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視野：限制南韓言論自由的《國家安全法》

阮美賢

　　最近在香港引起沸騰輿論的《公安條例》，除了廣為人談論的申請制度、通知期限、罰則和警方權力等問題，當中亦有一條文涉及「國家安全」問題，即是政府可以「國家安全」為理由，限制和拒絕市民舉行遊行集會和發表言論。其實，類似的法例在亞洲各國亦不遑多讓，而且更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政府透過內部安全法或國家安全法、禁止顛覆政權的法例，以及頒佈緊急狀態令，對那些實踐基本公民權利的市民施以重罰嚴刑，並企圖合法化其對異見人士的鎮壓和迫害。

箝制人權的工具

　　為了使這些鎮壓行為合理化，並獲取人民的認同，當權者常指稱亞洲地區有其獨特的管治模式和人權觀，亞洲的民主發展和進程不像西方國家般只強調個人權利、新聞及集會結社自由，而是重視集體權利、國家利益及和諧穩定等傳統儒家價值觀。他們亦指稱政府有必要透過法定權力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而這是國際人權公約所允許的。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正是高舉這觀點的表表者，而我們的特首董建華似乎亦甚認同這看法。

　　然而，事實顯示，「國家安全」已成為一個方便的藉口讓亞洲政府有恃無恐，明目張膽地壓制異見人士和箝制人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從而鞏固其地位和權力。換句話說，任何人的行為舉止甚至生活方式若有別於政府所界定的「正常生活」或「良好市民」，則可能被冠以「顛覆分子」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南韓正是其中一個擁有《國家安全法》的亞洲國家。去年十二月，來自二十個人權組織的成員在零度以下的寒冬下，在明洞天主教總堂舉行絕食行動，要求政府取消《國家安全法》和改善成立不久的人權委員會，使之成為一個有效運作的組織。

人權狀況每況愈下

　　南韓的《國家安全法》已超過五十年歷史，期間用以拘捕的人士不計其數。但自一九九八年二月著名政治良心犯和人權鬥士，亦即現任總統金大中上台後，情況似乎有所改善，因為曾是反對派亦是受害者的他，答允尊重並促進南韓的人權。事實上，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金大中就任六個月後，南韓的人權狀況的確有所改善，如成立了人權委員會、推廣人權教育、釋放超過一百五十名政治犯，以及宣布政治犯毋須被迫改變政治觀點以換取提早釋放的機會。而且，政府亦採取措施容許南韓人民與北韓人民接觸，使分隔兩地的家人得以團契。

　　雖然如此，根據南韓一些人權組織的資料顯示，南韓的人權狀況並非如想像中理想，而且金融風暴以後情況更每況愈下。單在一九九八年二月至八月期間，就有超過一百八十人因《國家安全法》被捕，他們當中有不少是工會領袖，而大部分只是和平地行使言論自由和集會權利。被捕後，他們更被施以不人道對待。

執政黨著意拖延

　　不少南韓人權組織人士相信，一九九九年三月，當南北韓舉行高峰會的時候，正是取消《國家安全法》的黃金機會，但總統金大中似乎無意採取行動，而執政黨更著意拖延，直至南北韓訂定和平條約後才決定是否修改《國家安全法》。然而，待兩韓正式達成官方協議可能要經多年時間，這樣一來，數以千計社運活躍分子的人權可能因此而被剝奪。

　　為此，在去年十一月國會會議結束前，南韓民間組織舉行了一連三天的靜坐抗議行動，提醒並要求執政者盡快完全取消《國家安全法》，或作重大的修改，並改善人權委員會的功能及運作。但對於有關法例草案，執政黨以及反對黨均沒有認真考慮通過。因此在十二月一日起，一眾爭取撤消《國家安全法》的活躍分子再次聚集於明洞大教堂前抗議，而總統金大中就是在眾多靜坐、抗議及請願行動中，起程前往挪威領受諾貝爾和平獎，這可謂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神父的禁食祈禱行動

　　其實在一九九九年九月，來自十二個天主教教區的三十位神父，就曾因要求政府取消《國家安全法》而削髮並舉行禁食祈禱。當中幾位更禁食長達二十二日，最終要送院治療。今年十二月中，另一輪絕食行動將繼續，並要求金大中總統至少取消《國家安全法》中有關讚揚或做出有利於「反國家組織」（anti-state organization）（即北韓）的行為而被定罪的條文，而最高刑罰為七年。

　　南韓人民和天主教徒對抗《國家安全法》已有多年的歷史，他們一直以來鍥而不捨爭取撤消《國家安全法》的行動，實在值得生活在香港的我們深思和反省。我們又會否為捍衛言論空間而付出一份努力呢？

（資料來源：民族發展亞洲中心、國際特赦組織）
（原載於正義和平通訊2001年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