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　學　說　需　求　》

第三章、第七節：經濟學的範疇

經濟學既然不可以判斷什麼是好是壞，那麼其範疇是包括些什麼呢？答案是，經濟學的範疇包括三部分。

第一，在知道有關的局限條件（constraints）或遊戲規則（這就是產權制度或人與人之間的權利劃分）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推斷所用的競爭準則是什麼。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處理上往往不容易，但高手若願意付出代價，他總有辦法做得到。說起來，這是實證經濟學上最容易分辨高手與低手的地方。

世事如棋局局新，局限條件千變萬化，任何分析都不可能包羅萬有。有關的而重要的局限條件是要抽選出來而使之簡化的。但什麼算是「有關」，什麼算是「重要」，分析者卻不能妄作判斷，隨意取捨，因為這樣做，分析者就可以隨意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結論了。換言之，局限條件的取捨，是要有約束的，而這約束需要一個理論。這個比較深入的有關方法論的問題，我會在分析價格管制時詳述的。

第二——這是經濟學最容易的一部分了——是有了競爭的準則，經濟學可以推斷人的行為會怎樣，資源的使用會怎樣，財富或收入的分配會怎樣。上文說過，準則的不同會導致行為的不同，而勝負的人（收入的分配）也會跟不同的。上文所說房屋分配及排隊購物等例子，就屬於這一部分。

事實上，撇開近三十多年來的發展不談，有二百多年歷史的西方經濟學，可取的（非價值觀而又有解釋能力的）都是這一部分。那所謂收入分配（income distribution）與資源使用（resource allocation或resource use）這兩大項目的劃分，是經濟學的傳統。就是在今天，經濟學的教科書還是這樣處理的。

但在傳統的經濟學上，關於收入分配與資源使用的分析，大都是基於自由市場以市價定勝負的準則。這準則只能在私有產權的制度下出現。換言之，傳統的經濟分析，雖然可解釋收入的分配與人類的行為，但其範圍很狹窄。私有產權所約束的遊戲規則，只不過是千變萬化的規則中的一部分。假若我們熟讀一般經濟學教科書，不管是怎樣高程度的，我們能以之解釋世事方面的，範圍極小。墨守成規地學經濟，將課本唸得滾瓜爛熟，並不一定稍知門徑，登堂入室更談不上了。科學要活學活用，經濟學更是如此。

傳統的經濟學分析大都是以市價為準則，很狹窄，但這並非是說不同的競爭準則，經濟分析就無能為力。正相反，近三十多年來，那所謂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不斷地以基本的經濟學原理，擴展到五花八門的準則上。不同的競爭準則當然會有不同的效果，但卻可用同樣的理論基礎來處理。只要我們能肯定地指出競爭的準則是什麼，推斷收入分配與資源使用的行為並不困難。那是說，一旦弄清楚有關的遊戲規則（局限條件），斷定了競爭的準則是什麼，一個高手花不上幾天的工夫就可以將競爭的行為推斷，而其準確性甚高。

經濟學範疇的第三部分，是最困難的了。那就是，要解釋遊戲規則是怎樣形成的。為什麼世界上有共產制度？為什麼香港有租務管制？又因為遊戲規則與競爭準則有直接的關係，所以這部分也就要解釋競爭準則是怎樣決定的。為什麼香港大學教師的居住單位要以分數配給？為什麼共產中國要論資排輩？

不同的產權制度是怎樣形成的？法律為什麼因時因地而變？香港的立法程序為什麼與台灣的不同？什麼是國家？為什麼要有國家？為什麼有些國家有憲法，另一些沒有？為什麼中國大陸要搞統戰？這些都是深奧的問題。

但很奇怪，有時經濟學者認為是高深莫測的經濟問題，不懂經濟學的卻會認為是淺顯之極。他們喜歡在這些問題上滔滔不絕地大發議論，過癮之至，但他們的「解釋」與科學無關。若問香港的立法會議員：為什麼某法例被通過了？他們總不免雄辯地議論一番。但假若我們細心地分析一下他們的「理論」，我們通常只得出四個結果：（一）他們所說的是特殊理論（adhoc theory），毫無一般性的解釋能力；（二）他們說的是套套邏輯（tautology），完全沒有內容；（三）他們說的是他們自己的價值觀（value judgement），與科學無關；（四）他們說的是謬論（nonsense）。

海耶克（F.Hayek）曾經花了不少時間解釋這經濟學範疇內的第三部分的問題，沒有什麼大收穫。近二十年來，政制理論（Theory of the State）漸成為經濟的一門熱門學問，參與的高手如雲，包括布格南（J.Buchanan）、史德拉（G.Stigler）、貝加（G.Becker）、德塞姆茨（H.Demsetz）等人，但都沒有重大的收穫。當然，他們其他的研究，收穫是多而重要的。我自己曾在《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那小書內創立了一個政制理論，自覺滿意，但重視這理論的就只有高斯一人！雖然這理論準確地推測了中國的體制轉變，但可靠的驗證，還需更長的時間。

《經濟解釋》應該是我認真地寫的最後一本經濟學的書了。關於制度或政制的形成這個湛深的問題——上文所說的經濟學範疇的第三部分——若要有大收穫，我認為必須從合約的選擇那方面做起。這是關於交易費用與合約的關係、公司的本質、組織的結構等問題了。這些應該可以擴展到國家、制度那方面去——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九八一年我走這條路，以理論準確地推測了中國的制度轉變。雖然只這一次，不夠說服力，但還是比所有的行家多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