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學術自由（上）　陳政成

　　香港大學負責民意調查的學者鍾庭耀博士，指摘大學當局受到政府領導層的介入，要就著民意調查工作向他施加壓力，事件令人關注到本地學術自由的課題。本人便要介紹學術自由的本質和發展簡史，並總結歷史的經驗提出捍衛學術自由的觀點。

　　鍾庭耀事件近日所引發的公眾討論，其中一個焦點就是大學能否保障學術自由，不受當權者喜好或意願所左右。這涉及政治領袖和學者之間的互信和尊重：政治領袖批評民意調查和主持民意調查學者其中不善之餘，亦應尊重民意調查本身所反映的政治現實。當然，有些人質疑一個公眾問責性低的政府，如何能善待民意，這是另一個問題，不宜在這文章討論。另一方面，學術自由作為實踐、或者作為一種信念，是學者在尋找知識的過程當中，不受當時社會權貴所左右。

　　「學術自由」泛指大學教職員和研究者以其專業和學識貢獻專長，在教學和研究時，不受學院外、內的制度和人士所箝制和干預，藉此保障學者追尋和探索各種領域的知識。學生則有權選擇自己有興趣的科目，亦不受大學當局干預。學術自由的基調，是為了確保追求學術卓越而建立的，而學者的政治以及種族背景則屬於社會平等機會的範疇。

　　西方對學術自由的概念源於希臘時代。城邦的智者在廣場和聖殿中辯論關於物理、星宿、政治、音樂、倫理、神話等範疇，甚至當時蘇格拉底（Socrates）說了一些妖言惑眾的話，被雅典公民表決處死，至少他們的思辯自由不受箝制。

追求學術卓越　學術自由基調

　　換句話說，學術自由是符合希臘傳統的人民精神。真正的學術自由源於中世紀，羅馬教廷容許某些修道院和經院大學（multiversity）討論正典（canon）和異端（heresy）問題，修士和院士組成所謂「studium generale」有討論異端的專利（ecclesiastical protection and privileges）。

　　當然，這種專利在當時來說很有限，伽利略（Galileo）曾經挑戰羅馬教廷所信奉的「地心說」，最終被終身軟禁。其後德國哈雷（Halle）和哥庭根大學（Gottingen）容許學者享有更高度的學術自由，德國柏林大學並以學術自由作為校訓（德文為Lehr-freiheit），而羅馬教廷對大學事務的干預日漸減少，現代大學的學術自由風氣便從啟蒙時代對自由、理性、科學之申辯瀰漫而來。

　　與此同時，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和霍布斯（Thomas Hobbes）提倡科學自由，其理念挑戰羅馬教廷對各種科學方法探求真理的桎梏。可惜，他們所爭取的學術自由，只局限於科學領域。但最重要的是整個大學制度能培養年青人思考，攝取知識，以自己的判斷明辨是非，從而領略學術自由的重要。正如英國提倡博雅教育的教育家紐曼樞機（Cardinal John Newman）在一八一二年以《論大學》（The Idea of University）為題演講所言：教育是為了下一代，使他們「勝任其職，博學致用」。

博學明辨是非　領略自由可貴

　　很可惜，現代大學的組織正好是箝制學術自由的根源。社會學鼻祖韋伯一九一八年應慕尼克大學之激請，以《知識學統作為志業》為題公開演講，他呼籲有志學術的人士都思考下列問題：「當你喚起你的良知，眼巴巴看平庸的人，一個接一個、一年復一年爬過你的頭，你真否坐以待斃而沒有含莘茹苦的感覺？我現在告訴你，只有少數的人能容忍這種情況。」

　　韋伯所言，正反映當時德國大學面對關卡重重的終身教制，以及學院之間派別和關係，導致年輕學者從事學術需要很大的決心。當時德國的大學教育制度和現今香港相似：教授們的表現看當時上課的學生多寡而論，而年輕學者受到終身僱用老教授的意願所左右，亦所謂一身不能事二主的問題。

（轉載自《公教報》2000年9月3日．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