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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活（2004年5月）
最喜清风潇潇雨，闲卧南窗看禁书。
这是最好的看书场景了，当然不止限于看禁书了，何况禁书并不是容易得到的东西。任何一本有意思的读物在这样的场景下都会很有趣味的，不过闲卧二字的心境，可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得到的，我现在虽然闲，可是还是做不到。
——2004年5月
2004年5月
漪姨和施氏
《大番茄》
在北京听广播电台
《中国历史政治得失》——汉代
户口和租庸调制
炎黄
2004年5月
漪姨和施氏
这个题目完全得靠阅读而不是声音才能明白，漪姨和施氏，这是赵元任创作的两则短文中的主人公：
漪姨
漪姨倚椅，悒悒，疑異疫，宜詣毉。毉以宜以蟻胰毉姨。毉以億弋弋億蟻。億蟻殪，蟻胰溢。毉以億蟻溢胰毉姨，姨疫以毉。姨怡怡，以夷衣貽毉。毉衣夷衣，亦怡怡。噫！毉以蟻胰毉姨疫，亦異矣；姨以夷衣貽毉，亦益異已矣！施氏食獅史
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氏時時適市視獅，十時，適十獅適市，是時，適施氏適市，氏視十獅，恃矢勢，使是十獅逝世，氏拾是十獅屍，適石室，石室濕，氏室拭，氏始試食十獅屍，食時，始識是十獅屍，實是十石獅屍，試釋是事。汉语的魅力就在于此了，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声调，这两个故事如何朗读，如何理解，赵元任当年肯定是反对汉语拼音化的先锋，否则不会写出如此奇妙的故事来。以前经常乐于阅读旧清华的轶事，好像赵元任曾经在清华教授过心理学、物理学，当然，最出名的是担当国学院的导师，是语言学专家。还有那首“让我如何不想她”，真是巨人啊。
2004年5月
《大番茄》
爸妈搬家来到北京，我的东西真不少，大部分都是书，各种各样的书，都是上学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其中有一本《大番茄》，这应该是我的第一本读物了吧，隐隐约约还能记得起来很小的时候背诵这本小书的情景，听爸妈讲，那是我三岁左右的事情了。
“五.七”指示金光照
幼儿园里真热闹
你拿小铲我拿锹
从小学农劲头高
小农田里种番茄
播下种子心欢笑。
......据说我当时能够把全文都背下来，可称得上倒背如流，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还能记起其中的一些片断。
看看版权页，这本小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76年4月第一版，1976年4月第一次印刷。在网上Google“五.七”指示，了解到的却是1966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发出指示，我儿时背诵这本书，应该是在指示发出十余年之后了，真可谓余威震荡，绵绵不绝啊。
历史就是很吊诡，按理说二三十年前的事情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可以说我对于1980年以前的事情一无所知，只知道有大跃进，有文革，具体如何，一概不知了。相比之下，对于民国了解的倒多一点。都说读史书可以以古鉴今，然而如果对自己生活的时代也不清楚的话，读再多的史书也只能将其当作故事书来看了。
【附：“五.七”指示】
1968 年 5 月 7 日，黑龙江省在纪念毛泽东同志的“五·七”批示二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安庆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当年 10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通讯，并加了编者按。在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同志 1966 年 5 月 7 日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简称“五·七”指示。于是，全国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的绝大部分干部，大专院校的教师、职工，都送去劳动、学习，称为“五·七”战士，走“五·七”道路。直到 1976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后，“五·七”干校才宣布解散。
2004年5月
在北京听广播电台
上大学的时候，经常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锻炼英语，记得那时候有一些节目向洋人介绍中国的各个方面风土人情，每天下午是一个极为低沉浓厚的男声主持的古典音乐欣赏节目。
