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十　　期　　　　　　　　　　　　【】 　【】　　　　　　　　　　　　　　　　　　　　　　　　　　　　　　【】 　【】【】【】【】【】【】【】【】【】【】【】【】【】【】【】【】【】 　　　　　　　　　　　　　　 　　　　　　1997.7.13　　　　　　　　　　　　　　（sd9707b） 　÷÷÷÷÷÷÷÷÷÷÷÷　本　期　目　录　÷÷÷÷÷÷÷÷÷÷÷÷ 　⒈　编者前言 　⒉　谁来制止“真实的谎言”　　　　　　　　　　　　　　　　　阿　计 　⒊　数字与历史　　　　　　　　　　　　　　　　　　　　　　　罗志田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传播。如果你愿 　意提供其他Ｅ－ｍａｉｌ地址给我们，请寄：ｖｏｉｃｅ＠ｅａｒｔｈｌｉｎ 　ｇ．ｎｅｔ，我们将把每期的杂志发给那些地址；你对杂志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也请寄上述地址。同时衷心希望你投稿或推荐稿件，请寄：ｔｕｎｎｅｌ＠ｅ 　ａｒｔｈｌｉｎｇ．ｎｅｔ。由于可知原因，凡大陆人士未在大陆公开发表过 　的稿件，作者皆署“暂无名”，待无须顾虑时再公布他们的真名。在此谨表对 　他们的深挚敬意与感谢。另外，我们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随时变化，不必奇怪。 　　　　　　　　　　≈　版权没有　　感谢复制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你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编　者　前　言 　　　　　　　　　　　　～～～～～～～～～～～ 　　谁也不能否认中国近二十年在经济上取得了飞跃发展，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普 遍得到提高。上一期我们谈到精神结构解体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问题，前提也是首 先承认中国经济的成就。然而中国经济是否就真地像有些人预言的那样，将使中 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甚至使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龙的世纪？ 　　中国经济使很多经济学家困惑，越贴近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这种困惑的感 觉就会越强。一方面，宏观的经济数字展现给世人的常常是一片大好，前景光明， 令人鼓舞；另一方面，具体的经济事实却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强烈感受到问题和危 机，使人忧心忡忡，甚至对未来失去信心。 　　为什么二者这样不统一？如此差距是如何造成的？ 　　这一期的文章──《谁来制止“真实的谎言”》，反映出中国社会统计数字 的水分之大，几乎到了使其整个统计系统不足为信的地步。这篇文章原本刊载于 大陆官方杂志《民主与法制》（其作者名字“阿计”暗示其真实身份与统计、审 计一类部门有关），目的是配合即将开始的统计工作大检查，可以相信其所谈情 况的真实程度。 　　另一篇《数字与历史》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启发──在研究中国的问题时，对 其“数目字”一定要持谨慎态度。如果只是在历史研究中出现偏差，倒也不会有 多大影响，历史已经是过去。然而经济则不同，经济不但属于现在，还将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一个社会的将来。 　　中国经济情况的现状到底怎么样？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隧道》杂志希望将来有机会就此题目进行专门讨论，并欢迎大家就此话题赐稿。 【】　　　　　　　　　　　　　　【】　　　　　　　　　　　　　　【】 　　　　　　　　　◆　谁来制止“真实的谎言”　◆ 　　　　　　　　　　　　　　　　　　　　　　　　　　　　作者　阿计 　　从统计业诞生的那一天起，真实和准确就成了统计的灵魂和生命，随着现代 统计业日益演变成国家宏观决策的“信息基石”，统计的真实性就进一步和国家 的兴衰存亡紧紧关联。 　　