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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隧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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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ＴＵＮＮＥ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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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七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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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6.25　　　　　　　　　　　　　　　（sd9706g）
　÷÷÷÷÷÷÷÷÷÷÷÷　本　期　目　录　÷÷÷÷÷÷÷÷÷÷÷÷

　⒈　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　　　　　　　　　　暂无名

　⒉　民族主义之于当前中国　　　　　　　　　　　　　　　　　　暂无名

　⒊　现代的“华夏中心观”与“民族主义”　　　　　　　　　　　暂无名

  附录：发刊词，Reuter's Report 和香港<<明报>>报道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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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随着香港回归的临近，中国大陆正在由政权力量自上而下地推动起
一个民族主义（被当局称作“爱国主义”）的新热潮。“六·四”之后的中共认
识到意识形态解体带来的威胁，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无可奈何花落去，只有祭起民
族主义充当新意识形态，期望以此整合社会精神，“加强民族凝聚力”，抵制西
方价值观念体系，外抗分离主义，内制个人主义，为当今“国家”的代表者──
第三代领导人提供更多的合法性和效忠资源。对此，海内外不少人士有另外的看
法。由于大陆传媒全部用于传播当局观点，《隧道》下面几期的内容将围绕这个
主题，提供另外一些不同声音。
　　
　　
　　
　　　　　　　◆　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　◆
　　
　　　　　　　　　　　　　　　　　　　　　　　　　　　　作者：暂无名
　　

　　自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反西方主义有三波发展。第一波是90年代初何新
的种种反西方言论，虽然当时其具有暖昧的官方或准官方背景，但在社会上基本
是孤家寡人，应者寥寥。第二波是一九九四年以来，在知识界出现的反西化思潮，
张颐武、陈晓明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甘阳、崔之元的制度创新说和盛洪的文明比
较论，从各种不同的学科和角度，对西方主流文化提出了批评，并且在知识界引
起了相当广泛的注意和争论。而《中国可以说不》可以说是反西方主义的第三波，
它直接迎合一部分社会群体的非理性心态，以一种极端化的话语方式表达了社会
意识中潜在的、非主流的西方情绪。
　　这种自上而下弥漫开来的反西方主义，是否象有的评论所说的，象征着“在
当今世界格局中，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我们知道，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民族主
义的觉醒或建构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但问题在于，反西方主义是否等同
于现代的民族主义?中国民族主义的重构，是否有可能通过反西方的情绪煽动，而
简单地加以解决?如果不能，又如何建构中国的民族主义?我认为，比较起其它问
题，这也许是应该引起公众重视的问题之核心所在。
　　
　　　　　　　　　　◆　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

　　在中国的知识界里，曾经流传着这样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历史不同于欧洲，
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因而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也是渊源流长。这种观
点无疑是对历史的误读。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古代中国从来不曾出现过民族主义
的观念，仅有的只是对一家一姓之王朝或华夏文化的认同。梁漱溟先生就认为：
“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
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国家”【1】。这种并非以民族国家或政治共同体，而
只是以王朝(国家)或文化(天下)作为界定群体的观念，只是一种“王朝中国”或
“文化中国”，而且王朝的合法性在于代表文化的正朔，“它原是基于文化的统
一而政治的统一随之，以天下兼国家的。”【2】传统的中华民族的边界十分模糊，
只要在文化或政治上巨服于自己，便可承认它为华夏大家族的怀抱。钱穆说：“中
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
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
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3】。因此，古代中国与其说是民族
主义的，无宁说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普世主义的。
　　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当西方列强以血与火涤荡了华夏中心论的古老梦
想之后，中国人才被迫以陌生的国家观念取代了传统的天下观念。在国与国之间
的交往和对抗之中，人们对由种族、地理、文化和历史纽带联结在一起的民族共
同体逐渐有了自我确认，才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然而，对民族共同体
简单的、质朴的认同，仅仅是民族主义的原生形态，还带有强烈的情感成分，如
果要上升到理性的层面，还必须对该共同体所特有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以及行
为规范作进一步的建构。也就是说，原生形态的情感认同仅仅为现代民族主义提
供了一个形式性的外壳，更重要的工作是要使这样一个外壳“实”起来，在其内
部拥有实在性的内容。
　　认同民族主义的外壳，是比较简单的事情，只要通过国际间的交往和对抗，
就可以实现，而确立其独特的内涵，则复杂、困难得多，因为它与整个国家的现
代化变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以凭藉，需要实实在在的建构和
再创造。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的形成与现代化的变迁，几乎
是同时发生的过程。现代化，成为民族主义“实在化”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背
景，甚至可以这样说，民族主义的“实在化”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
　　从理论上说，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呈现一种正相交关系，西欧、北美的民族主
义形成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对于中国这一后发展国家来说，这二者之
间的关系要更复杂一些。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主要是受到西方列强侵略的刺激，
而现代化在当时又无异为西化，于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具有了敌人和老师
的双重身份。正是这双重身份，使得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变得扑溯迷离起来，
在许多时期，尤其是民族危机的时刻，西化与质朴的民族主义情感常常显得格格
不入，甚至直接发生着冲突。
　　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观察家白鲁恂谈到，民族主义的发展必须超越种族或民
族归宿的要求，建立实质性的内容去激发大众的情感、设立规范和准则，限制领
导人的行为。但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缺少象美国的独立宣言、人权宣言、宪法这
样的神圣象征，也没有英国那样的议会制度和一整套行为规范，显得分外单薄
【4】。这样，尽管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形式形成较早，大致在甲午海战以后就
初具形态，但它的内容却迟迟不能“实”起来，始终停留在激烈而浅薄的排外情
绪上，即一种粗鄙化的反西方主义。而且，民族主义的情感越是炽烈，它的现代
化内容就越是难产。民族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徒有激情洋
溢的爱国情绪，而始终缺乏稳定的、持恒的、为共同体的人们所基本认同的价值
体系、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而这些迫切需要建构和认同的实质性内容，恰恰又
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所最匮乏的。
　　
　　　　　　　　◆　反西方主义是一种粗鄙化的种族主义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徒有一个巨大而空洞的躯壳，一个世纪以来，
不少党派、社会集团和知识分子都企图以某种东西去填补这一空洞，比如用某种
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作为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对象，或者回归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
重新弘扬儒家的价值理想等等。但是，这一切努力不是以某一党派的特殊利益冒
充民族的普遍利益，就是一厢情愿地以古代的文化认同替代现代的政治认同，其
实质依然等同于传统观念中的“王朝中国”或“文化中国”。这样的“民族主义”
内容建构尽管可能具有某种一时的填补真空的功能，却经不起稍长一些时段的历
史检验，——暴露出无法整合民族、凝聚人心和规范行为的拙处，很快被时间所
抛弃。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犹如一尊被抽空了内在灵魂的蜡像或稻草人，无法
找到自己真实的历史位置，徒有虚张声势而已。
　　一旦民族主义失去了其内在的精神灵魂，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民族主义成
为盲目排外、妄自尊大或自以为是的代名词，民族主义蜕变为粗鄙不堪的反西方
主义。本世纪初的义和团就是反西方主义的一次可笑表演。尽管义和团是从反抗
西方的强权伊始，有令人同情之处，然而，由于这种“爱国”的反西方主义不具
有任何现代性的精神内容，甚至与现代化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所以其实质无疑
成为一种最糟糕、最落后的种族主义，一种顽固拒斥现代文明的种族主义。这种
发端于社会底层的粗鄙化的种族主义，又是以传统的“王朝中国”或“文化中国”
为认同背景的，所以具有极强的保守主义性格，一方面容易与知识分子中的民粹
意识合流，另一方面也更乐意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为统治者抵抗现代变革、维持
现实秩序的最好藉口和最现成的社会资源。
　　今天，尽管反西方情绪所依赖的语境有了很大变化，但那种精神脉络依然清
晰可辨。有评论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辩护，认为其所凭藉的中华文明传统是和平的、
温和的和非扩张性的。固然，中国文明不同于伊斯兰文明，较少具有极端排它的、
原教旨的侵略性格。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一种民族主义如果长期缺少现代理
性的实质性内容，而始终停留在非理性的情感层次，那么，其中内含的排它性成
分仍然具有潜在的暴力性。当种族化、粗鄙化的反西方主义处于劣势时，可能是
“温和的”、“和平的”，然而一旦真的实现了“富国强兵”，圆了所谓的“强
国梦”，由于没有现代理性的内在制约，民族主义中那种情绪化、非理性和种族
化的成分，未必没有可能导致一种黩武的冲动。要知道，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历
史教训使得中国人比西方人更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所谓“物竞天择”、“优
胜劣汰”，相信唯物主义的“武器的批判”。现代中国人早已将老祖宗的“不争”
“无为”忘记得一干二净，绵延一个多世纪的抵抗外敌、内部残杀和你死我活的
阶级斗争，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新传统，即所谓“斗争哲学”。
有什么东西可以保证，这样的“斗”文化(当然不会仅仅是文斗而没有武斗)没有或
不会渗透到我们的民族意识和反西方的情绪中去呢?
　　在本世纪，反西方主义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一次是世纪初的义
和团运动，第二次是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火烧英国领事馆是当时最具象征
性的事件)，我们注意到，这两次全社会的排外骚动，都是以爱国、忠君、保教等
传统民族主义为号召的，而且出现了朝廷、士林和江湖即社会上、中、下三个阶
层的某种合流。未来的中国有无可能重演历史的一幕?这自然取决于一系列历史因
素的藕合。到目前为止，这些因素有萌芽的迹象，也有藕合的趋势，但尚示形成
不可逆之定势。
　　即使如此，我们也应该对此保持足够的警惕。要防止反西方主义的恶性发展，
最好的办法也许是尽快使中国的民族主义“实”起来，使之具有一种开放的、现
代的精神内涵。
　　
　　　　　　　　　　◆　建构开放的、现代的民族主义

