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波合法化之利弊與反省
葉麗珊（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供稿）
前言：港府現就賭波合法化問題進行諮詢之時，不但引發社會人士議論紛紛，更掀動教會（基督教及天主教）圈子及教育界一片反賭波的熱潮。然而，這個課題甚具爭議性，需對此課題作更深入的探討。本文的論據主要輯錄自社會輿論的討論，及新界東北鐸區關社組八月份舉辦有關研討會之內容，並將指出一些有關的信仰反省原則。最後，列舉研討會上所帶出更多值得關注的問題，以求有更全面的反省。
支持賭波合法化的理據
首先，支持賭波合法化，主要的理據如下：
１．賭波娛樂，何罪之有？
球迷以賭博來增強觀賞球賽的娛樂性或刺激性，不該受罰？從法律而言，賭波亦非傷人的罪惡而需被嚴懲，而病態賭徒及其家人理應獲得輔導，而非懲治，否則，把社會弄為濫刑。
２．資本主義社會容許機會行為：
冒險、好勝並非錯事，投機炒賣活動如炒股、炒樓等也不會受到懲治，賭波不但屬合理性的賭博而非盲目的機會行為，反而是低下層所能選取的投資活動，故不應受罰。
３．負起監管角色，打擊非法集團，保障賭民權益：
合法化讓政府可進行監管，打擊非法集團的收益（預許明年舉行世界盃政府因而可獲十多億的稅收），並使賭民避免彩金被扣或不公平的經營手法。合法賭波以真金白銀投注，不像非法賭波般容許「篤手指」而投注無法承擔的注額。
４．善用資源，保障法律尊嚴：
政府耗費大量警力進行掃蕩賭波活動和進行昂貴的司法訴訟程序，合法化可更善用警力和司法部門。加上，警方不可能檢控全部賭民，如此下去必有損法律尊嚴。
５．未必引發賭風，趁機取締賭馬：
大型足球賽事每兩年一次舉行，難以引發長期賭博。加上，賭波相對賭波較為簡單、易贏，而會成為較受歡迎的賭博活動，或可因此而將賭馬取締（賽馬活動的社會耗損亦不菲）。
６．有利本地球市：
賭波加添了觀賞球賽的趣味，因而有利本地職業球賽的入座率。反賭波人士認為賭波會玷污這項高尚的運動，事實上，足球曾是用來消耗低下階層過量精力的社會操控。
７．兩害取其輕：
賭波合法化所產生的不良後果，不及非法賭波所產生的問題嚴重（助長黑社會勢力、耗費執法及司法部門資源、賭民權益不保），故合法化乃權宜之策。
賭波合法化的流弊
反觀反對的一方，亦指出賭波合法化的流弊如下：
１．助長賭風，已達失控：
本來不願參與非法賭博的人士，藉合法化而變為賭民，增加賭博人口。加上，傳媒的報導及宣傳，賭風更變本加厲。設立賽馬會的原意是控制賭博活動，但現卻不斷壯大，使賭博不罪之風蔓延，不但無法監管賭博活動，更帶頭鼓勵將合法及擴大。
２．投機僥倖心態不可存：
香港社會充滿短視、投機、「搵快錢」的心態，使人不再腳踏實地，期望不勞而獲，金融風暴使人一蹶不振，便是遺害社會的鐵証，賭波活動不但虛耗光陰與金錢，而且肯定投機僥倖之心，打退勤奮務實之意。
３．增多病態賭博，導致家庭問題：
怡情的賭博與病態的賭博之間存在著延續性的關係，在擴大賭博活動之時，必增多賭博人口，即增多病態賭博的個案，使更多的家庭悲劇出現。
４．影響青少年：
賭波合法化意指政府帶頭鼓勵賭博，使青少年認同僥倖投機之心，教師難以教導正確的道德價值觀。再者，青少年較容易接觸足球，而易於沉迷賭波活動。
５．無法打擊非法活動：
由於合法賭波不及非法賭波靈活及式樣多，故合法化不會打擊非法賭波活動，反而刺激非法賭波更多的發展與變化。
６．使足球運動變質：
賭波將足球運動變為賭博，並美化賭博。運動員將被視為注碼，更甚者成為黑社會操縱的目標，危害足球運動的健康發展和球員的安全。
７．打擊不了不代表要合法化：
雖然政府未能杜絕賭波活動，但合法化並沒有正視問題，若社會其它罪惡亦是杜絕不了而將之合法化，便無法維持社會的秩序和安寧。
８．對低下階層不利：