然而，近年来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虚报、瞒报现象十分严重，伪造、篡改统 计数据的行为时有发生，虚报浮夸的歪风蔓延开来，成为祸国殃民的“真实的谎 言”，直接威胁了国家重大决策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　“水分”何其多 　　1994年5月至10月，国家统计局等部门组织了第四次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 对几个主要统计指标的检查结果表明：工业产值特别是乡镇工业产值，虚报浮夸 现象比较严重；出生人口和基建投资，多有隐匿瞒报；粮食储备，存在着帐物不 符的情况；瞒报工资总额、虚报粮棉播种面积等在一些地方也时有发生。最为突 出的，是虚报乡镇工业产值和瞒报农村出生人口。 　　山东省有关部门提供的1994年村及村以下工业产值是4878亿元，比1993 年增长94%，可谓“突飞猛进”，可细查之下，发现各地、市上报的数据，竟有 1707亿元是虚报的，”水分”高达35％。 　　江苏省太仓市上报1993年工业总产值为229.58亿元，实际上只有205.49 亿元，多报的24.09亿元中，乡镇工业产值就捣了23.99亿元的鬼！就是这个太 仓市，曾有一家报纸发文《太仓实现“一年长个新太仓”》，吹嘘太仓1992年工 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半，经查也是玩的“数字游戏”。 　　1993年年底，河南省安阳县预计。乡镇企业总产值有40亿元左右，当县乡 镇企业局领导打听到林州市达到50亿元后，决心不能“丢了面子”，定下了超不 过林州市也不能差得大远的“统计基调”。有关领导立马召开了乡镇企业统计员 紧急会议，要求每位统计员按照领导提出的“重点方向”挖掘“产值潜力”，众 人齐心合力，当场就在会上修改起统计数据来，一次会议就把乡镇企业总产值凭 空拔高到48.85亿元。事后查明，该年安阳县乡镇企业总产值只有35.68亿元， “水分”高达27%。该县26家产值百万元以上的企业在虚报上立下“汗马功劳”， 上报“水分”竟高达47.6%。被称为安阳市“明星企业”的马家乡健源饼业公司， 上报9001万元产值，实际只有3634万元，“水分”占到了60.9％，真是让人啼 笑皆非。安阳县领导不仅在乡镇企业产值上玩猫腻，其它数据也是花招百出，该 县上报126个千万元村，实际只有86个，上报20个亿元乡，有8个压根儿就在 爪哇国里。更加严重的是，当有关部门进行查处时，该县有关领导不仅不悬崖勒 马，反而谩骂、诬蔑、恫吓举报人，完全丧失了政府官员应有的责任感。最终遭 到了县长下台、有关领导被行政处分的应有下场。 　　“真实的谎言”如此肆无忌惮，逼得国家统计局加一道”挤水分”的工序。 1993年，国家统计局在地方各级统计局已经作过自查工作的基础上，从乡镇及村 以下工业产值中仍然挤出3700亿元的“水分”，占当年乡镇工业总产值的16％； 1994年，国家统计局又挤出乡镇工业产值“水分”7000亿元。 　　　　　　　　　　　◆　“数据升官、官升数据” 　　然而，要彻底挤干“水分”还须找出浮夸风的根源所在。其实，浮夸风引起 的统计失实曾经给中国带来过一系列的天灾人祸，50年代大跃进期间，一句“人 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造就了一个全国人民头脑发热的荒诞时代，浮夸风自 上而下吹遍神州，各种“卫星”越放越高，使中国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大灾难中， 这是令中国人永远痛苦的记忆。 　　时至今天，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仍不吸取惨痛的历史教训，好大喜功，急 于求成，制订了一些脱离实际的指标。在这些地方和部门，统计数字不是按常规 自下而上进行汇总，而是先由领导圈定了最后的“统计指标”，然后层层“落实” 下去，与下属签订工作承包合同之类的“军令状”，一旦“完不成任务”就要“处 分撤职”，这种令人心惶惶的“军令状”一级级发下去，迫使一些下级干部为了 保住位于不惜虚报、瞒报，大搞弄虚作假。更有甚者，一些地方的领导为了争名 谋位，竭力追求在“政绩”上“露一手”，他们置党纪国法于不顾，置国家和人 民的利益于不顾，暗示、授意、胁迫下属弄虚作假。有的地方明确规定，凡是乡 镇企业产值超亿元的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可提为副县级，或得到重奖。有的地 方在乡镇企业会议上当场宣布乡镇企业产值大的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为县委常 委。正是在这种所谓“鼓励先进”的“干部政策”的诱导下，一些弄虚作假、信 口吹牛的干部名利双收，官越做越大，而一些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坚持实事求 是的干部却长期“原地不动”，甚至被借口“工作不力”坐了冷板凳。最终形成 了“数据升官、官升数据”、“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吹而优则仕”的 恶性循环。 　　河南省信阳市就有过被指标牵着鼻子走的荒谬。