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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活(2011年09月~10月) 


 


2011年11月

  • 福爾摩斯的新探案

  • 讀書隨記之一

  • 讀書隨記之二

  • 牛津詞典背後的故事

  • 讀書隨記之三

  • 讀書隨記之四

2011年12月

  • 兲朝的側面

  • 關於伊朗的動畫電影

  • 哲學回憶錄

  • 歷史的丰富多姿

  • 1984封面一則

  • 讀書隨記之五——教皇不止一位


2011年11月

福爾摩斯的新探案

福爾摩斯的新探案——The House of Silk,絲之屋,Anthony Horowitz,Orion eBook,2011

這本書是本月才出版的新書,是經由阿瑟柯南道爾產權會認證的“正牌”福爾摩斯故事續寫。網絡就是好,很容易就找到了電子版,這樣可以在Kindle上看。

的確是一本好書,風格和柯南道爾的筆法非常像,描寫維多利亞晚期的倫敦生活場景,故事環環相扣,讓人手不釋卷,連續兩天坐臥停走一直追看,到最後兩章我都舍不得看了——因為一旦看完,故事就結束了,就沒得看了。

整個故事其實是兩條脈絡穿插描述的,一條是類似賴昌星的紅樓故事,只不過福爾摩斯挖出的這個是孌童案,由公益慈善組織搞出來的罪惡;另外一條脈絡是波士頓(愛爾蘭)黑幫復仇案。續寫作者Anthony Horowitz是講故事高手,把兩個平淡的案件講得風生水起。

唯一有點狗尾續貂的章節是莫裏亞蒂教授的那一章,完全沒有必要把福爾摩斯故事中的人物都拉出來遛遛吧,難道作者要湊字數掙版費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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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探案的故事,最新的一集CSI(拉斯維加斯)中,即十二季第八集,可以看到Jim Brass探長身後的書架上,有一本Tom Clancy的書,精裝本。


2011年11月

讀書隨記之一

其一,Steve Jobs與達賴喇嘛

喬布斯的傳記中,第二十五章(Think Different),第一節(Here’s to the Crazy Ones)的最后是這麽寫的:

Very few other companies or corporate leaders—perhaps none—could have gotten away with the brilliant audacity of associating their brand with Gandhi, Einstein, Picasso, and the Dalai Lama. Jobs was able to encourage people to define themselves as anticorporate, creative, innovative rebels simply by the computer they used. “Steve created the only lifestyle brand in the tech industry,” Larry Ellison said. “There are cars people are proud to have—Porsche, Ferrari, Prius—because what I drive says something about me. People feel the same way about an Apple product.”

在中信出版的簡體中文版中,這一段是這樣的:

极少有其他公司或领导者——可能根本没有——敢于把他们的品牌跟甘地、爱因斯坦、马丁•路德•金、毕加索联系在一起,而且大获成功。乔布斯能够鼓励人们定义自己——作为反企业的、富有创造性的、敢于创新的叛逆者——而且只通过使用什么电脑就实现了这种定义。“史蒂夫创造了科技行业唯一一个时尚品牌,”拉里•埃利森说,“人们会因为拥有某些品牌的汽车而骄傲——保时捷、法拉利、普锐斯——因为我开什么车能一定程度上说明我是什么样的人。人们对苹果的产品有同样的感受。”

奇怪吧,Dalai Lama被翻譯作马丁•路德•金,出版社真是太不自信了,喬布斯是佛教徒,不過不是中土的佛教,而是印度和日本的佛教,虧的出版社沒有做出過分的事情,例如讓傳主改宗。不知道台灣出版的《賈伯斯傳》中是怎麽翻譯這一段的。

今天才發現,簡體中文版有四十一章,而英文版卻是四十二章,不知道有哪些部分被和諧掉了。再次印證了,如果一本書有英文版、簡體中文版、繁體中文版,那麽最不靠譜的就是簡體中文版。

其二,唐德剛的《新中國三十年》

前兩天在噴嚏網上看到“新中國三十年”的前一部分,唐先生提出一個兩百年的說法,就是從歷史的縱深來看,自鴉片戰爭開始,需要兩百年中國才能轉變成為自由民主的現代國家。他的這本書是1990年代末寫的,那時候他講還有四十年,那麽在今年來數,就還有三十年了。

