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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代 論 壇 CHRISTIAN TIMES
郭乃弘的社關歲月採訪：
在基督徒學會惜別總幹事暨歡迎候任總幹事感恩崇拜上，學會的管理委員會主席陳佐才法政牧師，提起一件發生在榮休總幹事郭乃弘牧師身上的小趣事。 有一次他倆一同到外地參加會議。在休息時間，郭乃弘建議到泳池游泳。一進了泳池，郭乃弘二話不說，就來來回回的拚命游了數十遍，專心一意，倒不曾跟同在泳池裏的陳佐才聊過半句。 不是退休 郭乃弘是一個很專注的人，定了方向，就會義無反顧的將生命投進去，就像他游泳時一樣。 他天天游泳，是為了工作的緣故鍛鍊體格；他在飯桌、客廳坐椅、甚至（床）邊都放了筆和紙，為的是可以隨時將電光火石間湧現的寫作意念記下來。 就算是退休生活，這種生活調子和態度看來還是沒有兩樣。還沒有正式退休，他已經將退休後的工作計劃排得滿滿的：包括看多一點書，在神學院任教，扶腋後進牧者，並完成六本著作，連書名也有了腹稿，包括《路加福音──弱勢群體的祝福》、《馬太福音──地方教會的基本教導》、《信徒初階》、《今日宣教的神學基礎》、《牧職的更新》，最後是《四十年的侍奉與信仰反省》。 郭乃弘屈指一算，完成這些著作，他應該才六十五歲，臉上露出帶點傻戇的笑容。 「我覺得倦是因為真的年紀大了。今年六十一歲，『捱』了三十四年，不曾取過安息年假，工作又幾乎在任何時候都是人手緊張──也許精神身體已不及從前，不過心思卻不覺認真疲倦。」 他的心思，仍繫在香港社會和教會。
深愛歲月 郭乃弘是一個生活井然有序的人。昔日發生每一件事的剪報資料，仍存檔得整整齊齊。三十四年的牧職歲月，大概每十一、二年就會轉換崗位一次（他說：「我從沒有想過要『霸』一個位。」）。 郭乃弘印象最深的事奉歲月，是起初在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牧會的日子。 「可能是先入為主吧，深愛堂的工作可能是最困身最困難最艱苦的，但事後回想，這對我的成長，接觸社區人士，擴闊眼界，是很有幫助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的石硤尾，全港第一個徙置區，黃、賭、毒，都是光天化日下的常事，其中一個週末賭檔就開在深愛堂對面，樓梯轉角隨時都可以碰到有人在追龍，有父親因為吸毒沒錢而賣女兒進火坑……。對於自小在中產家庭長大，剛從耶魯大學神學畢業回港的郭乃弘，這一切都迫他思想，反省。總有些問題是沒法幫得上忙，但又總有些事情是需要更多關心。 「教會為甚麼要關心社會？因為社會正在壓制人，蠶蝕人！」郭乃弘身體力行的帶領教會關心社會，站在弱勢的一邊，就是由那時開始。
協進風雲 一九七八年，當時基督教協進會規模還是很小，郭乃弘在物色小組「眾望所歸」下接任總幹事一職。當初郭乃弘的工作重點在教會關係；但隨著金禧事件、越南難民潮等社會事件接踵而來，他們的關注重心亦向外移。 到了一九八○年的反兩巴加價事件，協進會首次成立大聯盟，參加者包括教會內外的保守和非保守人士，成為社運新模式，亦觸發了協進會組織公共政策委員會，成員除了協進會屬下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主任馮煒文和副主任劉千石以外，還找來非協進會成員的突破機構，連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的司徒華都是成員之一。後來爭取八八直選的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其祕書處也設在協進會。 到八六年，一些協進會會員教會忽然撤換大批協進會執委，八七年的協進會執委會決定，所有協進會的聲明都要先得一個月才開一次會議的執委會審核批准。郭乃弘覺得，執委會這樣做是變相殺掉協進會的社會回應機制，後來他和一批職員就離開協進會。 「當時香港的中英文報章都大幅報道，又說教會分裂，又說受壓。其實我們自己都覺得『做到冇癮』；空間是很重要的，否則也無謂留下來，要尋求新空間來發揮。」 「教會領袖不喜歡太多聲音，因為那會把船搖撼了（Rock the boat），令很多人很不舒服，覺得不太安全。」
學會義聲 在一批熱心信徒和海外教會的支持下，郭乃弘成立基督徒學會，成為另一個新空間──雖然與協進會相比，學會的薪金明顯大幅削減。 「我走的時候很開心，因為我是在向前看。重要者是學會能給信徒一思想參與空間，我覺得這才是重要的。」於是郭乃弘一做，又是十二年。 回顧這十二年，郭乃弘覺得，如果沒有學會，這段時期就少了一把基督徒關心社會的聲音。另外，郭乃弘除了在香港積極接受邀請到堂會教主日學，每年還到海外分享香港教會的情況，他們的月訊被全世界翻譯成九種語言。他認為，學會的另一個貢獻是將香港的事情擺在世界地圖之上。 學會在香港教會群體之中算是比較另類的組織，由他們向外介紹，會否混了一些不被其他香港教牧認同的判斷？「我相信無可否認會是這樣，我從沒有說自己代表香港教會，我只是說這是一個基督徒的聲音。我常提醒人，要看的不是我的代表性，而是看我的理據。」 先知．先覺 由深愛堂到協進會到基督徒學會，郭乃弘一直都走在教會關社的最前線，於是他幾乎在每個時期都備受議論。 在深愛堂年代，郭乃弘提出普世教會概念、關心社會，被人指是「新神學」而被疏遠；但到八十年代，關心社會已經不再是不能接納的教會課題。 同樣是八十年代，郭乃弘參與公共政策事務，又先知先覺的搞九七研討會，他再一次感受到很多人抗拒教會講政治；但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後，教會關心政治課題已經不再值得爭議。 到了今天，郭乃弘卻感受到整個社會的自私風氣很強，連帶香港教會在關心社會和政治方面也有倒退（跡）象。郭乃弘感到有點失望。 「不知是否受了世界的大趨勢所影響，（教會）是愈來愈內向，愈來愈自己顧自己，沒有了敬他的概念，影響了自己尋求靈性和其他福祉。譬如很流行很多人嚮往的敬拜讚美會，若你細心看看歌詞，大公教會多用《普天頌讚》，歌詞多用『我們』；而敬拜讚美多用『我』，這些微小的地方可以顯示人們關心的範圍又縮小了。」 要扭轉這個社會大趨勢當然困難，就是在大趨勢中發出一把曠野牧聲，也需要一份過人的堅持、信念、專注和勇氣。 在郭乃弘身上，我們可以找到這一份屬於先知的氣質。
(第六八Ｏ期，二ＯＯＯ年九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