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城中本地旅行團突然非常興旺，中間道堆滿了旅行巴士與人潮。旅行社由於受到疫症影響，跨境旅行團大大減少，故大力催谷本地旅遊，而政府官員也到處為本地團宣傳，因為很多人認為，這是振興本地經濟的妙法。

香港人慣常的想法是如何增加需求，我們假設，只要多一點消費，經濟便會好一點，而每個人便會得益，是否真的如此簡單？

旅遊跟其他消費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其文化象徵成份非常高，而且，消費者在文化意義的界定上沒有很大的權力，相反，政府宣傳、旅行社、旅遊設施公司、社區人士、教育機構等，都是強而有力的建構者與操縱者，它們都是文化旅遊的中介者（mediator），引導旅遊者的目光（tourist gaze），例如鯉魚門被塑造成吃海鮮的地方，受人注意的不會是別具特色的寮屋，或其特色海旁，甚至背後的魔鬼山也乏人問津，因此，旅客對鯉魚門這個地方的文化想像是不經不覺被精心營造的。

《文化旅遊與旅遊文化：哥本哈根與新加坡的中介經驗工業》（Ooi Can-Seng著，2002年）一書，便明確指出，旅客消費「文化」的經驗，受著哥本哈根與新加坡兩地政府與其他機構不同的中介（mediation），形成不同的城市「文化」，參與其中的團體也不同，旅遊的得益者也不一樣，例如，在新加坡的旅遊業中，國家機關、大型旅行社與其他企業形成聯盟，推動旅行團式的旅程，推銷多元族群與文化印象，而哥本哈根的政府與私人企業各自分工，強調自主感受城市的魅力，因此較多小商戶能參與其中。

不同的中介方式，會形成與反映不同的政治關係，以及經濟利益分配方式，而以旅行團主導的文化旅遊，常排斥較弱勢社群，例如，旅行社傾向帶遊客到黃金海岸，而不會是同屬屯門區的青山禪院。本地遊的興起，刺激起我們思考如何突破大型旅行社與大財團－政府形成的壟斷，只有發展社區自我組織的另類旅遊，才能使基層社區得益與增強實力。