這個兩百年的說法,有點道理,歷史大趨勢是不會錯的,可是具體的時限如何,怎麽算出的兩百年這個數字,恐怕是禁不起推敲的。也許我太悲觀了,看歷史,台灣一個島,從鴉片戰爭到民主化,都用了大約一百五十年,中國這麽大,兩百年恐怕不夠用。

唐德剛是深讀史書的人,對本朝在歷史上的定位講得很明白。不過他的這本書似乎也是口述寫成的,邏輯性不夠強。


2011年11月

讀書隨記之二

“喬布斯傳”的第四章最后一段是Nolan Bushnell的迴憶。儘管公司中其他人都不喜歡喬布斯不羈的生活風格,不過作為公司老大,Bushnell還是給了初出江湖的喬布斯第一份工作。所謂慧眼識英雄,他看到喬布斯身上獨特的一面:

……“Nolan wouldn’t take no for an answer,” According to Alcorn (the chief engineer in Altari), “and this was Steve’s first impression of how things got done. Nolan was never abusive, like Steve sometimes is. But he has the same driven attitude. It made me cringe, but dammit, it got things done. In that way Nolan was a mentor for Jobs.”

Bushnell agreed. “There is something indefinable in an entrepreneur, and I saw that in Steve,” he said. “He was interested not just in engineering, but also the business aspects. I taught him that if you act like you can do something, then it will work. I told him, ‘Pretend to be completely in control and people will assume that you are.’”

信心很重要,“裝作你能夠完全掌控情勢,那麽別人就會真得以為你有這個能力。”這種自信應該是建立在手中已有金剛鑽的前提之上,而不是盲目吹牛皮自信心爆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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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lan Bushnell, Founder of Atari and entrepreneurial role model for Jobs.


2011年11月

牛津詞典背後的故事

教授與瘋子(The Professor and the Madman: A Tale of Murder, Insanity, and the Making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Simon Winchester,世紀出版集團,2009

從小學英語,就知道牛津詞典和朗曼詞典,原來這背後還有着如此傳奇的一個故事。雖然我現在更喜歡用Collins Cobuild Advanced Dictionary,(在電腦中、Kindle里、iPad上都裝了這部詞典,)可牛津詞典是絕對的經典,它一直靜靜的立在我背後的書架上。

編篡詞典絕對是個辛苦活,在沒有計算機的年代,這個工作還需要足夠的智慧和恆心才能完成,南方周末兩年前曾經有一篇小文介紹過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博士編《英文詞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的方法,作為後輩詞典,牛津詞典的編篡模式和約翰遜博士的類似,不過更加龐大,不是一代人能夠完成的。自1888年出版第一卷之後,一直需要四十年,到1928年才出版了其最后一卷,即第十二卷,再經過五年,其補遺卷才出版。前後算來四十五年出版了十三卷,其間主編都故去好幾任了。

看過這本書,不得不承認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真是人才輩出,真正具有大國氣派,海納百川,只要有膽量有想法的人,就能做成相當的成就。看著書中那些人物的悲歡苦欣,隱隱能感受到那個偉大時代的格局和氣度。

昨天上午找到的這本書,看了幾頁英文之後感覺實在是有點吃力(這本關於詞典的故事中實在是有太多的不認識的詞了,我得承認我的英語水平還是不夠遊刃有余。),於是轉而找到中文版的,真是好書,兩百頁,一天半就看完了。中文版的版權頁上把這本書歸於“長篇小說——英國——現代”,這是中國在版圖書編目的分類,很不妥,這明明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根本不是小說,屬於non-fiction的範疇,再查查amazon.com,可以看到這本書屬於“傳記與回憶錄(Biographies & Memoirs)”的分類之下,這就合理多了。並且此書是亞馬遜百大暢銷書之一,有必要找找都是哪一百,一一找來看看。

故事中的兩位主人公,默裡爵士(Sir James Augustus Henry Murray)和邁納醫生(Dr William Chester Minor)都高夀,可惜的是他們都沒有能夠看到牛津詞典完全出版印行的那一天,作為一個能夠使用英語的後輩,我能夠比較順暢的閱讀英語讀物,必須得感謝前人的努力。找到兩位的照片,作為致意。

默裡爵士(Sir James Augustus Henry Murray)

邁納醫生(Dr William Chester Mi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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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le和iPad真是讀書利器啊,找書超級容易,還不用費銀兩,看書也超級快(快捷和愉快),科技如此昌明!


