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份有關亞洲區政治及經濟環境的報告指出，香港在亞洲十二個國家和地區中，經濟發展受干預最少，而香港的經濟政策亦被投資者認為十分有效，排名僅次於新加坡。與此同時，財經雜誌《經濟學人》卻將香港的營商環境由過去的最佳評級調低至第六名，指政治干預的情況增加，如數碼港沒有公開投標、中央及港府排拒外資收購香港電訊、港府參與迪士尼投資計劃、政府抬高地價等，反映港府有偏袒主義、排拒外商和壓抑公平競爭。

香港是否能保持其自由經濟市場體系，相信是政府及商界高度關注的問題，因為直接影響外商在香港的投資；但自由開放的經濟是否能令廣大的勞工階層受惠，相信對工人來得更重要和實際。

無可否認，香港是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系，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香港在貿易與資本的流動，以及知識資訊傳播與科技的轉移方面均加速發展，因而受惠不少。理論上，跨國界商品服務和知識的轉移交流，能使人帶來更多收入和財富效益；而且，通訊科技大大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可見全球化有其正面效果。

然而，事實亦讓我們看到，全球經濟一體化亦帶來貧富兩極化，高失業率、凍薪裁員、削減工資福利等問題困擾廣大勞工階層；一些跨國企業或大機構即使盈利豐厚，但工人的薪金卻低得難以想像。經濟效益顯然未能惠及勞工階層，反映對投資者有效的經濟政策對基層工人未必有利。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勞動節的講道中，正提醒大家，全球經濟及貿易一體化，不應違反人類的基本尊嚴和自由民主。他在對商界和工會領袖的講話中，更直接指出，全球化對人有益或有害，建基於它是否為人服務，及是否以團結互助和民主參與作為發展原則。教宗指出，市場愈全球化，愈需要建立一個團結互助、共負責任的全球文化來平衡它，從而體察弱小者的需要，因為經濟必須與整體社會關係整合，而每個人在社會中都有權利作全面的發展。

經濟體系的運作目的，必須符合人的需要，這些需要包括物質和非物質，如滿足心理和精神需求，使人得到全面的發展。然而，這與自由市場的經濟運作未必相符，因此，單純依賴僱主主動保障工人權益未必足夠，政府有需要介入經濟活動，以維護大眾公益。教宗正是看到愈來愈多人在貿易自由化之下，飽受失業、工資過低和缺乏基本物質資源之苦，因而提出正視工人的工作處境和重新發掘工作的意義和價值。

回顧香港的處境，貧窮境況雖未及第三世界國家般嚴重，而在一片發展資訊科技的喧鬧聲中，大有科技人才供不應求之勢，表面看來經濟充滿生機。但未能掌握資訊科技的中年工人可如何自處？政府可有制定長遠政策協助這批願意自力更新的工人尋求就業機會？而即使有工作的工人，政府又會否立法確保其得到合理的報酬？

政府適度的介入經濟活動，如制定合理報酬、失業保障和設立更多就業機會等，不等於變成權力過於膨脹，而只是如《工作通諭》所言，負起作為「間接僱主」的責任，制定一套公義的勞工政策而已！　

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