　　作为一种开放的民族主义，其意义在于，它不是封闭的、种族的、排外的，
而是与整个全球的现代化变迁接轨，成为本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在发
展中国家，由于其现代化发生的历史是外部刺激型的，而现代化的经验典范又往
往是具有殖民主义面目的西方国家，所以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常常发生冲突。这种
冲突在现实中可以理解，但是在理论上并没有充足的逻辑。在这里，有两个重要
的问题需要得以廓清。
　　其一是西方文明与西方霸权的区别。反西方主义往往将这两者混为一谈，将
西方霸权当做西方文明中的一个有机部分，甚至核心内容，因为要反对西方霸权，
索性连西方文明也一起拒绝。然而，我们知道，西方文明虽然随着殖民主义的扩
张来到东方，但二者并非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离的整体。霸权主义是西方发达国
家狭隘的“国家利益”的体现，而西方文明并非以此作为必要的前提。文明的价
值是可以脱离狭隘的“国家利益”而独立存在的。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多元结构中，
既有支持霸权主义的资源，也有抗拒它的成分，不可一概而论。反对霸权主义自
然必要，但没有必要连西方的现代文明也一并拒绝，从而丧失民族主义自身的开
放性格。
　　其二是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区别。反西方主义通常也将这两个概念不作区别，
以为现代化就是西化。固然，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这也许是对的，因为至少在50
年代之前，作为现代化成功的模式，只有西方诸国。然而，二次大战结束五十年
来，全球的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化的模式，不仅有西欧北美，还有日本、
东亚以及南美、东欧若干国家。再以西化这样一个狭隘的概念来根据现代化的丰
富多样性已经远远不够了。即使仅论西化，也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北欧
等多种模式，它们之间文化和制度的差别比我们所能想象得要大得多。在当今世
界，现代化已经呈现出一种多种模式并存和竞争的多元化格局。现代化不再是西
化的另一种说法，而是东西方多种现代模式的一种理论抽象，一种韦伯意义上的
理想类型。这就意味着，现代化无论在理念还是经验层次上与民族主义并不存在
着必然的冲突关系，因为现代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实现本民族的现代化，
建构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
　　无论哪一种现代化模式，即使是非西方的现代化模式，都没有必要以反西方
尤其是整体性的反西方主义为其前提。至于究竟何为现代化，我们不妨以维特根
斯坦的“家族类似”观念来理解它。所谓的“家族类似”，是指没有一个特征是
所有“家族”的成员都共有的，但所有的“家族”成员彼此之间都有相似之处。
从经验的层次来说，一般认为市场、自由、民主、法治等等是现代化公共元素。
从“家族类似”的观念加以解读，没有一个特征──比如“民主”──是所有现
代化“家族”成员所共同具备的，比如香港就是有自由而无民主，而日本恰恰倒
过来，有民主而无自由，但这并不影响他们都是现代化“家族”的成员，都有彼
此类似的特征，至少现代化元素中的大部分，无论是香港还是日本都共同具备。
在现代化的诸元素方面，西方国家是最典型的。如果整体性的反西方，就等于拒
绝了现代化的大部分元素，也就失去了现代化的相似性意义。斯大林时期的苏联
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曾经以现代化为标榜，但历史已经证明：当时苏联和中
国的发展方向是与全球性的现代化大趋势背道而驰的，只具有个别性的现代化元
素，自然不具有“家族”的相似性，无法归类于现代化的“家族”成员。
　　
　　　　　　　　　　　◆　中国民族主义的实质性内涵

