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D 5213 教育政策社會學
導師：林嘉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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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教學的搖擺不定背後的政治及經濟意義
梁祝君 02007090
母語教學推行，在官方言論中是為了學生的學習效能著想的，但民間聲音郤認為這是忽略了經濟考慮。但母語教學在實施是以政治因素為出發的，而各方的反對聲音則是盲目追求經濟利益，兩者都非以學生的學習效能為出發的。在探討之前，應當說明筆者對教育語言的一些主張。筆者認為於回歸後所實施的母語教學實際上是政治上的討好表現，而「114」的出現則是殖民主義的集體意識延續以及經濟全球化的影響。
所謂母語教學，按教育統籌局局長羅范椒芬於二零零一年二月七日就「中英並行教學模式」發表聲明時說：「特區政府的語文政策是培養年青人掌握兩文三語，即中、英文和普通話。對大部分的香港人而言，母語或第一語言是廣東話，普通話和英語都是第二語言。」（《立法會：教統局局長就「中英並行教學模式」議案致辭全文》）而推行母語教學以來，中文中學所用的教學語言亦是廣東話，故此筆者於此下定論，在特區政府推行母語教學以來，所指的「母語」確為廣東話。
母語教學政策於一九九七年回歸以後短短數月間就匆匆落實，並強迫全港性施行，態度顯得強硬。筆者認為這是一種討好的政策，其實質是在各方面還未有能力作出反擊時便強勢地強制性執行，以收「快刀斬亂麻」的效果。顯出政策的推出是基於政治考慮，並未有充分地諮詢家長學生的感受。有說這是彭定康在撤出時有意布置的一枚政治地雷（東方日報，二零零二年七月四日），但筆者認為這說法過於陰謀論，而且政策是需要經過政府的同意執行才能發生效用的，即其背後亦有一定的理據支持其決定。董建華先生既然接納了「母語教學」，定必認同了「母語教學」的效能。
誠然，母語教學是有一定的效能，有關的研究已多如恆河沙數，筆者不多轉述。但在母語教學政策的推行上，筆者堅信其效能並非主要的決定因素，最關鍵的是政治因素。母語教學縱然有顯著的效能，在推行上亦必須得到相應的支援才能恰當地有所發揮，但在母語教學政策落實時，各方面的配套明顯不足夠。
以下為教育統籌局局長王永平答議員李國寶提問有關部分學校在尋覓優質中文教科書及參考書時遇到困難是否意味著在轉換教學語言時未有給予充裕的時間讓學校作好準備(《立法會十六題：推行教學語言政策已給予充裕時間》)。筆者試將之點列出來並提出一些個人反駁，而其詳則已附於參考列。
王永平答謂自一九八六年起，政府已為採用中文作為教學語言的學校，積極制定支援措施。這些措施包括：
1.
推行中文課本獎勵計劃，以確保中學各科均編有優質的中文教科書，供採用中文為教學語言的學校使用；
2.
在一九八八年製備了一套個別學科的英漢辭彙，作為教師的參考工具；
3.
自一九八八年起，為採用中文作為教學語言的學校，提供額外的設備、教師和撥款；
4.
為可用中文或英語教授的科目，提供中英文教與學的資源和課程輔助教材(包括課程綱要和課程指引)；以及
5.
提供一筆過的補助金，以進一步支援在一九九八至九九學年將教學語言由英語轉為中文的學校。
誠然，可供選擇的中文教科書已顯著增多，但郤忽略了高年級的中文教科書。這是不容忽略的一環，要知道學生在初中階段使用母語學習，就算過程順利，當他們升上高中時郤沒有相應的教科書及參考書可供閱讀，試問學生又怎能更上一層樓呢？我們不能期望學生在三年的母語教學薰陶下，踏入第四年便能以母語教學的基礎去閱讀及理解英文教科書及參考書。
而政府所編訂的學科英漢辭彙只能供教師作教學準備時使用，就算其涵蓋範圍廣泛，而並非以語文教學為編訂目的的一套教具。閱讀時只能將之當作辭典一類的工具應用，若根本的問題不解決，初中與高中之間的教學支援不能有所伸延，其實質就是加重教師的負擔，為學生在求學路上設路障。
而中文中學可得的資助只是一筆過的撥款，其實效用不大，語言是持續學習的，一筆過撥款或許能暫解急困，但其成效遠不如一班準備十足又充滿熱誠的老師。活生生的人的教學，如何去活用教材才是最有保證的。
不論政府或是其他團體，在讚同母語教學的成效時，往往都以外國的研究來作基礎，說明母語教學的確對學生有得益。母語教學的效能的確不容置疑，但就香港的情況看來，似乎是並不一致。這討論上，撇除其他影響教育的因素如「五改三」使學生成績普遍低落，香港學生在使用母語教學時的確較前積極，但在公開考試時的成績，尤其是高考成績郤不比以往好，這是因為港學生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配套支援所致。政府在發出指引時，特別地強調初中應以中文作為教學語言，但高中教學時郤可讓校方自行決定所用語言，而大部分學校都仍選擇以英語教學。其因何在？只因沒有足夠的具水準的中文參考書或教科書所致。反觀外國的母語教學，所用的教材全是以英語編制，兩相配全之下更可將母語教學的成效最大化。而同一情況在香港並未曾出現，故此筆者認為，推行「母語教學」的時候，各方面的配套是絶對不足夠的。而從其落實推行的時間性上判斷，政治主導的主張更為合理。
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先生在上任後即提出了三個新的教育路向，一為放寬英語教學的限制，讓學校自行決定教學語言，二為任內一旦制定教育政策之後就不會反覆，三為加強「道德」與「愛國」教育。這其實揭示了母語教學的不足之處，以致他不得不放寬英語限制，一方面是為達到社會的期望，另一方面亦不得不承認母語教學的推行確是過於匆匆而不合時。第三點則明確地點出了政府的圖謀。再配合上李國章於前透露未來即將以普通話教學為最終目標，其意義亦很明確。香港已是中國的一部分，故此在教育語言上必需一致，以培養國家意識，以加強「我是中國人」的意識。說明白點其實則是想以教育為手段去灌輸「國家」意識。故不論兩文三語這個教學大目標的原意如何，發展至現在，時間已可證明母語教學只是一個政治遊戲裡的一隻棋子。
