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學術自由（中）　陳政成

　　韋伯的學說和學術自由扯上關係，這一點和他追求社會科學事實的嚴謹態度有關。正如他在演講中說，就算在社會科學調查中找出和研究者相左的價值，研究者亦需要如實反映之。這種容忍異見的態度，不妨礙社會調查所得的、切實反映的不同政治價值，不特別受到當時政治氣候或當權者所操控。

　　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有兩方面的責任：第一．研究者有責任指出調查中某些事實如實地反映某類政治價值的內涵，亦所謂價值相關性（value relevance）的問題；第二．研究者對公眾應說明自己對某類政治價值的取捨，使公眾明瞭研究者做該項調查時有甚麼評估性的偏差（bias on evaluative judgment）。

研究結果異於己見　亦應如實反映

　　依據韋伯的觀點來說，學術自由依賴研究者在調查中找出的事實，作出如實的反映，和研究者切實道出調查中評估性的偏差。其實，總覽韋伯的觀點，讀者不難看出韋伯處身多元價值的爭議之間的兼容並包態度。

　　很可惜，二十世紀的政治和歷史往往和韋伯的理想相違。許多政治家為了自己的理念，以把持國家權力消除異見。這邊廂，史太林清除異見的知識分子；那邊廂，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權大肆搜捕共產黨人，著名的馬克思思想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後半生在獄中完成他唯一的巨著《獄中札記》。

　　五四時代的中國，當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以兼包並蓄的精神辦學。在北大校園內，嚴復、胡適講自由主義，陳獨秀講共產主義，王國維講尼采，在學術自由方面無不開了先河。只歎時局動盪，人心披靡，蔡元培輾轉來到香港，而北大的學術自由亦曇花一現。直至毛澤東鼓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當時人口學家馬寅初，力陳毛澤東人口政策之不是，結果是受到政治迫害，而隨著人口政策失敗，導致一九五七至五九年大饑荒。其後文革十年，學術自由被紅衛兵當作西方走資派的思想，一切思想都是以毛主席的說話，奉若神明。飽學之士不像陳寅恪守節而死，就像錢鍾書淡然度過餘生。學術自由在共產政權或者法西斯政權來說，學人所面對的就是死亡的恐嚇，政治的迫害，和思想的桎梏。

（轉載自《公教報》2000年9月10日．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