该市1993年的工业产值和销 售产值是预先订好的，到了1994年年初正式统计前夕，市统计局局长在审查有关 报表时发现，离“目标”尚差近亿元，心急如焚的局长便召来负责工业统计的下 属，以评估为由，对1993年12月份的工业统计月报作了大刀阔斧的改动，大笔 一挥，凭空吹出6000万元工业产值和9500万元工业销售产值。为了让这些“新 数据”和基层报表相一致，局长大人又和市计经委主任等人一起赶往市医化局、 轻纺局、机电建材局，要求三家单位“积极配合”，更改原来的报表数字，以便 和市统计局的最后数据“找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信阳地区正是历史上受浮 夸风之害最深的地方，大跃进时期为了完成“卫星”指标，把农民的口粮、种子， 甚至喂牲口的饲料，尽数掠劫而去，最终酿成了饿死近百万人的“信阳惨祸”！ 　　更加荒谬的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手中都备有一高一低两套“统计数据”， 摆功劳、谈经验、吹成绩、评先进、谋高位、求晋级时就用那套“成就斐然”的 高数据；要扶持、争资金、拉指标、抢项目、图救济、捞补贴时就用那套“困难 重重”的低数据。统计数据完全成了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工具。 　　　　　　　　　　　　◆　“报山表海”何时休 　　世界统计业的历史表明，准确权威的统计信息必须依靠科学有效的统计调查 方法获取。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官方统计一直沿用落后的统计方法，这也是造 成“真实的谎言”泛滥成灾的一大因素。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统计调查方法体系是按照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和分级管理要求形成的，实行全面报表为主、层层上报的统计调查方法。每年， 统计部门都向国民经济各大部门布置一大摞报表，只是根据需要增删一些具体指 标而已，统计指标体系很不完善。然后就在家里坐等上报，按部就班地加减乘除 就算完事。这种全面报表制度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给被统计对 象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而且由于层层汇总，中间环节多，极易受到各种干扰，准 确性大打折扣，导致数出多门，信息多乱繁杂，甚至互相矛盾，使人无所适从。 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随着经济结构日趋复杂和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全 面报表的统计方法不仅无法满足多层次、多方面的信息需求，而且由此引起的信 息失真比比皆是，有些报表汇总数据，甚至连统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不敢相信。 社会公众和基层单位对此叫苦不迭，谴责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建国以来，统计报表滥乱的“报山表海”问题一直困扰着统计部门和全社会， 国务院多次指示清理统计报表均未能奏效，原有的《统计法》也只是对部门统计 调查对象作了笼统的划分，致使统计管理流于形式，“报山表海”泛滥成灾，重 复调查司空见惯。 　　据贵州省粗略统计，全省为应付各种重复性统计报表，每年需投入1000多人， 纸张20多吨，扔进250多万元经费；国家统计局估算，全国每年要为重复性调查 付出近亿元的冤枉钱；为了满足上级领导对水稻面积的“关心”，福建省南平地 区万安乡一次就接到了七个部门发来的同样报表。 　　针对全面报表制度的种种弊端，近几年国家统计局加大了改革力度，大力引 进先进的调查统计方法，尽力限制使用并改进统计报表的旧有模式。新出台的《统 计法修正案》明确规定：“统计调查应当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以经常性抽样调 查为主体，以必要的统计报表、重点调查、综合分析等为补充，搜集、整理基本 统计资料”，“发往基层单位的全面定期统计报表，必须严格限制。凡通过抽样 调查、重点调查、行政记录能取得统计数据的，不得制发全面定期统计报表”。 　　庄严的法律已“勒令”统计报表退居二线，“报山表海”的烦恼有望得到有 效的遏制。 　　　　　　　　　　　　　◆　官方统计的致命伤 　　某乡有位颇有魄力的乡长，再难的事也不畏惧，唯独方方面面来索要统计数 字时，却愁得半死。原来，该乡的统计员是由一位乡干部家属担任的，属于照顾 性质。无奈这位原本属于家庭妇女阵营的统计员大字不识几个，统计数据槁成了 一笔糊涂帐，连乡长都看不懂。