　　由此可见，一种具有现代性质的民族主义之建构，必须是开放的、非种族的，
必须置身于全球性的现代化大背景。中国的民族主义自然需要反抗形形色色的世
界霸权，但同时也需要借鉴包括西方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模式。近代以来，中国并
不缺少民族主义的价值符号和文化象征，所真正匮乏的倒是其实质性的政治内容，
特别是具有现代化元素的、拥有公共利益的政治内容。现代的民族主义认同，不
仅仅是一种种族的、文化的认同，更重要的在于民族国家的认同，而民族国家不
是一种形式的、主权的和法律意义上的抽象，而是关于共同体生存方式、社会制
度和价值体系的实质性的内容。这就是说，现代的民族主义认同，不是无原则、
无内容的，不仅是对民族国家的外壳认同，而且也是对其内在的价值体系和政治
体制的认同。而究竟什么样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制比较适合中国，这不是一个简
单的事实性认同，而是一个有待创造的建构性过程。中国民族主义的实质性内涵
依然处于探索之中。民族主义的开放性格不仅意味着对外的兼容并蓄，全方位借
鉴，而且也要求内部的开放，容许共同体的每一成员在社会公共领域，对什么是
最好的共同体生存方式进行自由的、平等的讨论，并且借助一定的社会空间，进
行试错性的社会实验。而民族主义的现代性格则要求这样的讨论和实验必须置身
于现代化的背景之下，必须对现代化的那些公共元素诸如市场、自由、民主、法
治等，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加以重新的选择和配置。通过民族主义的构建过程，
使中国真正获得一种现代性，即现代化的“家族类似”性质。可以说，只有当这
种开放的、现代的民族主义政治内容基本确立，而且通过立宪的方式，确确实实
为共同体的成员所自觉认同的时候，中国的民族主义才会真正“实”起来，才会
具有稳定的、长久的整合功能，成为全民族的认同对象。这，将是下一个世纪中
国所要实现的目标。
　　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这一目标不是仅仅通过反西方的种族煽情
所能实现得了的。反西方主义只是一种饮鸠止渴，它只能倒过来加剧民族认同的
危机本身，而无助于走出历史的循环，走出现代化与民族主义冲突的传统困境。
当代中国所需要的不是粗鄙化的反西方主义。而是一种开放的民族主义，一种通
向世界现代化大“家族”的民族主义。

　　------------------------------------------
　　注释：【1】【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294页。【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上海三联书店影印本1988年版，第19页。【4】白鲁恂：《民族主义与现代化》，
香港《二十一世纪》，1992年2月号。
　　
　　
【】　　　　　　　　　　　　　　【】　　　　　　　　　　　　　　【】

　　
　　
　　　　　　　　　　◆　民族主义之于当前中国　◆
　　
　　　　　　　　　　　　　　　　　　　　　　　　　　　　作者：暂无名

　　
　　当人们还在争论冷战之后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时候，在我国，特别是
在知识界，在经济界，甚至在其他领域的社会生活中，民族主义也在开始成为一
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在国内，民族主义话题最初的出现，大约是在90年代初的时
候。而在最近的一两年中，由此引出的议论已经越来越多。
　　
　　　　　　　　　　　◆　当前民族主义的实用主义性质

　　就这个过程的表面来看，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出现，与国际上的民族主义的
某种程度的复兴是大体同步的。特别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这样的讨论起
了明显的刺激作用。尽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民族主义有着很大的差别。
因此，从这个过程的表面来看，似乎给人们一种感觉，即国内的这股民族主义思
潮的产生，好像是对冷战后新的国际格局的反应。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
发现，过程的同步，也许仅仅是一个巧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使是没有国际
环境的民族主义的刺激，能够导致民族主义思潮产生和形成的那些因素，仍然是
存在的。国内民族主义思潮出现的最直接的动因，无疑也是与苏东巨变紧紧联系
在一起的。不过这当中在逻辑上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国际上，民族主义思潮是
产生于这样的一种逻辑：在政治意识形态对立结束的地方所留下的真空，将由民
族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来填充。而在国内，苏东巨变对民族主义形成的作用则表
现在，人们从中看到了一种比社会的停滞或不变革更为严重的危险，即社会的解
体。如果这种危险存在的话，民族主义则成为一种化解这种危机的武器。
　　人们都不会忘记，在苏东事件发生之前，在中国的知识界，集中火力所抨击
的是那种阻碍根本性的体制变革的取向，认为固守那套不合理的体制，是对中国
的发展与生存的最大障碍。80年代未的“球籍”的讨论就是其最典型的代表。但
苏东巨变的发生，特别是苏联的解体，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脑海中出现了另外的一
种可能性：在传统的意识形态衰落，社会矛盾和危机加重的情况下，政治的与社
会的解体，恐怕是一种比停滞和保守更为严重的危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一些人开始了对民族主义的倡导。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将民族主义作为转型期
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民族主义带有很强的
实用主义的性质。或者说，民族主义的倡导者们更加看重的是它的一些重要而实
用的社会功能。应当说，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的世界上，民族主义之所
以屡屡成为政治家最钟爱的武器，应当是在于民族主义往往可以起到其他的意识
形态所不能起到的一些重要作用。比如，在社会缺少凝聚力的时候，民族主义可
以在国民中造就一种共同意识；在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起到
强化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的作用；在社会的内部分化导致不同阶层间的巨大裂痕的
时候，可以使人们减少对这些裂痕的关注，而去更多地关注其间的一致性。可以
说，当初一部分人对民族主义的提倡，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这些重要的功能的
看重。
　　
　　　　　　　　　　　　◆　西方的角色在变化