2011年11月

讀書隨記之三

拯救生命的對面是什麽?

“喬布斯傳”第十一章有個小故事(p123):

One day Jobs came into the cubicle of Larry Kenyon, an engineer who was working on the Macintosh operating system, and complained that it was taking too long to boot up. Kenyon started to explain, but Jobs cut him off. “If it could save a person’s life, would you find a way to shave ten seconds off the boot time?” he asked. Kenyon allowed that he probably could. Jobs went to a whiteboard and showed that if there were five million people using the Mac, and it took ten seconds extra to turn it on every day, that added up to three hundred million or so hours per year that people would save, which was the equivalent of at least one hundred lifetimes saved per year. “Larry was suitably impressed, and a few weeks later he came back and it booted up twenty-eight seconds faster,” Atkinson recalled. “Steve had a way of motivating by looking at the bigger picture.”

喬布斯的這個細節小故事是1982年的事情,他那時給出的計算是,如果每天有500万人使用Mac電腦,每次開機多出10秒鐘,那麽一年下來由於Mac電腦帶給着500万人的損失達到3億分鐘,這個數字相當於100個人終生的壽命長度。

暫居在兲朝,也許可以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最近Google和GMail了變得愈發不好用了,每每碰墻,次數多了不得不讓人心頭冒起無名之火。據說瓷器國今年的網民數量為4.85億,那麽做個類似的計算,這些網民使用蒐索引擎和查電子郵件的時間每次都要多10秒鐘,每天每個網民只蒐索一次且查郵件一次,那麽浪費在這區區和諧十秒上的時間,對於4.85億網民來說,一年就達到590億,算成鮮活的人生來說,就相當於19667個人的生命。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而浪費這麽多人生命的那幫人,是不是應該被打入阿鼻地獄呢?喬布斯利用技術的進步在拯救生命,而這廂呢?拯救生命的對面是什麽?


2011年11月

讀書隨記之四

唐德剛的“新中國三十年”寫的很世外,由於作者不在五行之中,故而可以歷史的眼光以史家的筆來記錄。例如寫到紅衛兵的時候,唐先生冷靜詼諧的寫道:

……如在眼前嘛。當年替毛主席佩帶紅衛兵袖章的,在北師大附中就讀的高幹子弟──小美女宋彬彬,主席嫌她芳名太文雅了,勸她要武一點。果然她就改名宋要武。其後在要武的銅頭皮帶猛抽之下,就有六個牛鬼蛇神被要武活活打死。後來改革開放了,這個美麗的小殺人犯、murderer,曾再度改名到美國留學,結婚、流產。霜晨月夕,面對在暗處徘徊的六條冤魂,不知她姑娘何以自遣良宵?朋友,彬彬原來也是個受害人啊。關於這六條命案,法官應該判她呢?還是應判她背後的唆使犯?想到我們美麗的祖國,何以一時變成如此的鬼蜮世界?我們又從何說起呢?

自遣良宵,哈哈,用詞夠狠。

看他的這部草稿,能夠感到歷史的前進,可是在進兩步退一步的過程中,在那退一步中不幸的人們,又如何呢?唐先生的兩百年三峽論,目前已經剩下三十載了,還是哪個老話題,小人物如何在大變動中自保身家呢?


2011年12月

兲朝的側面

兲朝的側面——十個詞彙里的中國,余華,麥田出版,2011

這本書可以和唐德剛的《新中國三十年》互相參看,歷史家寫的書輔以小說家的故事集,相得益彰。

此書中的故事,主要分在三個階段,文革、1980年代,還有隨後的二十年,他講述每一個詞語的時候,都會前後反複穿插三個階段中的多個故事。余華的確是講故事的高手,雖然沒看仔細看過的他作品,可從其作品名稱中就可以窺得一斑,“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兄弟”。這樣的故事不用從小說中讀來,難道每日的新聞還不夠精彩不夠荒誕么?

