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關懷的宣教回顧與展望

◎林娟芬

1. 回顧

　以「社會關懷」為中心的傳道模式，這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宣教史中不可抹煞的重要根基。翻開長老教會百年史，可清楚福音傳入台灣，始自1864年秋，杜嘉德、馬雅各及三位助手（陳子路、黃嘉智、吳文水）來台調查南部一帶的情況，選擇了當時在經濟、政治、文化之重鎮──臺灣府，為其宣教的起點及中心。並於1865年6月在臺灣府開始宣教事工。

　自從宣教活動開始後，不論在南或北，山地或平地，醫療傳道成為宣教活動中的一個主要部門。宣教師們一邊傳教，一邊從事醫療工作，這期間歷經許多謠言誹謗和受逼害的事件；但這些福音的先驅者，他們不怕任何的艱難，本著基督博愛的精神，為台灣百姓奉獻心力，甚至犧牲生命，並將自己的身軀埋葬在台灣的鄉土裡。他們不但將基督福音的種子播種下來，讓今日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享有基督福音，也提供和奠定了醫療、教育、社會服務和社會關懷的基礎。

　回顧百餘年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社會關懷事工上的發展，大致分為：一、創設期，大約於1865∼1905年之間，其事工的主要特色在於醫療、教育；二、成長期，時為1905∼1945年間，主要沿襲早期宣教師的工作，當時因經歷大戰期間，事工重點置於慈善救濟；三、擴展期（1945∼1970），適逢戰後的台灣社會，配合聯合國推行社區發展事工；四、多元發展期（1970∼迄今），走社會運動，強調社會公義，主張將消極性社會救濟工作，轉向積極性的社會福利制度。從上述四階段的工作重點，在在突顯出長老教會的前瞻性及對台灣鄉土的社會責任。

二．變遷中教會的角色

　雖說過去教會扮演先驅者的角色，領導台灣社會從事社會關懷之事工。然而，隨著政治民主、經濟發展等快速的社會變遷，台灣民眾對於心靈的慰藉愈加需求，許多原先較屬身居深山，修身養性的出世宗教，如佛教團體，逐漸邁向入世之途，走進群眾，關心民間疾苦。這可從近幾年來，每當台灣社會發生重大災難，慈濟功德會對救災動員之快速，已令長老教會望塵莫及。另外，也有不少民間宗教或佛教寺廟，大力舉辦兒童、青少年禪坐修身營，吸引不少年輕學子參與。這些活動，看在基督徒的眼裡並不陌生，因為這是教會常辦的活動。但曾幾何時，其他宗教團體已學會了教會慣用的宣教方法，採用細胞小組及夏令營模式，來發展他們的傳教大業。而長老教會呢？除了1954年到1964年的倍加運動（PKU），將教會數及會友人數倍增，在1954年PKU之前的信徒人數59,471人，教會數233間，到1964年增加為信徒人數102,943人，教會數466間。然而這樣的榮景已不再，因為根據朱三才（2000）的統計，目前長老教會的信徒人數224,817人；而總會研發中心在2511期（2000年4月9日）的教會公報中提到「至1998年長老教會之陪餐會員數是102,721人（去年為101,425人），加上未陪餐會員、慕道友及不在籍會員，總會員數是211,611人（去年是224,858人）」。這樣的數據，若與慈濟功德會的發展相較，確實值得深思與自省（參見下表）。

　檢視長老教會宣教的瓶頸，雖說有許多難以突破的因素，如：台灣特殊的宗教文化、百姓敬鬼神、積陰德及短視近利的習性等。然而，教會內部的組織、價值或認知、體制等，亦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就拿社會關懷事工為例。雖然八○年代，長老教會的社會關懷重心置於社會公義，希望透過社會改革（政治人權、經濟人權、社會人權），來影響社會政策的制訂，以利造福全體台灣同胞。但對於弱勢族群的關懷，也在「總會教會與社會委員會」下，先後成立了原住民社區發展中心、高雄漁民服務中心、台北婦女展業中心、彩虹婦女事工中心、殘障關懷中心、勞工關懷中心、農民關懷中心及花東社區發展中心等（徐敏雄，1998；王順民， 1999）。這些實際關懷弱勢族群的社會服務機構，卻常因經費不足、人事流動率高及專業人力的缺乏，而經營困難，甚至停止運作。若再深入探其原因，則發現這些機構的經費來源，仰賴國外補助金往往比長老教會本宗捐款高，而非本宗民間捐款也不輸給本宗捐款（徐敏雄，1998），可見長老教會投入社會服務的經費，相當不足且帶有吝嗇感。