　　然而，如果我们更深入地分析一下90年代初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原因，就可
以发现，这种思潮的产生，除了这些实用价值之外，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这
当中最重要的是十几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中国近些年来的迅速发展，是与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而在这个过程中，
对外开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应当看到的是，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
中国与国际社会，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已经发生了逐渐而深刻的变化。
我们都不会忘记，在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上，西方社会的制度结构和价值观念，
曾经对我们的社会发生过重要的影响。在那个时候，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是
敌对的，但具体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具体的经济利益的冲突并不频繁。在当时的
情况下，西方之于我们，主要是作为一个令人羡慕而又非常遥远的模仿对象存在
的。在那个时候，在人们的印象中，西方就意味着发达的物质，充满活力和理性
的精神，严谨而合理的制度安排，高级的技术和充裕的资金。但在十几年后的今
天，中国，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已经更深地进入到国际社会中去了；而西方也已
经由过去现代化初级阶段上的一个遥远的模仿对象，变成一个现实的竞争者。在
此种情况之下，利益的冲突，特别是贸易的摩擦，在越来越频繁地发生着。当人
们满怀期望进入世界市场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市场远不如原来想象的那样理想，
发现这当中还有一个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存在。进入“关贸总协定”的苛刻
条件，无疑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阴影。而大量进入的外资，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
后，也出现了一些原非人们预期中的结果。于是，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跨国
资本与民族资本的关系，开始成为人们热衷的一个话题。
　　同时，另外的一个因素的作用也是不能不令人注意的。经济的迅速成长，不
仅使西方由一个令人羡慕的模仿者变成一个现实的竞争者，而且，随着经济的迅
速增长，由屈辱的历史和长期贫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心也迅速复苏。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复苏的不仅是民族的自信和自尊，在一部分人那
里转变为一种膨胀心理。这就为民族主义注入了一种更为深厚的社会基础。《第
三只眼睛看中国》一书中有一段话虽然过于尖刻，但距离事实恐怕并不遥远：“笔
者在中国旅行期间，曾随同许多衣装入时的中国人乘船游览中朝界河鸭绿江。当
船抵近北朝鲜的新义州市的岸边时，船上的中国人高声向岸上比他们更面黄肌瘦
的朝鲜人呼喊，过来吗，这边有狗肉吃。其民族优越感和沙文主义情绪给人极深
的印象。……而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城市，游荡于饭店前厅的操非法皮肉生意的中
国少女却更愿意兜揽南韩客人，因其出手阔绰，且比日本人更易哄骗。……向富
邻居卖淫和讥笑穷邻居，都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社会习气”。在这个过程中，对于
改革以来的成果的片面的宣传，对于苏东等国家改革以来的经济困难的夸大性的
描绘，都对这样的情绪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民族主义的“度”难以把握

　　在今天的世界上，民族主义似乎是一个令人难以琢磨的怪物。在不同的具体
条件下，民族主义所起的作用简直“判若两物”。
　　民族主义存在的基础，在于在当今的世界上，民族国家是一种最基本的结构
单元。从这一点来说，它很类似于一个社会中的个人主义。在一个社会的内部，
个人是最基本的结构单元，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个人意识和个人主义，如果我们
不是将个人主义理解为自私自利的话。同样的道理。在人类世界的范围内，民族
国家是最基本的结构单元，在这样的基础上，也会形成与传统的种族主义相区别
的现代民族主义。这种与现代民族国家相联系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
解为一种国家主义。由于上面所说的道理，由于民族国家是国际社会中的最基本
的结构单元，民族意识的形成，可以说是一件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事情。热爱
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民族，都是一种正当的、无可指责的感情。但应当引起
注意的是，在朴素的民族感情，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甚至极端的民族主义之间，
并不存在可以清晰界定的界限。
　　如何面对民族主义提供的巨大力量，而避免民族主义可能造成的巨大灾难？
有些人据此认为，关键是在对民族主义的“度”的把握。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应当
说是不错的。但问题是，如何把握这个度？什么是对于“度”的把握的保证？
　　更重要的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以及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在社会生活中
的影响的不断加深，使得一个问题再一次提到我们的面前，这就是中国要不要继
续进入和融人到世界主流文明中去。只要回顾一下民族主义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历
史上的不同作用，就令人不能不产生这样的担忧。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的
时期，民族主义曾经是唤醒人们的觉悟，将殖民地人民团结起来，反抗殖民主义
统治的重要工具。没有民族主义的强烈意识，我们就很难想象会有那么多的人投
身于民族解放的事业，很难想象在一个弱小的民族中会积聚和爆发出那样大的力
量，很难想象力量相当强大的殖民主义者会“同意”殖民地人民的独立。但在独
立后的发展中，民族主义的作用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有的国家，民族主义成
为激励人们奋发努力的精神力量，但在另外的一些国家，民族主义情绪却成为自
我封闭的理由，成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障碍。只要看一下当今的世界，我们就不
难看出，一些最旗帜鲜明地坚持民族主义的国家，往往也就是最抗拒现代化的主
流文明的国家，有的甚至也就是当今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这一点对于正处于改
革的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就具有更为至关重要的含义。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
制改革进行研究的时候，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罗纳一塔斯（AkosRona-
Tas）提出一个区分，即，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划分为计划经济的侵蚀阶段与向市
场经济的转型阶段。在罗纳一塔斯看来，侵蚀阶段基本上是自下开始的，推动这
个过程的就是那些追逐个人利益的人们；而转型阶段则基本上是自上启动的，它
主要是通过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关键的立法行动实现的。
　　由此可见，在转型的阶段上，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新的体制框架
的确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阶段是一个更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阶段。在这样
的历史背景之下，民族主义的作用就尤为值得注意。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也许
可以引伸出一个问题，这就是作为手段的民族主义与作为目标的民族主义这两层
含义之间的关系。所谓的作为手段的民族主义，主要是指其在社会整合和民族凝
聚等方面的作用；作为目标的民族主义。则是指片面夸大本民族某些特质的优越
性，并以这样的优越性来拒斥其他民族文化中有益的东西。当然，这样的分类并
不是很确切的，但这两种含义之间的区别却是显而易见的。就一个正在进行现代
化的落后国家来说，前一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往往会对现代化起推动的作用，而
后一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则往往使这个民族的现代化走向歧途，甚至出现对现代
化的反动。
　　
　　　　　　　　　　　　◆　汇人世界主流文明

