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緊握殺戮者的雙手－談政府不容免責運動
當我們環視四周，準會發現，種族滅絕、戰爭殺戮，以及大規模侵犯人權的事件，無時無刻不在一幕幕地上演！
掩蓋真相等於縱容罪惡
遠如在南斯拉夫，我們看到，塞爾維亞軍隊對無辜百姓的「種族清洗式」大屠殺，無數婦女慘被強暴；在薩拉熱窩，一些軍人甚至以槍擊出門打水、買麵包的孩子為樂。近如在亞洲地區，泰國軍事獨裁者素金達將軍在1992年，曾無情地鎮壓爭取民主自由的示威者；在東帝汶，反對獨立的親印尼民兵居然可以不顧全民公決的結果，進行虐殺；在中國，更不用說，「六四」屠殺悲劇依然教人難忘，還有時刻傳來逮捕政治異見人士、迫害不同宗教信仰人士的消息，莫不令人感到震驚......
這些事件手法的惡毒、性質的殘暴，著實已經超越了為維護所謂「國家主權」、「國家安全」及「社會穩定」，所必須採取的手段，使人不禁追問：為甚麼這類暴行會發生？怎去制止，或至少減低同類夢魘的出現？
而更可怕的是，暴行發生後，有關的人權侵犯者不但沒有被懲處，甚至依然能夠安坐其位，繼續侵犯人權。例如：在中國，「六四」發生以來，中共政府不但一再以「穩定」為藉口，拒絕對事件作出公正的調查及裁決，甚至對尋求正義、進行人道救助活動的死難者家屬，進行嚴厲的打壓。而作為「六四」其中一個最大責任者李鵬，不僅未被制裁，反而可以位居廟堂之上，繼續以權謀私、包庇妻兒的貪污腐化行為。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論是國家元首、軍官或平民，都必須為犯下的罪行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若果社會對一些殺人強姦犯、走私拐騙者，都窮追不捨，務求將他們繩之以法。那麼，為何一個政權或執政者犯下侵犯人權，或無理屠殺人民此等讓更多人受害的暴行時，卻又可以免除追究，這反映了一個怎樣荒謬的政治、法律制度？
人民不會讓暴行者為所欲為
幸好，在社會步向荒謬發展之際，人民以一份團體的力量向暴行者高聲喊出：不容免責（Ending impunity）！人民不會再容許權勢者以國家的名義侵犯人權而後逍遙法外。所以，前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在渡過二十多年「無法無天」的日子後，亦終被法院解除了免於起訴的終身豁免權，並要面對多項指控。前南斯拉夫總統米洛舍維奇在種族清洗式大屠殺，以及造成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族難民被迫大逃亡後，亦終要面對世人對其過去罪行的追究。
簡單而言，政府免責（lmpunity）是指執政者做出了違反人權的行為而無須負上責任或受到懲處。它包括由政府人員直接參與，或者被政府容忍的人權侵犯行為。「政府不容免責運動」是由拉丁美洲國家一些政治難屬團體、人權受害者首先發動，再席捲世界各國。
「不容免責」是一項權利
在六、七十年代，幾乎所有拉丁美洲國家都避不開軍事獨裁的厄運。雖然這些國家後來紛紛走上民主發展之路，但恐怖時期所留下來的問題卻未隨民主政體而解開。例如：在阿根廷，根據保守的估計，七十至八十年代初在軍事暴政下，至少有8900人因為政府當局的無理逮捕、綁架或秘密處決而失蹤。直至今天，不少人依然芳蹤杳然，甚至連葬身何處亦難以得知，其家屬仍在苦苦追尋著。