然而，若這個教學語言的政策落實，官方言論便出現了前後矛盾。在一九九七年所發佈的《中學教學語言指引》內明確指出，母語教學的推行是為了「消除學生的語言障礙，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令學生更容易掌握知識，分析問題，表遠意見，及發展探究精神和敏銳的思考能力。因此，母語是最能啓發學生的認知及學習能力的教學語言。」（《中學教學語言指引》）若在推行五年後便撤換教學語言，便是推倒了上述一列母語教學的效能。令人更質疑政府現時所推行的母語教學，所持的理據是否真的是母語教學的效能。即使普通話教學最終不能成事，但在現階段所提出的言論，至少也能在某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對教學語言的意圖如何。
母語教學政策的施行是要討好中央政府，但由於要獲得更大的認受性，故此又必須堅持奉行「有香港特色的母語教學政策」，出現的是「強調中、英並重」的教學。然而這個並重的大原則輕易地被打破了而變得愈益不平衡，「114」的出現已宣告了並重的不可能，並明確表現了母語教學政策並不能提高大眾對廣東話教學的興趣，反而使他們更一致地認為英語教學高人一等。
其實教育政策的釐定及推行是不能與社會需求脫鈎的。香港學生的家長，以至一般市民，對英語有著莫名的偏好。縱使有調查認為母語教學對學生成績有更大的幫助，過半家長認為子女就讀英文中學對其前途較有保障（《母語教學政策意見調查結果摘要》）。這種心態是承襲了殖民統治的影響，社會已有「英語是精英語言」的意識。這種意識的出現是當時洋人當政，英語為官方語言的歷史有關。作為一個殖民政府，為了方便管治，以顯示其獨特權威性的地位，以英語作為官方語言是必須的。語言在這情況下多了一個政治身份。
另一方面，中國人在傳統上都認為當官乃飛黃騰達、出人頭地的象徵，基於這種傳統思想，香港人得出一個結論是要出人頭地必須有良好的英語基礎。而這種態度已成為了一個集體意識，並被保留下來成為今日家長們為子女選校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實自一九七九年的中文運動以來，中文的合法地位愈來愈受重視，其應用層面亦愈來愈廣泛。現在政府文件亦同時以中文或英文編印，甚至立法會會議內都能自由選擇以粵語或英語提問或作答。各方面都證明了中文的地位愈高，在本土性的語言應用來說，它正趨向於與英語平起平座。但由於長期以來，港人慣於認為英語是精英語言，這種盲目的信仰致使他們忽略了中文的地位正逐漸被提高，亦蒙蔽了他們致使他們忽略了母語教學為學生帶來的學習效能。
縱上述所說，教學語言的改變是有其政治意義的。殖民統治時期的英語主導，所帶來的結果乃是英語程度成為精英指標，而回歸後的情況其實相若。只是殖民的宗主國改變了，香港的宗主變作了中國，故此在政治的立場來說，改以中文（即廣東話）教學是勢在必行的。事實上，自一九九零年起，各方已開始積極地為母語教學鋪路，然而，教學語言的改革牽涉甚廣，要讓公眾都接納中文教學並非這十年間可以做到，回歸後短短數月之間，特區政府在各方面都未有足夠準備的情況下，就宣佈強制性推行母語教學，就其實施的時間來判斷，筆者大膽相信這是由於受到中央的施壓。他的基本思想是希望透過教學語言，以改善長期以來香港學童國家意識不足的現象。通過學生們的日常語言溝通，提醒學生主權誰屬。
然而，母語教學雖然來勢洶洶，但這個教育界的滔天巨浪郤損害了許多既得利益者，故此遭到強烈的反對。固不論校方以校譽為出發點的聲音。家長們的聲音呢？家長的集體意識裡仍遺留著「精英語言」的印象，殖民統治的影響不可忽視。接下來淺析母語教學推行時衍生的「114」，意義何在。
筆者認為在母語教學的大前題下仍堅持以英語教學的一百一十四間學校，其堅持是受到殖民統治的集體意識延續及經濟全球化的影響。殖民統治的集體意識延續，如上所述，正是有關精英語言的「社會共識」。根據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於一九九四年參與的「教育界聯合行動」，與全港中一學生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有「逾二百間中學表示，若大多數中學均同意一齊轉中，而又不會影響收生水平，則會願意轉用母語教學。」這項調查所揭示的，正是校方的心態，他們基本上認同母語教學的成就，但若一牽涉到校方利益，則一致取後者而捨前者。這亦反映了英語的市場價值。當「消費者」一致選取英語時，校方亦不得不因應市場來改變「生產模式」。
而英語這個市場上的「搶手貨」是如何來的呢？除了上述所說的殖民統治後遺影響外，還有的就是香港的經濟發展定位的影響。無可否認，英語是一種有市場價值的語言，良好的英語更是邁向國際化的必要條件。而香港的經濟發展定位「邁向國際化」，聯繫國際金融市場的目標再明白不過。要達到這個目標，便要多與外國接觸，而在接觸的時候，所用的語言並非「全球最多人使用的普通話」，而是國際通用的英語。
即使在教學語言指引內亦標明其釐定背景是考慮到「香港是現代化的國際都市，也是亞洲區的金融、貿易和旅遊中心……良好的英語水平對香港繼續發展和繁榮極為重要。」，而在前瞻部分亦提到期望「母語教學不但可以消除學生的語言障礙、提高教育水平、更有助於貫徹中英兼擅的語文教育策略，維持香港優越的國際地位。」由此可見教學語言的使用並不只關注到學生的得著，而是為了香港整體的利益為考慮前題。