　　应当看到，体制框架的建设和定型，并不完全取决于当时的那些客观的社会
条件，同时也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积极主动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自觉的选择世界的主流文明，将自己自觉地融人到这个
主流文明中去，并在这个主流文明中成为一个积极而活跃的角色，仍然是中华民
族面临的一个关键的抉择。选择这样的一种世界主流文明，并不仅仅是出于主观
的偏好，尽管不可否认有这方面的因素，因为这种人类社会的主流文明代表了一
种文明的一个更高的层次；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将会
再次遇到主流文明形成中所曾经遇到过的那些问题。世界主流文明已经经历了几
百年的发展，汲取了几千年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它决不仅仅是某一些国家和地
区人们智慧的结晶，同时也可以说是整个人类几千年发展的积累和结晶。在它发
展的过程中，曾经遭遇到一系列问题的挑战，而对于这种挑战的回应，大多数已
经以经验，特别是以制度安排的形式积累起来］。
　　我们可以预期，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类似于如何建立一种能够合理
配置资源同时又具有自我发展动力的经济体制，如何建立一种以法治精神与法律
体系为基本框架的社会生活的运行机制，如何建立一种能够有效沟通国家与民众，
政府与个人的关系并能够具有较高效率的体现宪政精神的政治和政府体制；如何
在保证社会的总体进步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个人自由，如何建立一种使科学和理
性的精神能够正常发育和存在的人文环境，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中国现代化和发
展的过程中将会遇到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但是可以说，迄今为止，还没有另外
的一种文明能够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更为成功的系统经验和制度框架。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狭隘地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的标准，由此设定一个
国家或社会的发展目标，将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造成极为有害的影响。这一点在
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是经常可以看到的。尽管人们从善意出发，试图将民族主义
加以理性化，但由于民族主义是建立在一种感情的基础上的，因此，对其进行理
性化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者的一个惯常的做法，是以本民
族的独特性作为出发点，排斥作为人类文明在价值，制度安排、运作规则上已经
形成的种种的积累，完全是出于一种对立心理地想形成一个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但事实表明，这样的“第三条道路”，往往是一种民族主义的乌托邦，其结果与
我们在前些年以意识形态为指导的乌托邦没有什么两样。
　　
　　
【】　　　　　　　　　　　　　　【】　　　　　　　　　　　　　　【】

　　

　　　　　　　◆　现代的“华夏中心观”与“民族主义”　◆
　　
　　　　　　　　　　　　　　　　　　　　　　　　　　　　作者：暂无名

　　
　　　　　　　　　　◆　以“新”取胜的旧调重弹

　　作为一个正式的概念，现代“民族主义”（nationalism）无疑是随欧洲近代
“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形成而产生的。由此，近代以来便一直有人认为
中国传统中没有“国家”“民族”概念而只有“天下”概念，近来又有人再拾其
余唾，认为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是博大宽容的真正“文明的”，而以民族主义
为核心的西方主流思想（姑不论此说是否准确）则是“野蛮的”，因此只有“中
国文化”才能拯救人类，所以要用“中国文化”取代“西方文化”、由中国来为
世界重新制定“游戏规则”。【1】尽管此说在学术上了无新意，但“旧调重弹”
的社会背景和影响却不能小觑。
　　与此遥相呼应的是，一些人以现在美国学院中非常流行的“后现代”“后殖
民”理论为依据，认为中国现在的危险是面临“文化新殖民的可能”，“与其说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后殖民时代，不如说是一个新殖民的时代”，而且“近代以来
中国文化的主潮一直未能摆脱殖民话语的诅咒和帝国霸权的控制”。这种观点还
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中国的主导话语越来越接近“国际通行的理念”，
而“国际通行的理念”则包括市场经济、自由、民主、多元、作家的独立性、人
是万物之灵等“一连串的资本主义概念”。“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丧失
了从根本上去挑战和拒绝西方权势话语的勇气。比如关于人权问题、市场经济问
题、知识产权问题，我们与西方国家进行具体的谈判时显得那样被动，原因之一
便是我们还拿不出一套完全摆脱了西方权势话语的论述方式。”所以当务之急是
要建立一套“抵抗话语”，以“保证和坚持自己文化上的主体性”，“加强中国
人自身的文化认同，以便在未来的国际冲突中获胜”。【2】此说以“新”取胜，
时下在“政”“学”两界都不乏影响。
　　
　　　　　　　　　◆　此“天下”非彼“天下”

　　若从字面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家”观念的确相对淡薄，更经常提到
的确是“天下”观念，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
但是，这里所谓“天下”并非是一种博大宽容、“众生”（各民族、国家）平等
的世界，而是一种极端强烈的“华夏中心主义”。在中国传统的宇宙图式中，“中
国”位于世界的中心，“天下”也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在这种宇宙观的支配下，
也因为中国的邻近的确没有更先进的文明，所以中国传统具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
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其他民族、国家都是“化外之邦”的“夷”“狄”“蛮”
“番”，并以中国为远近又把“化外”的“狄夷”或“蛮夷”划分为“生番”和
“熟番”，对其名称的翻译往往要加“犭”（以示尚为成“人”）或“口”（以
示可以“吃”）傍，实际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文化排斥和民族歧视，根本不是什么
“天下一家”。所以若究其实而不计其名，中国文化传统中其实也有浓厚的“狭
隘民族主义”，其“中国特色”在于和一种强烈的文化优越感紧紧结合在一起，
如果愿意，也可称为“狭隘文化民族主义”。
　　近代以来，“天朝大国”第一次遇到了一种更强的文化的挑战，这种“狭隘
文化民族主义”深受刺激，更加畸形。其根本点就在于不承认有强于或优于中国
文化的其他文化，所以如果我们化繁为简，近代几种使人目眩的主要思想观点派
别都可说是围绕着“师夷长技”这四个字展开的。起初是“是否师夷”，随后是
“如何师夷”，而对于“制夷”这一目的的争论则基本不大。所以这种种流派不
论彼此攻讦如何激烈甚至于你死我活，无论是坚守“夷夏之防”还是主张“彻底
夷化”，目的却都是为了“救国”，因此本质上都可归于广义上的民族主义或“爱
国主义”。但人们往往只将严守“华夷之辨”、反对“师夷长技”者视为民族主
义或爱国主义。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则抹去其“制夷”的目的然后便扣以“变
夷”“媚外”“崇洋”“卖国”“殖民”等大帽，使其居于道德/政治的绝对否定
性境地和劣势地位因而最多只有招架之功（仅五四时期例外），进而自己再倚道
德/政治的优势地位对其作义正辞严的攻击或批评。这样，在中国近代思想概念的
流变中，所谓“民族主义”便常常带有相当程度封闭排外色彩，实际应称为“狭
隘民族主义”。但近代历史表明，这种“民族主义”却偏偏又对中国真正的繁荣
富强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实际误国匪浅，为害甚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相
当的警惕。而近代中国的些微成就、终末亡国恰恰却是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程度、
不同内容地主张“师夷”（“向西方寻求真理”?“后殖民”?）的中国人的努力
结果。或许，这就是所谓“历史的辩证法”罢。
　　
　　　　　　　　　　　　◆　从洋务运动说开去

