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貧富懸殊問題的回應與未來

　　在亞洲地區中香港是一個現代化程度較高的都市，以人均生產總值計算香港亦在亞洲區內名列前茅，所以表面上貧窮問題並不困擾這個富裕的都市。可是在繁華的背後，香港社會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及財富分配的不均。在九十年代中香港不同學者提出多項有關香港貧窮的研究，其結論及共識是香港的貧窮問題相當嚴重，有超過六十萬人即百分之十至十五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本文第一部分將介紹香港九十年代貧富懸殊惡化的情況，次部分將論述全球化對香港貧窮問題的影響及對未來的展望。

　　香港九十年代的貧富懸殊狀況出現惡化的趨勢。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1997)公布九六年中期人口統計，香港堅尼系數由1971年的0.43，升至1981年0.451及1991年的0.476，到1996年更上升至0.518。這明顯地表明香港的收入分布愈來愈走向不平均(見表一)。表一同時顯示：最低收入之住戶佔所有住戶的總收入之百分比出現下降的現象。1981年全港最低收入之百分之二十住戶取得所有住戶總收入的4.6%，到1986年這比率微升至5.0%，到1991年又下降至4.3%， 1991年至1996年期間，比率更大幅下降至3.7%。由此可見，香港相對貧窮的狀況在八十年代開始惡化，至九十年代初惡化的程度更變本加厲。

表一：1981至1996香港十等份收入組別住戶佔全港住戶總收入的百分比

十等份組別	1981	1986	1991	1996
第一(最低)	1.4	1.6	1.3	1.1
第二	3.2	3.4	3.0	2.6
第三	4.4	4.4	4.0	3.6
第四	5.4	5.4	5.0	4.6
第五	6.5	6.4	6.1	5.7
第六	7.8	7.6	7.4	7.0
第七	9.4	9.1	9.0	8.5
第八	11.5	11.4	11.4	10.6
第九	15.2	15.2	15.5	14.5
第十(最高)	35.2	35.5	37.3	41.8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堅尼系數	0.451	0.453	0.476	0.518

資料來源：統計署　香港人口普查及中期人口普查主要報告（不同期數）

　　九十年代後期，經過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香港的泡沫經濟爆破，香港大量基層及中層勞工面對失業及減薪的影響，貧富懸殊更出現急劇惡化的情況。以第一個五等份組別(註1)的住戶來計，在90年其平均每月收入是$3,450，到97年這組別的平均收入在扣除通脹後實質輕微上升至$3,668，但到99年1-9月份有關平均收入大幅下降至$2,645。換句話來說，香港最貧窮的五分一家庭在九零年至九九年期間，實質收入下降了兩成多(23.3%)，而且下降更集中於九七年之後，由九七年至今收入下降差不多達三成(28.9%)。反觀香港富裕階層的收入則有可觀的增長，以第五個五等份組別的住戶來計，在90年其平均每月收入是$28,850，到97年這組別的平均收入實質大幅上升至$36,397，而在金融風暴後其收入仍有實質增長，到99年1-9月份這組別的平均收入增至$37,115。換句話來說，香港最富裕的五分一家庭在九零年至九九年期間，實質收入上升了超過兩成半(26.1%)，而在九七年之後，收入亦增加了2.0%。可見在九七年金融風暴的打擊集中於低薪低技術的工人，而對行政專業人士只有輕微的影響。

　　上述數據顯示，在九十年代初期香港經濟轉型經已令貧富懸殊惡化，而丸十年代末的經濟衰退使低下階層的收入進一步縮減，貧富懸殊的情況更每況愈下。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見表二)，香港的貧富懸殊程度不單比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嚴重，甚至連發展中國家如中國、馬來西亞、印尼也比不上，對於香港這樣一個富裕的城市，貧富懸殊竟然比亞洲地區以農業人口為主的國家嚴重，可說是令港人蒙羞。

國家或地區	年份	堅尼系數	收入最低兩成住戶佔所有住戶總收入之百分比	收入最高兩成住戶佔所有住戶總收入之百分比
墨西哥	1995	0.537	3.6%	58.2%
香港	1996	0.518	3.7%	56.3%
馬來西亞	1989	0.484	4.6%	53.7%
中國	1995	0.415	5.5%	47.5%
美國	1994	0.401	4.8%	45.2%
印尼	1996	0.365	8.0%	44.9%
澳洲	1989	0.337	7.0%	40.9%
加拿大	1994	0.315	7.5%	39.3%

