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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萬曆十五年》，食貨出版社，1994 Ray Huang,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1981, Yale Uni. |
●第一章 萬歷皇帝 ☉按本朝的傳統原則，為了保持政局的穩定，如果沒有特殊事故，大學士決不輕易撤調，所以上述情況是必須盡量加以避免的。一個精明的皇帝能夠做到讓大學士的票擬永遠體現自己的意圖而不發生爭執，這種微妙的關繫又少不了秉筆太監的從中協調。 ☉過去按照張居正的指示而嚴格辦理丈量的地方官，已一機被指斥為佞臣；沒有徹底執行丈量的地方官，卻被田主頌揚為真正的民之父母。反張的運動由此揭開了序幕。 ☉元輔張居正死後被清算，大伴馮保被驅逐出京，皇帝至此已經實際掌握了政府的大權。但是不久以後，他就會發覺他擺脫了張、馮之後所得到的自主之權仍然受到種種約束，即使貴為天子，也不過是一種制度所需要產物。他逐漸明白，倒掉張居正，真正的受益者並不是他自己。在倒張的人物中可以分為兩類。一類人物強硬而堅決，同時又頑固而拘泥。張居正的案件一經結束，他們立即把攻擊的目標轉向皇帝。在勸諫的名義下，他們批評皇帝奢侈懶惰，個人享樂至上，寵愛德妃鄭氏而冷落恭妃王氏，如此等等。總而言之，他們要把他強迫納入他們所設置的規範，而不讓他的個性自由發展。另一類人物則干脆是為了爭權奪利。他們利用道德上的辭藻作為裝飾，聲稱隻有他們纔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及力量來暴露張馮集團的本質。而張馮被劾之後在朝廷上空出來的大批職務，他們就當仁不讓，安排親友。 ●第二章 首輔申時行 ☉無數次的磕頭加強了皇帝神聖不可侵犯的意義；而他親自主持各種禮儀，更表明他也同樣受上天的節制，即受傳統的道德所節制。 ☉全國1100多個縣，其中萬別千差，又何能由朝廷訓令，使得多個縣個個個做事符合機宜？所以說來說去，施政的要訣，仍不外以抽像的方針為主，以道德為一切事業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務是促進文官之間的互相信賴與和諧。此亦即鼓舞土氣，發揮精神上的力量。 ☉張居正的做法和政府一貫所標榜的仁厚精神相背，卻也是事實，同時也和平素利用鄉村看老級外所行“間接管制”的形式不符。這種間接管制雖然行政效率極低，實際上卻為事勢所需，它在成萬成千農民之間解決了官方鞭長莫及的難題。 ☉張居正還有一個錯誤，則是他忽視了文官集團的雙重性格。固然有很多官僚憑借特權，引用私人，扶植地主和高利貸者的利益。但是“四書”所揭案的、為文官集團所標榜的宗旨，也並不全是口頭禪。如導之以誠意，一些有責任感的年輕人如鄒元標輩，又真能不顧一己安危榮辱，為仁民愛物的宗旨拼命。這種自我犧牲的精神，能在存亡於膚發之間擊退北方遊牧民族的內犯，也能在萬苦千辛中修復黃河的決堤。 ☉為什麼張居正這樣令人痛恨？原因在於他把所有的文官擺在他個人的嚴格監視之下，並且憑個人的標準加以升遷或貶黜，因此嚴重地威脅了他們的安全感。這些官員之間關繫復雜，各有他們的後合老板以及提撥的後進。他們又無一不有千絲萬縷的家族與社會關繫，因之得罪了一個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國。這正如他同年王世貞所說，張居正一套偏激的辦、法，是和全國的讀書人作對。 ●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 ☉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長期的消極怠工，萬歷皇帝在歷史上是一個空前絕後的例子。其動機是出於一種報復的意念，因為他的文官不容許他康長立幼，以皇三子常抱代替是長子常洛為太子。這一願望不能實現，遂使他心愛的女人鄭貴妃為之慢郁寡歡。另外一個原因，則是他在張居正事件以後，他明白了別人也和他一樣，一身而具有“陰”、“陽”的兩重性。有“陽則有“陰”，既有道德倫理，就有私心貪欲。這種“陰”也決非人世間的力量所能加以消滅的。