　　尽管“师夷长技”的主张遭到强烈反对，但统治者面对着接踵而来、一次比
一次严重的内忧外患，为生存计还是不得不有限地实践这一主张。这就为向西方
学习打开了一个难得的缺口，首先从军事利器的引进仿制逐渐推广深入到全面学
习西方机器大工业所需的科学技术的学理的层次和阶段。但“洋务运动”每前进
一步，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产生了今人难以想像的激烈的争论。顽固派认为学
习声光电化等与“洋”有涉的任何事物都是“奉夷为师”，结果是“溃夷夏之防，
为乱阶之倡”，终将导致“以夷变夏”。他们对培养成为官吏的正途科甲人员学
习科学技术尤为反感惊恐，认为这些人员的职责是“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
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用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因为“立
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而他们认为“技艺”
将扰乱“人心”，所以对革新自强势必造成的“官员队伍”技术化忧心忡忡，“操
用人之柄者，苟舍德而专尚才，从古乱臣贼子何一非当世能臣哉?”一再强调他们
应是以“正人心”为专业的职业意识形态专家，而不应是一心务实，即专注于所
谓“器”“末”的技术化官员。
　　在反对洋务派的斗争中，顽固派或屡屡上疏，或借助舆论，十分巧妙地扬长
避短、以长击短。首先，他们尽量不在“用”这“形而下”的层面上和洋务派理
论纠缠，而在超越实践的抽象的“道”这“形而上”的领域发难。举凡修路架线
建船造炮、是海防重要还是塞防重要等纯技术纯战略问题都被他们高度政治化、
道德化、意识形态化，提升到“道”的高度，然后再加以反对。因为在“道”的
层面便可以逃过实际的“用”的检验，便可用传统逻辑严密的“道器一体”论咄
咄逼人地反驳洋务派显得支离的“体用分离”论。抽掉具体内容，这种批判还很
能显示出一种雄辩的道德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例如，在抽象的意义上谁能说“立
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是错误的呢?而洋务派主张的“富强”则被漫画化为以
逐利为本，在道德上自然就矮了一截。其次，他们紧紧抓住当时的政治不修（不
少并非洋务之过）及“洋务”的种种弊端和失误大作文章，打动人心。强调“此
时当务之急，不在天文，而在人事；不在算学机巧，而在政治修明”，上书罗列
民生凋敝、官吏不廉等实例，还以天灾来附会洋务的“时政之失”。他们煞费苦
心把正是他们所要维护的旧体制所造成的种种弊病与洋务弊端和失误混为一谈，
以达反对任何变革、完全复旧的目的。第三，他们把西方有无中国可学之长和西
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完全混为一谈；“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所
以学西学便是“扬其波而张其焰”，是“认贼作父”“认敌为师”。近代中国倍
受西方欺凌，处于国耻频仍的民族危机中，这无疑是个敏感的问题，极易煽起盲
目排外的民族情绪，于国家民族进步，危害至大。
　　当满清统治者的统治权遇到合法危机的时候，也曾利用这种民族情绪。义和
团之所以能迅速发展以至成为一场规模巨大的运动，与清廷的支持和鼓动是分不
开的。但是，当能量巨大的民族情绪爆发出来后那种非理性力量却是统治者根本
控制不住的，结果对社会、对统治者本身反而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样，清政府
为了自身的利益又反过来对高举“扶清灭洋”大旗的义和团进行血腥镇压。这段
历史说明，民族主义对统治者和民众双方都是一柄双刃剑。统治者想利用民族主
义，结果很可能损害自己；民众因民族主义受到统治者的支持情绪更加高涨，结
果很可能反受统治者镇压，成为替罪羔羊。所以“官”“民”双方，对“民族主
义”一定要慎之又慎，轻易不要“玩火”，义和团的悲剧的确沉重，颇堪玩味再
三。
　　
　　　　　　　　　◆　“华夏中心观”的多种翻版
　　这种“华夏中心”文化民族主义在本世纪60-70年代又以“中国是世界革命
的中心”这种形式出现。在这种话语中，“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得救”/“解
放”的唯一途径。这样，谁掌握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谁就掌握、领导了
人类的命运。表面看来，这套话语通篇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全人类”“世界”
等非常“天下”的词汇，实际却是“天朝上国”这种“华夏中心论”的现代翻版。
依当时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世界革命的中心从19世纪末便不断东移，
由马克思/西欧经列宁/俄国最后落实在毛泽东/中国。所以中国肩负着拯救全人类
（救世主）的历史使命，肩负着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修正
主义”的重任，世界上其他人民则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待救之众。
　　这种观念在80年代随国门初启、人们对外部世界有较多了解而受到一定的冲
击。但在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家实力的增强，更由于主流媒体
的大力宣扬，这种“华夏中心”观重又出现，并有相当影响。当然，在新的条件
下，这种观念是以种种新形式出现的，如“中国文化救世说”，“二十一世纪是
中国人的世纪”等等。其中之一，便是本文前面提到的“后现代”“后殖民”话
语。
　　
　　　　　　　　　　　◆　变着戏法的“后现代”