无奈之下一长只好频频拍着自己的脑袋，凭印象 估摸出一个个大概数，一次次地上报，这些“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也就可想而知 了。 　　统计人员数量短缺、素质不高正是中国官方统计的致命伤。 　　社会学专业是统计人才的摇篮，然而，建国后漫漫三十年，社会学都因戴着 “资产阶级学术”的帽子而不能在大学教育中占得一席之地。直到1979年，南开 大学才首先恢复社会学专业，十多年来，社会学专业毕业生仅有1000多人，更可 悲的是大部分人捧的还是别的行业的饭碗。 　　根据现行的中国统计机构体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必须设立独立的 统计机构，乡、镇人民政府要设置专职或者兼职的统计员，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的各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也要根据需要设立相应的统计机构或统计人员。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各种经济形式蓬勃发展，经济情况日趋 复杂，仅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就有几千万家，要他们如期如实上报有关数字， 真是比登天还难。面对成倍增加的统计工作量，统计人员早已是疲于奔命。一些 乡镇没有统计机构或专职统计员，兼职统计员也往往不是固定的，妇女主任、武 装部长、乡政府秘书等等，只要是领导信得过的，就少不了被临时抓差搞统计。 他们没有经过培训就贸然上阵，根本不具备起码的统计专业知识，对现代调查分 析技术一无所知，工作方法落后粗糙，许多统计数字的基础数据都是“估摸”出 来的。加上企业的分化、组合十分频繁，“漏统少计”现象异常严重，其结果只 能是制造出低劣质量的统计数据。 　　更加忧患的是，在机构改革的大潮中，一些地方和部门无视法律的有关规定， 随意撤销、合并统计机构。某省在地方机构改革中，已经有2个地区、50多个县、 市的统计局被“消灭”或者彼其它部门“吞并”，个别地方已经造成统计渠道中 断、信息严重失实的恶果。 　　　　　　　　　　　　　◆　统计执法失去权威 　　触目惊心的“以数谋私”现象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强烈愤慨，在统计上弄虚作 假的行为削弱了政府权威，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这也是一种消 极腐败行为！ 　　中国《统计法》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3年12月8日通过颁布的，至今已 显出了无力规范的窘境，在实际执法中疲软无力，一些法律条款形同虚设。 　　《统计法》颁布十多年来，尽管造成较大社会危害的统计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但却没有一起被处以刑罚，《统计法》规定的刑事责任实际上成了“花架子”。 　　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条款的运用也是微乎其微。1994年，全国共查出两万起 大大小小的统计违法行为，真正得到有力查处、足以震慑违法者的却寥若晨星。 　　在原有的《统计法》中，行政处罚只能针对个体工商户，且只有暂停营业或 吊销营业执照两种手段。行政处分只能适用于国家工作人员，但处分权又不在统 计部门手中，统计部门只有“检查检查的份儿”。掌握处分大权的主管部门却往 往与违法者有着切肉带皮的利益关系，或袒护、或拖办，大量的违法案件就此久 拖不决，不了了之。 　　更加难堪的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量的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其 他非国家工作人员管理的企业日益增多，而原有的《统计法》在制定时，没有考 虑到这些新经济形式，致使统计部门对这些企业的违法行为“于法无据”，只能 望洋兴叹。 　　为了寻找统计者应有的权威，在《统计法》颁布后，全国有26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先后出台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不约而同地增加了经济处罚的法律手段， 规定了从3000元至10万元不等的罚款数额，北京、上海、福建等地的罚款额均 已超过5万元，其中北京达到了10万元。然而，对于那些财大气粗的违法者而言， 这些看似巨额的罚款根本触不到他们的痛处。 　　至于一些部门利用手中的权力对统计执法者实施打击报复就更令人心寒。江 西东乡县邮电局曾经因拒报固定资产投资报表，被统计局查处。