就算是為檢討教學政策成效而設立的教育委員會亦是以非官方人士作主席，但所委任的多是商界人士，由此可見，檢討教育成效的目的是以香港的整體經濟效益做出發點的。縱觀其檢討結果，大多振聲疾呼香港英語水準低落致使他們無人才可用，而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下亦更將這青黃不接的情況加以誇大以作自我安慰，故極力倡議回復英語主導的教學環境。但若是憑著現有勞工的質素來判定香港將來的教育政策，這對教學語言政策本身是不公平的。筆者無意為任何一方辯護，但就客觀而言，母語教學的效能仍是成立的，只差配套教材那麼一點就能發揮其應有的效能。故此這些主席們的說話只是一廂情願的說法，不過單就其言論亦可看出英語的地位有多吃重。
父母都有「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理，既然英語的渴市情況嚴重，要在逆市中突圍而出，似乎非不精擅英語不可，故此便竭盡所能讓子女入讀一百一十四間英文中學，中文中學過往的成績即使如何突出，都只能成為次選。最終得出的結果是英文中學成為了精英中的精英學校，當然，這些能維持以英語教學的學校，其過往成績毫無疑問地標青，它們本身已是精英學校，但政府接納了他們維持英語教學只能制度化了這精英現象。中文中學的收生水準自然受到影響，故此便極力爭取成為英文中學，甚至於推翻母語教學的成效。
由此可以推斷出一個連鎖關係，香港決意投入經濟全球化的大旋渦中，故不停提高英語的地位，英語的市場價值提高之餘影響父母的期望，因此而為子女慎選英文中學，校方為了迎合家長的期望以維持收生水平及維護學校聲譽，不得不爭取以教學語言的自決。最終的結果是「114」被制度化了成為誰與爭峰的精英分子，加上殖民意識籠罩下的各方面期望使制度化的精英學校得到了最大的宣傳效果，以致其他中文中學爭相倣效。而這個「反母語教學」的風潮使教學語言政策受到了極大的衝擊而不得不有所改變。
總括而言，教學語言政策決定的過程中，政治與經濟的考慮往往大於學生本身的得益。筆者認為母語教學的效能是成立的，但當然要加上適當的條件限制，它的推行是有所根據的，不過這些根據都成為了政治牌局的其中一張牌，而忽略了其他因素的配合。而殖民意識的影響甚至是經濟的考慮，都是盲目的，正由於英語的重要性令人們都盲地追求英語教學，而忽略了學生的學習能力。筆者並不否認以英語教學可以增加學生接觸英語的機會，但接觸非等同學習，以第二語言作為媒介傳授知識，其基礎是學生的英語已有一定程度才能成事的，而非在一片英語聲中就能自然學習的。不論是家長或商界人士都忽略了這一點，若他們真正想要得到人才，應該再花心思研究如何提升教學的效能，而非盲目地追求英語教學。事實上，不停的轉換政策只會損害學生的學習，而這正是各方面不想見到的惡果。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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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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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十六題：推行教學語言政策已給予充裕時間》，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199810/14/10141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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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署致力培育年青一代通曉兩文三語》，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199809/04/09041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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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教統局局長就「中英並行教學模式」議案致辭全文》，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102/07/02072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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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章：母語教學唔一定好》，東方日報，2002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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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Linguistic imp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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