　　由于“后现代”理论从本质上说是“消解一切”、具有“反逻各斯中心”、
“反本质主义”特点，对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道德观念、价值标准都进行“解构”，
所以本文不拟、也不必对其作“纯学术”的爬梳整理和分析，仅想对中国的“后
学”作一简单的知识社会学分析。
　　“后现代”是原产于欧洲、在美国学术界得到发扬光大的一种学说，一种思
潮，本身又有诸如“后殖民”“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具
体内容。这些派别的关注点各不相同，具体方法和论述也不尽一致，但一个共同
的基点就是“消解中心”，对“主流话语”进行“解构”。若用通俗一些的话讲，
就是“抑强（势）扶弱（势）”。他们对自身（西方）的文明、传统、启蒙思想、
现行体制乃至一些基本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都作了无情的批判和否定。而中国“后
现代”的始作俑者大都是留美学生，他们不假思索地人云亦云，照本宣科。仿佛
我们早已进入了“后现代”，现在的事情是要消解“启蒙心态”，是要克服“现
代危机”，科学、民主、市场经济、与国际接轨、知识产权等等都是“他者”的
“话语霸权”，文化交流成了“后殖民”。他们自己身居“全球化”的发达国家，
但希望中国抗拒“全球化”潮流；他们自己享受着高度的资讯自由，却希望中国
再度实行“文革”那种闭关锁国、高度专制的政策，并费尽心机地以葛兰西等“西
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霸权”理论来为“文革”寻找某种理论依据。
甚至还有论者将三十年前的红卫兵也论述成“后现代”的前驱，令人哭笑不得。
总之，他们依照“后现代”理论预设了一个先验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概念，希
望、要求活生生的“中国”符合他们的概念预设。但有一点，他们自己是生活在
这个概念预设之外的。
　　这样，不顾具体语境的不同而生搬硬套那一套理论，结果是这些“后学家”
虽然名词术语用得唯妙唯肖，但锋芒所向，却正与乃师相反。如果他们真正得到
老师的“真传”，那就不应机械、教条地搬套现成的理论或作简单对照。应以老
师所教的方法来对中国社会和历史来作一番分析和解剖，对中国的主流、传统作
一番“消解”，更不应以福柯等“后现代”大师对自己的文明（包括传统与现实
两方面）的解构作为中国文明（传统、现实）优越的论据。“后现代”本是一种
非常激进的学说，但在中国的“后学家”的手中，却变成挤压支流、深得主流青
睐的非常保守的学说。
　　之所以如此，或是食洋不化，或是不愿花费精力，或是为了自身的学校生计，
或是某种个人遭际引起的偏激情绪……但不论怎样，这种“理论平移”的危害甚
巨，为狭隘偏激的“文化民族主义”披上了一件诱人的新外衣。对正处社会转型
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现在更为主要的是汲取其他文明中有益的东西（不是对抗，
不是简单说“不”），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制度文化，不必担心因此会被“他者”
所“化”。俄国的彼得大帝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全都证明，向“他者”学习不
仅不会丧失自我，反而会强化自身。更重要的是，以一种健康、平和、开放态度
对待其他文化，是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重要保证。

　　-------------------------------------
　　【1】参见盛洪：“什么是文明”，《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从民
族主义到天下主义”，《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经济学怎样挑战历史”，
《东方》1996年第1期。【2】参见张宽：“文化新殖民的可能”，《天涯》
1996年第2期；“加强对西方主流话语的批判”，《作家报》1995年6月24
日，“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与西方的汉学研究”，《了望》1995年第27期。
中国许多“后现代”论者发表了大量类似论述，恕不一一罗列。
　　

【】　　　　　　　　　　　　　　【】　　　　　　　　　　　　　　【】

附录一：
　≈≈≈≈≈≈≈≈≈≈≈≈≈≈≈≈≈≈≈≈≈≈≈≈≈≈≈≈≈≈≈≈≈≈


　　　　　　　　　　　　　发　　刊　　词
　　　　　～～～～～～～～～～～～～～～～～～～～～～～

　　很久以来，时不时有人推动一种写信的游戏──每一个收到信的人被要求把
同样的信抄写或复制二十封（也可能是其他数目），寄给另外二十人。尽管那种
信一般都是以某某法师、某某高人的名义所写，并且在信里列举了一系列例证，
说明照办会得福气，不照办则有灾难，但是那种游戏从来没能持续下去。

　　且不说别的方面，只要考虑一个最简单的算术问题，就知道那种游戏不可能
进行下去。那实际是一个２０的乘方过程。第一批２０人每人发２０封信，将有
４００人收到信，每人再发２０封，８０００人收信，每人再发２０封，１６万
人，如此下去，３２０万、６４００万，第六轮就达到１２亿８千万──平均每
个中国人一封，第七轮就远远超过了全世界的人口。如果说每轮寄信的时间为５
天，那么在一个月之内，全球的邮政系统就将阻塞瘫痪。

　　说这个话题，不是想嘲笑那游戏的愚蠢，而是想让大家从中得到一点启示：
我们是不是也能玩一玩这个游戏呢？我们不期望玩到六轮七轮，只要把这个２０
的乘方玩上三轮，岂不就有８０００位朋友能够看到这份小小的电子杂志吗？这
就是我们创办这份《隧道》杂志的期望。

　　朋友，当你收到每一期《隧道》的时候，你能不能通过你的姨妹儿（Ｅ－ｍ
ａｉｌ），以你的点手之劳，把它转给网上的其他朋友们呢？

　　上述写信游戏难以为继，一个可想而知的技术障碍是写２０个信封、邮票、
邮局等麻烦事。庆幸的是我们没有这种麻烦！只要你选出一组你愿意转发的地址，
利用Ｅ－ｍａｉｌ软件上的“别名”（Ｎｉｃｋｎａｍｅ）功能，把它们做成一
组地址表，以后每次只需把《隧道》发给那个别名，那一组地址的主人就能各自
同时收到了。你瞧，根本不会浪费你的时间。

　　我们当然不会告诉你转发《隧道》会使你得到福气，但是我们至少知道转发
《隧道》不会给你带来害处。Ｅ－ｍａｉｌ系统是私人性质的，没有别人知道你
发了什么。即使“有关部门”真能掌握你发的东西是什么内容，他们又有什么理
由干涉你把不知何人发来的东西转给朋友“批判”一下呢？

　　另外，如果你不想让对方知道还有什么人同时收到你转发的《隧道》，你可
以使用“盲抄送”（Ｂｃｃ）一类功能。例如在Ｅｕｄｏｒａ上的“Ｂｃｃ：”
之后填入多个地址（或别名），每个收到者将只看到自己而不会看到其他人的名
字。同时，千万别忘记关掉你的签名文件（signatur.pce），因为，你的签名文件
包含了你的个人信息。

