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加入世貿看全球化下的不公平貿易 陸德泉
中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專制和新聞審查下，整個爭取入世的談判過程基本上是黑箱作業，令到所有受經濟開放衝擊的公民的表達和影響決策的機會，都被剝奪了。而在整個談判過程中，中國政府不單沒有質疑世貿「自由競爭」的專制世界，相反卻不斷歌頌這些「自由競爭」的經濟效益，試圖以這些侵害勞工和小農權益的全球化競爭來逼迫中國勞工和小農從死中求變。世界貿易組織鼓吹的「自由貿易」原則，遠高於「公平貿易」的原則。其中一個例子是一九九九年歐盟和美國在世界貿易組織爆發的香蕉戰，原本歐盟在關注第三世界的團體壓力下，訂立貿易優惠措施，維護加勒比海香蕉小農生計，以免跨國或本國香蕉大企業吞併。但美國政府為了維護美國香蕉大企業的利益，投訴歐盟設立不公平貿易措施。結果是，美國投訴成立，可向歐盟產品實施懲罰性關稅。
其實在全球農業自由化中，跨國農業企業為了確立在「自由競爭」中的優勢，不斷侵害勞工權益。在國際自由勞聯的報導中，跨國香蕉企業不斷以轉移生產來對莊園所在國施加壓力，迫使洪都拉斯、哥斯達尼加、巴拿馬等國採取敵視和侵害工會權益的活動。
可是，中國政府為了取得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入場票，就不惜犧牲小農的利益。可能，它的眼中只是看見那些發達和發展中國家龐大農業企業的「效率」如何壟斷世界市場，要中國建立多幾個卜蜂和正大集團，去淘汰那些「效率低下」的十億小農。中國一直強調中國的農民已具備承受能力，究竟這十億小農有甚麼承受能力？
一直以來，中國農民面對低廉的農業國家收購價，豐收帶來的低賤市價，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只有跑去城市沿海打工。現今，面對城市經濟調整，下崗失業高漲，各城市政府面臨鉅大的政治和社會壓力，加強控制和清除農民工。農村的「剩餘勞動力」還可以到那裏去？過去，大部分中國農民一般以自家飼養的禽畜和政府鼓吹莊園經濟來彌補低廉的種植收入。可是，在可預見的農業企業化下，農民自家飼養的禽畜和莊園經濟能否「競爭得過那些工業化飼養的禽畜和種植的蔬果，小農的生活會否更貧困化？」
當然，正如中國當政者及知識份子的一廂情願想法，進一步的農業貿易開放正可開發中國農產品的海外市場，正如其他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壓力下，相繼推動農業化來建立各自的「競爭力」。這些產業化措施首先威脅到生產環境，正如印尼每年的森林大火正是大型的農墾企業開拓場地的結果。其次，產業化措施威脅小農及原住民的生計，政府為了方便農墾企業在國際競爭，方便集合土地，不惜破壞傳統的共有土地權，迫遷原住民。最後，農業產業為了壓低生產成本，不惜壓低工資及侵害農業僱工權益，吸納破產或經營困難的小農為外包農戶或臨時工。
這些競爭不單不能擺脫發達國家的控制，發展中國家甚至在激化的競爭中，相互踐踏，以更傷害大自然、損害小農及農業僱工的惡劣條件來先傷己或傷人。大部分發達國家消費的經濟作物，雖在發展中國家生產，但實仍為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控制。例如香蕉和咖啡，雖然由拉美和加勒比海國家生產，但仍由美國的跨國公司控制種子、肥料、種植技術以至收購、加工和銷售。
而積極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了符合其會員資格、為了奪取其他發展中國家所霸佔的勞動力密集商品市場，中國只會不斷削減補貼、降低勞工收入和標準。
全球化進一步讓跨國企業以自由出入、尋求更有「競爭力」的生產地來逃避當地政府的監管。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等又以「維護自由貿易」，「重建金融秩序」，來妄顧當地人民的意願，解除「貿易保障」和「經濟調整」。當其他各國人民尚可透過不同社運團體對這些跨國機構進行批評，中國的人民卻完全在中央政府統一只徑的控制下，不能說一聲不。
在專制的基礎上推進的經改和進入世貿，將傳統計劃經濟下的專制轉向不受制約的公司化和私有化的專制，和世貿「自由競爭」的專制。這些新的危機正挑戰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理念，提出追求更廣泛經濟生活民主化的迫切要求。
（以下文章撮自陸德泉先生「中國經改與參與世貿的專制危機：經濟民主的迫切要求」。陸德泉先生為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