　社會關懷是接觸群眾最直接的方式，但長久以來，長老教會在社會服務事工的推展上，常常要求立竿見影。倘若禮拜人數或主日學學生人數未見大增，則會覺得是在浪費成本，對社區服務不感興趣，甚至終止社區活動。另外，在社會工作邁向專業化的潮流中，專業分工更顯必要，但教會牧長卻仍過於本位主義，導致「團隊宣教模式」無法建立和發揮。

三．危機vs.轉機

　明顯的，在科技、資訊和知識爆炸的年代，教會的宣教事工已經無法再像過去一樣，由牧者一人唱獨腳戲了。然而，在教育部決定最快於2002學年度，要將神佛基督書院納入教育體制，以「宗教研修學院」定位，承認宗教碩士學位。這項事關神學院立案事宜發佈後，神學教育將面臨重大變革。許多主流神學教育家為確保神學研究所能通過教育部之評鑑，順利取得立案資格，而主張廢除學院部。或因學院部之立案茲事體大，困難重重，所以就順勢配合教育部的主張，不願做任何的努力與爭取，讓目前學院部中的社工系、音樂系、教育系等自動關門。這樣的結局，可預見的將來，神學院將是專門培育教會傳道人，而其他相關的宣教人才，如教會社會工作、教會音樂及基督教教育等人才，將被摒除於神學教育之門外，過去多元化的宣教模式，也將被單元宣教文化所取代，教會宣教事工只能由牧者一人獨占鰲頭。況且只收神學研究所學生，在教育成本的考量下，是否能維持夠水準的教育品質，實有必要深思與評估。

　南神、台神及玉神的社工系，若無法被教育部立案，將面臨無法報考社工師的困境。可能有人要質疑，過去卅五年來，社工系不被教育部立案，還不是照常招生、培育學生，因此，往後也可以不必理會立不立案的事。但自1997年社工師法通過後，台灣社會工作專業化及專業證照制度已正式確立，未來若沒有社工師執照，將無法從事社會工作。就連目前佔社福單位三分之一的基督教財團法人之社服機構，為求生存及在台灣社會福利界佔有一席之地，必然會承接政府委辦方案或公辦民營的業務。在這樣的趨勢下，必須與競標機構競爭及接受政府專業評鑑，而評鑑標準之一是專業社工員的認證。這麼一來，原本神學院社工系的就業巿場，就因為專業認證的問題而被排擠。最嚴重的問題是，這群有信仰、有使命、有專業能力，且願意為台灣這片土地犧牲奉獻的社工員，不但無法回歸到基督教所屬的機構服事；甚至基督教所屬的社福機構，因礙於政府對社工專業的評鑑，自然不能聘用神學院社工系的畢業生。

　目前考試院雖訂定「五年落日條款」，讓現有學生仍有應考資格。但若握有神學教育決策權的「總會神學教育委員會」及神學院的決策部門，未能積極正視此問題，全盤檢討神學教育走向或積極爭取學院部立案，甚至必要時須規劃轉型，那麼長老教會的宣教事工將大受影響。

四．展望

　危機亦是轉機，若長老教會所屬四所神學院及總會各相關部門，能拋棄本位主義，讓彼此多些交流互動，共同研商面對艱難，相信將有希望突破困境。在回顧過往，仰望未來之際，教會實在需要效法先人，負起更多的社會責任，好讓基督的福音，藉著社會服務、社會關懷的方式，植根於台灣鄉土。

(作者為台南神學院宗教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