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借的時間，再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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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副教授李少民，因為被指替台灣當間諜而被北京驅逐出境後，成功返回香港，繼續在城大任教，事件備受本港和國際傳媒高度關注。相當部分的輿論，以及不同陣營的政黨人士，均讚揚港府容許李少民入境的做法，認為事件是維護一國兩制的重要先例，似乎令人有點喜出望外。不過亦有論者分析，事件只是中美政治角力下，港府幸運地「（手羅）彩」，藉容許李少民入境參與了北京慣用的「模糊邏輯」遊戲，重新確立數十年前周恩來對香港「長期利用」的方針。

　　由於外間的資料有限，又涉及對動機的評估，要證實哪種分析論述最貼近現實，恐怕並不容易。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事件反映出港府有限度的自主權要得以確立，除了靠賴《基本法》的條文以外，還要配合國內那套時而明確、時而模糊的政治邏輯。

　　九七回歸以前，殖民地香港常被形容為「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只是在回歸後，特區香港的政治空間和城市身分，原來還要再一次跟宏觀的時局張力商借而來，當中不知有多少值得慶幸，又有多少讓人唏噓。回歸踏入第五年了，歷史的根，港人是知道的；面對中國的那份複雜情懷，港人是了然於胸的；然而一些為香港社會所重視的核心價值和觀念，像自由、法治、人權、民主，以至社會公義和尊嚴，卻又似乎只能託孤於一些連中港兩地當局也不能盡算的時局演變，教人不禁問：到底這是祝福？是咒詛？還是甚麼都不是，一切都只是綿綿歷史長流之中一段無意識的小插曲？

　　在政治現實世界，不可確定的因素常常都比可確定的多，但這並不表示堅持理想對於政策和政治生態的演變而言再沒有任何位置。早前，香港終審法院對莊豐源及談雅然等人的居港權訴訟，堅持以普通法原則審理。事件除了全國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曾表示過一點異議以外，北京暫沒有進一步表態，而港府亦沒有像上次居留權案件敗訴時一樣，要再度主動提請人大釋法，推翻終審判決。有輿論認為，北京和港府在處理這問題時都比以前成熟不少，顧及一國兩制的張力與平衡。然而沒有了終審法院的堅持，中港之間在一國兩制的互動問題上，就肯定少了一個成熟的機會。

　　其實世上大抵找不到十全十美的制度；一種制度可否延續至千秋萬世，更不應成為追求焦點之所在。基督徒對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所追求的，應該是：該制度能否長久促進一地的公義和平，社群互愛？會否人為地限制了上帝的公義和愛在當地彰顯？能否有效處理不同個體以及群體之間的張力和衝突──無論是資源上的還是理念上的？對港人而言，一國兩制是如何保障原有生活方式、如何處理中港異同的制度實驗；對大中華社群而言，一國兩制是在華人父權政治文化下嘗試求同存異的歷史實驗。實驗的變數雖多，然而實驗所在乎的，應該是港人（以至大中華社群）能否藉著這個實驗得享更多的公義和平、社群互愛。

　　在掌管歷史的上帝面前，人自是渺小，不過人可以祈禱，可以努力，可以堅持。深信在追求公義和平、社群互愛的路上，上主是樂意讓我們與祂同工的。誠心所願。

(第七二八期，二ＯＯ一年八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