余華的這本小書,就像一枚拋光過的鑽石,他選擇了十個面給大家看,不得不說,這鑽石折射出的光,光怪陸離,卻是真實的反映。

曾經有人推薦王安憶的“天香”,費勁找來,只看了一段就無聊了,寫什麼不好,非要寫五百年前的爛棺材幫子。王、余兩位作家相比,還是有高下之分的,相信余華未來還有更精彩的作品的,按照他這個道路寫下去,總會寫出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的。


2011年12月

關於伊朗的動畫電影

關於伊朗的動畫電影——“Persepolis:我在伊朗長大”,電影,2007

這幾天伊朗和英國的關係急轉直下,不由得想起先前看過的這部動畫電影。現在伊朗給世人的印象就是極端宗教、石油、有錢沒處花。Marjane Satrapi的電影展示了一個更複雜的國家——其實沒有哪個國家是單一面孔的,如人一樣。

主人公Marjane經歷了巴列維王朝、革命、兩伊戰爭、戰后這些伊朗的大事件,似乎在巴列維王朝時代,民眾不滿國王的統治,希望變革,可是革命太突然,從一個極端滑向另一個極端。變革未果,整個國家卻被宗教狂熱給騎劫了。這真是一部好電影呢,似乎能看到當今時代的影子,例如,片中Marjane在大學中反駁校方的情節。從小洗腦,不是一樣的么,啓蒙不是啓蒙,而是洗腦,扼殺思想最初的源泉。

這到底是一部法國電影呢,還是一部伊朗電影呢,很難判斷。據說電影上映後遭到伊朗當局的強烈抨擊,也有類似諸如“傷害了伊朗人民感情”之類的外交詞令,可換個角度想想,如果有個導演在伊朗拍了一部“我在法國長大”,或者“我在英國長大”,影片講一些法國和英國的不堪,然後全球各國紛紛公映,百分之百愛麗舍宮和唐寧街十號都不帶搭理的——“管這屁事作甚,犯不著惹得一身騷么”。影片全球公映後伊朗政府瞎激動,這本身不就是自暴其醜么?太沒點自信了。

電影是根據漫畫書改編的,不知道萬能的互聯網上有沒有這部書的電子版。


2011年12月

哲學回憶錄

哲學回憶錄——《燃燈者》,趙越勝,網絡電子書,2011

據說此書在香港出了全本,而當當網上銷售的是刪節本,好在有好事者已經把港版做成電子書放上網了,有了電子書,真是個省銀子的好辦法啊。

作者的家學應該不錯的,能在文革的一團亂世中有心讀書,沒有家庭的指點,是說不過去的。現在如果沉下心來,專注於一件事情四五年,大概也會有所作為吧,可是專注於什麽呢?沒有人指點真實苦惱。作者應當屬於在時代大變動中善於把握自我人生軌跡的一群。看罷近200頁的書,上網蒐蒐作者,自從去國,在法國定居下已經開始經商了。

這書與其說是回憶錄,不如說是哲學隨筆集,讓門外漢類我看得很頭大。明顯口徑不匹配,一晚上就看完了,純粹瀏覽其中的故事罷了。如此一本書能夠在地下流行起來,真不容易呢,也許是因為作者編者讀者都對一九八零年代嚮往的緣故吧。


2011年12月

歷史的丰富多姿

歷史的丰富多姿——《袁氏當國》,唐德剛,遠流出版公司,2002

三天時間看完了《袁氏當國》,這本書起名叫“袁氏當國”並不恰當,此書只是唐德剛在1998年寫作的七篇關於民國初年歷史的文章集,原本發表在“傳記文學”雜誌上,2002年結集出書。

在第三篇,“中山要做獨裁黨魁,袁氏先做終身總統”的開篇,作者明確闡述了他的“二百年歷史三峽”説。他分析的世界大趨勢和中國歷史大趨勢固然不錯,可是他這個“二百”的數值是不是也有點拍腦袋了呢?唐先生2009年10月已經作古,不知道他在這後十年對兲朝的觀察如何?