紧跟着，邮电局 就让统计局“尝尝倒霉的滋味”，掐断了统计局领导的电话，时间竟达半年之久。 　　重塑统计执法者的权威已是当务之急，只要浮夸风的根子不被铲除，相信向 法律挑战的人仍会不绝如缕。因此，最根本的出路是，大力倡导求实务真的工作 作风，培植“人民的利益高于‘政绩’”的干部道德，彻底改革干部任用制度和 干部政策，使领导干部的位子、利益与统计数据脱钩。唯如此，弄虚作假的“真 实的谎言”才会销声匿迹，“报喜不报忧”的“数字腐败”才会被彻底铲除。 　　　　　　　　　　　　　　（《民主与法制》１９９７、１０　略有删节） 【】　　　　　　　　　　　　　　【】　　　　　　　　　　　　　　【】 　　　　　　　　　　　　　◆　数字与历史　◆ 　　　　　　　　　　　　　　　　　　　　　　　　　　　作者：罗志田 　　根据黄仁宇先生“在长时期远视界的眼光之下”产生的看法，“中国过去百 多年来的动乱，不是所谓道德不良，人心不古，也不是全部军人专横，政客捣乱，” 而是因为中国未能像西方那样实行“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现代治国手段。［1］ 受过西方训练的黄先生早年专攻经济史和社会史，对数字情有独钟应该可以得到 我们“了解的同情”。数字在历史上是否重要到黄先生所说的程度，大约还是个 见仁见智的问题。黄先生的一家之言，许多人未必就会欣然接受。但数字与历史 的关系不可小视，似乎是可以确定的。 　　即使不接受黄先生观点的学人，恐怕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历史上对“数目字” 的重视程度的确不能与近代西方比。这不重视的一个结果，就是可供“统计”或 “计算”的史料并不很多。首先是纸上留下的数字本身就不多，其次是纸上留下 的许多数字未必即是当时的全貌，而统计则只能在既存数字的基础上进行；这样 统计出来的结果，其涵盖广度和说服力便有点问题。再进而言之，我们历史上留 下来不多不全的数字中，很多又并不那么可靠。何炳棣先生最近在其《中国历代 土地数字实考》［2］中，不但论证了历代耕地面积数字均不甚可靠，就是所谓 “打量画图”及“清丈”等，也都未必出自实测。他更断言：“六百年来最为传 统及当代史家称道的明初各地履亩丈量绘制的《鱼鳞图册》，根本不是史实而是 ‘传奇’”。 　　何先生观点的要害在于，如果他的论证成立，六百年来许多“传统及当代史 家”的研究成果都面临一个重新评估的问题。故他的结论是否能迅速为广大学人 接受，还需拭目以待。但何先生的研究至少说明，在史学研究中使用中国历史上 的数字，或将“统计”一类方式用于中国史研究，都必须分外小心：不仅需要将 各既存数字先行考核，而且对许多经“统计”得出的结果最好都再找找旁证。 　　或者因为西方文化历来比中国文化更重视数字，“统计史学”一类的学科在 西方才有比较发达的数字基础。西人及一些受西方训练的华裔学人，也每希望将 此西学的长处运用到中国研究之上。近年思想史的研究颇多借助社会史的方法和 成果，数目字也渐多出现在思想史的研究之中。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显然产生 出许多新见，无疑推进了思想史研究本身。但有时这些新见也不无疑问，特别是 与数字发生关系的时候。 　　张灏先生曾提出近代中国实际存在心态不同的“两个世界”的卓越见解。的 确，近代中国各地社会变化速度的不同步现象是明显的，如果以京师和通商口岸 及其影响辐射区为一方，以广大的内地为另一方，来划分晚清从价值观念到生存 竞争方式都差异日显的两个“世界”，实有助于我们对近代中国的了解。我个人 就受益于此看法甚多。但张先生据钱穆先生对晚清大儒陈澧、朱一新等人学说的 诠释，指出他们的思想“很少显示出西方的影响”，故得出19世纪西方影响主要 在“少数几个在位的学者官员和一些在通商口岸处于边际地位的人物”这样的结 论，［3］似乎就受数字的影响稍过。 　　其实，至少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人的数量本身并不足以说明全部问题；更重 要的勿宁说是这些人及其树立的榜样所造成的影响的广度。我以为张先生对“在 位的学者官员”对全国士林的影响恐怕有些估计过低。自太平天国以还，从曾国 藩到张之洞这些“在位的学者官员”，何人不受西方影响？又何人不是在往西走 的方向上越走越远？上有所好，下必趋附。结果是“乔木世臣、笃故旧绅，亦相 率袭取口头皮毛，求见容悦。”（黄远庸语）官场如此，学界亦然。到20世纪初， 国粹学派的邓实已形容当时知识界的风气是“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 没有19世纪的尊西趋新大潮，20世纪初断不可能达此境界。 　　同样，以融汇社会史与学术史为一体而著称的美国学者艾尔曼（Benjamin A.Elman），也曾通过人数的统计，断言清代“多数士大夫没有参与或推进考据 学的发展”，从事考据的学者主要集中于他所谓的“江南学术共同体”，他们“人 数不多，只占士大夫阶层的极小部分”。