此番再次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有了些日子，老实说，节目非常糟糕，根本不是老老实实制作出来的节目，一大早就有一对男女腻腻歪歪，搞出一个Easy Morning，中午又有Easy Lunch，下午的唤作Easy FM，不用说，之后还有Easy FM Sunset, Joy FM, Easy FM Night Show，所有这些，都是短信参与，哥哥妹妹不断，不断地点歌送歌，而晚间最好的八点到九点的时间段，竟然搞出一个教幼儿学英语，真不知道电台的主编是不是猪脑子吃多了，搞得自己的脑子都坏掉了。以前我曾经大肆批判新加坡的电台幼稚到了弱智的程度，现在不得不叹服，弱智是一股风潮。CRI的广告还穿插期间，说是要做最优秀的广播电台，TNND，痴人说梦吧。
就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系列——现在一概成为某某之声，比如中国之声，经济之声，华夏之声不等——也是一个和尚撑起一间庙，找来一个主持，加上短信，一堆CD唱片，几部电话机，节目也就攒了出来。比起十年前的今晚八点半，简直是天上人间。“某某之声”这个名字也不够气度，总让我想起那个有名得美国之音，也罢，本来电台做的就了了，也不在乎个把呼号了。
其实这还是“优秀”的广播电台，地方的电台简直就没法听，如果现在在北京，在晚上打开收音机，如果不幸这台收音机的灵敏度又太好的话，收到河北、廊坊等地的电台，那么就会怀疑是不是那个城市的人们都患有各种各样下半身的疾病。好像中国之声也有类似的卖药节目，不过没有地方的露骨罢了。前次在兰州就有这种感觉，好像中国的电台网络是世界上最广泛的性病传播组织，是最大的肝炎传染机构，是最大的东亚病夫鼓吹者，不知是该笑还是该悲。
北京连一个全天播古典音乐的电台都没有，在这一点上，比起文化小小小小国新加坡都不如，——不过听说新加坡的FM92.4的古典音乐广播因为没有听众，在英明的政府的指示下要停播了——真是愧对首都是这个那个中心的说法。
一部收音机，拧过来，拧过去，最后还是得听短波，找个外国台，外国台使用普通话播音的不多，不过好像有个朝鲜国的电台，功率非常大，每天早上总能收到，可是我对于金主席的教导不感兴趣，每每听一耳朵就换，一般最终锁定英文电台，一则继续学英语，再者他们的节目确确实实优秀。BBC在新加坡就听，节目质量很高，因此成为收听时间最长的电台。
本来想写一点关于短波电台的文字，不想我想说的话已经有人说了，在“广播爱好者”网站（http://swl.126.com）的德生专栏，有位发烧友王季青（[email protected]），写了一大篇文章，从购机讲到收听，写的挺好，令人看了挺解气，所以我在这里特意贴出一部分，希望作者不要介意，先谢过了。
“喜欢听短波，不是因为非要听外台。我知道大多数外台的立场不对头。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来看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那些外台有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他们的意识形态干扰了他们的见识。
“听短波只是因为――调频和中波有太多的广告，还有太多的卖药的健康节目，总让人以为自己住在东亚病夫的国度里。那样的广播听多了，即使没有病，也会听出毛病来。 我听短波，是喜欢听新闻的。电台无论中外，只要到了短波里，似乎都屏弃了广告和卖药。听短波，几乎在任何一个时候，都能听到新闻。
“我真是奇怪，VOA和BBC都没有广告，只是靠卖新闻和卖意识形态过日子，人家是怎么活下来的。咱们这么一个洋洋大国、十多亿人口，那么多的聚集在一起的民脂民膏，连一个没有广告的调频或中波新闻台也养活不了吗？咱们这么一个大国，凑上一天24小时的连轴转的新闻，24小时不歇气地展示咱们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新闻，会很难吗？难道要听咱们的新闻，就只能在早晚那几个时段听全国连播吗？
“其实，听新闻，并不在乎能听到什么，就像是网虫上网看帖子，只要文词好，有内容，写的精彩，至于真实不真实，有几个人在乎！连欧美的传媒大亨都说，人民只听他们想听的，只看他们爱看的。用流水线一样生产出来的新闻，不是很好吗？
“人人都希望能听到并传播消息。以这样的听和说来虚假地获得体验。体验自己通过虚拟的过程来获得感受亲身经历的感觉。以不花费资源的方式感受社会和时代的变迁。远离现代社会造就的孤独感。要获得重在参与的感觉，对于没有文化的人来说最好的办法是传播小道消息，玩儿道听途说的游戏。对于我们这些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曾经参加过少先队接受过主人翁思想教育的人们，最好的娱乐就是听这样的新闻，听各种各样的宣传，以摆脱自己无力影响社会历史进步的卑微状态。从听新闻和传播新闻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也是造就历史的动力。
“真的，听新闻给我们的感觉很好！
“短波里的新闻，也有了力度。甭管真假，总是好听。不像是调频台主持人嘴里侃出来的新闻，总是像邻家没有文化的老太太扯闲话。挺好的新闻到了他们嘴里，就变得和家长里短差不多了，仿佛小布什只是一个在隔壁摆地摊的小老头。