　　看到这里，也许你会产生疑惑：这是发刊词吗？分明象是技术说明书。

　　不错，这里没有发刊词常见的激扬文字、慷慨陈词，因为我们建立的“隧道”，
基础就在技术。自由和闪光的思想从来都存在，不同就在于是否能被传播。专制
者以往之所以能封闭我们的视听，修理我们的思想，就因为他们垄断了信息传播
的技术。

　　计算机网络改变了这一点，它使传播技术延伸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桌面，又能
使我们的传播藏于无形之中，因此它可以同时瓦解专制社会的两个支柱──垄断
和镇压。

　　新时代的技术的确提供了这种可能，问题已经变成了我们会不会利用这种技
术。与其高谈阔论宏大道理，不如于无声处耐心地钻研技术细节。我们的发刊词
写成了技术说明，正是对这种主张的身体力行。沿着技术细节的小径，可能远比
从情绪沸腾的广场更容易接近我们共同渴望的自由与民主。

　　身在大陆的朋友，请试一试，你自己也可以办这样一份小小杂志，就象我们
现在所做。我们和你一样身在大陆，只不过把杂志的“发行”放在了海外。对于
计算机网络，海外并不比相隔两条街的邮局更远。海外的朋友会象坐在隔壁的办
公室那样，极为方便地帮助你。

　　海外的朋友，请在大山另一头与我们一起开凿，把被封锁的思想和信息送过
来。你们有自由的空间和高超的技术，有你们对凿，打通速度会成倍加快。穿透
大山的隧道是双向的──这边可以吹进自由之风，那边则可以听到压在大山下的
歌唱。

　　当壁垒被凿出千疮百孔，离瓦解也就不远了。


【】　　　　　　　　　　　　　　【】　　　　　　　　　　　　　　【】

附录二：路透社报道（1997年6月18日）
　≈≈≈≈≈≈≈≈≈≈≈≈≈≈≈≈≈≈≈≈≈≈≈≈≈≈≈≈≈≈≈≈≈≈
China: Activists launch online magazine 
          ---- Publication is distributed by e-mail 

REUTERS BEIJING � 
Anonymous Chinese have launched China's first electronic underground 
magazine and its cyberspace publishers say the publication is aimed 
at smashing the official stranglehold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Tunnel' is mainland China's first unrestricted magazine to be 
distributed by electronic mail and its aim is to break through the 
present lock on information and controls on expression," said the 
magazine's inaugural statement. 

Its founders launched Tunnel magazine on June 3, and devoted the first
issue to a memorial to the hundreds of civilians killed when troops 
and tank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Daily crushed student-led 
pro-democracy demonstrations in Beijing's Tiananmen Square on June 3-4, 
1989. The Chinese-language magazine had sent out five editions by 
Wednesday.

For safety reasons, the daring magazine was written and compiled in 
China, then sent out to a site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where it was 
distributed by e-mail back into China, said Chinese sources who 
declined to be identified. 

The claim could not be independently verified. 

The strength of the magazine is derived from its virtually untraceable
 distribution system, the inaugural statement said.

The magazine urged readers to pass on editions to others, assuring its
readers that this would not put them at risk from "relevant departments."

In China, anyone wanting to open an Internet account must register with
 the police and analysts say security organs have taken a keen interest 
in monitoring potential dissent in cyberspace.

The electronic magazine was among the most outspoken publications seen
inside China for many years and called openly for an end to communist 
rule.

"You don't see here the inspired and impassioned words of the usual 
inaugural statement because the basis for Tunnel is technology. Freedom
and inspirational ideas have always existed, the difference is they could
not be disseminated," it said. "The autocracy in the past was able to 
block what we see and what we hear and rectify our thoughts because they
monopolized the technology for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it said.

"The computer network has changed this. It disseminates technology onto
 the desks of each and everyone of us . . . hence it can undermine the 
two pillars of an autocratic society � monopoly and suppression," it said.

"Treading the path of micro-technology, rather than the bubbling emotions
of (Tiananmen) Square, could bring us closer to our common desire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it said.

Most articles in the magazine were by U.S.-based authors, but the 
introductory issue was written by an author the sources said was based in
 China who gave his name only as "Temporarily Anonymous."

The first two editions focused on Tiananmen Square while the third 
discussed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urth and fifth reprinted the script of the controversial 
U.S.-made documentary film "Gate of Heavenly Peace" about the 1989 student
crackdown.

The magazine was sent from the email address nobody@usa.net and urged 
readers with comments to write to voice@earthling.net. Authors wishing
 to publish in Tunnel should submit their works to tunnel@earthling.net.

"When we bore through the barrier so that it is ridden with gaping holes,
then the collapse is not far away," its inaugural statement concluded.

【】　　　　　　　　　　　　　　【】　　　　　　　　　　　　　　【】

附录三：香港<<明报>>报道
　≈≈≈≈≈≈≈≈≈≈≈≈≈≈≈≈≈≈≈≈≈≈≈≈≈≈≈≈≈≈≈≈≈≈

香港<<明报>>（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九日星期四）

        《隧道》穿越官方监察网            大陆出现民运电子杂志

【本报专讯】中国的电脑互联网出现首份地下电子邮件杂志，其匿名出版者声称，
出版地下电子杂志是为了用先进科技突破官方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并要求结束一党
专政。

该份取名《隧道》的中文电子杂志於六月叁日首先出现在电脑网络上，第一篇文章
就是悼念在「六四」中死亡的数百名市民。《隧道》的卷首语说：「《隧道》是中
国大陆第一份不受限制的、以电子邮件形式发行的杂志，其目的，是突破现存的资
讯封锁以及言论控制。」卷首语还说：「《隧道》的力量，来自那几乎不能追寻的
发行网络。」

截至昨日为止，《隧道》已经出版了第五期。第一、二期的焦点是「六四」事件；
第叁期的焦点是探讨苏联和东欧共产政权的崩溃；第四和第五期就刊登了电影纪录
片《天安门》的字幕。

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隧道》大部分的稿件由海外民运人
士撰写，但第一期悼念「六四」死者的文章则是由国内人士写的；基於安全原因，
《隧道》先在国内组稿，然後传至美国的另一个基地，结合海外民运人士的稿件，
再从美国用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回中国大陆。

《隧道》呼吁读者看完以後把电子邮件再寄出去，不要留在自己的电脑中，确保读
者本身不会受到有关部门的注意。

在中国，任何人要取得电脑互联网的户口，事先必须向公安局申请、登记；而安全
部门则透过监察互联网严密监视可能出现的异见思想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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