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護衛者《張釋之馮唐列傳》讀後                         1997.3

西方法治成熟的國家，乃是奠基於神聖而悠久的傳統，在社會機制的運作中，使各階層都能視法律為理所當然，並納之於生活中應然而必然的一部份。然而在中國，則由於介入了權力與人情的複雜運作，使法的存在籠罩在「公平性受質疑」的一層陰影下。在諸多面向中，位於政治權力頂峰的皇帝，則易因擁天下大權於一身的優越感，加以權力本身對良心的腐蝕性，遂流於不念法理，憑意氣濫用權力的境地，從而上行下效，終至全國上下交相爭利，而無視於法統的延繫。中國法律至今未能札根落實，極大部份實歸咎於此。

在漢初，分別有兩位執法者，或說是中國的法學專家，對這種法理淪落的窘境，以己身生命作賭注，向最高當權者，戰戰兢兢地提出了他們銳利的針砭，期能在以身作則外，進而影響皇帝，從而矯治此弊端。他們二人即是:廷尉張釋之，中郎署長馮唐。分析太史公對他們的描繪，經分析後，發覺他們大致有四點理念值得討論，其實他們所代表的也是當今法律所普遍採納的觀點：

(一)維護法律公正性是神聖的，不能受皇帝情感的影響而飄移不定

在中渭橋一事中，一個心中有法，但無意中觸犯法令的平民，依漢時的律法，應當只需罰金，然而漢文帝基於憤怒，卻想利用本身權力的優越性，判此平民死刑。但一心想維護律法的張釋之，卻公然在太歲頭上動土，用二點理由直接反駁了文帝的想法：

1.『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法律並不『因人而異』，反而是凌駕一切的普遍要求，包括皇帝本身的情感與意志在內。一旦法律可以因某些特權階級而隨意變動的話，則勢必將以連鎖反應的速度，瓦解作為最低限度的天下秩序。故在理性的考量上，皇帝應做出明智決斷。

2. 強調皇帝此一特殊地位所具有的『示範性』。做為全國的精神領袖，不能失信於民，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若本身即不守法理，則不啻給予下層官吏貪贓枉法的自慰藉口，魚肉百姓，『上樑不正，下樑歪』，上行下效，後果不堪設想。

然而張釋之卻說了一句頗堪玩味的話：『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筆者以為這自然是他在邏輯辯證上，為皇帝預留後路之舉。在此意義上所顯示的是當時『人治』色彩的濃厚。關於皇帝權力無邊無界的擴張，甚至是濫用，在當時習以為常，至少社會並不引以為負面的評價。但釋之『廷尉，天下之平』，所代表
一貫而不容許擅變的立場，卻是更值得我們注意討論的現象。

同理，盜宗廟一事也可做如是觀。

(二)不避權貴

在前面提到的案例中，張釋之以心中的真理所欲扭轉的是，與其有一百八十度相反的皇帝的意心，且都是在皇帝怒火中燒的盛怒時刻。一方面顯示出張釋之『有恃無恐』，『堅持真理』的高貴價值觀，與衍生而出大無畏氣度，由文帝每次態度都有陡然轉化視之，顯示其『深明大義』的雅量。不過持平而論，更可能
的是，當時的政治結構中，真正具有治理天下能力與實權的，應該是地位僅次於皇帝的周邊大臣。在一種酬庸關係中，皇帝若失去了這些有才幹大臣的向心力，則己身的統治基礎，勢必將面臨散佈各地諸侯，無論是同姓或異姓，直接挑戰或是顛覆。故而在非常時期，此種態度乃出於利益考量之必然性。故而，太子犯罪一樣無所寬貸。同樣地，馮唐以死進諫，甚至有『羞辱皇上』之嫌，不過也因文帝的包涵，而有一展長才的機會。

(三)執法者公正謙卑，以人存心，絕不殘酷，公報私仇

當具有見地與雅量的文帝死後，由於釋之之前執法嚴謹，與接掌的最高當權者，並無『良好』的關係，即失去了強勢的後盾支持。面臨新任的皇帝可能夾帶報復的，泯滅王法的心態加諸其上時，也不免感到恐慌，畢竟良好的理念在中國同時需要皇帝的全力支持與背書，而今面面臨大環境的無奈，加以性命之憂，釋
之可謂『走投無路』。

值得慶幸的是，王生老人精心策晝的那一場戲，在警急關頭發揮了巧妙的效用，替釋之『釋之』，卸下了心中的那塊大石頭，也是放出真誠的初衷。戲中試圖凸顯：他既能為老者如張良圯橋納履般忍氣吞聲地為此老人穿脫襪，表示其心存仁義，外剛內柔，公私分明，不做意氣之舉，絕無心懷謀詐，藉故教訓太子的意圖。表面上，王生蠻橫，釋之受辱，實則各得其利，收諸大臣皆『賢王生而重張廷尉』的實際成效。

(四)情理法三要素的取捨權衡 

當文帝在慎夫人『慘淒悲懷』的樂音中，心起始皇建曬山陵式的念頭。依法，皇帝本身自有其權力，但釋之卻『以理化情』，理性地分析:執著一些行事上的東西本身其實沒有實質的內涵，言外之意在勸諫文帝應擺脫個人無謂的煩憂，為天下蒼生謀福為優先。即是在『法』之外，加入『情』與『理』的彈性。

同樣地，馮唐列舉皇上所欽羨的名將李牧為實例，藉以點出文帝對待統兵將領，包括當時的名將魏尚，本身所具有的缺失與應採取的態度：『委任而責成功』`，亦即完全放出權力，不須事必躬親。也許皇帝本身具有權力干涉的合法性，但從情理的層面上考量之，應避免與將領間產生緊張的純粹利益關係，甚至是各懷鬼胎。反倒不如用權力實質上的完全信任，與責功重賞的方式，才能做到『帶兵帶心』的兵法鐵律。（筆者案：此段有誤，委任責功本是『法』治根本精神，皇帝的干預是犯了『情』的錯誤，而馮唐的進路則屬於『理』）

以上二例皆在呈現出情理法的相互調和，才能做出最明智也最符合人性的抉擇。

最後為〈張釋之馮唐列傳〉與〈商君列傳〉做一些比較：

(一)二篇都與『法』有關，然而側重的層面不同。商鞅是個創造法律的『變法者』兼『實行者』，堅持絕對嚴格與無所例外的法律執行，來達成所欲的富國強兵理想。而張釋之卻是一個並無制訂法律的『執行者』，不同之處在於:在堅持原則的法理上，引入了切合人性的『情』『理』觀點，使自古以來先聖先賢所一再教訓的『德政』理念得以落實。就這點而言，相對上與商鞅的司法風格形成某種程度的對比。

(二)商鞅因秦孝公寵臣景監之力，才得以見列秦孝公，取得機會逞其滔滔不絕之雄辯奇才，並施展其抱負。同樣地，也是在冒險表態辭官歸隱之意，在千鈞一髮之際，由中郎將袁盎的及時薦舉，才有得文帝賞識重用的機昏會。這無疑是個弔詭而有趣的現象，顯示好的理念要獲得重用至少需要兩個條件：

1.帝王是否具有接受理念的雅量與強大的企圖心。
2.由冥冥未可知的機率性力量來決定是否有詖引見或是被拔推的管道。

畢竟在一個『人治』傳統的社會中，有其先天性難以突破的限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