書中pp134~136如下:

【民國史的發展自有其“客觀實在”】

其實哲學上的認識論原是一種玄學,在社會科學大昌明的今天,已失其主宰人類智慧的魔力。要解釋民初的歷史現象,我們還得從社會科學和社會史學入手。社會史學上有一種“必然論”;辯證史觀裏叫做“客觀實在”(Objectine Reality)。胡適派的實驗主義者反對這項假設,甚至說客觀實在只是個“百依百順的女孩子”,你要她怎麽打扮,她就怎麽打扮,既不客觀,更不實在。

是否真是如此呢?不疑處有疑,我們倒想問問,近百年來的中國政治史裏面,有沒有個“客觀實在”,存乎其間呢?在億萬華族同胞讀者之前,我敢於挺身而出,大聲疾呼曰:“有。”不但有,而且其深其廣,簡直就是個萬流歸宗的東海大洋。子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它正在不聲不響地等著我們那通過三峽的潮流,和一波接一波的洪峰,湧入它的懷抱,而天下太平,化險為夷呢……。這個大洋,這個任誰也改變不了的“客觀實在”,它在民國初年的政治術語上,便叫做“共和國體”;政治學家則稱之為“代議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歷史學家則叫它做(接著“帝制時代”而來的)“民治時代”。民治時代不只是一種政治現象,它是一種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nation)。和“傳統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它是中華民族史的發展過程中,一個新的階段,和新的“形態”。政治生活只是其中比較敏感的一環而已。

再者,這種社會政治形態的轉移,卻是一轉百轉的,時間至少要拖長至兩百年之久。哪能在數年,甚或數十年之內,就能“畢其功於一役”呢?但是不論時間要拖得多久,在中華民族今後的歷史上,這個以“代議政府”為重心的“民治時代”,是必然會出現的。今日不出現,明日一定會出現;明日不出現,後日一定會出現;後日不出現,遲早會出現……。這個遲早會出現,便是個歷史上的“必然”。這個歷史上的必然,是客觀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man & event)都改變不了的。這就叫做“客觀實在”。胡適不承認“客觀實在”這個概念。但是今日如起胡氏於地下,他卻無法否定“民治時代”在將來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必然性”。歷史發展既然有其某些“必然性”,那麽一個歷史哲學家又怎能否定“客觀實在”的“存在”呢?胡適之所以對“實在論”的全盤否定,實在也是他自囿於那些實驗主義的教條而不能自拔的緣故。(詳見《實驗主義》一文,載《胡適文存》,卷二)這也是他那一輩(不論是唯心的還是唯物的)啟蒙導師們的通病,不足為怪。等到我們談到近代中國思想史的章節時,當再細論之。

【只談抽象“存在”,不談具體“形態”】

當然,在將來這個以代議政府為重心的,“必然”出現的“民治時代”,它的社會政治結構(its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的具體形態為何?……是承繼我民族固有的“國家強於社會”的傳統?還是改采西方“社會強於國家”歐美建制?或是兼采中西之長的“社會國家相互平衡”(a balance between state & society)的“後現代的新建制”(a post-Modern structure)?關於這些具體制度的出現,歷史家就不能胡說了,因為那將是歷史向前發展,“水到渠成”的結果。歷史家只能根據水勢、潮流和洪峰,來瞻其遠景。中國古人說:“天上眾星皆北拱,人間無水不東流。”我們見識只限於吾土吾民的中國史家,只有我們有“中國特色”的江河,要萬流歸宗,最後必入於“東海”。這是個歷史上的“大勢所趨”,任何人和事,都不能扭轉的“客觀實在”;也是歷史家可以預測的,歷史哲學上“抽象的必然”。至於這個“東海”的具體形態,是方的還是圓的,則歷史家就不能胡說。不顧小我知識的極限,而強不知以為知,硬去為全民族的命運畫藍圖,不惜人頭滾滾,也要按圖索驥,懸的以赴,這在佛語上就叫做“著相”。著相就會走火入魔,魔鬼一來,那就民無噍類矣……。所以搞社會科學治史的科學哲學家,只能堅持,在接連秦皇漢武以後兩千年帝制中國的,一定是個真正的民治中國,這是個歷史的必然,如此而已。至於這個“民治中國”的具體形式是個什麽樣的東西,任誰在事先也畫不了藍圖的,因為這個最後形態,是要經過數百年智慧與機運,糅千百種因素於一爐,百煉成鋼,慢慢地錘煉出來的。在這種極為復雜的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直線條思想家是沒有市場的。

