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運路之鄧燕娥專訪（上）
遊行、示威是工人面對其權益受壓制時所作出的控訴。
她亦吶喊、遊行、示威，要超時工作；不一樣的，是她從未做過「工人」，但卻與工人有莫大的關係，她丈夫是有名的工運人士李卓人，她本人亦是組織工人爭取權益的工會分子。
鄧燕娥是香港職工會聯盟總幹事，問她是否因丈夫的關係參加工運。她說：「一定不是！」
她曾擔任國際性的「公教學生運動」，成為亞洲區三位代表之一；一九八二年加入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當組織幹事；一九九零年，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人促成香港職工會聯盟的成立，她是創會人之一，現在是職工盟總幹事；九八年更獲政府委任為就業小組工作委員。從前未親身感受工人的苦處，她可以撒手不管，現在卻走了十八年的工運路。
問她有否曾想放棄。她說：「我走對了路！」
吶喊
鄧燕娥任職香港職工盟總幹事，行政工作外，還負責組織工人和開辦勞工教育班等。小學五年級時領洗的她形容大專以前是位「普通教友」，是每主日參與彌撒，每天念經祈禱，但不刻意參與堂區活動；為人的權益吶喊，始於大專年代。
她在理工學院修讀行政秘書時，加入天主教同學會和天主教大專聯會，並出任聯會的國際事務秘書。
「天主教大專聯會是一個很注重『信仰反省』的學生組織，主張『信仰，是要生活出來的』，信仰與生活結合，但絕不是個人的事，有信仰的人應該服務社會，幫助有需要的人，讓他們得到公平的對待。」她自此留意香港及鄰國的社會情況，常為爭取學生利益、社會問題而吶喊。
梵蒂岡有一個直屬的國際性「公教學生運動」的組織，全亞太區只有三個聯絡員，泰國、印度各佔一席，剛畢業的鄧燕娥被選中為香港唯一的代表。她的工作對象是學生，負責推廣大專生做信仰反省，走向社會，帶領他們做生活體驗，例如組織學生接觸艇戶、小販等家庭，以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
「我常鼓勵學生接觸這些人，但自己卻只講不做。所以我決定把了解及接觸到的實踐出來。選擇勞工，是因為他們是最受壓迫，最需要幫助的一群。」
一九八二年，鄧燕娥加入了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開始走工運的路，把吶喊的聲音化為行動。
遊行
小時候，鄧燕娥家裏是開棉皮店舖的，畢業後亦未有做過工人。沒有經歷工人階段的遭遇，卻選擇與工人同行十八年，聆聽是與他們同行的橋樑。
「我不是工人出身，參與工運初期會覺得難代入他們的感受。但我擅於聆聽，有耐性聽他們工作及生活上的遭遇，聽得多就開始明白了解，克服先天性的缺憾－自己並非工人階級出身。我教了十八年勞工的教育班，每次對不同工人都有不同的回應，所以我相信講一百次，總有一百種新的啟發。很多工人只理自己的事，不關心他人的工作，沒心聆聽、沒感受，是工人身分重要嗎？肯聆聽才會理解工人的困難及感受，才會是好的工運組織者。」
八十年代的香港，不少工人已意識自己的權益，主動尋求工會的協助，希望成立工會，當時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只有五、六位成員，工作令鄧燕娥分身不暇之餘，還要兼顧家庭，令她感到很大的壓力，但不及殘酷的現實對她的打擊。
八七年，一家啤酒廠的工友計劃成立工會，當時工人面對的問題除工作時間很長和人手不足外，管理層對他們呼呼喝喝，漠視他們的尊嚴。在鄧燕娥的協助下，幾位積極熱心的工友定期聚會，學習工人權益，爭取他們應有的權益。可惜，啤酒廠最後迫令工人辭職，令整個核心小組被瓦解。最令鄧燕娥心酸的，是其中一位核心工人在酒廠服務多年，因此遭解僱，賠償也沒有。自此，工人組織的力量消滅於萌芽狀態。
「這是我失敗個案中的最失敗之作，感到『強權之下無公理』。」這事對她打擊很大，令她毅然放下工作，八八年到英國讀書、休息和紓緩情緒。但這都不能令她放棄，她在英國讀的是勞動社會學，看的是工運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