上民主国家 很多,但个人自由被神圣为宪法,自由变成社会习惯和传统文化,总统、政府和 议会反而天天战战兢兢地站在最高法院的被告席上的,大概只有美国。   而中外人士们批评如今的中国不民主,我看也不大确切。今天,我们经济连 年起飞,香港回归在即。八年前天安门广场上的同学们,百忙之中争先报名参加 领事馆组织的“迎七一,庆回归”大合唱。谁说我们的政权没有民意基础?如今 给每人发一张选票搞大选,即使在这里,我看结果不会有什么两样。   依我看,我们真正缺乏的,与其说是民主,不如说是自由。   当然,说起美国的自由,我们无不谈虎色变。多少无辜丧生枪下,罪魁祸首, 不正是宪法修正案第二条,说议会无权剥夺公民持枪权。毒品泛滥,一边政府出 国围剿,另一边,纽约的时装名模频频以吸毒后的半醉半醒态亮相。O.J.S impson杀人案,铁证如山,竟被判无罪当庭释放。自由有什么好?   问这个问题的,从我周围来看,有不少是虽然身在美国数年,但克林顿的总 统都当到第二届了,除了一点桃色新闻,对他到底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不太清 楚的人们。如今发现,即使在美国当文学教授,说话也不见得就理性了。刘康在 《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说:“人所共知的是,尽管美国宪法和舆论不断高唱“民 主”、“自由”和“人权”的调子,美国的社会制度却不是一个保障人性自由发 展的制度,更未给大多数人提供社会公正和平等。”   人说话是要凭一点良心的。也许自由对我们这些靠x,y,z吃饭的人并不 重要,但对写文章的人,应该象赖以生存的空气。一个正直的、不以哗众为目的 的学者作家,不应活在空气中,还叫没有空气。这些在美国舒舒服服当教授、自 自由由写文章的人们,说这种无视基本事实的话,不仅是对让他们“自由发展” 到“终身教授”的制度的亵渎,对千千万万嘴巴被堵住、鼻孔被塞住、生活都难 有着落、甚至连拥有纸和笔的权利都被剥夺的故国同行们,更是一种怎样的罪过 和人格污辱?人性的异化或人品之恶劣,莫过于此了。   而这,叫做“民族意识的觉醒”。如今,被淹没于里里外外的一片爱国热情 中,我已绝望于我们的社会观念,能有一点进步,能迈出不知已经愚弄过我们多 少回的、服务于特权阶层的“爱国主义”的境界。   人家不是不爱国,只是他们的生活还别有洞天,只是他们更爱的是自由。1 989年,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将焚烧国旗定为非法。数小时后, 抗议者在华盛顿当众焚烧一面国旗。数月后,最高法院裁决,此法案违反宪法中 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宣布其无效。裁决书中有一句:“美国国旗代表的权利 之一,就是焚烧它的权利。”   爱国主义的定义,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更理智和开明了。而焚旗者,并不是 和国旗有什么过不去,他们记得的,是越战期间政治家们在“爱国主义”的借口 下对国民的谎报军情。那场不得人心的战争和国内动乱,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历史, 也重新定义了自由。从此,政客们再也不能随便将爱国主义和国家利益,用来作 为谋取个人或党派利益的借口。他们要质问总统、政府和议会的是,“What' s next?今天你们不许我们焚旗,明天是不是又要将我们的孩子送去当炮 灰、又要重演一场枪击后方反战示威的学生的历史?我们不答应。”这才叫做青 年的鲜血没有白流,这才叫做对社会悲剧的反思,这才叫做社会观念的进步。   而这种视自由为生命的全民意识,正是这个国家强大的真正基础。前不久, 美国副总统和议长分别访华,说出很不一致的言论。我们外交部发言人评论说, 美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首脑们的口径都不统一,“是很可笑的”。人家觉得 可笑的是他。我觉得可悲。香港都要回归了,我们对人家国内政治的无知,竟然 和一个世纪前差不多。我们始终不知道、想不通和别不过来的是,这里没有政治 局,总统不是哪一代领导核心。这里真正有权的,不是总统,也不是议会,甚至 不是最高法院,而是《纽约时报》的民意调查表,是千万个大大小小的、象AC LU那样的、自诩为政治“watchdog”的自发民权组织。而在我们那里, 每一个这样的组织,都是名副其实的“反政府组织”;每一个一年捐二十美金的 普通公民,都是不折不扣的“破坏社会稳定”罪的同谋。   世界上没有什么其他民众,对自由更酷爱和珍惜了。这,大概才是真正的“妖 魔化中国的背后”。因为硬要一个疾强权如仇的民族(包括他们自己的政府)喜 欢一个枪杀学生的政权,是没有希望的。   这里说的自由,其原词是LIBERTY(比如“自由女神像”中的“自由” 二字),而不是人们用得更多的freedom,更不是自由自在、为所欲为或 我们都曾背颂过的“反对自由主义”中的那个“自由”。自由,是永远做任何政 权(哪怕是昨天刚刚民选出来的政权)的反对派的意识。自由,是逼着那些给我 们掌舵的人(哪怕他是包青天)永远夹着尾巴做人的精神。“权力是毒”,哪怕 是民主的权力。自由所要对付的就是权力之毒。自由不是文革式的“大民主”和 无政府主义,不是无法无天。相反,它是百姓免遭当权者蒙骗利用和腐败盘剥的 自我保护的唯一武器,是维护社会持久理智化的政治机制。   我们的第一代留学生中的严复,第一个看出,中国之落后,根本原因不在于 少几种洋枪洋炮,而在于自由意识的缺乏。他说,自由是西方体制之“体”,而 民主只不过是其“用”。而“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 立以为教者也”。在他选择翻译的代表西方政治经济和思想体系的几本经典中, J.S.Miller(1859)的“On Liberty”是其中之一(严 复,1903,《群己权界论》)。其实,一个心无杂念的诚实的思索者,对自 由精神的领悟,又何所谓出不出国、当不当教授?甚至何所谓住洋房还是牢房。 王丹在狱中悟出,与民主相比,“自由才是更基本的”。   而生活成长于这快充满自由精神的土地,反而无知于自由的真义,大概正是 因为心术不大正。比如我们“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就恰恰与独立于权威的 自由精神背道而弛。我们自己,以后都是权威的接班人。都会有那么一天,可以 象董特首那样,回过头去对子民们说,“某某年代我在美国呆过,那种自由我们 不能要。”“我们要中国价值。”   每当我听到这些出自当官的人口中的“亚洲模式”或“中国价值论”,或者 现在我许多诚实可敬的同学朋友们所相信的,没有八年前的流血就没有今天的繁 荣的理论,我无言以对。我只是暗自害怕,哪一天,轮到我们天安门的一代当主 席总理,是不是照样会“高瞻远瞩”地,不惜用我们最无私地爱着中国的孩子们 的鲜血,祭奠祖国的繁荣。我不敢回去。         “六四”八周年前夕和香港回归一个月前,于纽约长岛石溪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意见和建议请寄:voice@earthli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