　　香港相對貧窮的惡化亦可以由收入貧窮率的上升中得到證明。社會保障學會採取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以家庭每月平均收入的一半作為該區的貧窮線的方法(莫泰基與梁成安，1997)，提出以住戶個人平均收入(Household income per capita)少於全港中位數一半(1996年為2,732港元)作為香港的「收入貧窮線」，而計算收入低於這線的人口佔全港人口的百分比則作為「收入貧窮率」。這研究推算出在1996年，全港有1,142,252人低於收入貧窮線，而收入貧窮率則是18.85%，大幅高於1971年的10.65%及1981年的13.82%。該研究再以資產申報百分比為75%作扣減，便得到香港的貧窮率和貧窮人士。結果顯示香港在1996年有85萬的貧窮人士，較五年前的72萬人增長8.5%。而1996年貧窮率是14.14%，大幅高於1971年的7.99%及1981年的10.36%。

　　世界經濟的全球化(globalisation)，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不斷捲入新的國家，以及跨國企業以大量直接外來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帶來資本加速的流動，均促成國際生產體系的一體化，資本大量的遷移無論對已發展國家或第三世界的勞工均造成嚴重的打擊，勞工的邊緣化是造成這些國家貧窮問題的主要原因。

　　Frobel等(1980)認為西方國家的勞工大量失業與邊緣化，是由於生產性資本尤其是勞動力密集的工序由已發展國家遷移往發展中國家的結果。Frobel等(1980)強調這個生產遷移的過程並不單是基於兩地工資的差距，而是資本要重新奪回或重建對勞工的控制。Southall(1988)將「新國際分工」討論的焦點由資本的自由流動轉移至國家的關鍵角色。Southall指出由於資本的國際流動擁有獨裁的權力，令新興工業國中的高壓迫政權紛紛要降低勞工的成本及保證勞工嚴守紀律及靈活適應，用來增強對外資來投資的吸引力。

　　上述轉變國際分工的理論解釋了香港在八十年代出現急速的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sation)。自中國在一九七九年開始經濟開放改革後，香港經濟已逐步與華南地區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經濟連結起來。香港大部分的製造業將生產遷移往中國，利用國內廉價的勞工及租金。

　　自八十年代初開始，香港製造業的生產性工序快速遷移到中國大陸及東南亞，造成大量製造業工人失業，這是導致香港貧窮惡化的主要結構原因。自1986年開始，製造業的工作人口便由九十四萬多人(佔全港工作人口35.8%)持續下跌，到1996年製造業只剩下五十七萬多人(佔全港工作人口18.9%)，十年間製造業共淘汰了三十七萬多人，佔全港工作人口的比例下降了近17%。另一方面，留在香港製造業的生產工序主要以產品設計、產品銷售及財務控制等以文職人員為主的非生產性工序，所以製造業本身亦出現白領化的趨勢。在非工業化及白領化的影響下，受打擊最大的是長期在製造業工作的體力勞工，包括中老年的男性技術及非技術工人，以及女性的操作工，這些工人面臨裁員及關廠的威脅，出現失業、開工不足及提早退休的狀況。這些勞工大多流入低職級、低工資的服務業工種。他們限於工作經驗、年齡和學歷，多數缺乏條件轉當文職工作，很多時候能夠在服務業內找到工作，維持原來收入者，已經是比較幸運的了。不少製造業的藍領工人－尤其是中老年及女性工人－更面對失業的困境。

　　香港的失業率由1991年的18%持續上升至1995年的3.2%，而在1997年10月亞洲金融危機後，香港的失業率更再大幅飊升，在1999年首季失業率高達6.2%。由1991年至1999年首季間，女性的失業率由16%上升至4.6%，而50至59歲年齡組別的失業率亦由1.5%升至7.5%。另外，年青人的失業情況亦愈來愈嚴重，15-19歲年齡組別的失業率亦由8.1%大幅飊升至25.0%。顯示婦女、老人及青年的失業問題特別嚴重。

　　留在製造業工作的工人，情況也不見得怎樣好過。不少製造業工人亦面對「吊鹽水」開工不足的情況，而其實質收入亦出現減少的情況。製造業技工及操作工的實質工資指數由1993年的101.1下降至1997年的96.9，亦即是說製造業工人的收入在1993年至1997年期間追不上通脹，收入實質下降了4.2%，在1997年製造業工人平均日薪只有329元。另外，其他行業的工人的實質工資在93年至95年間亦出現實質下降的情況(註2)。這顯示基層工人的工資出現下降的趨勢，令有工作出貧窮者日漸增加。

