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瘟疫、戰爭蔓延時〕：瘟神

 

當市民問醫生，究竟非典型肺炎如何在淘大花園傳播，空氣？飛沫？還是尚有其他方式？醫生的回答令我震驚：任何方式都有可能，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在這個瘟疫時期。

 

我們原來遇著瘟神。

 

我想起蒲松齡生活在清初的山東，那是一個盜賊四起的時空：死亡、禍亂、瘟疫、地震、飢荒、流離，難怪有《聊齋誌異》，難怪他筆下的世界有各種鬼怪在蠢蠢欲動，荒野之地、偏僻小鎮都有著既熟識又陌生的詭異氣氛。

 

今天的華南當然不是清初的山東，我們是滿懷雄心壯志的現代都會。現代性（modernity）正如韋伯所言，為我們破除迷信，解除一切魅惑（disenchantment），科技自信戰勝了神話，科層架構築起現代生活的堡壘，啟蒙運動的持續、光明、有秩序的社會正在冒現，讓我們到達體現自由之地。

 

魅惑卻不知為何沒有離去，正纏繞理性象徵之地：醫院、學校、現代家居，遍佈世界角落的現代生活用具蘊藏著潛藏的病毒，系統化的排污系統可能是罪魁禍首，巴士、地鐵、火車成為高危地帶，我們感到身邊環境越來越可怕，當然，不再是鬼魂，卻是沒有人形特點的病毒。

 

也許，我們害怕的，是瘟神對我們理性秩序的侵害，現代的我們要向瘟神宣戰。

 

華南一帶在明清時瘟疫相當多，當時沒有西方醫學，除了傳統醫葯之外，民間宗教成為一種對付「瘟神」的方式，但「瘟神」卻經常是個多義矛盾的身份，它既帶來疾病，令人心痛惡絕，但民眾卻並不群起而攻，而是要敬而遠之，把瘟神請走，例如有人建廟敬拜，有人以紙船載著瘟神放在河道上讓它飄走。

 

似乎只有現代人才膽敢與瘟神大決戰，因為我們覺得自己永遠是正義超人，瘟疫是必敗的怪獸。

 

迷信的民眾總覺得自己觸犯了鬼神，才招致瘟疫，那我們有否想過，我們理性的制度、空間、生活又觸犯了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