於是，他既不強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張，也不反對臣僚的意見，而是對這一切漠然置之。他的這種消極怠工自然沒有公然以聖旨的形式宣布，但在別人看來則已洞若觀火。 ☉針對文官的雙重性格，需要給予物質上的報酬使他們樂於效勞，也要動員他們的精神力量，使他們根據倫理道德的觀念盡忠國事。這兩項目標的出發點已有分歧，而皇帝能用來達到目標的手段也極為有限，概言之，不出於人事的升降和禮儀的舉行。而萬歷皇帝的所作所為，正與此背道而馳。他有意地與文官不合作，不補官的做法等於革除了最高名位。他們鞠躬盡瘁，理應得到物質上的酬報，升官發財、光宗耀祖，此時都成泡影。使他們的畢生心力付之東流。 ☉開國之君主創建了本朝，同時也設立了作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卻早已成熟，他們所需要的隻是一個個性平淡的君主作為天命的代表，其任務就是在他們的爭端無法解決時作出強制性的仲裁。他們要求這位守成之主與日常的生活隔絕，在仲裁爭端中不挾帶個人的嗜好和偏愛以引起更多的糾紛。 ☉身為天子的萬歷，在另一種意義上講，他不過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權力大多帶有被動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歡的官員革職查辦，但是很難升遷撥搖他所喜歡的官員，以致沒有一個人足以成為他的心腹。他對大臣們的奏折作出決斷，可以超出法律的規定，但是他沒有制訂法律的力量 ●第四章 活著的祖宗 ☉在本朝歷史上，萬歷皇帝不能算是過分地運用廠衛鉗制臣燎的君主。然則對百官來說，特務機構總是無形的枷鎖；政治上的迫害先不說，即使“家中米鹽瑣事，官中或傳為笑誰”，巴山也大大地損害了他們的自尊心。他們早想動手制裁廠衛而苦於沒有找到恰當的機會。 ●第六章 戚繼光––孤獨的將領 ☉觀念上的南轅北轍，使文官不僅在精神上對武官加以輕視，而且在實際作戰中，他們也常常對高級將領提出無理的指責。如果將領當機立斷，指揮部隊迅速投入戰鬥，那是貪功輕進，好勇嗜殺；要是他們暫時按兵不動，等待有利的戰機，那又是畏總不前，玩敵養寇。兵士抄掠百姓，該管的長官自然要受到處分，然而事情的背景卻常常是軍切積欠過久。軍切由文官控制，然而一旦發生事故，他們卻可以毫不承擔責任而由將領們代人受過。 ☉用這種方法培養出來的高級將領，幾乎很少有人具備運籌帷幄的謀略。其實這也正是文官集團所預期的目的。....這種軍事體制的設計，顯而易見，其重點不在於對付敵國的全面入侵，同時也不打算全面進攻敵國。發生在1449年號稱“土木之變”的戰役，正統皇帝為瓦刺所俘虜，已經暴露了軍事體制中致命的弱點。然而這樣震驚全國的事件仍然沒有能夠引起應有的重視與改革。武備繼續廢弛，軍事組織不斷衰退。 ☉戚繼光的募兵原則是隻收農民而不收城市居民。他認為來自市井的人都屬於狡猾無賴之徒。這種觀點，雖然有它的片面性，但投諸實際，在城市中有固定職業的人是極少自願從軍的。 ●第七章 李蟄––自相衝突的哲學家 ☉他的各式各樣的著作，無非異途同歸，其著眼在把讀書人的私人利益與公眾的道德相融合。.....「以此而觀，所講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講，算與言顧行、行顧言何異乎？以是謂孔聖之訓可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說是事，作生意者便說生意，力田者便說力田，鑿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聽之忘厭倦怠。」 ☉在若干場合，他一方面自我批評，一方面又自我憐惜。在給侍郎周思敬的信裡，他說：“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禍。然而禍來又不即來，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嘆塵世苦海之難逃也。可如何！’丁目在這種語調中看不出絲毫自我犧牲的意味，也就是說，寫信的人並沒有能以燃犀燭照的銳利眼光看透社會的病弊，立下“與汝偕亡”的決心。 ☉李蟄的難言之隱在於他強烈地抨擊了這些人物以後，他還是不得不依賴這些被抨擊者的接濟而生活。 ☉一個人讀書中舉而後成為官員，如果認識到他的成功和幾代祖先息息相關，他就不能對他家族中其他成員的福利完全漠視。何況這種關心和幫助也不會全是無償的支付，因為沒有人能夠預測自己的子孫在今後不受他們的提攜。這種經濟上的利害關繫被抽像而升華為道德。 ☉李蟄在1587年對這種攻擊作出答辯。除了關於寡婦的事件以外，他對自己的不拘形跡毫不掩飾。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就地打滾”的評論。他說，他從來沒有聽到過這一故事，如果真有這件事，隻能證明顏山農確實參透了“良知真趣”。他又說：“世間打滾人何限？日夜無休時。大庭廣眾之中，漁事權貴人以保一日之榮；暗室屋漏之內，為奴顏婢膝事以幸一時之寵。無人不滾，無時不然，無一刻不打滾。”當一個人真能領悟到打滾的真趣，則另有境界，此即“當打滾時，內不見已，外不見人，無美於中，無丑於外，不背而身不獲，行庭而人不見，內外兩忘，身心如一。難矣，難矣！”他認為耿定向的恥笑無損於顏山農，“即千笑萬笑、百年笑千年笑，山農不理也。何也？佛法原不為庸眾說也，原不為不可語上者說也，原不以恐人笑不敢說而止也”。以上一段公案，可以看作當時心學派反對理學派的一個事例。 ☉李蟄又有他的另一面。當他說到“穿衣喫飯即是人倫物理”，他又站到了王良這一邊。王良是泰州學派的創始人，也是王陽明的信徒。.....在第三位姓王的影響之下，李蟄重視物質，也重視功利。他仍然不斷地提到“心”，但是這已經不是就地打滾、無美於中無丑於外的心，而是考慮到日常需要的心。因為自己有所需要，就誰知別人也有同樣的需要，這就是孟子所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在這些場合中，他的思想已經脫離了形而上學的掛礙，而是以日用常識作為基礎。這種態度在他評論歷史時尤為明顯。 ☉這種舍小節而顧大局的做法被視為正當，其前提是以公眾的利益為歸依，而在倫理上的解釋則是公眾道德不同於私人道德，目的純正則不妨手段不純。李蟄在這些方面的看法，和歐洲哲學家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極其相似。 ☉兩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過去曾經是領導和改造社會的力量，至此已成為限制創造的牢籠。在道德的旗旗下，拘謹和雷同被視為高尚的教養，虛偽和欺詐成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無怪乎李蟄要慨乎言之：“其流弊至於今日，陽為道學，陰為富貴！” ☉儒家的仁，類似於憲法的理論基礎。全國的讀書人相信性善，則他們首先就應該抑制個人的欲望，不去強調個人的權利。擴而大之，他們一旦位列封疆或者職居顯要，也就不能強調本地區、本部門的特權。例如東南各省本來可以由海外貿易而獲大利，但由於顧全大體，沒有堅持這種特別的經濟利益，就得以保持全國政治的均衡。在這種以公眾利益為前提的條件下，政府中樞纔有可能統一管理全國，而無須考慮各地區、各部門以及各個人的特殊需要。這是一種籠統的辦法，也是一種技術上簡陋和沒有出息的辦法。 ☉他把浩然比為觀世音，並把和這幾位女士談論佛學的文稿刊刻，題為《觀音問》。他還有一首題“繡佛精舍”的詩：“聞說情然此日生，據然此日卻為僧。僧寶世間猶時有，佛寶今春繡佛燈。可笑成男月上女，大驚小怪稱奇事。陡然不見舍利佛，男身衰隱知誰是？我勸世人莫很清，繡佛精會是天臺。天欲散花愁汝著，龍女成佛今又來！” ☉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1587年，是為萬歷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盲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因此我們的故事隻好在這裡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歷丁亥年的年鋻，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1998.8.25 立人祕密書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