　　另一方面，服務業的工資亦出現兩極化的傾向。高技術的專業職位工資增長大幅高於低技術的基層職位。據96年7月恆生經濟月報的報道，在86年至96年這十年間，經理及專業職級的平均收入每年實質增長5%，而工人職級收入的增長率只有1-1.6%，而同期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每年實質增長達5.1%。可見服務業的工資呈兩極化的發展，低薪服務業工人的工資增長緩慢。

　　自八十年代以來，無論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亞洲的新興工業國家，勞工及其運動均面臨「邊緣化」的趨勢。在「非工業化」及大量失業的情況下，資方及政府有是夠權威去推行「經濟轉型」或「轉變生產地」，但這些轉變真正的目的在於打破勞動力市場的剛性，建立一個彈性的經濟。在新右派的思想影響下，各國政府紛紛推行「私營化」或「非公營化」的政策。私營公司亦以「彈性管理」為時尚，只保留少量固定長期的「核心工人」，這些核心工人要有「多種技能」可以擔任不同工作，來增加勞工的「功能彈性」，而在核心的外圍大量聘請兼職、外發、外判、臨時、合約等邊緣勞工，以增加勞工的「數目彈性」(Atkinson1985)。無論是政府或私人機構，新增的職位大多是兼職、臨時或合約的職位。

　　另外，香港很多行業的僱主為了減低及逃避勞工法例的開支，以各種辦法割斷與勞工的僱傭關係。例中製衣廠中的裁床、熨部轉為「承包制」，由工頭或一組工人承包有關業務；洋務業的裁縫，由計件工改為向老聞租日常工作的工作桌，由僱員改為商業伙伴；打金工場的師傅亦因大量工作轉回內地，只餘下部分技術水平要求較高及附加值較高的金飾才在港進行，僱主亦關閉工場，只以外發形式將餘下的工作分配至部分前僱員。簡言而之，資方便是以外發、外判、合約各種不同的形式，將與員工的「僱傭關係」改變成為「商業關係」，來逃避支付勞工法例所規定開支。

　　不單在私營機構，連政府公務員亦出現邊緣化情況。在「私營化」及「非公營化」的策略下，令政府及公共服務改由私營公司，以投標的方式去承辦有關服務，例如房屋署的停車場管理、護衛及小型維修服務等等。由於投標的方式一般是以「價低者得」的方法分配；所以這些承辦商往往要壓迫勞工成本，才能以低價獲得及進行有關服務。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員工的薪酬、福利、工作條件大幅低於以前擔任同樣工作的公務員。由於投標的不穩定，這些承辦商的員工亦以兼職、臨時的員工為主。

　　勞工的邊緣化，令其職位及收入的穩定性大減，另外由於缺乏勞工法例的保障，所以當這些勞工面臨失業，或遭到工傷意外時，便無法獲得應有的補償。對於這些「手停口停」的勞工，其生活立即陷入困境，所以勞工邊緣化亦是造成香港貧窮的結構原因。

　　固顧過去，全球化的經濟格局令香港大部分勞工面對經濟轉型所帶來高失業、低工資、低保障的處境。但政府並無一套完整及適當的勞工政策來協助這些勞工去面對這「曼克頓化」的趨勢。所謂「曼克頓化」是指香港正逐步晉升為一個「世界城市」，成為一個國際級的財經中心。這種發展將帶來新的機會和就業。但其他「世界城市」的經驗顯示，這些新的機會主要集中在財務、貿易及有關的專業活動方面，受惠者大多是高教育水平的專業、經理及行政人員。對一般勞動階層來說，「曼克頓化」的另一面，就是製造業式微，他們被迫轉到低檔的服務業去，成為一批「服務業無產者」，困在低工資和缺乏保障的「次等勞動市場」裏面。展望未來，在港府提倡高新科技為導向，但對低下階層缺乏關懷的條件下，香港社會仍會繼續目前一種二元化「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城市發展格局。

註釋
(1)住戶收入的五等份組別是先將全港家庭住戶根據收入多寡排列，然後分為五個等份，每等份的住戶數目一樣，再進行各等份收入的分析。
(2)政府統計處(1998)香港統計年刊1998。頁26。表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