“北京电视台有个“第七日”栏目，那里的主持人说话和碎嘴老太太嚼舌头儿没有什么两样。哪个人要是想找北京普通话让人恶心的毛病就去看那个“第七日”。元元和她的同事们整个儿一群话痨。
“BCL2000听短波的噪音比德生9700要大，但BCL2000的音质音色要好，尽管有噪声，我还是愿意用BCL2000听短波。用9700，我总是无法确定频率到底是多少，而用BCL2000，看一眼就清楚了。尽管弄清楚频率，和听广播的内容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喜欢先用9700找到电台，然后再用BCL2000调出这个找到的台。因为BCL2000的旋钮轻轻一碰就调过台了，用BCL2000找台比用9700找台费神。 如果对着一张电台频率表，找台用BCL2000比9700方便。”
2004年5月
《中国历史政治得失》——汉代
《中国历史政治得失》，钱穆，兰台出版社（台湾）
自小受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接触历史最初大多都是从课本上的来，中国五千年绵绵不绝的历史，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等，这种分割历史阶段的办法想必大部分人都学过。这次看钱穆的这本书，才吃了一惊，原来历史还可以这么分析，历史还可以这样解读。
全书讲汉唐宋明清五代的制度和得失，只看了汉代部分，有点想法。
钱穆所定义的封建应该是指秦统一六国以前中国的状况，那时候每一国由一贵族家庭来主持，是真正的家“天下”，当然了，这个“天下”只限于此一国的势力范围，家庭的族长就是这一国的首脑，家族的机构设置也就是这一国的机构设置，整个中国有许多家庭所分割，以家为国；相对而言，秦汉在钱穆以为是郡县社会，中国只有一个贵族家庭的机构得以扩大，那就是皇室，皇帝是政府的首脑，同时也是皇族的首脑，皇室和政府可以说是两个平行的系统。
看得出钱穆对中国历史社会研究很深，只有如此才不会菲薄前代的典章制度，中国几千年维持不散，自有规律。以前就看书，读到鲁迅写的狂人日记，说是翻开中国的历史只见到「吃人」二字，也怪当时气盛，一时血涌上来，连连点头，以为得到历史的真谛。其实，历史书哪是能够带着感情因素去阅读的，鲁迅的这种说法，感情已经冲昏了理智，现在仔细想一想，不可取。
钱穆在这一讲结尾也说，“皇室和政府的关系，终究发生了冲突；选举制度，到底造成门阀新贵族；经济制度、兵役制度都没有弄好，都出毛病了。但我们不能因此一笔抹杀，说汉代并无制度，或说一切制度只是专制与黑暗。这是我们必该再三申说的。”
改日看看史记中的《货殖列传》。
2004年5月
户口和租庸调制
《中国历史政治得失》，钱穆，兰台出版社（台湾）
钱穆在这部书唐代的部分详细分析了其经济制度，包括租庸调制、帐籍制度、两税制。
按文中的介绍，租庸调制度的颁行，完全依靠详细而及时的帐籍制度的存在，所谓帐籍，就是户口名册，在政府方面，户籍册每三年就要重造一次，那么就意味着每三年进行一次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进行普遍经常的调查登记、改动校对工作，而要保持较低的疏忽和模糊，不得不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现今的中国，辅以现代化的统计工具，还有相对便利的交通与通讯，在我的记忆中，上一次的人口普查已经是十余年前的事情了，何况在中古的中国。可以想见，唐朝政府需要非常大的力量来维持这一制度的存在。
唐朝并不是一个限制人口流动的政府，这样更加加重了租庸调和帐籍制度的困难，待经过初唐图治，国力逐渐承平日久之后，上下官员的懈怠是不可能避免的，然而，正就是这些敷衍，使得上层的制度逐渐崩溃，这也是另外一种积累损伤了。
看这一章书的时候，无论是租庸调制还是两税制，总是让人不自觉地想起户口这一制度。两税制是在唐德宗建中元（公元780年）年实施的，如果从唐朝立国的公元618年来算，租庸调制实施了大概一百六十年，期间还经历了安史之乱，真正认真执行规章制度的时间恐怕更短。不知道研究户口制度的专家们是否也同时借鉴历史上中国的帐籍制度的兴衰，此已经不属于历史了，所以我的兴趣不大。
2004年5月
炎黄
华人/Chinese/中国人（？）所熟知的先祖是黄帝和炎帝，可是为什么我们自称炎黄子孙而不是黄炎子孙呢？按理说黄帝的名气要比炎帝大的多，小时候看历史普及读物，黄帝当年还在军事冲突中大败炎帝，一直都有这个疑惑，以黄炎的顺序排定坐位才对。
这次看史记五帝本纪，仔细看了一遍注释，才搞明白，被公孙轩辕击败的那个炎帝，已经不是当年尝百草的神农氏了。我们所熟悉的尝百草的炎帝，生活的年代要比黄帝早五百余年，五帝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述：“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这说的是神农的家族衰落了，所以在部族冲突中败给了后起的黄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