［4］虽然艾尔曼先生强调了这个群体 “影响巨大”，但他把“参与者”人数的“不多”与“非参与者”人数的“多” 一对比，就奏出大大降低其影响的弦外之音。综观全书，艾尔曼先生界定的“参 与者”只是高段位的有成就者，许多成就不那么大或成就不小而未得到当时社会 足够的承认、以及更多的实际参与而谈不上成就的人，都不在他的计算之中。他 尤其未就江南地区及更广阔的江南以外地区的“非参与者”做社会史的重建工作， 这些人的“多”基本是由前者的“不多”反推出来的。 　　退而言之，假定艾尔曼先生做了更广泛的社会史重建工作，而结果仍支持他 的结论，这一以数字为证看上去颇“科学”的论断其实还是值得推敲。借用艾尔 曼先生视为思想资源的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词汇，少数掌握“话语权势”的精英人物正可代表时代思潮的走向。 直到民国初年，许多被章太炎视为“斗方名士”的文章之士，也都还在大讲“读 书先要识字”。这里的“识字”是有特定指谓的，正是“朴学”意义上的“识字”； 而这些人平时并不怎么在“识字”上下功夫，但他们若不如此说便显得不够“正 宗”（套用今日美国流行的“政治正确”说法，就是不够“学术正确”）。民初 尚且如此，考据对清代学人的广泛影响，又岂是经特殊界定后的“参与或推进” 人数可以概括的吗？其实，倘依此法推下去，不仅宋明两代的理学家决逃不出同 样的结论，中国历代所有主流学说的载体也都不可能在人数上占到可统计的“多 数”。 　　蒙文通先生说，“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同一时代之事，必有其“一贯而 不可分离者”。［5］随着百多年来中国不断地向“在数目字上管理”的西方“倾 斜”，重视数字的倾向也同样在国人学术研究中出现。就史学而言，早在1922年， 梁启超就在提倡“历史统计学”。前些年更有朋友用数学公式来计算辛亥革命， 算出来的结果虽与流行教科书上的并无两样，但终究显得更为“科学”。不过， 也许正如王国维所说：“知识增时转益疑”，这种“计算史学”到底没有继续下 去。但西学重数字的影响仍在我们史学研究之中。 　　最近读到何怀宏先生的大作《1905年废除科举的社会涵义》，［6］颇受启 发。但同时也再次感到对许多化零为整的统计资料本身恐怕需要做一些考核，看 看其是否也能化整为零。何先生引用桑兵先生统计出的数据，证明废科举后“新 式教育确实有了长足的进展”。这个数据主要是20世纪初年全国学堂的数量由 1904年的4222所增加到1909年的52438所，而学堂学生人数则由1905年前 的约26万人增加到1912年的约300万人，两个数字的前后比值都是约1：12。 以桑兵先生一贯的治学态度，我想这些数字本身大约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些数字 在多大程度上说明“新式教育的进展”，却是值得考校的。 　　根据清代举人刘大鹏当时的记载，废科举后第二年即1906年春，他所在的山 西太原县的县令就传谕县内各蒙馆均“改名为学堂”，结果是各蒙馆闻风而散， 学生全都不读。在刘氏看来，这体现了“民心之不愿改为学堂，不愿学洋夷之学。” ［7］其实未必然。县令既然只命“改名”，暗存承认既成事实之意。各馆皆散， 恐怕是各东家及就读学童家长为使其子弟能学新学而无形中实际解雇部分旧馆师 的婉转手法。但县令的传谕是不能不从的，散馆之后，相信会大致在原有基础上 将新学堂建立起来。 　　这或许只是山西的一个特例，但如果我们也学一下统计史学的方法，根据前 引数据，1904到1907年这三四年间学堂的数量增加了七倍半（1：8.5），这 新增的三万多学堂的教师究竟从何而来？师范生及其他“新式教育”的毕业生数 量相当有限，清季人早已算过账，而且他们中许多人实际并不出任教职。可以想 见，大量的新学堂必然只能在各类旧有学校的基础上改建。这些学堂里的教师， 基本仍只能是原有的各级教师，而学生之多数也不过就是过去各类学校里的适龄 （指当时的概念）读书人。以中国传统对“数目字”的不重视和清季官场的敷衍 风习，各类统计数字本身的可靠程度恐怕就要大打折扣。即使排除这方面的考虑， 也不难想见，相当大一部分学堂和学生的数量统计充其量不过是同样的东西换了 名目（颇类近年有些教学人员基本未变的经济系就由专教计划经济而一转为专授 市场经济）。名目的转换当然也表达了取向的根本变更，但从观念到实践的实质 性的改变终需有一较长的过程。这样看来，前引数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新 式教育的实际进展，恐怕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 　　当然，何谓“长足”，本是个见仁见智的判断问题，实难量化。上述材料的 不那么可靠，或未必就表明废科举后新式教育的进展不够“长足”。但一种新教 育体制并非一两纸诏书在一夜间便可造成，而清季兴学堂之举恰是在举国都已有 些急迫情绪之时所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许多新学堂的教育质量实际上还不如 旧私塾。