對於這些問題，新政府有義務作出調查及援助。然而，當軍人政府下台後，繼任的民選政府囿於各種原因，或因社會急需所謂的穩定和解，或因前政府的軍事恐嚇，或因貪污、司法制度不健全等等，而輕易地特赦了這些人權罪犯，甚至連公開調查罪行、發掘真相、追尋失蹤者的活動也隨之停止。因此，一班受難者家屬惟有自行組織起來抗爭，以確保正義最終得到伸張。在阿根廷，一班失去丈夫、孩子、孫兒的勇敢母親、祖母每星期都圍上白色頭布，到首都的五月廣場上遊行請願。在智利，一班婦女積極投入尋找失蹤親人的抗爭中，並透過一塊塊小碎布拼成的圖案，向世人述說血和淚的歷史！
現時，「不容免責運動」已經成為國際上一項重要的人權運動。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下設的「預防歧規和保護少數民族分委員會」更自八十年代以來，一直委任特別報告員路易．蕭納調查發生在拉丁美洲國家的反人權暴行。在該委員會1996年和1997年的全會上，蕭納提出對「免責」問題的專題報告，其中提出了「不容免責」所體現出來的幾項權利，包括：
一）受害人有知情權：這不僅是個人或一小撮人知道事實的權利，同時也是一個集體的權利。為了不使事件再次發生，國家必須保證這些鎮壓的事實成為民族記憶的一部份，並將之保存。
二）受害人有伸張正義的權利：所有人權受害者都有得到公正、有效救濟的權利，並且確保人權壓迫者受審和受害者得到賠償的權利。作為和解的一個要素，「原諒」也意味著受害者應當知道誰是加害人，而加害人也表示了悔過。要想得到受害人的原諒，加害人必須先要請求這種原諒。伸張正義的權利也意味著國家有義務去調查人權侵犯事件，起訴有關人權侵犯的責任人，如果判定他們有罪，還要對他們進行懲罰。
三）受害人有得到賠償的權利：這項權利包含個別賠償，也指集體賠償。就個人而言，受害者必須得有效的救濟。賠償權利包括：１）恢復原狀；２）賠償（包括精神和物質的賠償）；３）康復（醫療性治療，包括精神的和心理的治療）。就集體權利而言，可以採取一些象徵意義的措施，以重建社會道德。例如：國家正式承擔責任，或由官方公開宣佈為受害者恢復名譽，舉行紀念儀式，命名交通道路和建立公共紀念碑，以紀念這些事件。
惟有暴行者真心悔過，才有持久的和解
或許有人會認為，過度強調對人權侵犯者的追究，是不懂得寬恕及和解之道，甚至會令社會不穩定。而事實上，很多新政權亦往往以國家大和解、社會安定為由，特赦了人權侵犯者。誠然，寬恕、和解及接納都是重要的價值，懲罰了暴政者亦不代表所有問題就能解決。而要在社會穩定與追究濫權者應有責任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誠如上述，侵犯人權本質上是一種殘暴、反人類的行為。不追究責任等於縱容罪惡，令暴行者有機會再次踐踏人權。另一方面，追究責任亦是受害者及整個社會本有的權利。故此，我們斷不能為了和解而犧牲受難者的權益，也送上社會對歷史真相的追求。事實上，審判獨裁者、追究人權罪行並不是想記著仇恨，也斷不是不懂得寬恕接納之道。恰好相反，追究責任是為了讓社會釐清真相，並透過公正的法律程序解開仇恨，好讓國家的每一位成員能夠坦然面對未來。
更何況，赦免也絕不是無條件的。就以南非為例，南非的黑人曾經飽嚐種族隔離制度的不人道對待，一直到1994年，情況才改善。曾任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聖公會大主教杜圖（