低下階層相對中上階層較多參與賭博活動，並在收入撥出較大的比例作為投注，亦因而承擔更多的博彩稅，與稅收的再分配原則背道而馳。
９．博彩收益遠不及社會成本：
由賭波所引致的不良社會風氣及所衍生的社會問題，需要付出比博彩收益更多的資源來填埔，有學者估計約為博彩收入三倍的社會成本。
社會人士或對賭博有不同的看法，而對賭波合法化有不同的結論。那麼天主教又如何看待賭博，我們該以什麼原則來判斷賭波應否合法化呢？
賭博是否違背信仰原則或福音精神？
賭博涉及求財的心態，聖經中有關基督徒的財富觀之經文，便告誡我們不要將金錢當作天主來事奉（瑪6：24）、不可貪財（弟前6：10）、「搵快錢」（箴28：20）及善用天主託付的錢財做好管家（瑪25：14-30）。但教會一套針對個人道德操守的標準又是否需要將之訂為法律呢？誠然，這不容易回答。若嘗試回答的話，筆者認為在政教分離的原則之下是不適宜的，那麼，梵二《牧職憲章》中教會自稱為革新人類社會的酵母和靈魂（40），又如何可以革新社會？透過教育以求移風易俗或許是更積極的做法。
聖經中沒有明文反對賭博，而《天主教教理》第2413條（1992）則指出賭博作為娛樂並非罪惡，但在若干情況下卻不然，例如：剝奪了自己及家人維持生活的能力；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不正義的賭博或舞弊；造成不合理的嚴重傷害。
賭博若是娛樂的話，便不需政府的干預，但賭博若引發其他社會問題時，政府便需介入。社會訓導中對政府介入社會活動的準則是－政府有責任創造有利的條件和空間，讓民間有更大的自由和自主，去處理私人及民間的事情，但政府需介入來保障弱小者（《四十週年》通諭，79-80；《百年》通諭，15）。
當賭波活動涉及到非法集團或病態賭博時，政府便需介入，而合法化及限制合法賭博的種類兩者都是介入的方式，分別是哪種方式較能使人有更大的自由及自主。針對賭風而言，表面上是道德問題，但實際上卻是政治經濟問題。香港的經濟發展過往一直是依靠地產樓市，形成一片炒風及投機短視之風，金融風暴令香港的經濟陷入困境，失業問題肆虐，政府的介入理應是保障低下階層，但政府不但沒有去解決，反而只叫市民靠自己，故在這種困局之下「博一鋪」的心態是可以理解的。
需要思考得更廣更深
在上述研討會的討論中，與會者更發現賭波問題只是冰山的一角，背後連帶著更多方面的問題，或許欠缺了關注：
１．香港社會裏投機是經濟運作模式，賭博必然變得合理，而反賭波可能正是抗衡這種模式的反應，但未必能針對問題的根源來回應，或者，更該正視香港的發展運作模式中多少的投機成份是可接受的？當香港要發展至超曼克頓，便是邁向「高風險、高回報」的模式，意味著失業率繼續惡化，貧富差距更大，這個問題更值得深思。
２．青少年習染賭博的危機只用禁絕的手法，未必成效，必須透過理性的教育和成年人的身教。理性的教育指教導青年人認識賭博活動的正反面，及透過計算賭博活動的輸贏機會而認識「十賭九輸」的道理，從而作出明智的抉擇，現時，正缺乏這種教育及對青年人的信任。身教是指成年人（包括老師及家長）以身作則，不參與賭博，並身體力行所教導的道德價值觀（不存僥倖投機之心，腳踏實地做人），可是，現時成年人的虛偽（「講一套、做一套」）致使教育青年人失效。究竟成年人又是否願意以身作則？
３．病態賭徒的家人往往缺乏社會的支援，而婦女往往更在這些家庭中獨力承擔所有的後果。社會有否正視過這些家庭和婦女的需要呢？或可考慮增設防止病態型賭博的措施，如：禁止在未還清多張信用咭的欠款時，以信用咭貸款投注；受病態賭徒影響的家人，可要求下令停止病態賭徒參與賭博活動；投注站宣傳輔導熱線等。
由於篇幅有限，故只能輕輕帶出賭波合法化問題所牽連的其他問題，但仍希望讀者繼續更多更全面的探討。
（原載於公教報2001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