話說到底。我國古代的宗法制、封建制、郡縣制,都是根據機運(chance)和智慧(wisdom),相激相蕩,慢慢地磨煉出來的。至聖大賢,運用他們的智慧才德,因勢利導則有之;從無到有,來“制禮作樂”,為天下法,為百世師,那就是他們的子孫在替他們胡吹了。明乎此,我們就知道我民族下一個民治階段在將來的具體形態,也必然是經過同一程序,慢慢磨煉出來的。現在我們雖可略窺其端倪;欲知其具體形態,最早恐要在下一世紀中葉以後也。但是它必然會出現,則無可懷疑也。因此,在目前頗為風雲一時的政治家,或不能及身而見之。但諸公應知其“存在”,為子孫萬代的福祉,因勢而利導之,才是正途。孟夫子曰,“有智不如乘勢”,斯之謂也。對目前在兩岸,摩拳擦掌的青壯年候補道們,讓老朽也掉句古文曰“戒急用忍”。因為小不忍,則亂大謀;一失足便成千古恨。民初的袁世凱,國民黨的汪精衛,和近在眼前的柯林頓大總統,都是前車之鑒,不可不慎也。


2011年12月

1984封面一則

1984封面一則,The Beauty of Books(書之美), BBC Documentary

英國廣播公司的“書之美”記錄影片共四集,第四集講的是平裝本(paperback)書籍,以奧威爾的“1984”為例,講了講平裝本書籍封面的變遷。其中一閃而過的有一幅封面很有趣,特意找出來放在此處留存。

這是1990年企鵝出版社的版本,毫無疑問,封面上的形象是老大哥而不是溫斯頓,這老大哥長得貌似很像兲朝一個同樣是老大哥的人物呢,魯郭茅巴老曹的頭一位啊,魯在文藝圈子里無疑是老大哥。有趣有趣,不知道企鵝出版社當時找的美術設計是不是參照了魯的形象,小平頭,粗眉毛,八字鬍。

在此,重溫老大哥的口號:

戰爭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無知即力量


2011年12月

讀書隨記之五——教皇不止一位

Bernard Lewis著,蔡百銓譯的《阿拉伯人的歷史》(The Arabs in History)的導言中提到科普特人,并給出了足夠詳細的註釋。好像幼時讀的《世界五千年》中也講過這個題目。在黑非洲,還有另外一支基督信仰流傳千年以上,教皇並不只有羅馬有。

該書第十三頁的註釋如下:

“Copt”阿拉伯文作“Qipt”,源自希臘文的“Aiguptos”,其原義為“埃及人”。埃及人原為基督徒,阿拉伯人征服之後紛紛皈依伊斯蘭,“Qipt”一詞的意義遂轉變為“信封基督教的埃及人”。

科普特的教會原是使徒馬克建立的,其教皇即以馬克繼承人自居,猶如天主教教皇以彼得繼承人自視。一九七六年,科普特教皇安巴●西里爾六世(Anba Cyril VI)為其第一一六屆教皇,“安巴”為敬稱,教皇全稱為“亞歷山大城、埃及全境、聖城耶路撒冷、努比亞、伊索匹亞及五城(Pentapolis)的教皇兼大主教”。科普特的曆法稱為“殉道者紀元”(Era of Martyrs),以迫害科普特最烈的羅馬皇帝戴克里先登基之日——二八四年八月二十日算起。

科普特注重教育,犯罪率極低,是埃及境內非常優秀的少數團體,他們在穆斯林統治下常受迫害與歧視。

曾經在帝都五道口的一家KFC里等人,鄰座幾個男女在狂噴中東的歷史與現實,看年紀不小了,不是附近五道口技工學校的學生,也許是青年教師?那滿嘴跑的舌頭啊,堪比兲朝高鐵,其中一位的高論是默罕穆德出生在耶路撒冷,所以建立伊斯蘭信仰之後,就以耶路撒冷為聖城了。聽得我只想吐,沒辦法,只能換個座位躲遠點,圖個耳根清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