新学堂或者培养了不少“新人物”，却未必养成了多少“新学人”。1903 年有人调查了江南的教育界，发现“仕宦中人，竞言开学堂，不知学堂为何事也； 地方绅士，竞言开学堂，则以学堂为利薮也；士林中人，竞言开学堂，只以学堂 为糊口也。”讲到学堂的教育，则南京、苏州、上海等地“最著名大学堂”的情 形是：“陆师学生派充师范，八股专家支持讲席；以格言语录为课本。”而“各 府州县之中小学堂以及私设之蒙学堂，则分科教授，目录未知；官样文章，胡卢 未肖。”［8］号称开化的江浙如此，其余地方可以想见。 　　又以办学堂最著力的张之洞长期管辖的两湖地区言，同样在1903年，那里也 甚感“苦无教习”，最多只能办不太合格的中等学堂。当地的留日学生观察到： “今日欲聘教习，求之中国，能教英文、算学者则有之矣，能教物理、化学者则 未之闻也。”如果想聘请留学生，则“留学生之卒业者，寥寥无几。即间有一二， 亦不易于招致。”若聘外国人，则“言语既苦其难通，薪俸又嫌于过重”。结果， 湖南的新兴学校里，教习“无非调剂老朽之举贡编修”。可知两湖地区的情形与 江浙基本相近。［9］这还是从趋新一面看问题。在山西，像刘大鹏这样继续得 以充任蒙养小学堂教习的士人，更有意在教学时暗中抵制，直到1913年，他教书 仍“以四书五经为本而教科书为末”。［10］ 　　实际上，梁启超认为江浙和两湖地区的情形反映出那时全国普遍的现象。他 在《新民说》中指出，当时各省虽“纷纷设学堂矣，而学堂之总办提调，大率最 工于钻营奔竞、能仰承长吏鼻息之候补人员也；学堂之教员，大率皆八股名家弋 窃甲第武断乡曲之巨绅也。”［11］这仍然是上有所好，下必趋奉；诏书一下， 则人人皆竞言开学堂。但事前并无人才物质的充分准备，许多新学堂其实也只是 新在名目上而已。则所谓新式教育的“进展”，不论在何种意义上界定“长足”， 恐怕都还值得推敲。 　　前引两书一文的侧重与贡献，都不在这里提到的数字之上，我只不过是随手 拈出一二例子而已。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的结合，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史学界 近一二十年的大趋势，其贡献已被大量的论著证明，这篇小文全无意否定这一趋 势。实际上，许多主要属思想史的事件，如果仅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未必能得 此事之全貌。倒是从社会学意义上看，恰能说明许多过去忽视的层面。本文只是 希望史学同人在研究中使用中国历史上的数字或将“统计”一类方式用于中国史 研究时，再稍微小心谨慎一点。在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的结合方面，由于现存社 会统计资料的不足和不准确，有人改从世人的心态变化入手来反观社会的变动， 希望通过考察思想演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来认识昔日的社会，或者可以得出 比从统计资料所得更接近历史原状的认知，亦不失为一个可参考的取径。 注释： ［1］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23—24页。 ［2］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5年版。 ［3］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中译本，江苏人民 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4］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变化面面观》， 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5］蒙文通：《治学杂语》，收入蒙默编：《蒙文通学记》，三联书店1993年 版，第3、6页。 ［6］《东方》1996年5期。 ［7］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153页。 ［8］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60年版， 卷一下，第537页。 ［9］《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第396、385页。 ［10］《退想斋日记》，第180页。 ［11］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影 印本，第63—64页。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意见和建议请寄：voice@earthli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