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人權憲章中文版面世
專訪起草成員黃啟成

由亞洲人權委員會（Asia Human Rights Commission）主催的亞洲人權憲章（Asia Human Rights Charter）面世兩年多後，中文版近日正式公布。在草擬憲章的過程中，委員會諮詢過多個團體和相關人士，包括南韓、日本、台灣、香港、孟加拉等地的主教、神父、平信徒和天主教徒團體，還有其他宗教人士和司法人員。本報訪問了一直參與起草工作、亞洲人權委員會幹事黃啟成先生，請他談談這份人權憲章。黃啟成是聖公會信徒，也關注信仰與社會的工作。

黃啟成－黃　本報記者－記

記：為何要撰寫亞洲人權憲章？

黃：亞洲擁有多元文化，區內人口眾多，但人權紀錄欠佳，公民、政治、經濟等權利都存在著問題，還要面對環境、貧窮、少數民族甚至是使用使用酷刑的課題。第二，亞洲區內沒有保障人權的機制，難以推動和改善人權，亦缺少了侵犯人權的投訴渠道，反觀歐洲、美洲、非洲都成立了關注人權事務的委員會。第三，八、九十年代，東南亞國家提出了「亞洲價值」的概念，指稱人權是西方產物，反而強調了政府的權威，但那實質是對人權的壓制。

記：請談談起草亞洲人權憲章的過程。

黃：亞洲人權委員會一九九三年開始草擬亞洲人權憲章，諮詢了地區和國家層面的多個民間團體和相關人士，發問卷了解區內的人權現況、侵犯人權的成因等。往後亦召開過多次諮詢會議，參與的民間組織超過二百個、個別人士數以千計。最後定稿於一九九八年在南韓發表，並翻譯成泰國、印尼、日本、柬埔寨等多種亞洲語言。

記：人權是普遍的，為何要起草「亞洲」人權憲章？

黃：人性尊嚴和人權都是普遍的，具有普世的向度。草擬屬於亞洲的人權憲章，是要從亞洲人民的生活經驗出發，反省人權狀況。我們不是說亞洲的處境跟其他地區截然不同，事實上，在全球化底下，不同地區的人民都面對著共通的難題。要強調的是亞洲人民共同參與、一起反省現況的過程。

　　亞洲人權憲章發表後，文本派到不同地方討論，包括香港和台灣，也舉辦過座談會和講座等推廣活動，希望普及人權文化，提高人權意識。我們亦希望設立以政府為本的保護人權機制。

記：請談談宗教對人權的影響。

黃：宗教對亞洲人民來說是不可或缺的，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而宗教對人權同時起著正面和負面的影響。正面者，宗教肯定了人性、生命和人際間的關係；但宗教教條本身也會成為壓迫和排斥的規條，例如是對婦女人權的忽視。我們要反省信仰，看看當中有否偏見和排斥的態度，使人權受侵犯，繼而重新找出宗教對人的價值的肯定。

　　亞洲人權委員會亦有專門處理宗教與人權的工作計劃，聯絡佛教、回教、基督宗教等，早前我們便探討過酷刑的課題，看看宗教教條本身會否引致、或支持了酷刑。

記：香港的人權現況怎樣？

黃：從公民和政治權利來看，香港保障人權的制度有所轉壞。這些制度包括法治、民主制度和施政。雖然香港有法治的傳統，但法治日益惡化，政府不尊重法治，在處理港人內地子女居留權、胡仙案和張子強案中可見，要知道司法獨立是保障人權的最後渠道。政府亦不尊重立法機構中的民主參與，從回歸後減少立法會直選議席，會中設立分組點票減低否決議案的機會，到取消兩個市政局，這都是不利於民主的。

　　經濟方面，香港社會的貧富懸殊兩極化，政府只看著富者權益，使市民生活質素下降。要明白，經濟權利其實與政治權利分不開的。

（公教報2000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