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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政權是造成農民負擔的關鍵－－評《我向總理說實話》 《明報》2002.5.4.論壇版 去年暑假到某山區農村走了一趟，看到縣城金碧輝煌的政府辦公大樓，不禁有點納悶，那裡是中國貧困縣之一，雖說不上最窮，但農村住的簡陋房舍實在與玻璃幕牆大樓差太遠了，錢從哪裡來？看了《我向總理說實話》後，我大概可以猜到答案。 作者李昌平是一位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的黨委書記，他上書朱鎔基，力陳農民稅費負擔過重，不少農民棄田出走，並指基層幹部的腐敗與機構過度膨脹，結果惹來全國沸騰，經過中央電視台等媒體報導，他曾成為《南方周末》二千年風雲人物，「三農問題」（農村、農民、農業）頓成全國爭議。 李昌平除了建議針對基層政府進行精簡與改革外，還提出「給予農民國民待遇」，改變農民的作為二等公民的身份；城市居民只需交一定比例的所得稅，但農民不管歉收還是豐收，不管有多少現金收入，都要交大量的稅費、人頭稅與農村學校的攤派；而農民即使進城打工，還是無法擺脫沉重的農村稅費；再者，他們在城裡作為流動人口，還受到各種不合理的對待，包括要付錢領取各種身份證明，以及受公安機關的暴力對待。 農民作為全國人民大多數，要真正成為國民竟是這麼難的事，正如朱鎔基在今年的工作報告上說，農民收入增加是他最頭痛的事，頭痛的地方不在於農民生產力低，而在於如何改革龐大的幹部編制，學者溫鐵軍等人曾提議，乾脆取消農民的稅收，縣以下政府財政改由中央撥給，因為全國農業稅只有約四百億左右，而中央去年增加的財政收入便有兩千四百億，可是地方政府強烈反對。 反對的原因很簡單，中國經過八十及九十年代兩次稅制改革後，農業稅成為不少地方政府賴以生存及膨脹的重要養份，根據李昌平的估計，幹部編制從1982至今增加了10倍，隱性失業的壓力使有點關係的人都擠進政府部門，農民負擔日重，鄉及村政府仍負債累累，養活了大批高利貸，部份自利幹部更以此來謀私。李昌平要對抗的是整個龐大的官僚組織，他最後被迫離職是早已預料的事。 如果我們把這些中國特有的問題，放在第三世界農村社會考察，可以發現，中國雖然沒有大型的地主及跨國企業對小農剝削，但是，龐大的官僚幹部卻取代了剝削者的角色，中央政府與傳統中國政權一樣，依賴地方幹部保持農村社會穩定，推動政策，因此對無法對地方幹部大刀闊斧，只能小修小補。 李昌平大膽提出讓農民組織農會，在黨支部及政府系統以外，成為第三種力量，實現村自治的目標，這是一次從基層民生發出的體制改革的呼聲，希望這個媒體熱點真的可以發展成推動基層社會改革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