Desmond Tutu）在帶領國家走上種族和解之路時，雖然沒有使用像二次大戰後在紐倫堡國際法庭上審判納粹暴行者的做法，去大審有關的人權罪犯，但也不會因為社會急需和解而輕易赦免罪行。他們要犯罪者首先申請赦免令，並真誠地請求寬恕，再由一個獨立的專家小組決定是否批准赦免申請。除此，他們亦要求每人都必須真誠地將所有令人髮指的罪行曝光。雖然，杜圖的做法曾招來不少批評，但可見特赦及社會和解的一個重要基礎，就是要先釐清真相，暴行者應先放開恐懼、坦承罪行，並請求寬恕。這樣，社會才有持久的安定與和諧。可惜，在現實社會裏，很多時我們都輕易地在聲聲所謂「社會安定」、「大和解」的口號下，將問題帶過去。而很多暴行者也沒有珍惜悔罪的機會，反而一再藉著對人權的大力打壓來掩飾所犯的過錯，或以「國家主權」為由逃避對責任的承擔，就像中國大陸般。在這樣的情況下，提出「政府不容免責」，對暴行的負責人作出控告，以及爭取成立保障人權的機制（如永久性的國際刑事法庭），顯得格外刻不容緩！
「六四」死難者家屬緊握殺戮者的雙手
今天，就在不少人主張放下「六四」歷史「包袱」，有關的犯罪者一再推卸責任、以謊言掩蓋真相之際，一班「六四」死難者家屬在擦乾淚水後，毅然踏上「政府不容免責」之路。
其實，過去十多年來，他們雖陷在重重迫害之中，亦從未放棄向政府當局爭取平等對話，以及依法解決「六四」問題，只是政府一直不予理會，甚至加以壓制。早在兩年前，難屬甚至依據中國法律，向最高人民檢察院請求立案偵查「六四」，以及對前國務院總理、現為全國人大委員長的李鵬作出控訴。
依據中國的法律，公民有權利也有義務去控告任何犯罪嫌疑人。任何人包括國家及政府領導人，若觸犯了法律，都不應免受指控及法律的追究。而人民檢察機關若接受指控，就要立案偵察。如果拒絕受理，也應該把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然而，兩年過去後，難屬都得不到檢察機關的半點回應。不過，他們仍然珍惜著公民的應有權利，繼續作出爭取。在今年「六四」十二周年紀念，他們便再次致函檢察院，要求對兩年前的起訴書作出回應。
為何要控告李鵬
或許有人會問，參與「六四」慘案的人士眾多，包括當時的國家掌舵人鄧小平、前國家主席楊尚昆，還有無情地向平民開槍的戒嚴部隊等等，為何獨要控告李鵬？
李鵬作為當時的總理，負責簽署戒嚴令，直接導致戒嚴部隊可以入城向無辜百姓開槍。同時，在戒嚴部隊屠殺平民時，他作為國家的總理，不但沒有阻止這場侵犯人權慘劇的發生，甚至在屠殺過後，公開讚揚解放軍的「英勇」行為，且更公開發表「對民眾使用致命的武器是必須的，因為那時中國政府缺乏催淚瓦斯、橡皮子彈和控制騷亂的工具」的謬論。可見，這次開槍事件是經過最高領導人的容許，也絕不是一次突發的事件。現時，愈來愈多資料（如「天安門文件」）的曝光，更進一步印證了李鵬不只是當時最高決策層中，主力鎮壓的強硬派，也是直接的執行者。
另一方面，這些年來，難屬亦從艱難的環境中，搜集了大量的人證、物證，證明死難者中基本上無一人有當局所謂的暴行。這班年青學生一直以和平理性的手段，爭取改善貪污官倒情況，要求民主自由。這都是合乎憲法及國際人權標準，中共政府以這自樣殘忍的方式奪去他們的生命，且實在是對國家權力的一種濫用，亦粗暴地踐踏人權。無論如何，作為當時的最高負責人，是有義務為此承擔罪責。
在國內的難屬無法循法律途徑途求公義時，一班流亡海外的「六四」受難者，包括前學運領袖王丹、劉剛、熊焱等人，遂向美國聯邦法院提出對李鵬的訴訟，指控李鵬在「六四」中所犯下的反人道罪行，包括：任意處死、任意逮捕、酷刑和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為等。同時，他們亦尋求經濟賠償和制裁。現時法院己受理控訴人的申請，並在處理各方面所提交的資料及証據，為正式的審訊作出準備。不論結果如何，這都是人民實踐人權的體現，以及推動中國落實「依法治國」的重要一步！
（原載於正義和平通訊2001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